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宾：《抗战日报抗战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赵石宾负责创办的《抗战日报》

　　赵石宾是晋西北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党的优秀宣传干部和坚强的文艺战士。他虽然盛年早逝，却深为新闻、文化界和党政干部所敬重。晋西北行政公署在他逝世后的褒扬令中称赞他“参与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十有余年，以其坚强勇敢之气魄，沉毅苦干之精神，精辟之思想与丰富之学识，为国家民族而战斗，艰苦不渝，功绩共见。”

　　赵石宾原名赵荣国，山西榆次东阳镇人。外表看上去文弱的他，生性正直倔强，政治嗅觉敏锐，从小就热切地憧憬着有一个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1936年秋冬，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成立，山西抗日救亡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卢沟桥事变”后，八路军一批接一批经太原开赴前线，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赵石宾多次在火车站迎送抗日将士。看着前去抗日的将士，赵石宾多次向党请缨，愿作随军记者开赴前线。然而，牺盟总会的宣传工作更需要他。

　　牺盟总会撤到临汾时，赵石宾负责宣传工作。他一方面积极筹备《牺牲救国》的复刊，一方面编印抗日的小册子和宣传材料，分发到各地的牺盟会和新军，还与当地的基层牺盟会联合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当时总会专门搞宣传工作的人员已经很少，他夜以继日地思索、筹划、组织，许多工作都亲自动手干，常常挤掉了吃饭和睡觉时间。1938年下半年，阎锡山已逐渐转为与日妥协，积极反共。赵石宾先后主持《牺牲救国》、《政治周刊》与《黄河战旗》，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除出版期刊外，还以他任总编辑的黄河出版社为阵地，出版各种丛书等读物，在动员、团结群众抗日，在沟通山西与大后方的文化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在牺盟会后期，他写的《从牺盟会看到山西民众运动》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牺盟会两年来艰苦奋斗的情形，对山西民众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了精辟的论述。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他到了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报告。后到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党委托，负责筹办党报。那时，在根据地办报无人力、财力、设备，的确是“困难重重”。人员，从各单位抽调;没新闻纸，自力更生建立造纸基地，以草纸、麻纸印报;缺铅字，就以木刻的字代替。

　　他冷静的思考着，孜孜不倦的忙碌着。办报遇到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了。在紧张筹备报纸的日日夜夜里，他还为当时代行党委机关报的《五日时事》(油印小报)写了不少评论。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到1940年“九·一八”纪念日来临时，一张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四开套红铅印的党报《抗战日报》，赫然在晋西北根据地诞生了。

　　《抗战日报》创刊后，他担任了总编辑，被选为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的主任理事、晋西文联常务理事。他的心血和精力，全部倾注在根据地的新闻和文艺事业上。报纸三日一刊，每期数万字，他都仔细审阅，并常常亲自撰写社论、时评，还直接抓从业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从这一时期他写的社论、署名时评，可以看出他胸怀全局、思想缜密、论述深刻和文笔犀利的写作特色。

　　紧张繁重的宣传工作，常年累月的写作和当时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本来就很弱的体质进一步受到销蚀，抵抗力越来越弱。1941年7月，他染上痢疾，卧床数月。然而在病中，他一面不断擦着额上沁出的虚汗，一面仍坚持修改审阅稿件。熟悉他的同志都担心着他的健康，劝他好好养病，他却不肯抛下工作。次年年初，他身体稍有好转，正逢新闻界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他又主持并参与了这一工作。战友们刚刚为他的康复喜形于色，1942年2月间他却又患了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不得不转到黄河西岸贺家川的军区医院就医，不久病逝于军区手术医院，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