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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传》第十二章 “他的话我永远刻在心里”
发布日期：2015-07-21 15:03 来源：《关向应传》 作者：晋绥基金会
老战友前来看望，也常引起关向应的激动，容易使他劳累。
关向应平日态度严肃，不喜欢多讲话。但是一讲起来就很幽默，常常使大家发笑而他却不笑，大家都爱与他接近，同他谈心。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内心里蕴积着火一样的热情。他在延安疗养的几年里，凡是病情比较平稳可以让人探视的时候，不论在延安学习、工作的旧属，或是前方来到延安的战友，都要去看望他。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在 延安成立后，原在晋西北地区作战的一二〇师主力部队，陆续开来保卫陕甘宁边区。甘泗淇等师的领导同志也到联防司令部来工作，许多同关向应熟识的干部都随部队来到陕北，也常到他的住处探视。不论哪一个来，他见了都很高兴，在病榻上热情交谈，谆谆教诲，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和疲倦。
有位过去在晋西北与关向应接触较早的干部，1941年从延安回到晋西北搞生产，自力更生。行前到关向应的住处来辞别，关向应听了他的话，马上高兴地说：“搞生产，那很好!我给你带几封信吧!”这位干部以为要叫他带什么其它的信，坐在那里等着。不想关向应一口气写了四五封信，全是给他沿路及晋绥介绍关系，帮助搞生产、解决困难的。他接到这些信，大出意料，因为他没有要求写这样的信，关向应却能如此体会他当时的处境，怕他遇到困难。这位干部说：“这种关系干部的出发点，是多么出于至诚!多么恳切!真是无微不至!”1942年，这位干部又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说关向应病重，本来很想前去看望，又总怕对病情不利，就没有去。不晓得关向应怎么知道他已来延安，竟在病中给他接连写了4封信，嘱咐他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说，如果，如果毕业后不愿做地方工作，可以到部队去工作。1943年春天，他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这时病已十分沉重，整天卧床不能行动，甚至只能睁开眼睛看一下就又合上，但仍不忘记关心和教育干部，对他断断续续地说：“身体好吧!好好注意健康，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为党工作!······”
同关向应相识很久的剧作家李伯钊，1942年整风时曾去看过他几次。李伯钊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向应很想知道党校整风情形。但每次医生都告诉李伯钊，要少说话。她只好遵守医生的嘱咐，过了5分钟就走出来。有一次，关向应对她说：“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当毛主席的学生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幸福了，······作党校的学生。······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讲到这里，——李伯钊说：“我看见他背过身子，用手巾拭泪!我全身麻木，呆在那儿，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劝慰他——这卧床不起病势危重的病人。他的话我永远刻在心里!”
1946年夏天，关向应逝去前一个多月，病情已经十分沉重。有一天，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的政治委员左齐到医院里来看他。李冰大夫进去和关向应讲了之后出来告诉黄树则大夫说：“他忽然呼吸很困难，恐怕不能见。”黄树则进去看时，见关向应痛楚地闭着眼睛，两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着。便把这情形告诉了左齐，请他不要会见。左齐询问了一些关向应最近的生活情况，便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关向应请黄树则进去，这时他连声地咳嗽着，好久说不出话。平静下来之后，他戚然地叹息着：“听到他们，我太激动了。左齐同志到八团工作，是我和他谈的话。这些干部害了病或者带了伤的时候，我都去看过他们。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同志，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满脸都是泪水，再不能说下去了······
从湘鄂西就开始在关向应领导下战斗的廖汉生，在悼念关向应的文章里写道：“1940年你回到延安，党中央劝你休息，你还是要坚持工作。直到1941年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去休息，以至卧床不起。从那时，我每个月都去探望你。每次见面，为了教育我，你总要谈时局，谈工作，谈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医生来阻止了，你还要谈一句两句。1944年中央决定我去湖北去工作，你在病床上，还给了我许多具体指示，告诉我怎样注意团结，怎样虚心向群众学习。临别我进去看你三次，我们相对流泪，最后两次竟泣不成声。······”
从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后长期同关向应并肩战斗的萧克回忆：“六届六中全会后，我去冀热察挺进军工作，我们分开了，直到1944年5月我因病回延安才见面，然而，他已重病了。我有时去看他，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畅情长谈了。不仅不能，在我最后看他的时候，他极为虚弱，似乎有不祥的阴影伴着他。我就想到他过去一些事。我觉得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青年时代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运动，用自己的实践行动来改变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同中国民族的危亡，尤其在九一八后的爱国之情，溶合起来了。可是，抗战胜利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也可以告慰，他离世的时候，国仇已复，‘吾士’已非‘奴隶之国’了。当然，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社会，那该多好啊!”
关向应平日态度严肃，不喜欢多讲话。但是一讲起来就很幽默，常常使大家发笑而他却不笑，大家都爱与他接近，同他谈心。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内心里蕴积着火一样的热情。他在延安疗养的几年里，凡是病情比较平稳可以让人探视的时候，不论在延安学习、工作的旧属，或是前方来到延安的战友，都要去看望他。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在 延安成立后，原在晋西北地区作战的一二〇师主力部队，陆续开来保卫陕甘宁边区。甘泗淇等师的领导同志也到联防司令部来工作，许多同关向应熟识的干部都随部队来到陕北，也常到他的住处探视。不论哪一个来，他见了都很高兴，在病榻上热情交谈，谆谆教诲，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和疲倦。
有位过去在晋西北与关向应接触较早的干部，1941年从延安回到晋西北搞生产，自力更生。行前到关向应的住处来辞别，关向应听了他的话，马上高兴地说：“搞生产，那很好!我给你带几封信吧!”这位干部以为要叫他带什么其它的信，坐在那里等着。不想关向应一口气写了四五封信，全是给他沿路及晋绥介绍关系，帮助搞生产、解决困难的。他接到这些信，大出意料，因为他没有要求写这样的信，关向应却能如此体会他当时的处境，怕他遇到困难。这位干部说：“这种关系干部的出发点，是多么出于至诚!多么恳切!真是无微不至!”1942年，这位干部又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说关向应病重，本来很想前去看望，又总怕对病情不利，就没有去。不晓得关向应怎么知道他已来延安，竟在病中给他接连写了4封信，嘱咐他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说，如果，如果毕业后不愿做地方工作，可以到部队去工作。1943年春天，他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这时病已十分沉重，整天卧床不能行动，甚至只能睁开眼睛看一下就又合上，但仍不忘记关心和教育干部，对他断断续续地说：“身体好吧!好好注意健康，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为党工作!······”
同关向应相识很久的剧作家李伯钊，1942年整风时曾去看过他几次。李伯钊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向应很想知道党校整风情形。但每次医生都告诉李伯钊，要少说话。她只好遵守医生的嘱咐，过了5分钟就走出来。有一次，关向应对她说：“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当毛主席的学生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幸福了，······作党校的学生。······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讲到这里，——李伯钊说：“我看见他背过身子，用手巾拭泪!我全身麻木，呆在那儿，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劝慰他——这卧床不起病势危重的病人。他的话我永远刻在心里!”
1946年夏天，关向应逝去前一个多月，病情已经十分沉重。有一天，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的政治委员左齐到医院里来看他。李冰大夫进去和关向应讲了之后出来告诉黄树则大夫说：“他忽然呼吸很困难，恐怕不能见。”黄树则进去看时，见关向应痛楚地闭着眼睛，两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着。便把这情形告诉了左齐，请他不要会见。左齐询问了一些关向应最近的生活情况，便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关向应请黄树则进去，这时他连声地咳嗽着，好久说不出话。平静下来之后，他戚然地叹息着：“听到他们，我太激动了。左齐同志到八团工作，是我和他谈的话。这些干部害了病或者带了伤的时候，我都去看过他们。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同志，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满脸都是泪水，再不能说下去了······
从湘鄂西就开始在关向应领导下战斗的廖汉生，在悼念关向应的文章里写道：“1940年你回到延安，党中央劝你休息，你还是要坚持工作。直到1941年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去休息，以至卧床不起。从那时，我每个月都去探望你。每次见面，为了教育我，你总要谈时局，谈工作，谈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医生来阻止了，你还要谈一句两句。1944年中央决定我去湖北去工作，你在病床上，还给了我许多具体指示，告诉我怎样注意团结，怎样虚心向群众学习。临别我进去看你三次，我们相对流泪，最后两次竟泣不成声。······”
从红军二、六军团会师后长期同关向应并肩战斗的萧克回忆：“六届六中全会后，我去冀热察挺进军工作，我们分开了，直到1944年5月我因病回延安才见面，然而，他已重病了。我有时去看他，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畅情长谈了。不仅不能，在我最后看他的时候，他极为虚弱，似乎有不祥的阴影伴着他。我就想到他过去一些事。我觉得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青年时代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运动，用自己的实践行动来改变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同中国民族的危亡，尤其在九一八后的爱国之情，溶合起来了。可是，抗战胜利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也可以告慰，他离世的时候，国仇已复，‘吾士’已非‘奴隶之国’了。当然，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社会，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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