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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五章艰难得岁月(二)
发布日期:2016-09-09 15:37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2.竞雄临危传信救父
就在胡鄂公离津返沪期间,事情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叛变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带领陈养山等紧急撤离上海,到天津暂时隐蔽,并参加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7月初,设在北平的河北省委再度遭到破坏,省委书记殷鉴,省委秘书长郭亚先,省军委书记廖化平,省互济会赖德等多人被捕。殷鉴被捕后始终坚强不屈,但郭、寥、赖被捕后叛变,使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张友清、魏文伯、胡锡奎等相继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张学 良的“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郭亚先还向敌人供出了刘少白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刘公馆”是省委秘密联络点。“刘公馆’立即受到搜查,并在他家布下便衣宪兵“蹲坑”,继续诱捕前来联络的共产党人。
恰在此时,在天津的杨献珍从报纸上看到北平汀州会馆破获共产党机关的消息,立刻想到赖德是福建人,而且住在汀州会馆,赖曾多次到过自己所住的大同公寓。中央特科陈养山立即决定杨献珍迅速转移到新的住所。为安全起见,没有通知刘少白。
不知杨献珍去向的刘少白坐如针毡、十分焦虑。而这时他又接到了虎坊桥后院邻居王子才家的用人送来的来一个纸条,从笔迹上可以看出,这是竞雄写的。
原来“刘公馆”遭宪兵特务破坏,少白侄子刘武雄被抓走。存放在少自家的党的经费法币汇单2000元,以及少白家里多年积蓄的2000多块银元也被劫掠一空。竞雄因长得瘦小,敌人误以为只是个孩子,没放在眼里。于是竞雄就索性装做不懂事的样子,和他们顶顶撞撞,特务们也懒得理她。竞雄的母亲牛爱莲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家里其他人也都没了主意。顷刻间,竞雄感到全家的担子都落到自己身上。她万分焦急,但心里很明白,眼下最要紧的是通知父亲千万别回家。于是趁特务吃晚饭不注意的时候,她从纸屏风上撕下一块纸,用小铅笔头写上“家中有事,千万别回来”,悄悄塞给收拾桌子的厨师赵师傅,赵师傅转给后院的王子才。王子才见事态严重,立即将纸条封在信封中,让家中佣人当晚赶到天津送给在国民饭店的少白。
见到竞雄的纸条,少白知道情况更加危急。但他仍对联系杨献珍还抱有一线希望,硬着头皮直等到第二天上午10点,仍无消息。少自感到凶多吉少,只好紧急撤离国民饭店。北平的家回不去,天津也不能久留,咋办?只有从海上走。好在这两年在商检局,接触港务与船运多,对海上通道比较熟悉。于是他当天晚上化装成商人模样,雇了辆黄包车,从天津码头匆匆搭上去大连的客轮。
当时的大连已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军警、汉奸密探四处横行。少自在大连举目无亲,只能躲在旅馆深居简出。他一个有身份的模样,却在小旅馆藏身,自然引起了日本密探的注意,借查户口的名义对他盘查。少白在大连待不下去,又乘船转往青岛。在青岛没几天,就发现在大连跟踪他的日本密探也尾随而来。少白只好又重返大连。几经周折,摆脱了密探监视后,他迅速离开大连,奔赴山西大同。在山西保晋公司大同分公司经理白云轩的家里隐蔽起来。
使少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千方百计想找的杨献珍,也在急切地找他,而且一直找到北平刘公馆,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就在刘少白紧急撤离天津的前一天晚上,陈赓与杨献珍约定第二天早8时一起前往国民饭店去找刘少白。但陈赓因故被拖延,直到中午12点他才见到杨献珍。二人赶到国民饭店时,刘少白已人去楼空。询问茶房,也不知刘的去向。刘少白不辞而别,使杨献珍顿生窦疑。一连几天,杨献珍几乎找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仍不见刘少白踪迹。此时胡鄂公与杨献珍还不知刘少自已经暴露,“刘公馆”已遭破坏。他们还急切地希望找到刘少白,尽快营救出被捕同志。于是胡鄂公决定让杨献珍到北平的刘少白家里去找。
杨献珍一进“刘公馆”就见到爱莲,不由得喜出望外,爱莲却板着脸说你走错门了,我不认得你,竟雄也拼命把他往门外推。杨献珍找少白心切,竟顾不上细看母女俩给他使眼色,扯着鄂北腔大声说你么不认得我了,再好好看看,我是亚雄的朋友啊!在房间设伏的特务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立即冲出来将杨献珍团团围住。
在杨献珍之前被设伏特务诱捕的还有北平市委书记刘锡五。
杨献珍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陈养山立即转移到英租界。
直到六年后的抗战时期,当杨献珍与刘少白于山西太原再度重逢时,他才得知刘少白不辞而别的原因。他们在感慨革命斗争艰险曲折的同时,也对十几岁的竟雄能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传信救父,深感欣慰。竟雄不但保护了自己的父亲,还趁同学来家里收作业本的机会,设法让她们带出消息,使当时住在文昌胡同的刘尊琪、住在四川会馆的姜榆芝等人,免遭敌人毒手。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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