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十章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四）

发布日期：2016-10-08 14:36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4．晋西北土改开始

中国各阶层民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并未阻止蒋介石“剿灭共党”、一统天下的步伐。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只有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具备召开国民大会的条件。而1946年10月，在全面内战日益升级、国民党傅作义部队攻占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的当天，自认为胜券在握的国民党，就悍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实际上是撕毁了国共两党和谈协议，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独裁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愤然宣布撤离南京，回到延安。国民党如此肆无忌惮，就连协调国共两党和谈的美国代表马歇尔也看不下去，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至此，和平大门完全关死，国共两党只有在战场上一决胜负。

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共必须全力以赴投入战争状态。这就必须强化政治动员，加快土地改革的步伐，尽快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五四指示”中规定的温和的土改方式，已不足以实现这一紧迫任务。

因此，从1947年初开始的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蒋介石被列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推翻地主阶级，让农民翻身做主。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目标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再是通过献地、买卖、赎买等方式，而是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

1947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明确指出：随中央工委出发的党政军各部各机关，连同中央机要处的电台密码，均由安子文负责。

此前竞雄带着女儿安黎和儿子安民，已从延安疏散到家乡兴县。安子文带领中央工委直属大队路过晋西北时，竞雄带着孩子归队。这队伍中有中央机关干部，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等十几位革命老人，还有家属子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100多人，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千里跋涉，其困难绝非一般。毛泽东、周恩来选定了安子文。安子文不负中央重托，日夜操劳、废寝忘食。途中发高烧打摆子，晚上他裹着被子开会研究，第二天摇摇晃晃又上路。5月初，安子文率中央工委直属大队终于安全到达河北省平山县。

竞雄和安子文刚到，行李还没有打开，就有当地干部反映土改中出现打人逼供等过火行为。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研究。直至深夜，安子文才疲惫不堪地回来。谈及当地土改中的种种极端做法，子文与竞雄都忧心忡忡，夜不成寐。然而，一场更加猛烈的暴风雨，在竞雄的家乡晋西北兴县，也开始了。

晋西北地处高寒，土地贫瘠，物产匮乏，自古就是苦地方。贫富之间不像平原地区那样悬殊。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写道：晋西北和陕北的土地主一样，往往也是家徒四壁，可康生以为真正的贫农是“家徒五壁”——他把土坑也算成一“壁”，贫农甚至连炕席都没有。县志中描写地主生活是“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彭德怀读后感慨道“原不过如此”。

经过1940年至1945年的减租减息和民主改革，晋西北的土地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富农的很多土地已经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他们占有的土地已经不多。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对此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42年7月写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其中谈到“老地主、老富农卖土地的多，原因主要是吃租子靠不住，缩小目标减轻负担，生活困难负担太重”；“这种卖出土地的价格，均很便宜。中、贫农买进土地的多。他们用一切方法买进便宜的土地”；“这种土地买卖，带有土地调剂、调整，解决一部分土地问题的进步性质”。

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的调查统计，在老区9县20村中，1945年与1939年相比，地主户数从5.2%降到了2%，土地从38.5%降到了5%；富农户数从9%降到了3.6%，土地从23.5%降到了9.9%；中农户数从31.3％止升到59.9%，土地从20.3吐升到了70.8%；贫雇农户数从49.4%降到T31.6%，土地从11.4吐升到了13.98%。

也就是说到1945年，5.6%的地主富农只占有14.9%的土地。即使将全部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也只能从地主、富农手中得到9.3%的土地。如果再按“五四指示”的规定，对中小地主等给以适当的照顾，就更没有多少土地可分。正是根据这种情况，中共晋绥分局认为土地间题基本上已经解决，决定以发展生产为主，同时强调纠正侵犯中农刮益的做法。

1947年初，中共中央为了指导全国土改，决定以各解放区为试点。2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考察团到晋西北。4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向晋察冀迸发途中，路经晋绥解放区。刘少奇在听取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并泉以及康生等关于土改的汇报后，于4月22日抱病致信晋绥分局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指出：没有一个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这些情况及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把刘少奇致晋绥同志的信批转各地。但康生等人对刘少奇的信采取断章取义的理解，认为晋绥边区过去的土改太“右”了，并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推行和扩大其“左”的做法。

康生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身份否定了晋绥分局原认为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的意见，指责晋绥分局犯了右倾错误，下令将张稼夫组织编写、晋绥分局印发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全部收回烧毁。

晋绥分局主要领导人，随即贬低晋西北解放区八年来的工作成果，指责原领导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统一战线的右倾根子上”。他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右倾，无视土地关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基本事实，完全按照康生那一套搞土改。晋绥分局原书记林枫抗战胜利后已调往东北，因此，大批右倾的矛头就落在边区其他领导人身上。晋绥分局领导人之一、副书记张稼夫被派到康生身边。曾对晋西北土地状况做出过客观分析的张稼夫，被康生批评得抬不起头来，难：《坚持原来的意见。牛荫冠、刘少白等边区领导人也倍感压力。

兴县土改工作团成立后，立即深入各农村，实行土地的完全平分，不再照顾中小地主和富农。贯彻《五四指示》时，刘少白等开明士绅主动献地，被认为是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政治和心理上解放农民而遭否定。但即便如此，面对着没有更多土地可分的基本现实，农民和基层干部也普遍缺乏积极性。

企望在伟大的土改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康生，为了打开局面，苦苦思谋，创造出了一整套土改理论与方法：已经被分了地的地主，他说是在革命政权下隐匿起来的“化形地主”；已经出卖土地的地主，他说地卖了，银元藏了起来，要“挖浮财”；对于够不上地主富农的，他提出要往上查三代，结果被划成地主富农的比例大大增加；他把出身成分较高或对过火行为有抵触的基层党员干部，说成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号召要“搬石头”；进而提出“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

土改工作团里有不少人是从延安撤出来的干部，对当地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了解不多，对当地的干部也不熟悉。在康生看来，这恰恰是没有包袱、可以放手开展工作的一个优势。按照康生的这套独出心裁的理论与方法，土改工作团把村中最穷困潦倒的农户作为依靠的对象。其实，在已经实行减租减息、民主改革和初步土改的老解放区，依然穷困破败的农户，情况比较复杂。不少人有明显的素质缺陷，有的甚至是好吃懒做的泼皮无赖，属于流氓无产者。决心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土改工作团充满革命热情，他们真诚地认为，这些流氓无产者最具革命性，他们的缺陷是地主阶级剥削造成的。因此，从革命的阶级立场出发，不应该歧视他们，而是应该更加痛恨地主阶级。

在工作团主持下，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起的贫农团取代了基层党组织，成为土改的主导力量。过去灰得甚也不是，如今主宰了他人的命运，而且—下子就能分得土地和财物，既省去了前世的辛苦，今后也不再发愁。还劳动个甚，还是搞土改、搞革命好。于是他们热血沸腾，无所顾忌，成为土改中的勇敢分子。开会揪斗地主他们先带头，拷打追抄浮财他们先动手。

但毕竟本乡本土，有的还是本家同宗，大多数人对地主富农依然下不去手。于是工作团搞起联村斗争，将相邻的几个村的贫农合在一起斗地主，或让甲村的贫农去斗乙村的地主。互不相识，没有了顾虑；又有控诉大会的感染，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使斗争似乎充满了正义性；再加上勇敢分子带头示范，人们互相感染，互相激励，愤恨叠加，同仇敌忾。局面很快失控，打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工作团中有人觉得太过火了，但领导上认为不能因此给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泼冷水，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况且死的是地富分子。在战场上，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同志，这个账怎么算？

于是，“工作团—贫农团一联村斗争”模式的被大量复制，一场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在已经是老解放区的晋西北，迅猛地掀起来。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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