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节选第九章 纠正“左”倾偏向

　　把顽固派赶走以后，改变了晋西北地区新旧势力并存的局面，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开始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巩固晋西北，建立新政权，动员民众，扩大和整顿八路军、新军，解决财政问题”。
　　1月26日，关向应和贺龙在史家庄出席晋西北 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研究了将在兴县召开行政会议、成立行政公署的准备工作，讨论了军事指挥、装备、供给问题以及干部问题和行政、民运配合问题。
　　这时，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各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中共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北区党委，以林枫为书记，赵林为副书记;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推举续范亭为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成立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为总指挥，罗贵波为政治委员。还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为主任委员，关向应为常务委员。
　　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根据党在当前总的任务，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作了部署。《指示》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将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划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同时指出：“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分子，政权机关中不要排斥进步的中产阶级与进步士绅，在根据地上要求发展广大的有组织抗日自卫军，一切抗日人民均应使其加入自卫军。”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这个指示，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开展文水、交城、孝义、太原、阳曲等地平川的游击战争，与晋东南相呼应;开展同蒲铁路北段的游击战争，与晋察冀边区相呼应;开展绥远的游击战争并加强地方工作。
　　关向应重视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这年4月，他在兴县主持召开一二〇师政治工作会议。在会议上讲话时，他号召各部队要积极参加晋西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强调在整训中要对部队进行长期建设晋西北的思想教育。他说：“部队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作依托，以及对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政治、经济建设，则无法存在。根据地之巩固与建设，亦依赖部队之支持，部队与根据地之有机联系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故部队对根据地所负之建设责任，绝不能漠视而不关心。”他还批评了那种忽视对根据地建设尽力、不关心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不顾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为保障部队的给养供应和战略需要，师部从全师各部抽调三百余名干部，组成十几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他要求团以上干部在领导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要教育党员、干部学习掌握党的政策，教育部队建设的同时，要教育党员、干部学习掌握的政策，教育部队严格遵守抗日政府颁发的各种法令，虚心听取地方的意见。
　　许多年来，由于山西顽固派的掠夺和敌人的摧残，晋西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严重破坏，农工商和畜牧业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40年与战前的1937年相比，“在农业方面，人的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牛减少十分之六，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猪减少十分之八以上，土地荒芜了，耕地面积仅相当战前百分之八十四，山地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三。在工业方面，民间纺织业，临县原有改良机二百多架、土机两千多架，完全停顿。洋布占入口货总值百分之六十。”这时国民党政府又停了对八路军抗日经费和作战物资的供应，晋西北财政经济异常困难。不但难以支持敌后的长期抗战，眼下几万抗日军队和党政人员的衣食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迅速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便成为根据地面临的非常迫切的课题。
　　2月26日，为了渡过难关，保障军队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争需要，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建议，经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由晋西北行政公署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项动员。四大动员是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的。各级看日政府和群众团体集中力量开展这项工作，部队也抽调干部，分往各地参加扩兵工作。因为此举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战争的需要，工作进展顺利。经过深入的宣传动员，在大多数地区迅速形成了群众献出粮款和参军的热潮。经过不长的的时间，全区共献金180万元，参军者1500多人，动员军鞋12万双，缴纳救国公粮10万石，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因部分干部“左”行为。有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挖掘富户地窖的现象，并且严重地伤害了中农。由于这些“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离开了根据地，跑到敌占区去了。这个时期因受“左”思想影响，各地执行政策中还在其它方面出现不少错误，包括一度发生过在根据地内乱捉人，乱戴汉奸帽子的现象。致使根据地的阶级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并使刚刚巩固起来的统一战线局面遭到削弱，也在经济上导致了工商业关闭、借贷停滞的恶果。
　　关向应对人民群众在四大动员中所表现的爱国热情感到高兴。3月26日，他在临县窑头举行的晋西北戏剧座谈会上讲话时说：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四大动员，在这里可以说是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了这个任务。献金，全区有的县超过原定计划十几倍，，临县亦然。为什么呢?虽然完成这一任务中有错误，但从运动可以看到群众对抗战、对新军、对一二〇师的良好印象。有一个老太婆，开群众大会时，无人动员她就献出了金元宝。有个寡妇，家里穷困，却自觉捐款100元。兴县牛家，老头子在大会上说：“我把金子拿出来，到延安见毛主席。”回家却绝食3天，不愿拿。经他儿子一再动员，终于拿出1万银洋出来。这次扩兵、做军鞋、缴公粮，都完成了。
　　他对这次四大动员工作组出现的违反政策的现象也很重视，并且尽力设法加以克制，以免影响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这个时期，他和贺龙、林枫、赵林一起，下功夫纠正和克服四大动员和其它工作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他和贺龙参加了中共晋西区党委5月15日在兴县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和政权工作的指示，检查与总结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成绩，纠正了“左”的偏向。会后还组织了军政民联合考察团，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检查并纠正偏向;召开士绅座谈会，对受害者进行了经济赔偿。
　　这时，关向应和贺龙还派师德参谋长周士第前往延安，就晋北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在听取汇报后，于6月8日发出《中央对晋西北的工作只是》。在致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西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在新旧军斗争后，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工作中还有很大缺点与很大错误。这次主要表现在：(甲)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乙)政权问题未执行中央关于政权的指示。(丙)财政经济问题还很严重。”《指示》指出：“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桥梁，地位非常重要，中心任务是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根据地，与敌人的扫荡作斗争，要长期坚持我们的阵地，凡妨碍长期坚持斗争的做法，都应当避免，一切要照顾到长期坚持这个基本点，现在的许多过左办法及不适当的计划，如不改正是很危险的，是不能长期支持的。”针对晋西北各地执行政策中发生的过“左”偏差，《指示》强调执行政策应当注意的问题：“(甲)晋西北各种政策应以各阶级各派统一战线政策为根据，而以坚持长期斗争为出发点，打土豪及没收商店等过左行动，是自杀政策，应严格纠正，反错误者应加处罚是，受损害者应加赔偿。(乙)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生死问题，开支除照南汉宸与你们商定的缩减外，还应再加缩减，，现在如不求节省，积蓄人力物力，则将来绝不能持久。然而，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前总与中央的财政帮助是很困难的。(丙)必须向榆林、五原、伊盟、晋西南、秋林及各有关方面友军友党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勿使自己陷于孤立。”《指示》还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军事、政权以及党的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
　　8月19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说：晋西北新旧斗争后，由于未能妥善实施政策，地主一部分逃跑，民众亦动摇不安;要巩固民心，落实中央七·七宣言;军队要停止扩大，集中改编，提高质量;新军与八路军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要求不要过严;要加紧对干部进行策略教育，使之真正懂得党的政策与掌握政策。
　　关向应和贺龙、林枫、赵林认真研究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的两次重要指示;联系晋西北的具体情况，研究如何引导全党从长期坚持斗争着眼，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它各项政策，尽快地克服因受“左”倾思想影响，在根据地建设中发生的各种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决定由中共晋西区委召开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由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传达、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两次重要指示，纠正统一战线中“左”的错误，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9月11日，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在兴县行政公署住地开幕。关向应和林枫都到会上讲话。林枫在会议开幕时致词说：“在四项运动工作中，能有很大的收获，主要功劳也在政权。虽然有错误与缺点，但四项动员工作却帮助我们支持建设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他又指出，在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与错误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原则，违反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未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但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同抗日，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至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这是很大的缺点。”
　　10月2日，关向应在行政会议闭幕的时候到会讲话，勉励到会同志回到各地区后，在经济上首先要解决群众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在政治上要执行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谆谆告诫大家，回去后一定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工作要讲究实际，要特别注意做好统计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掀起新的反共恶浪，国内政局逆转，反共投降的危机严重。当天下午，关向应还应与会者要求作了政治报告，指出时局趋向及克服时局逆转的任务。
　　在中共晋西区党委于11月6日召开的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上，关向应作了《关于建设晋西北问题》的报告，号召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晋西北的经济建设。他在报告中指出：“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枢纽，这个战略意义是我们所素知的，自从晋西北的形势转变以来，敌人已经组织了两次战役‘扫荡’，企图摧毁它。一二〇师和新军在反扫荡中英勇地尽了保卫晋西北的责任，可是这不等于巩固了晋西北，如果没有长期的建设打算，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照顾消耗，不顾建设······非但眼前困难不能克服，困难日深，必会陷于自杀的境地。”
　　政策是党的生命。党的政策能否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乃是关系根据地能否坚持长期斗争、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个时期，关向应经常考虑政策问题。如何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在党的周围?如何引导干部真正懂得党的政策与掌握政策，纠正执行政策中一切“左”的右的偏向?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他的脑际。
　　这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区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在兴县创刊时，关向应祝贺报纸创刊的题词是：“团结人民巩固统一战线。”
　　10月31日，关向应和贺龙就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发出指示说：大青山的游击战争，对伪军、伪组织、伪政权、伪地方武装，如果不能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将使我难以长期支持。对伪组织不能要求过高，只求得他们能给我们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利就可以。我们不仅为我们单方利益着想，同时应顾及他们的存在。······
　　每逢发现违反政策的问题，关向应就做过细的工作加以纠正。这年上半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靠近太原、敌情严重的第八分区工作的专员康世恩，将在四大动员中征集的大批布匹、棉花，全部交给当地军分区装备了部队，供给一万人制作了棉衣;每人一套棉军服、一件棉大衣。有人却向上级反映说，这位专员把这些布匹、棉花都贪污了，价值几十万银圆。上级接连发了三个加急电报，把他调回兴县来调查。很快就查清了;他不但无过，而且是有功的。
　　当把情况弄清楚以后，关向应留他搬到师司令部驻地小善村住下来。关向应一有空就去和他聊天。关向应已了解这个专区的许多情况，知道那里对敌斗争的策略是有严重错误的。那个专区大都是平原，靠近敌占大城市，大部分是敌区和敌我“拉锯”的游击区，边山(指和平原地区连接的山地)的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枪口下，中共地委、专员公署和分区司令部随时都会发现敌情，不断转移。当时有两小块在敌人眼皮下搞起来的根据地，由于不准抗日村政权在表面上“应付”敌人，村干部常遭敌人屠杀;我们敲锣成立自卫队和工人、妇女、青年团体，马上就会受到敌人的摧残;进步的小学教员不懂得隐蔽，敌人来了就杀，有一个县就被杀害了三百多人。日军在敌占区强迫群众种鸦片，抗日政府派人下山去毁掉，群众异常不满。头一天夜里把鸦片烟苗铲掉了，第二天我们的人就进不了村。同时，在那里违反对敌伪政策的现象也不少。当时行署规定县以下没有杀人的批准权。有位“左”得厉害的县长，一次抓了4个汉奸，他因没杀人批准权，就把他们押到山上饿了三天，然后让他们饱吃一顿，又逼他们跑步，结果全整死了。······
　　关于当时这个地区出现的情况以及形成的原因，许多年后康世恩回忆说：“我当时在晋绥边区第八分区当专员。八分区位于太原南边，靠近吕梁山山边，系晋中平原的几个县。阎锡山旧军队被赶跑了，欺压百姓的旧政权也垮台了，干部、军队和广大群众情绪异常高涨。我们这时还很幼稚，在群众情绪的影响下，头脑也发热起来，于是乎就在太原周围，敌人的鼻子下公开大张旗鼓地建立起平原抗日根据地。每个村子的民主政权是公开活动的，民兵是公开活动的，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也是公开的，就连各小学的教员也是公开宣传抗日和教唱抗日歌曲，报纸也公开发行们，宣传抗日。我们的举动，引起敌人经常不断的进攻，致使我们不少村干部、民兵和小学教员牺牲了，造成了不应该有的损失。1940年九十月间，关政委发现了这个问题不对头，就在我到后方开会时，专门叫我去汇报。那时我还很得意，把我们如何轰轰烈烈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事，讲得有声有色。”
　　关向应了解到，这个专区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专员是北平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学生，这年才25岁;军区司令员韩钧，从设立在洛阳的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在北平中国大学旁听过，这年28岁;地委书记饶斌则先后在沈阳和北平进过两所医科大学，这年27岁。关向应在师司令部跟这位专员聊了七天，最后在那里的情况归纳起来说：你们几个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干部都是的大学生，只懂得照书本干，这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对敌斗争策略是错误的，造成了平原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关向应问康世恩：“你看到过鸭子浮水没有?”他回答说：“看到过。”关向应又问：“那是个什么意思?”康世恩摇头，表示不懂。关向应便向他解释说：“鸭子浮水，上面平静的很，而它的两只脚却在水里拼命划动，这就叫鸭子浮水。”接着又说：“第一，你们在太原与汾阳两个强大的敌人据点之间公开建立平原根据地，不妥当啊!晋中的平原地区很狭小，只有三四个敌人斗一斗。你们也不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建立根据地，能呆得住啊!能撑的住呀!”接着他批评说：“你们懂得斗争策略，脱离了实际，如果像冀中、河南、山东的广大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有条件的。可你们是没有条件的，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狭窄平原，两头又有强大的敌人的据点，眼下根本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
　　康世恩请教应当怎么办，关向应说：“必须立即潜伏下去，保存力量。”关政委接着指出：“你不要忘记，你们八分区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以后，还担负着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担负着党的秘密交通线工作。从延安出来的人到晋冀鲁豫、八路军总部;从八路军总部到山东，再转路去苏北新四军那里，都要经过你们这里的。你们这样公开暴露自己，不是自己把这条重要的秘密交通线给切断了吗?你回去，学会鸭子浮水。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条是，已公开暴露身份的，要赶快把他们调到山里去，不然就会牺牲光了。第二条是，有一些虽已暴露身份，但还没有引起敌人注意的，就给他们调动一下，换个地方工作。第三条是，没有暴露的，要立刻潜伏下去。”
　　这次关向应的谈话，给康世恩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已担任国务委员时谈起来还记忆犹新，刻骨铭心。他说：
　　“关政委的谈话与指示，使我开了心窍、有了办法。我回到第八分区后，立即按着关政委的具体部署作了安排，该进山的进山，该调动的调动，该潜伏下去的潜伏下去。
　　“不久，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对我们第八分区发动了疯狂的扫荡。多亏早在两三个月前，就按关政委的指示，把干部、民兵和小学教员等都潜伏下去了，避免了重大的损失。
　　“我们潜伏下去的同时，扎扎实实地做了交通沿线工作，发展党组织，为根据地想办法筹集粮食和布匹，为往返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们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障，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我们学鸭浮水，保存了革命力量，党的基础也比较坚实。如文水县，地下党的基础就很扎实，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来了，1946年出现了像刘胡兰这样的英雄人物。这不是偶然的。
　　“这就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是有影响的。如开发石油，外国人说中国是贫油国，可我们不信神不信鬼!靠实践、靠实干、靠科学态度，终于打出了富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
　　经过关向应、贺龙与中共晋西区党委紧张的深入的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两次重要指示的精神迅速贯彻到晋西北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都对工作进行了总结，各级执行执行政策中的偏差错误得到纠正，根据地建设得到发展。据统计，1940年下半年，晋西北地区在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期间，争取返回根据地来的逃亡富户有364户，还争取过来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干部威信有所提高。“三三制”政权，从行署到村级总的情况是：中共党员占33.2%，进步分子占22.2%，中间分子占40.2%，落成分子占4.25%。财经工作和敌占区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1月27日，关向应和贺龙、林枫、赵林向中共中央及北方局就晋西北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晋西北1940年下半年关于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关于政权中“三三制”执行情况及村选问题，关于财政经济建设，关于敌占区工作等，以及1941年上半年工作部署。
　　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晋西北的工作经验，并向各地党委指示：晋西北区“根据去年12月中央关于策略指示检查部署工作，在其报告中有很多经验，特摘转各地以供参考。”
　　关向应十分关怀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千方百计地帮助地方党委和抗日政府解决财政困难。1941年3月4日，晋西北财政经济会议开幕时，他曾经到会讲话，总结了晋西北一年来的财政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说：要想搞好经济建设，必须大胆地吸收各种技术人才，尽量发挥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还要求各级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员，要努力巩固根据地的金融。他还最后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层，要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他也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工作，经常在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上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