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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们的好政委——刘礼年同志

发布日期:2015-09-30 14:58    来源:《吕梁晚报》    作者:晋绥基金会
       刘礼年同志是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治委员,我们全团干部战士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特别亲切,大家从内心中尊重他、钦佩他。
  刘礼年是江西省莲花县人,从小参加了革命,因为聪明能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十五岁就当了连政治指导员。他当指导员时,被一条驳壳枪枪壳尖打在腿肚子上,开始有人看不起他说:“哼!还没有连部的勤务兵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以身作则埋头苦干,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和疾苦,在吃饭困难时,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战士们吃饱。在行军中他常常替掉队的战士背枪背包。特别是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本来他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但在一次战斗中他向敌人冲锋时,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脸部,因此,脸上留下两个深深的疤痕,嘴巴也歪了,可他却毫不在意。他因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连的肯定,几个月后,全连同志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是个好指导员,就连该连连长也都敬佩他。
  一九三五年,我们部队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他那时在红六军团十六师任团政委。长征后期他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红六军团改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红军改名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团只设政训处,主任是由原红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同志担任。同年年底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刘礼年同志被任命为七一七团政委。由一个军改为一个团,许多干部都降了几级。可是他几乎没有降级,这说明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优秀干部。

1938年的袁福生
  刘礼年同志在七一七团任政委期间,仍然保持了红军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候团政委一般都住司令部,但是他不住司令部,而是和政治处刘理明主任还有我住在一起,从不单独住一间房。我当时在七一七团任锄奸股长。开始我很奇怪,问他:“你为什么不单独住一个房子呢?”
  他反问道:“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是为了摆格么?”我没做声,他又笑着说:“我们在一起住不是更便于商谈工作吗?”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都佩戴小手枪,但是他不佩带手枪而是背一支马枪和步枪子弹,穿战士服装和草鞋,所以很像一个通讯员,根本看不出他是个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他也是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看他工作忙生活又艰苦,怕累垮了他的身体,于是叫厨房单独给他炒了一个菜。这事他知道后,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严厉批评了一通,从此以后,警卫员再也不敢单独给他加菜了。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牲口,他也很少骑多数时间给伤病员骑,有时伤病员骑,不上去,他就亲自扶他们骑上牲口,并吩咐马夫要好好照顾伤病员,不要让他们摔下马来。马夫见他经常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有些不乐意,嘟囔着说:“有牲口不骑自己走路,还要我去伺候人家……”刘政委听到后对马夫说:“我年轻身体又好,走点路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革命负了伤,伤口还没有好,走路很吃力,把牲口让给他们骑,照顾他们不能叫伺候,我们应该讲阶级友爱嘛!”后来我和其他同志也都劝过刘政委,可是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刘礼年同志工作特别深入。经常利用行军走路的时间同下级干部战士以及勤杂人员在一起交谈。他走起路来,总喜欢用一只手抱着干部战士或勤杂人员的肩膀,有说有笑非常亲热,没有任何官架子。一路上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这问那。总之,部队的思想情况、战斗情况、部队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战士生活的好坏,有什么意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由于他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体贴战士们的疾苦,所以,连队的同志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干部战士、勤杂人员都愿意同他接近,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同他说,把他当成贴心人。我们警卫连有一个山西战士名叫张大宝,因为嫌部队太艰苦不想干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政委,刘政委听了觉得他很坦白,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对他说了许多道理。最后张大宝的想通了,打消了不想干的念头。
  刘礼年同志的民主作风也特别好。他处理问题从来不独断专行,不一个人说了算,他总是要征求同级和下级同志的意见。大一点的事情他都要同其他团的首长商议办。有关营里的事他还要同营的领导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后,他才作出决定。当时政治处除了一个刻蜡板搞油印的张栋同志外,只有刘理明主任和我两个人。刘礼年政委、刘理明主任和我经常三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因此大事小事他几乎都要同刘主任和我商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有些事我认为征求刘主任的意见就可以了,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但只要我在场他还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干起工作来也特别有劲头。
  刘礼年同志在战时处理问题很有魄力,非常果断敢负责任,敢挑担子从不犹豫,因为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刘礼年同志还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落后的同志总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一般犯了错误的人怕上级找他谈话,但是我们团里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刘政委同他们谈话,刘政委谈了话,包袱放下来心里痛快了,工作干劲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吹胡子瞪眼,不谩骂不讽刺不挖苦,而是和风细雨的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错误对个人对革命事业有什么不好,如果认识不到,不改正错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又有什么坏处等等。这样,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正做到口服心服。
  有一个连队干部犯了错误,刘礼年政委找他谈话,这个干部来时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情绪非常低落,但是经过刘政委谈话,这个干部的情绪马上变了,出门时脸上还挂着笑容。另外,有个单位干部之间关系不好,刘政委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找双方谈话,问题就解决了双方都表示满意。

袁福生
  刘礼年同志对原则问题从不马虎,对不良倾向从不妥协敢于斗争,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平易近人,他的性格开朗,什么时候都很乐观,在非工作时间爱开玩笑。例如:他在晋西北同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他说:“我们政治处有个干事,家有两栋一串院,十一口人吃饭,四十五亩地,本人汉口做生意。”要我们分析这个干事是什么成分?有的说是地主兼商人,有的说是富农,有的说是富裕中农。但是他笑着说:“都不是。”他解释说:“两栋一串院即一个破房子两个大窟窿(洞),从东边进从西边出;十一口人吃饭既是一个人吃饭,是个单身汉。四十五亩地即事实上没有(无)地。本人汉口做生意,即他是一个靠吹唢呐过日子的人。”他说完后大家都笑痛肚皮。因为他到过这个干事的家里,对这个干事的情况很熟悉。
  当时我们部队新战士很多,想家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部队又缺少文化人,为了活跃部队和巩固部队,刘礼年政委自己编了一支巩固部队士气的歌,首先教会刘主任和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工各去一个营教歌。部队自从唱会这首歌,开小差的人减少了,因为这支歌的内容很好,听了很感动唱起来也很有气魄。
  刘礼年同志也有缺点,他有事爱喝酒,喝了酒话就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在山西忻县官庄,他喝了酒有些醉,同部队讲话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重复了好几次。当时天气很冷部队有些不耐烦了。因此我向他建议:“你讲累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讲吧。”他同意了。回到团里他的酒醒了问我:“我讲错了没有?”我说:“错是没有错,但有些重复,战士们听了不耐烦。”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说:“今后我一定注意!”自那以后,再没有见他喝酒误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一二零师奉命反攻同蒲路,七一七团在忻县一带先后攻克平社、豆罗等车站。在平社车站反攻的第一次战斗中,一营全歼了该地守军,活捉了十七名日本鬼子。同蒲路战役我军打得日寇惊慌失措,因此调来后宫等师团由大同向我晋西北地区进攻。二月至五月间,我们团又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之河曲、保德、偏关、岢岚、五寨、神池、宁武等七个县的战役。打了三井后,部队紧接着猛追日寇并连续收复了几个县,我们追到宁武将鬼子包围在县城内。刘政委在宁武城东边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当时政治处主任谭文邦,组织股长廖明,教育股长熊晃①和我都在指挥所里,这时敌人已经被我我们打得走投无路要同我们拼命,刘政委见指挥所里不安全,就要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就对他说:“你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他拿着望远镜一边观看,一边严肃的说:“我要指挥打仗,你们没有指挥任务,赶快离开这里!”于是,我们离开了指挥所,刚下到半山腰,鬼子的几十发九二式钢炮炮弹就落在指挥所,我们立即返回一看,刘礼年政委头部被炸开,人已经牺牲。见到他的遗体,我们几个人忍不住立即痛哭起来。
  刘政委光荣牺牲,我们全团没有一个人不伤心流泪,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领导好干部。至今,我们仍在怀念着他!注释:①熊晃:湖南省浏阳县人。原新疆军区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