牛荫冠生平及革命经历（七）

　　牛荫冠为牺盟会题词

商业战线的三十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期望能通过具体措施扭转和改变由于 “大跃进”所造成我国在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失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1962年，牛荫冠调任商业部副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商业部机关工作得到了有效改进和优化。1975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和商业部分开，牛荫冠先后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常务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新的岗位上，他依然兢兢业业，作出了新的贡献。即便是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继续搞调研和著书。1992年在北京逝世。

商业战线任部长 发展商贸有功劳

　　1962年8月，牛荫冠从沈阳调回北京，任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五交化工业品业务和有关司局、公司的工作。不久，商业部长兼党组书记姚依林、副部长王磊被抽调去搞“四清”工作，主管财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定由牛荫冠主持商业部和党组的全面工作。

　　牛荫冠在主持商业部工作期间，曾多次带领工作组深入有关省市特别是边境地区，考察和解决改善企业管理以及民族贸易、战备物资储备供应等问题，并对商业工作如何加强为农业生产服务、解决吃穿问题，如何保障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争取财政经济恢复与发展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流通，繁荣经济，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商业部门的建设。在牛荫冠的主持下，商业部机关工作的改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牛荫冠遭受冲击，长时间离开领导工作岗位。1973年2月，牛荫冠从东北回到北京，开始工作。

供销社和商业部分开 副主任职位上立新功

　　1975年初，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决定全国供销合作社和商业部分开，陈国栋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牛荫冠为常务副主任、党组副组长。牛荫冠分管总社办公厅、计划局、科技局、基建局的工作。根据中央决定和邓小平的指示，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南北两片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做出三项重大决策：不能随意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在大力促进粮棉生产的同时，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缩小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不能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三项决策的贯彻落实，对恢复农村经济，活跃农村市场，搞活流通，增加粮棉生产，支援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恢复之初，各项工作十分繁忙。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要把供销社恢复起来，替农民说话”的重要指示和邓小平“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牛荫冠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比如：“要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产品的收购上，应采取既保证工业、出口和城市的正常需要，考虑国民经济全局，又要给农民一定的产品支配权，照顾农民的利益。要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活动，把农业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牛荫冠还提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将会提高。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的经济组织，要千方百计为农民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保证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接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一职 恢复农村供销社集体身份

　　1976年，牛荫冠提出要抓好商品基地建设，制定发展规划。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7个科研机构，为供销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要用很大精力抓好供销合作系统的科技工作。1979年4月，陈国栋调上海市委工作，牛荫冠接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这时，农村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随着农副产品价格和收购政策的逐步改革，供销合作社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新问题。牛荫冠及时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980年6月，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农村供销合作事业却表现出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状况，牛荫冠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认为供销合作社原来就是农民群众集资开办的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因而不可能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只有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才能真正做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才能实行民主管理，才能使供销合作社业务同农民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牛荫冠与总社党组副书记程宏毅联名给国务院写信，提出把供销合作社办成民间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恢复集体所有制，认为这样做对搞活农村经济、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都有好处。牛荫冠对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

　　赵辉在牺盟会山西省妇联筹委会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著书研究笔耕不辍

　　1982年中央决定商业系统机关合并时，牛荫冠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3年9月，牛荫冠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同年12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任财经委员会委员和商业外贸小组委员会主席。1987年12月，继续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牛荫冠在担任上述职务的8年中，经常参与国内外大事的讨论与决策，还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到外地参加会议，以及深入基层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83年，他写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文章，在《调查研究》杂志发表。1986年，他又写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迫切需要建立供销社为依托的服务体系》，发表在《合作经济》杂志上。

　　牛荫冠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前后，还参加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编指导组”和“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的工作，经常出席有关会议，并审阅了大量文稿。他还发表了数万字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一文。1986年纪念牺盟会成立50周年时，他写了《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一文，发表在《山西党史通讯》上。1992年5月16日16时30分，牛荫冠在北京医院逝世。薄一波闻讯后立即写信给赵辉，对牛荫冠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5月27 日，姚依林、薄一波、华国锋、李立功等300余人到北京医院向牛荫冠遗体告别。李先念、王震、姚依林、薄一波、华国锋、康世恩、罗贵波等人送了花圈。牛荫冠的一生，走的是一条奋斗不息的人生道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而他也是众多晋绥优秀儿女中的代表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一个富家子弟、文弱书生逐渐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士，是在爱国主义这面神圣而伟大的旗帜下锻炼而成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而这一点也是晋绥人民所具备的优秀品质，对此，我们引以为豪。从牛荫冠这一代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的这种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必将激励我们为实现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