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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二章清末与民国初年（三）

发布日期：2016-09-07 13:30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2．太原求学
    刘少白到达太原的1903年，正值晚清新政开始推行。
    1901年7月，在接受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议和条约后，逃离京城近一年的慈禧太后回到满目疮痍的北京。经此劫难，慈禧深知大清朝已是气数将尽，不堪一击。再要无视潮流、固守旧制，无异于坐以待毙。
    不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等的一系列新政改革措施陆续颁布实施，历史上称之为清末新政。
    随着新政的实施，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废科举设立文武学堂，建立现代大学堂，推广西式教育；
    设立咨议局，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筹备君主立宪；
    按照西方列强的装备与建制编练新式军队；
    银行、邮政、警察等现代机构先后建立，铁路、船运进一步推广；
    纺织、印染、采矿、火柴、制盐等近现代民族工商业开始形成；
    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电影、汽车等城市文明陆续出现；
    各地兴办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的各类书籍，把新思想、新科技、新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古老的国度。
    慈禧是想通过新政，挽救列祖列宗的大清江山于一线生机。然而，中国社会早已积聚起来的各种变革因素，则借此机会一涌而出。其结果，可就由不得她了。
    那时的太原，也是时局变幻，风起云涌。
    在晋商几百年的努力下，清末的山西晋中一带已积累起相当可观的财富。不但平遥、祁县、太谷等地的钱庄票号、豪宅深院富甲—方，而且太原城也是四周墙高城阔，内有亭台楼阁，街上店铺林立，城中商贾云集。1896年山西第一条铁路正太线修建后，山西与京津和华北平原的商贸往来更加活跃。
    但是就山西全境而言，仍然十分贫穷落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教案不断，民变四起，时局动荡。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借教案冲突，竟然滥杀外国传教士、中国教民及家属子女1万余人，一时间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01年，已革职放逐的毓贤在兰州被清廷降旨斩杀。继任巡抚岑春煊力推新政。私塾书院改设为中小学堂；街上有了邮局、警察、电灯、电话；山西机器局、山西矿业局等现代工业相继出现；1902年3月太原晋阳书院与令德堂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开启了山西高等教育的先河；各类新式学堂也迅速建立，仅太原城就有山西武备学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师范学堂、医学馆、蒙养院等20余所；还开设了中国第一所农林学堂——山西林业学堂。
    山西最早的报刊《晋报》也于1902年在太原创刊。此后，由新学堂毕业生、留学生、新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报刊日益增多，如《晋学报》、《晋阳公报》、《并州日报》、《山西民报》、《第一晋话报》、《晋乘》、《并州官报》，等等。这些报刊杂志的所谈所议，许多都是山西的士绅学子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们逐渐明白，原来还有一个新的世界在前面。
    这一切，使初到太原的少自感到新鲜和振奋。对于饱读诗书的他来说，实在有太多的新知识需要了解和学习。他先选择了考警察学堂。警察是洋人的说法，其实不就是衙门里巡探、捕快、班头之类吗，这里面能有什么学问，他很好奇。可是应试的考题他却看不懂，无法作答。少白很扫兴，在卷面上写道：“我不懂警察，才来考警察。要是懂警察，还来考它干什么？”这是大实话。招生的考题连少白这样的书生都看不懂，当时推广西式教育照搬外国、生拉硬套之风，也就可’见一斑了。
    接着少白又去报考山西武备学堂。这一回考的是文章应对，他被录取了，是第五期。
山西武备学堂设在太原大教场，是江苏洋务派人士杨宗翰于1898年创办的。学制三年，除设战术、地形、筑垒、兵器等军事课外，还设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英文、德文、格致等文化课程。每期录取120人左右，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
    就在前一年，与少白同岁的太原柳巷“裕盛店”伙计阎万喜，先期考入山西武备学堂。阎万喜也读过私塾，但他没有再去读书院，而是帮父亲经商，败落后在太原做了店铺伙计。阎万喜报考时改名叫阎锡山。他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深得进士出身的督练官赏识，特为他赠字“百川”。从此他名锡山，字百川。他就是日后统治山西长达38年的阎锡山。
    少白入武备学堂读的是文班。武备学堂为培养勇武的军人精神，无论文班武班，都是几十人睡通铺挤在一间斋号里。在少白和许多贫家子弟看来，虽然宿舍差些，但学生待遇还是很好的。除免费供给食宿外，每月还发给一两饷银，成绩优秀者，另外还有奖励。伙食多是白面小米，常有油荤，对于在家乡吃惯杂粮的少白来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但那些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富家子弟却不然。到了学堂天天出操练队，没有了整天提笼架鸟的悠闲，还要几十人挤在一起睡觉，一桌人围在一起吃饭，便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常常在下面骂骂咧咧，有时甚至嫌饭菜不好掀翻了桌子。少白对这般纨绔子弟甚为反感，从不与他们往来。
    这年秋冬，少白的胃病闹得愈来愈厉害，后来竟是寝食难安，骨瘦如柴。督教官看他病成这样，便责令他辍学回家。第二年，与少白同岁的阎锡山，也离开学堂，同温寿泉、黄国梁等20名成绩优秀的学生一道，被保送日本留学。不过，刘少白与阎锡山当时并不熟悉，因为不是同期，而且同在学堂的时间也不长。
    少白回家后，在家人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康复。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在太原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少白，深感自己以往所学太过陈旧。时代变迁，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况且自己年龄渐大，时不我待。于是，22岁的少白再赴太原，入太原府中学堂（相当于初中）读书。
    太原府中学堂位于太原城东南的起凤街，是废科举后在原山西省贡院内新设立的。
    山西省贡院规制宏大，内设东西点名厅、宣讲考场纪律的大公堂，还设有试卷封存、领取、核对的弥封所、对读所、誊录所和受卷所，之后是检查、监督考场考生的衡鉴堂、藻鉴堂和东监院，还有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8000多间考舍。
    科举贡院已废除，院落堂舍也陆续改作他用。但当年隆盛与森严的气派，依稀可见。8000学子拥挤在囚笼般考舍里求取功名的情景，已被太原府中学堂学子们朗朗读书声所取代。这一切，年龄尚小的同学或许不解其味。而在经历过科举考试的贡生刘少白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少白在太原读书，家人都在兴县黑峪口。那时太原与黑峪口之间只能书信传递，往返要半个月的时间。少白空闲里，时常萦绕起对家人的思念。
    一天，少白收到家中来信，说是女儿种子年已六岁，按照农村的习俗，就要开始缠足。但种子又哭又闹，死活不干。家人也没了主意，间少白咋办。
    对女孩缠足的痛，少白原本就很同情。这些年道理懂得多了，更明白这其实是千年陋习，就连满人入关时对此也看不惯，曾对汉人实行“男人去发、女人放足”。男人怕杀头，削发改梳了辫子，而女人放足却推不动，汉族士大夫们更是强烈反对，说自古评论是非，都讲究“品头论足”，这“论足”说的就是女人三寸金莲。放了足，分不出是非，岂不是朝纲大乱！到了康熙年间此事只好作罢。汉族官员士刿曰然是兴高采烈，说是“男降女不降”，颇有几分氏顾自豪感仕里躑。一直到民间反满情绪高涨的清末，女子放足，社会阻力依然很大。以至于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专门为女子放疋肿大声疾呼。
    少白拥护康梁变法维新，明白维新并非只是反满，人的陋习，是要改革的，何况眼下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如何忍心再让她受缠足之苦。至于说女孩不缠足就嫁不出去，少白不信：当下就已新潮涌动，待到种子出嫁时，恐怕早已是乾坤大变。
    少白立即回信，力陈缠足之害，力主女儿放足。高祖母也心疼种子，本来就不愿意让孩子再受这份罪，收到少白的信后说：我就不信我们刘家的女子嫁不出去。于是，种子成了黑峪口一带的第一个放足女孩。这件事在当时的乡间着实引发了一场轰动。十六眼窑院的刘家竟然给小女子放了足，愕然不解者有，摇头叹息者有，拍案愤愤者也有，真正是街谈巷议，品头论足。少白听说乡间风气还如此迂阔，索性上种子穿起男孩衣褂，干脆做了。“假小子”。从此，种子头戴着瓜皮小缎帽，吧嗒着一双天足，整天和村里的男孩子在一起，打瓦、踢毽、嬉戏捉迷藏，尽情快乐。
    种子7岁时，少白又写信嘱托家人，把她送到50里外的韩家吉村她母亲的娘家去读私塾。她的外祖父是秀才，也是本村私孰先生，但思想守旧，为人古板，学究气十足。每天上课，总是正襟危坐。学童们读的是圣贤书，自然要目不斜视，不可随意动作。快活惯了的种子，哪里受得了这般沉闷。由此不知挨了外祖父多少训诫。种子依然天性难改，外祖父无奈，摇头叹息道：“朽木实难雕也！”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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