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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传》第十章 对战斗剧社的关怀和指导
发布日期：2015-07-10 16:31 来源：《关向应传》 作者：晋绥基金会
一二〇师政治部的战斗剧社，经常得到关向应无微不至的关怀。战斗剧社是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在西康省甘孜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队。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红四方面军火线剧社帮助下扩编成为战斗剧社。长征到达陕北后不断吸取知识青年，到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〇师时，战斗剧社已发展到180多人，可以演出比较大型的歌剧和舞剧。9月，它随一二〇师从陕西富平庄里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战场。从此，战斗剧社的足迹几乎踏遍华北。它在各地演出过程中，继续吸取了一些知识青年，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经过关向应和贺龙的精心培育，剧社成员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水平迅速得到提高。他们发丰富多彩的剧目，受到部队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欢迎。人们常说：“贺老总有三宝：亚五亚六(指三五八旅七一五、七一六团)、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从中可以 看出，战斗剧社向来是贺龙心中的瑰宝，关向应也为它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关向应不但关心战斗剧社的发展方向，关心他们的剧目安排，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战争的间隙里，他还常到剧社看望他们，到宿舍里跟大家聊天，问询搞创作的同志在写什么?怎样写?并为他们及时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就是路上遇见剧社的同志，也总要热情地问寒问暖。剧社每次演出新剧，他都亲自到后台同演员们研究问题。他以自己的丰富阅历，除对演出中的一般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外，对于某人某句台词或某个动作，都会给予细心的指点，他的态度谦诚，使人们易于接受，自觉地在行动中改正，乐于同他接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是碰了钉子，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他，想到向他请教。因为从他那儿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勇气。往往一些狭隘的念头，一接触他那宽阔的胸襟，也就自然冰释了。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缺点，他也经常给予严正批评，耐心地帮助改正。1939年冬天，剧社增加了一大批新的成员。剧社人员的成分变了，内部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许多同志不安于工作，要求调出去，剧团的气氛显得消沉。关向应从与剧社小同志接触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亲自找了许多同志谈话，说服他们同心同德的为党工作;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帮助剧社改进领导作风。经过他的批评教育，不安心的同志感动得哭了，一些负责干部也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而他却是在极繁忙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时间来做的——那时部分正在回师晋西北的长途行军路上。
战斗 剧社的许多同志，例如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成荫、女作家莫耶等，都和关向应经常接触，不断得到他的关怀和帮助。成荫1938年底在剧社任导演不久，就随部队进军冀中。那里的战斗频繁，异常紧张艰苦，经常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演出、工作。由于操劳过度，他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关向应亲自带他去找白求恩大夫诊治。成荫恢复健康之后，工作劲头更足了。在冀中，有一天关向应到剧社看排练新编的《平原游击战舞》，听说在剧社担任编剧工作的莫耶钢笔尖摔坏了，写起来刮纸，他让莫耶把军上衣小口袋里的黑钢笔抽出来，拧开看了看，笑着说“这就是你的武器啊?”第二天，就有人给他送来一支新金笔，说是贺老总和关政委送给她的。莫耶说：“我心想，关政委啊!你们给我说送来新武器，我一定要用这武器努力战斗!我带着贺、关首长对我的关怀，带着同志们给我的鼓励，在剧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就用这支笔写出了三幕剧。······”
在敌后根据地里，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阻塞，人们很难找到一本可读的书，一向手不释卷的关向应，收藏了不少图书，他所收藏的文艺著作成为哺育剧社青年演员的精神食粮。人们会议，当时剧社的“书籍涞源，多事成荫从关政委那儿借来的。······研读过的书：《海上述林》、《苏联作家七人集》、《日出》、《雷雨》、《北京人》、《原野》、《哈姆雷特》、《悭吝人》、《茶花女》、《母亲》、《铁流》、《毁灭》、《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其中大部分的书，是排上次序论看。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研究，给许多同志的文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向应对剧社的剧本创作，演出活动以及剧社人员的思想教育，都花费了许多精力。1939年2月，战斗剧社随部队进入冀中，当时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剧团一面随部队参加战斗，一面争取机会进行演出。有几次，敌人打得很近了，指挥员也给剧社划分了战斗射界，规定了战斗任务，拿枪的人都进入战壕，注视着前边枪炮打气的硝烟，摩拳擦掌地准备拼搏一场。可是战斗部队总是不让敌人冲到剧社人员防守的阵地跟前来，剧社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除了不断地演出外，在两个多月内还排出四幕话剧《八百壮士》、七场歌剧《农村曲》和新型舞剧《平原游击战舞》等几个规模较大的节目。歌剧《农村曲》演出时，乐队只有一把二胡、一根笛子和一把口琴伴奏，还是受到冀中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这个戏演出的效果好，关向应曾专门就此剧的成就和经验，向剧社作了一次《关于戏剧民族形式问题》的报告，剧社人员经过认真的讨论，提高了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剧社这次在冀中地区历时8个月，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变了以往依靠外来剧本的局面，1939年6月，关向应又到剧社了解情况，召集剧社领导人和创作人员开座谈会。在会上他对抗战以来部队的戏剧工作作了一个估计，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一些不良倾向，如《人命贩子》就表现了宿命论的观点，他还谈到艺术创作必须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问题，鼓励大家深入实际生活，反映现实斗争，会后，剧社迅速组织力量，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收集素材编写剧本。不到半年，就编出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戏剧。
战斗剧社回到晋绥，在紧张的战争中和极端困难条件下工作了两年。到了1942年，晋绥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不断地“扫荡”、蚕食、破坏，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剧社不但所处环境艰险，又受到当时刮起的一股演大戏、名剧、洋剧风气的影响，热衷于搞那些大戏和外国戏，排演了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以及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还费了好大劲儿把苏联拉甫列涅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成五幕九场话剧。因为这些剧目脱离群众的斗争生活，又因那时根据地军民几乎绝大部分是文盲，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戏里的情节是怎么回事，观众大都不感兴趣。虽然剧社花了不少本钱，下了很大功夫，可是这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剧目，根据地的工农兵观众就是不买账。有位曾在战斗剧社工作的同志，记述了当时演出《雷雨》和大型话剧《中秋》的情景。《雷雨》当然是出好戏，艺术性高，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演给那样的观众看，他们就是欣赏不了、“不了解”。1941年初冬，正在饱受战争灾祸，到处是残垣断壁的一个山庄村口上，“高高地挂起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幽灵似地隐现在雷电的闪光中。”“我们确是怀着十分严肃额态度来上演它的。相信观众会通过我们的演出，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流下幸酸的眼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舞台下不仅听不到半丝啜泣，传来的却是一片哗笑声。这不仅因为露天剧场上雪花飞舞，而剧中的鲁贵却赤膊摇扇;也不是因为在晋西北零下数十度的严寒里，剧中的四凤却穿着露肩的纺绸小褂，喊着：‘好闷热的天气呵!’更主要的原因是敌人近在数十里之内;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英雄的八路军战士，有什么闲情来欣赏这出发生在周公馆里的悲剧呢!”可是，剧社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训，不怪自己方向不对头，反而埋怨观众“水平太低”。接着，剧社又搬来在那股“大、名、洋”风气中，延安鲁艺戏剧系为了“提高”而精心创作的试点剧目、大型话剧《中秋》。这个戏倒是反映敌后斗争的，刻画的人物也还可以，但是情节非常离奇，气氛特别低沉，结局十分悲惨。剧社认为它“是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但“和当时广大军民心里想的和急着做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剧社“在敌人残酷扫荡的环境中，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严格排演出来”，可是开演以后，“第二幕刚完，一直关怀我们成长的贺龙师长，突然从观众中站起来，直率而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演这种悲剧失望的戏干什么?!’那天晚上，戏仍然一场一场地往下演。观众呢，一对一对在‘起立’、‘向右转’的口令声中跑步散去。最后，只剩下我们剧社的十来个人，冷清清地坚持最后一场的大幕落下。事后得知：当时战士们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把石头子扔到舞台上来。······”
在剧社内部，也因这股“大、名、洋”风气的影响，使得一些人情绪波动，只想成名成家，有的想到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区闭门读书，甚至有的不堪敌后艰险的斗争生活，认为这种无休止的爬山赶路跑“扫荡”，耽误了自己的青春。
造成追随这股大剧、名剧、洋剧风气，招致剧社演出失败、内部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们忘记了前一年关向应在晋西北戏剧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谆谆教导：“文化运动要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如不能把敌后看透，我们的作品不会成为现实的东西。”“要了解敌后的现实，认识它、研究它，写这个现实。否则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在这股硬搬“大、名、洋”和“闭门提高”的风气侵袭之下迷失了方向。就像剧社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少同志，确实是人来到了革命根据地，而‘心’还向往着上海卡尔登大戏院。”
战斗剧社出现的这些情况，很快引起关向应和贺龙额关切。还在延安治病的关向应和已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贺龙，要战斗剧社全体人员立即开赴延安，进行一段时间额学习整训。当时延安文艺界正在整风运动中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向应多次接见剧社负责同志，谆谆告诫他们说：毛主席的《讲话》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一切要长期地下功夫学习。同时指出：你们要安心地在延安参加整风，努力克服一切错误思想，要痛痛快快地“丢包袱”，那那些“知识分子旧习气”彻底清除掉。通过整风学习，把剧社的文艺思想彻底端正过来。关向应还让剧社拿出自己在前方创作和演出的优秀节目(就是那些“自己在战火与鲜血中凝练出来的作品”)，请延安领导同志和同行们给予指教。
战斗剧社根据关向应和贺龙的指示，一面参加整风学习，一面为延安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演出，毛泽东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看了他们的戏。这些演出受到欢迎和赞赏。这年11月间，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指导员成荫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对他们演出的戏给予评价和指示。毛泽东接到他们的信，很快就在11月23日亲笔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对剧社给予鼓励，并指出了以后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关向应不但关心战斗剧社的发展方向，关心他们的剧目安排，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战争的间隙里，他还常到剧社看望他们，到宿舍里跟大家聊天，问询搞创作的同志在写什么?怎样写?并为他们及时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就是路上遇见剧社的同志，也总要热情地问寒问暖。剧社每次演出新剧，他都亲自到后台同演员们研究问题。他以自己的丰富阅历，除对演出中的一般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外，对于某人某句台词或某个动作，都会给予细心的指点，他的态度谦诚，使人们易于接受，自觉地在行动中改正，乐于同他接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是碰了钉子，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他，想到向他请教。因为从他那儿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勇气。往往一些狭隘的念头，一接触他那宽阔的胸襟，也就自然冰释了。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缺点，他也经常给予严正批评，耐心地帮助改正。1939年冬天，剧社增加了一大批新的成员。剧社人员的成分变了，内部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许多同志不安于工作，要求调出去，剧团的气氛显得消沉。关向应从与剧社小同志接触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亲自找了许多同志谈话，说服他们同心同德的为党工作;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帮助剧社改进领导作风。经过他的批评教育，不安心的同志感动得哭了，一些负责干部也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而他却是在极繁忙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时间来做的——那时部分正在回师晋西北的长途行军路上。
战斗 剧社的许多同志，例如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成荫、女作家莫耶等，都和关向应经常接触，不断得到他的关怀和帮助。成荫1938年底在剧社任导演不久，就随部队进军冀中。那里的战斗频繁，异常紧张艰苦，经常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演出、工作。由于操劳过度，他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关向应亲自带他去找白求恩大夫诊治。成荫恢复健康之后，工作劲头更足了。在冀中，有一天关向应到剧社看排练新编的《平原游击战舞》，听说在剧社担任编剧工作的莫耶钢笔尖摔坏了，写起来刮纸，他让莫耶把军上衣小口袋里的黑钢笔抽出来，拧开看了看，笑着说“这就是你的武器啊?”第二天，就有人给他送来一支新金笔，说是贺老总和关政委送给她的。莫耶说：“我心想，关政委啊!你们给我说送来新武器，我一定要用这武器努力战斗!我带着贺、关首长对我的关怀，带着同志们给我的鼓励，在剧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就用这支笔写出了三幕剧。······”
在敌后根据地里，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阻塞，人们很难找到一本可读的书，一向手不释卷的关向应，收藏了不少图书，他所收藏的文艺著作成为哺育剧社青年演员的精神食粮。人们会议，当时剧社的“书籍涞源，多事成荫从关政委那儿借来的。······研读过的书：《海上述林》、《苏联作家七人集》、《日出》、《雷雨》、《北京人》、《原野》、《哈姆雷特》、《悭吝人》、《茶花女》、《母亲》、《铁流》、《毁灭》、《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其中大部分的书，是排上次序论看。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研究，给许多同志的文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向应对剧社的剧本创作，演出活动以及剧社人员的思想教育，都花费了许多精力。1939年2月，战斗剧社随部队进入冀中，当时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剧团一面随部队参加战斗，一面争取机会进行演出。有几次，敌人打得很近了，指挥员也给剧社划分了战斗射界，规定了战斗任务，拿枪的人都进入战壕，注视着前边枪炮打气的硝烟，摩拳擦掌地准备拼搏一场。可是战斗部队总是不让敌人冲到剧社人员防守的阵地跟前来，剧社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除了不断地演出外，在两个多月内还排出四幕话剧《八百壮士》、七场歌剧《农村曲》和新型舞剧《平原游击战舞》等几个规模较大的节目。歌剧《农村曲》演出时，乐队只有一把二胡、一根笛子和一把口琴伴奏，还是受到冀中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这个戏演出的效果好，关向应曾专门就此剧的成就和经验，向剧社作了一次《关于戏剧民族形式问题》的报告，剧社人员经过认真的讨论，提高了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剧社这次在冀中地区历时8个月，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改变了以往依靠外来剧本的局面，1939年6月，关向应又到剧社了解情况，召集剧社领导人和创作人员开座谈会。在会上他对抗战以来部队的戏剧工作作了一个估计，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一些不良倾向，如《人命贩子》就表现了宿命论的观点，他还谈到艺术创作必须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问题，鼓励大家深入实际生活，反映现实斗争，会后，剧社迅速组织力量，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收集素材编写剧本。不到半年，就编出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戏剧。
战斗剧社回到晋绥，在紧张的战争中和极端困难条件下工作了两年。到了1942年，晋绥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不断地“扫荡”、蚕食、破坏，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剧社不但所处环境艰险，又受到当时刮起的一股演大戏、名剧、洋剧风气的影响，热衷于搞那些大戏和外国戏，排演了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以及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还费了好大劲儿把苏联拉甫列涅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成五幕九场话剧。因为这些剧目脱离群众的斗争生活，又因那时根据地军民几乎绝大部分是文盲，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戏里的情节是怎么回事，观众大都不感兴趣。虽然剧社花了不少本钱，下了很大功夫，可是这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剧目，根据地的工农兵观众就是不买账。有位曾在战斗剧社工作的同志，记述了当时演出《雷雨》和大型话剧《中秋》的情景。《雷雨》当然是出好戏，艺术性高，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演给那样的观众看，他们就是欣赏不了、“不了解”。1941年初冬，正在饱受战争灾祸，到处是残垣断壁的一个山庄村口上，“高高地挂起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幽灵似地隐现在雷电的闪光中。”“我们确是怀着十分严肃额态度来上演它的。相信观众会通过我们的演出，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流下幸酸的眼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舞台下不仅听不到半丝啜泣，传来的却是一片哗笑声。这不仅因为露天剧场上雪花飞舞，而剧中的鲁贵却赤膊摇扇;也不是因为在晋西北零下数十度的严寒里，剧中的四凤却穿着露肩的纺绸小褂，喊着：‘好闷热的天气呵!’更主要的原因是敌人近在数十里之内;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英雄的八路军战士，有什么闲情来欣赏这出发生在周公馆里的悲剧呢!”可是，剧社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训，不怪自己方向不对头，反而埋怨观众“水平太低”。接着，剧社又搬来在那股“大、名、洋”风气中，延安鲁艺戏剧系为了“提高”而精心创作的试点剧目、大型话剧《中秋》。这个戏倒是反映敌后斗争的，刻画的人物也还可以，但是情节非常离奇，气氛特别低沉，结局十分悲惨。剧社认为它“是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但“和当时广大军民心里想的和急着做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剧社“在敌人残酷扫荡的环境中，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严格排演出来”，可是开演以后，“第二幕刚完，一直关怀我们成长的贺龙师长，突然从观众中站起来，直率而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演这种悲剧失望的戏干什么?!’那天晚上，戏仍然一场一场地往下演。观众呢，一对一对在‘起立’、‘向右转’的口令声中跑步散去。最后，只剩下我们剧社的十来个人，冷清清地坚持最后一场的大幕落下。事后得知：当时战士们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把石头子扔到舞台上来。······”
在剧社内部，也因这股“大、名、洋”风气的影响，使得一些人情绪波动，只想成名成家，有的想到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区闭门读书，甚至有的不堪敌后艰险的斗争生活，认为这种无休止的爬山赶路跑“扫荡”，耽误了自己的青春。
造成追随这股大剧、名剧、洋剧风气，招致剧社演出失败、内部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们忘记了前一年关向应在晋西北戏剧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谆谆教导：“文化运动要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如不能把敌后看透，我们的作品不会成为现实的东西。”“要了解敌后的现实，认识它、研究它，写这个现实。否则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在这股硬搬“大、名、洋”和“闭门提高”的风气侵袭之下迷失了方向。就像剧社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少同志，确实是人来到了革命根据地，而‘心’还向往着上海卡尔登大戏院。”
战斗剧社出现的这些情况，很快引起关向应和贺龙额关切。还在延安治病的关向应和已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贺龙，要战斗剧社全体人员立即开赴延安，进行一段时间额学习整训。当时延安文艺界正在整风运动中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向应多次接见剧社负责同志，谆谆告诫他们说：毛主席的《讲话》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一切要长期地下功夫学习。同时指出：你们要安心地在延安参加整风，努力克服一切错误思想，要痛痛快快地“丢包袱”，那那些“知识分子旧习气”彻底清除掉。通过整风学习，把剧社的文艺思想彻底端正过来。关向应还让剧社拿出自己在前方创作和演出的优秀节目(就是那些“自己在战火与鲜血中凝练出来的作品”)，请延安领导同志和同行们给予指教。
战斗剧社根据关向应和贺龙的指示，一面参加整风学习，一面为延安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演出，毛泽东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看了他们的戏。这些演出受到欢迎和赞赏。这年11月间，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指导员成荫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对他们演出的戏给予评价和指示。毛泽东接到他们的信，很快就在11月23日亲笔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对剧社给予鼓励，并指出了以后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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