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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传》第十二章 “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
发布日期：2015-07-21 13:44 来源：《关向应传》 作者：晋绥基金会
关向应是个不甘心病榻寂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不能够一刻不想政治问题。这样经常在政治上操心，对治病是不好的。医生和同志们都常劝说他不要这样。他虽然也懂得不利于治病的道理，可是无法摆脱。他说：“二十几年的政治工作，已经养成习惯了。”医生认为，他想的问题、管的事情太多，经常向他提醒。他说：“我尽量不管好了，可是很困难。只要问题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管，总要马上解决。这也是我的习惯。”大家无可奈何，只能把一些事情隐瞒着，根本不让他知道。这也不行，他总能够知道。有一次他笑着对医生说：“我总会知道的。从人的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绪，这个我很熟。”在他逝世前的一年中，有很多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使他的心情不得宁静。大家就竭力把一些容易使他感情激动的事情不告诉他。如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机自重庆飞往延安，中途遇难的惨案，就始终没有让她知道。他在临死前曾问到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还不晓得他已在“四八空难”中不幸罹难。可是有些时局的变化，他总想要知道。他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的更多，失眠的更厉害。”
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遗毒。关向应虽在病中，仍热情地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回顾党的历史和自己的战斗经历，认真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30年代初，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 工作，并曾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深知“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亲见他们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自己也身受其害)，为此感到异常痛心。在整风运动中，关向应和正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病的张浩经常见面，经常交谈。他们一起回忆党内斗争的历史，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雪,彻底推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强加给他们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中共中央接受了关向应、张浩的建议，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劳：当时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关向应和全党同志一样，期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早日召开，并且早已被推选为参加“七大”代表。他时刻关怀党的团结，，希望通过七大能使全党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共七大是1945年4月26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得知大会召开的日期时，他是准备前去参加的。他曾坚决地表示过，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党的代表大会。不幸的是，他的病情在党的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惟恐病情发生意外，他在4月24日——七大正式开幕的第二天，送交大会一封他在先前病重时所写向全党告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中共共产的经验是极端丰富的，党的七次大会必须认真的总结。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规律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与伟大。······(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领导者。凡是我们遵照他的意见行动时，革命即获得不断的胜利，反之，即遭受严重的挫折。他不但已经成为全党全军所爱戴的领袖，而且已被全国劳动者和革命人民公认的是自己最可信赖的领导者。因为他，在中国也只有他不但具有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工作和政治斗争经验与马列主义的高深的修养，具有明确的的政治与组织的原则性，而且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灵活的适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中央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一定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
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关向应和贺龙一向对毛泽东非常敬重。他们都是长征到陕北后才见到毛泽东的，但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早已对他十分景仰。当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以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建立起来。1935年初，遵义会议的消息传到红二军团，得知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关向应和贺龙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贺龙非常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者。”此后，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关向应和贺龙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许多同志回忆说：早在湘鄂西苏区时代，关向应就是遇事从实际出发，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事务。他在那个时候思想与作风，大都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相符合。就像人们说的：“字面上虽不尽同，原则上是一致的。”
关向应在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读过整风文件，反复回顾党的历史和自己的战斗经历、认真思索过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又读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到“七大”开得成功，“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他对毛泽东越发由衷的爱戴。
黄树则大夫记述：在病床上，“每当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的两眼总是闪闪发光，流露着说不尽的热爱心情。
“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的那些天，他很不安，有好多夜他都没有睡好觉。每到傍晚，他总是以非常迫切的心情等待着杨云阶同志来看他，把毛泽东同志返回延安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谈了很多话。随后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对卫士说，‘好几天没刮脸了，今天刮刮脸吧。’
“过去12月间，毛泽东同志因为过于疲劳，身体不太好。我被派去照顾毛泽东同志，后来李冰同志也被派去。每当我再来看他时，他总是很不放心第详细询问毛泽东同志的健康情况。他再三对我说：‘我现在很好，用不着你们照料。一定要等到毛泽东完全好了，你们再到我这里来。’他还故意加了一句：‘人家都说我这些天气色很好嘛。’
“起先，在他的墙上挂有一幅蝴蝶牡丹图，后来他叫人把那幅画摘掉了。他说，‘我不爱那幅画，蝴蝶轻浮，牡丹又是富贵的花，所以我把它摘掉了。如果你有时间，把毛主席的词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用大字给我抄一张吧。’
“他惯于夜里朝窗户睡，白天朝墙睡。那张抄写的词就是悬挂在他对面墙上。从今年4月间以来，他翻转身很困难，手又拿不动书，在白天他就终日看着这些词，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1946年1月，关向应的病情一度转重，连续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知道很危急，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担心这样会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但他坚持要多说一些，把要说的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这次危险终于渡过去了。他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取得胜利一样，异常兴奋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的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然后，他又谈起人在垂死时候的心情。当谈到留恋的时候，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会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业来不及交代，那是非常痛心的。”
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遗毒。关向应虽在病中，仍热情地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回顾党的历史和自己的战斗经历，认真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30年代初，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 工作，并曾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深知“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亲见他们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自己也身受其害)，为此感到异常痛心。在整风运动中，关向应和正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病的张浩经常见面，经常交谈。他们一起回忆党内斗争的历史，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雪,彻底推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强加给他们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中共中央接受了关向应、张浩的建议，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劳：当时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关向应和全党同志一样，期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早日召开，并且早已被推选为参加“七大”代表。他时刻关怀党的团结，，希望通过七大能使全党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共七大是1945年4月26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得知大会召开的日期时，他是准备前去参加的。他曾坚决地表示过，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党的代表大会。不幸的是，他的病情在党的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惟恐病情发生意外，他在4月24日——七大正式开幕的第二天，送交大会一封他在先前病重时所写向全党告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中共共产的经验是极端丰富的，党的七次大会必须认真的总结。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规律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与伟大。······(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领导者。凡是我们遵照他的意见行动时，革命即获得不断的胜利，反之，即遭受严重的挫折。他不但已经成为全党全军所爱戴的领袖，而且已被全国劳动者和革命人民公认的是自己最可信赖的领导者。因为他，在中国也只有他不但具有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工作和政治斗争经验与马列主义的高深的修养，具有明确的的政治与组织的原则性，而且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灵活的适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中央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一定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
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关向应和贺龙一向对毛泽东非常敬重。他们都是长征到陕北后才见到毛泽东的，但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早已对他十分景仰。当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以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建立起来。1935年初，遵义会议的消息传到红二军团，得知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关向应和贺龙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贺龙非常激动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者。”此后，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关向应和贺龙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许多同志回忆说：早在湘鄂西苏区时代，关向应就是遇事从实际出发，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事务。他在那个时候思想与作风，大都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相符合。就像人们说的：“字面上虽不尽同，原则上是一致的。”
关向应在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读过整风文件，反复回顾党的历史和自己的战斗经历、认真思索过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又读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到“七大”开得成功，“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他对毛泽东越发由衷的爱戴。
黄树则大夫记述：在病床上，“每当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的两眼总是闪闪发光，流露着说不尽的热爱心情。
“在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的那些天，他很不安，有好多夜他都没有睡好觉。每到傍晚，他总是以非常迫切的心情等待着杨云阶同志来看他，把毛泽东同志返回延安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谈了很多话。随后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对卫士说，‘好几天没刮脸了，今天刮刮脸吧。’
“过去12月间，毛泽东同志因为过于疲劳，身体不太好。我被派去照顾毛泽东同志，后来李冰同志也被派去。每当我再来看他时，他总是很不放心第详细询问毛泽东同志的健康情况。他再三对我说：‘我现在很好，用不着你们照料。一定要等到毛泽东完全好了，你们再到我这里来。’他还故意加了一句：‘人家都说我这些天气色很好嘛。’
“起先，在他的墙上挂有一幅蝴蝶牡丹图，后来他叫人把那幅画摘掉了。他说，‘我不爱那幅画，蝴蝶轻浮，牡丹又是富贵的花，所以我把它摘掉了。如果你有时间，把毛主席的词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用大字给我抄一张吧。’
“他惯于夜里朝窗户睡，白天朝墙睡。那张抄写的词就是悬挂在他对面墙上。从今年4月间以来，他翻转身很困难，手又拿不动书，在白天他就终日看着这些词，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1946年1月，关向应的病情一度转重，连续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知道很危急，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担心这样会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但他坚持要多说一些，把要说的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这次危险终于渡过去了。他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取得胜利一样，异常兴奋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的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然后，他又谈起人在垂死时候的心情。当谈到留恋的时候，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会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业来不及交代，那是非常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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