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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三章执教生涯(二)

发布日期:2016-09-07 15:53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2.亚雄北平求学
    1921年冬,亚雄从太原女师毕业,在女师附小做了教师,月薪20块大洋。她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还能贴补家庭,为父亲分忧。少白自然十分高兴。
    手头宽裕些了,少白便写信让妻子带着6岁的二女儿竟雄也来到太原团聚。母女俩在兴县生活十分清苦,竟雄从小体弱多病,尤其视力不好,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玩耍和读书。亚雄为妹妹买了一身新衣服。竞雄高兴极了,可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新衣服全弄脏了,竟雄心得大哭。大姐把她揽在怀里说:“今后咱们有了钱再给你买。”从那时起,竞雄就朦胧地感到,宽厚沉着的大姐是她坚实的依靠。
    亚雄深知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女子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久她向父亲提出应送竞雄上幼儿园,少白欣然同意。按当时世俗眼光,像竟雄这样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是不值得如此下功夫培养的。所以此事即使在当时的太原城,也算得上是开明之举,一时成为街坊邻里议论的话题。竟雄上幼儿园后,受到了比较正规的儿童启蒙教育,成为她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
    在太原女师附小任教的亚雄,在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中间得到了快乐,家人团聚在一起也使她有了家庭温暖。但时间长了,她渐渐不满足于此。她想,自己取名叫亚雄,是因为父亲认为“女子未必不丈夫”。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争取干一番事业?少白听了她这番言论,不禁开心笑道:好,你便做个女丈夫给我看。不料没多久,亚雄果真提出要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少白反倒踌躇起来。亚雄终究年龄尚小,北京举目无亲,当今社会女孩儿独自远行,前程实难预料。少白思谋再三,难下决心,就去找好友冀贡泉商议。
    大少白一岁的冀贡泉,出身于山西汾阳县大户人家,早年也在山西大学堂读书,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归国后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主事,与佥事周树人(即鲁迅)同桌办公,私交甚厚。后任山西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少白就读山西大学堂法科期间,冀贡泉受聘该校教授兼法科学长,讲授国际法、罗马法、民法总则、中外条约等课程。他讲授得,亦庄亦谐,引人入胜,深受少白敬重。冀贡泉看重少白勤奋有为,更赞佩少白担任省议员能够秉公行事,洁身自好。他曾对少白叹道:“国人读书只为做官发财,多一些你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国家何至于此!”二人惺惺相惜,遂成好友。
    听完少白述说,冀贡泉笑道:“亚雄这般年纪就敢独闯天下,真正是后生可畏。云轩跟我说过,这孩子不同一般,很有主见。你我整日辛苦教书,为的是甚,还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北京女师也住了不少外省女娃,人家行,咱就不行?况且我北京也有熟人,可以关照亚雄,你还怕甚。”听了冀贡泉一席话,少白顿觉释然。
    1922年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在太原举行,作文考题为《论大同与小康》。亚雄在校时,就对社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当了教师后经常去省图书馆,阅读了不少哲学、文学名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易朴生等人的作品,她都读过。就连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籍,也都读过。论述这样的题目,亚雄得心应手。发榜的那天,果然被录取。
    曾留学日本的阎锡山,亲眼目睹了教育对国家发展是何等重要。他主政山西后,下大力发展省内教育。为鼓励学生上进,曾规定凡是考入北京国立大学的学生,省教育厅每年发给助学金100块大洋。亚雄又是兴具第一个考入北京念书的女大学生,于是县劝学所每年也咨助她100块大洋。有了这200块大洋,亚雄便完全没有了柴米之忧。
    亚雄临行前,冀贡泉修书一封让她带上。信封上写着:“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树人先生启”。冀贡泉告她,这周树人就是不久前写《阿Q正传》的鲁迅,现仍在北京教育部当佥事,还兼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的课程。我已写信打过招呼,到北京后如有事,可拿着我的信找他。
    亚雄赴京的那天,少白送她上车,直到火车远去。
    亚雄先进入北京补习学校,一年内修完了四年才能学完的英文、物理、化学等课程。1923年秋,她正式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预科学习。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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