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五章艰难得岁月（三）

发布日期：2016-09-09 15:39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3．草岚子监狱中的中共党员

1931年9月初，陈原道、安子文、刘亚雄等在天津先后被捕同志，被押解到北平，也被关押到府右街的“侮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车法处”，与在北平被捕的殷鉴、薄一波、杨献珍等合押一处。

军法处与实行逮捕的宪兵司令部素有矛盾，这次看到宪兵司令部捕了大批共产党后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的样子，更是一肚子憋气，偏要唱个反调。于是军法处借口宪兵司令部提供的事实不清，要重新审理这批政治犯。殷鉴、陈原道、薄一波等察觉到敌人之间的矛盾，立即组织被捕同志想方设法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利用敌人的矛盾，纷纷翻供。军法处一看，这批人最多不过是追随或同情共党罢了，哪里是什么共党要犯，分明是宪兵司令部为邀功请赏而夸大其词。判决下来果然都从轻发落。原被宪兵司令部定为死刑的殷鉴、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被改判为十几年、七八年。而陈原道、刘亚雄因身份从未暴露，刘少白流亡他乡后胡鄂公与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陈兆南、救援部长黄慕兰等继续设法营救，甚至将路子通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那里。因此，陈原道、刘亚雄以及同在天津被捕的蒲振声等，只被轻判两年。

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听说在北平、天津被捕的共党要犯竞被张学良从轻发落，十分恼火。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务机关负责人曾扩情，专程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要求对共党要犯从重处置，或者将其解往南京。这时刚刚发生九一八事变，大批东北军部队按照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离开家乡，退到关内。东北军上下一片悲愤与不满。张学良对南京中央政府将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人更是愤愤不平。此时此刻南京大员居然还要指手画脚，血气方刚的少帅张学良哪里肯买账。

南京无奈，只好不了了之。

于是，这批被捕的共产党员从北平“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被解往位于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

宪兵特务在虎坊桥少白家中一直设伏到九一八事变后才撤走。一家人的积蓄已荡然无存，生活陷入困境。在大同白云轩家躲避抓捕的少白，也无时不在惦念着家人，云轩让精明灵活的侄子前往北平打探情况，发现宪兵已经撤走，便把少白全家接到大同。少白一家人在白云轩家会合后，最牵挂的是被捕的亚雄、原道和武雄。过了一段时间，看看风声小了些，少白便让竞雄再回北平，打探消息。

竞雄只身一人回到北平后，经人介绍住在虎坊桥“刘公馆”附近的四川会馆，并设法找到了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姜榆芝。姜榆芝曾住四川会馆，也多次去过“刘公馆”。竟雄危难中传出消息，使姜榆芝。及时转移未落入敌手，所以她见到竞雄后格外亲切。从姜榆芝那里竟雄得知亚雄等人已被关押到草岚子监狱。第二天姜榆芝就带竞雄去监狱探望。

监狱的围墙很高，拉着密密的电网。竞雄进来后才发现狭小的院子几乎全被遮盖在围墙的阴影里，终年照不到太阳，即使白天也是阴森森的。竞雄走了几步面前又是一堵墙，墙上有个直径一尺的圆洞，家属只能通过这个圆洞和里面的亲人见面。竟雄费力地踮起脚把头伸进圆洞，里面又潮又黑，弥漫着一股股难闻的霉烂气味。

等了好一会儿才见女狱警带着亚雄走过来。竟雄只见大姐脸色苍白，头发蓬乱，走起路来身子还有些打晃，显得十分疲弱。见到妹妹，亚雄脸上不禁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那种从容，朝着竟雄淡淡一笑说：“哦，你来了。家里怎样？”听说家人特别是父亲都还好，亚雄的话就不多？，也不再多间。竞雄急切地问她怎样，亚雄只是说“还好”、“还可以”，并一再让竞雄转告家人不必担心，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出来。探视的五分钟很快就到了，竞雄恋恋不舍地望着大姐的背影一步步消失在黑暗的牢房深处。

探视武雄时竟雄竟没有认出他来。武雄蓬乱的长头发一直披到肩上，蜡黄的脸瘦得颧骨凸出，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有好几处扯成碎布条，走起路来镣铐哗哗作响。原来武雄被捕时身上搜出写有自己名字的信件，被当作共党要犯，看管格外严厉，还没说上几句话，看守就恶狠狠地喊：“时间到啦！”

几天后，少白收到竞雄从北平寄回的第一封信，得知亚雄、原道阳武雄的情况，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情才稍有平息。这时家中只能靠白云轩的接济和典当度日，但少白依然挤出些钱给竟雄寄去。

靠着这点钱，竞雄既要独自—人在北平撑下去，又要尽量给大姐他们带点吃食。竞雄对花销总是算了又算，想了又想，恨不得一文钱掰成两半花。尽管如此，她每次去探望，也只能送些酱菜疙瘩、酱豆窝之类。对于狱中恶劣的伙食来说，这些廉价的小菜竟然也成为难友们彼此分享的佳肴。但狱卒牢头从中却没有油水可捞，对竟雄自然就没有好脸色，经常骂骂咧咧。次数多了，竟雄也就若无其事，每遇叫骂，权当犬吠。从宣武门外的四川会馆到草岚子监狱，竞雄往返一次都要半天时间，但为了五分钟的探望，无论寒风凛冽还是烈日炎炎，每到探监时间竞雄都风雨无阻地走在这条路上。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这条路竞雄不知往返走过多少次。渐渐地竞雄觉得自己越走愈大，越走离大姐和武雄他们越近。

在草岚子监狱里，除了关押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还关押着张慕陶等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员，以及一些中共脱党分子，还有不少爱学生和思想进步的教授，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与监狱当局开展斗争，监狱里的中共党员秘密串联，建立了监狱地下党支部，陈原道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领导下，难友们机智顽强，对当局所谓“反省政策”进行了有力地揭露与嘲讽。九一八事变后，党支部组织全体政治犯和一些正直的教、大学生，向东北军当局写“呈文”，要求释放全体抗日青年出狱，并一致在“呈文”上签名按手印。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不可能获准，但在这次行动的促进下形成了监狱委员会组织，为日后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陈原道建议下，党支部号召“把监狱变成大学校”，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原道负责。学委组织大家借着亲友探视及外出就医的机会，或争取某些同情难友的看守人员，将《大公报》、《华北新闻》、俄文版的《布尔什维克》、英文版的《国际通讯》等刊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以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籍，秘密传递到狱中。俄文原著由陈原道、殷鉴、孔祥桢翻译成中文，英文版由杨献珍翻译。一段段译好的中文抄在烟盒背面、报纸扉页等各式的纸条上，按顺序编上号在难友中传阅，传到最后由杨献珍负责收回销毁。

草岚子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把坐牢当成漫长革命生涯中一段总结休整、学习提高、积蓄力量的准备期。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急剧变化，社会各阶层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使大家对争取早日出狱继续革命斗争更加充满信心。在监狱地下党支部领导下，黑暗的院落、潮湿的牢房、发霉的米饭丝毫没有动摇人们的信念。大家紧密团结，不断为争取改善生活、延长放风时间、准许阅读书籍报刊、不准打骂人等基本权利而斗争。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全国上下痛切感到民族存亡危机，团结抗战的呼声与日俱增。中共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正式发表抗日宣言，赢得了国内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与蒋介石一贯不和的汪精卫走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2年9月，汪精卫为了缓解社会各界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不满，标榜自己的开明形象，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草岚子监狱凡判刑两年半以下的政治犯一律释放。由此，陈原道、刘亚雄、蒲振生等人被释出狱。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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