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七章创办兴县农民银行（五）

发布日期：2016-09-13 17:14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5.农民银行与新运书社

从延安回来后，少白立即印了第三批农币十万元。用铜印版和专用印钞纸印制的票子，果然质地挺板，图案清晰。农币的票子看上去一点不比阎币、法币差，用起来却更好使，口碑越发好起来，用的人更多。不久又印了第四批15万元。

到后来，不仅是农民、八路军120师使用农币，商人、市民、教职员以及驻晋西北的晋绥军、东北军也都使用农币。农币发行量越来越大。到1 93 9年底的两年间，晋西北地区流通的兴县农民银行农币，已达数百万元。

少白当初提出办银行的目的，主要是为八路军120师筹集经费。手里的票子多了，对部队的支持也更加有力。120师所需的款项，大多是副师长萧克或师民运部长刘亚球亲自来银行办理。每次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由此，少白与萧克、刘亚球也成了好朋友。二人并不知道少白的党员身份，但凭着少白是进步人士、儿女都是共产党干部这一条，就视他为自己人，只是不称同志，而称先生。萧克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红军将领，参加革命前上过私塾，颇有文笔，写得一手好字，谈举止时显儒将之风。萧克每来，必与少白先生论学谈书，相谈甚合，十分投缘。有一次萧克来不了，便写了个条子，让人带给少白。少白一看是萧克的亲笔，二话没说就从银行里提出2000元，让来人带了回去。

有时他们来了，银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少白先生便将短缺的款额，写在一张便条上，再盖上银行印章，部队拿上少白先生亲笔便条，就可以到店铺或供销合作社先把物资领取走，日后店铺、供销社再凭着少白的条子到银行兑换回现金。日子长了，部队搞供给的人都知道，银行刘经理的条子比票子还管用。

少白从延安回来后的第二件事，是办书社。

兴县是晋西北根据地的中心，动委会、牺盟会和八路军120师汇聚了许多投身抗日的青年学生，晋绥军、东北军中也有不少爱国官兵和热血青年。兴县农民银行的职员，则个个都是少白挑选的有文化、爱学习，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全民抗战的大潮下，这些年轻人向往民主、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知识，对精神食粮有强烈的渴求。可是整个兴县却找不到一家像样一点的书店。不少青年人白天忙工作，晚上没事干，只好围在窑洞里闲聊、下棋、玩扑克。有的甚至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景象，常令从教办学多年的少白心中隐隐作痛。

少白在西安和延安，将购货所余的款项全部买了各种图书、杂志和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木刻版画像等，共2000多册件。还与西安书店、延安抗敌书社、绥德书店办理了批发邮购业务，各种新出版发行的书籍、杂志、图册，便源源不断地寄往兴县。

少白将银行院内的两间西厢房窑洞腾开，办起了书社，取名为新运书社。新运意为新型的社会运动。书社的书籍种类很多，既有社会理论，也有政治、历史、地理，还有文学小说、科普读物、生活知识、杂谈游记等，这如同在渴求进步的人们面前打开了一座知识的宝库。

书社既卖书，也出租书。买不起也租不起的，也可以在书社里看书。没过几天，来书社的人络绎不绝。开始少白见有人站在那里捧着书看，就叫人从正房楼上搬几个条凳下来。后来人多了，挤在条凳上的，蹲在墙根前的，靠在门框上的，都是看书的人。这里面，有动委会牺盟会的干部，有县政府的职员，有兴县中学的师生，有商人、工匠、农民，还有穿粗布军服的八路军官兵和扎武装带的国民党驻军军官。

从延安回来后，少白按照刘少奇的交代，见到了120师政委关向应，向他转交了刘少奇的信函。关向应看了笑道：少白同志，对你的党员身份我早就有预料。现在少奇同志写过信来，就正式地明确了这件事。少奇同志说你是特别党员，我想这不仅是说不公开身份、不公开参加党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以非党的身份坚持党的原则、做党的工作。我相信你一定会完成好这项特别的工作。

关向应一番话令少白着实动容。但他不是一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的人，只是不住地点头。接着他向关向应汇报了近期工作。关向应听说兴县城里办起了书社，专门问到此事。听了少白的详细介绍，关向应说：少白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抗日靠的是发动民众，发动民众靠的是讲革命道理。搞武装、办银行，我们可以搞，阎锡山也可以搞。但宣传革命道理、武装广大民众，阎锡山就搞不了。只有共产党才有这个本事，别人想学也学不会。办书社就是办宣传革命道理的阵地，一定要办好。

此后，关向应还多次在大会上强调，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一定要注重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思想水平。要挤出一些时间读书看报。兴县农民银行的经理刘少白先生，五十多岁了，从西安、延安千里迢迢驮回书来，办起了新运书社，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好条件。大家要关心、爱护、支持办好这个书社。

少白还特意从西安买回来一个收音机，摆在银行楼上开会的大屋子里。县政府、动委会、牺盟会不少人从未见过收音机，都很好奇，纷纷跑过来听热闹。见了少白自然要打听一番。少白把沿途见闻细细明。特别说到，这次还带回一本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油印本。大家争着要看，后面的人说干脆让少自给大家念念。这一念就念了好几个晚上。县长张干丞说这个办法好，今后晚上可以经常在这里组织大家学习，听收音机，听讲课。

第一个讲课的当然是少白，内容就是《论持久战》。在回来的路上少白早巳把这本油印小册子读了几遍，讲课时就不再照本念，而是据自己的理解讲了几个问题。听课的什么人都有，接受能力长短不一，但“持久战，三阶段”这句话大家都记下了，并且很快传了开来。人小孩一张口就是“持久战，三阶段”。不久，正式出版的铅印《论持久战》一书从延安批发给新运书社，人们纷纷前去购买、租阅或蹲在书社细细翻看。

那时兴县没有电，晚上老乡家点的是豆油灯，机关办公用的是煤油罩子灯。收音机用的是专用电池，听的时间长了电量愈来愈弱，声音愈来愈小。后来就是把耳朵贴在收音机的木壳上也听不见了。银行向几个年轻人急得不行，又拍又打，结果连里面的小灯泡也不亮了。少白要把收音机收起来，大家不让，说还是摆在外面好。于是收音机就一直摆在前面讲课的桌子上。收音机不响了，但讲课没有断。后来在这架默不作声的收音机旁，县长张干丞讲过统一战线政策；120师副师长萧克、旅长彭绍辉讲过山地游击战争；牛友兰讲过生产和商贸工作；县政府秘书高芸生、县公安局长董—飞等，也都讲过课。

楼上这间大屋子还兼做文化活动室。抗战初期那几年，兴县响遍了抗日的歌声。开始，大家只会《救国军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风在吼，马在叫》等几首。后来从收音机里听到抗战歌曲还有很多，便纷纷要求少白找人教唱。少白四处打听，问谁会唱的抗战歌曲最多。先后请来县政府的高芸生、牺盟会女宣传干事李六平，以及从延安回来的侄子刘武雄等，在收音机旁教会了大家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延安颂》、《在太行山上》等许多激荡人心的抗战歌曲。每次学唱，少白也跟在一大堆小伙子女娃娃后面哼哼，时间一长，居然也学会了不少。这些歌曲，直到少白的晚年，家人还经常听见他低声哼唱。

少白的妻侄牛何之，当初就想到外面参加抗战，被少白说服留下当了自己办银行的助手。现在银行搞起来？，牛何之的，乙叹活泛起来，找少白说还想走。少白问想去哪儿，牛何之说要去延安。少白问他怕不怕吃苦，怕不怕牺牲。牛何之说都不怕。少白停了半晌，说也好。当着牛何之的面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写了一封介绍信：“陈云同志：兹介绍牛何之同志去你处……”少白边写牛何之边看，而且要求写上自己“思想进步，坚决打日本”。写完后牛何之看了又看，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收好。

牛何之到了延安马上就去中组部找陈云。陈云开会不在，牛何之就把少自给陈云的信留在中组部，想第二天再来。没想到陈云看了少白的信，第二天一早就到旅社去找他。陈云坐到牛何之的炕边，详细询问了情况，临走时让他放心，说过几天有人会给他安排工作。在延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组织。几天后牛何之把临；行前少自给他的20元生活费丢了，想起陈云说有困难找组织，便写信给；陈云请求组织借给他15元钱，信中还说“于后请我姑父刘少白偿还”。几天后果然有人寄给他15元钱，落款是“夏耘”。牛何之想，这钱一定是陈云掏了自己的腰包。

多年后人们谈起这段往事，都取笑说牛何之面子真大，连中央的组织部长都掏钱给你往外借哩。牛何说我那时才十八九岁，在延安谁认得我，这还不都是少白的面子。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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