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五章艰难得岁月（六）

发布日期：2016-09-09 17:27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6．茫茫革命路

1933年6月亚雄产期临近，行动不便。中共江苏省委考虑上海斗争形势严峻，亚雄在上海没有亲人照顾，决定调她到北平工作。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赵世兰，安排亚雄到北平通过范文澜找台静农接转组织关系。亚雄到北平后得到范文澜的细心关照。但是河北省委遭破坏后，台静农已去向不明，范文澜此时还不是党员，无法帮助她找到组织。这使亚雄心情沉重，非常着急。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在北平奔走了十多天，终无头绪。

亚雄产期愈发迫近，只能先回太原家中。

得知原道牺牲，少白心痛如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面对疲惫憔悴的亚雄，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对于失去原道、又失去组织联系的亚雄，自己和家人是她此刻唯一的依托。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助亚雄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1933年8月1日，亚雄和原道的儿子出生了。亚雄给从未见过父亲的儿子取名陈纪原，希望儿子永远怀念父亲陈原道，长大后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

为避开反动当局的迫害，一家人从太原城里的上马街搬到新南门外。那里一片乱坟之中有几处院落，人迹稀少，凄凉僻静。少白此时没有任何收入，家中仅靠借债和典当勉强度日。心力交瘁的亚雄产后没有奶水，又喂不起牛奶，只能用小米糊糊掺点奶粉喂养。纪原从小营养不良，瘦小羸弱。

1934年2月，亚雄产后身体尚未恢复，就把襁褓之中的纪原留在家里，又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全家人对纪原关爱备至。尤其在少白看来，纪原不仅是自己的外孙，更是先烈的希望，是革命的未来。平日里家人对外从不声张，有时小纪原哭声大一点，就连忙用手捂上嘴。有外人来时，就把纪原用被子包上往后院藏。在恐怖压抑的氛围中，纪原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朦朦胧胧的他，已懂得怕见生人，一听门铃响，三四岁的他不用大人喊，自己就慌慌忙忙往后院跑。

建国后刘亚雄与堂弟刘武雄在北京合影

亚雄到北平后仍住姜榆芝家。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非常隐蔽，她四处奔波仍无结果，只得又返回太原。

这时竞雄已18岁，在大姐的影响下立下了投身社会、争取平等与解放的志向。面对家庭的困境与父亲的艰辛，她更不愿意待在家中虚光阴，决意走出家门去北平，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少白担心竞雄念书不多，视力又不好，比不得亚雄。但女孩子大了，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从北平虎坊桥历险和草岚子探监来看，竟雄身上确有几分大姐的影子，绝非旧式的阁中闺秀。这样的女孩子独闯天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少白思前想后终于定下决心，为竟雄凑足了路费，把她送上了火车。1934年春，竞雄又来到北平。

竞雄在北平先后报考了邮政、银行、簿记、气象等许多职业，但都因体检视力不合格而未录取。后在刘尊棋的帮助下，她终于考上了北平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办的“社会教育人员养成所”。学习期间她先后到过50多个戒毒所、疯人院、收容妓女的救济院等参观实习，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更加激发起她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与责任感。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她以“中国青年的出路”为题大声疾呼道，日本侵略加深，民族正值生存危机，青年的真正出路在于担负民族与社会的责任。这与当时社会上只追求梳妆打扮和个人舒适的小姐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在校内引起反响，她的演讲因而获奖。学校教务长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教授，他尤其赞同竟雄的观点，号召其他女同学向她学习。由于竟雄学习努力，表现突出，毕业时优先分配到社会局第一职业补习学校当教师。

身在北平的竞雄就像当年的亚雄一样，不断把自己成长的经历写信告诉家里。竞雄时常回想起小时候自己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听父亲读大姐来信的情形，想到此刻家人一定像当年读大姐来信那样在读自己的信，心中不禁泛起一股温暖与自豪。

正如竞雄所希望的那样，她的来信给全家人带来了快乐。处于困境的亚雄，尤其从妹妹的成长中得到抚慰与希望。

1934年8月经姜榆芝介绍，亚雄到张家口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坎家庭老师。亚雄有了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多少有了些起色。但亚雄不久听说在太原有了党组织的一点线索，便立即辞去了家教，回到太原。

1935年初的一天，已被开除出党的张慕陶突然来到家里拜访亚雄。张慕陶1931年曾在河北省委从事分裂活动，受到陈原道的揭露与批判。后来被捕也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因不主张监狱斗争被释放。出狱后张慕陶到山西投靠了阎锡山。此次来访就是想游说亚雄为阎锡山做事。亚雄没有找到党组织却被张慕陶找上门来，心中的烦躁厌恶自不待说，便推脱说自己有了孩子，对政治已无兴趣。

1935年春，亚雄在太原街上偶然遇见了同在草岚子监狱的中共党员孔祥桢。原来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出狱后，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二人决定共同寻找组织。不久张慕陶又派人来劝说亚雄。为了避开干扰，孔祥桢介绍亚雄到晋城沪泽中学教书。这年暑假，她从晋城第三次去北平寻找组织，仍没有结果，只好又回到太原。

1935年8月底，家里来了一位中年人，亚雄不认识，有所戒备。来人自称在中共山西特委工作，公开身份是省政府雇员。来者说党知道你在寻找组织，山西特委对你的表现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你是一位可靠的同志，可以为你这一段的政治表现做证明。当确认了来者身份后，亚雄激动万分。两年多来，亚雄就像一个四处漂泊的孤儿历尽艰辛，今天终于回到了母亲--党组织的身边。

9月的一天，山西特委书记王伯唐找亚雄谈话，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亚雄详细汇报了这两年的情况。谈到张慕陶曾前来游说时，王伯蕾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他们的活动，但要严格保密，单线联系。张慕陶再来时，亚雄便答应下来。对亚雄的转变张慕陶颇有几分疑惑。为了解除张的疑虑，经请示王伯唐，亚雄把被父亲少白解救出狱的堂弟刘武雄，也介绍给张慕陶搞宣传刻蜡板。武雄当时虽然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遂成为中共党组织在张慕陶派系内部的眼线。

亚雄与王伯堂一直保持单线联络。1935年11月王伯唐被捕牺牲，亚雄再次失去组织联系。她立即摆脱张慕陶，暂避绥远。后经人介绍，于1936年春到河南温县女子职业学校任语文教师。不久亚雄发现这个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控制，暗中派人监视她。于是亚雄又立即转移到河南内乡师范学校任教。亚雄在学校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受到了学生们的拥戴。保守的校方担心闹出事来，一再向亚雄施压。亚雄借此辞职，离开内乡，第四次赴北平寻找党组织。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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