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十章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五）

发布日期：2016-10-09 14:54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5．“左”倾的危害

此时的少白，作为边区领导人，被指责为右倾；而作为开明士绅，他又成为斗争对象。在双重压力下，少白被闹得灰头土脸。

地主李绍荣因交不出“底财”被关押。还交不出，又把他儿子抓起来。儿子也交不出，又把年仅十几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了边区副议长刘少白。少白非常明白，以他目前处境，就是出面说话，也不管用，而且十有八九还要引祸上身。然而，这件事实在是太荒唐：把李家的儿子抓起来就已经很没有道理，李家的孙子还是个娃娃，也抓起来，这闹成个甚！生性秉直的少白实在看不下去，提笔给晋绥分局领导人写信反映了这件事。晋绥分局领导见信后十分恼怒，指令他人回信对刘少白横加训斥，自己又在会上把刘少白说成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不久，少白的家乡黑峪口也成为暴风骤雨的旋涡。1947年8月26日、27日接连两天，土改工作团组织了周围八个村近干名农民，在黑峪口召开群众联合斗争大会，斗争目标，首先是与兄长刘少白一同将祖传土地主动献给农民的刘象坤。刘象坤虽有祖传土地，又曾染上抽大烟的毛病，但他平时行医乡里，并无恶行。主动献出土地后，就以行医为生。但既然要斗争地主，黑峪口数他刘家最大，不斗他，斗谁哩！于是，刘象坤被揪了出来。

1947年9月9日的《晋绥日报》对当时的情形做了这样的记述：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分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

《晋绥日报》没有提到的是，会还没有开了一半，60开外、身体瘦弱的刘象坤就被贫农团带领群情激昂的民众围起来当场毒打，这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你一拳我一脚，他一棒子我一石头，只一会儿的功夫刘象坤便被打死。刘象坤被打死后不久，他的儿子，那位早年在刘少白帮助下追求革命、曾与亚雄一同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刘武雄，也在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遣送回了黑峪口。刘武雄的人生道路从此历经坎坷，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那时，他已是垂暮之年。

打死刘象坤，只是斗争的开始。下一个目标当然是刘象坤所依仗的兄长刘少白。黑峪口贫农团强烈要求揪出刘少白，得到晋绥分局领导人的批准。但刘少白毕竟是副议长，是在全解放区有影响的晋绥边区领导人，分局领导有交代：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

说理斗争也是斗争。在暴烈躁动日益浓重的氛围下，少白自身安全已岌岌可危。警卫员被撤了，但枪支还放在他家中。于是分局干部处长带领农民径直闯入少白家，先收缴了枪支，60多岁的少自被捆起来，接着抄家。身外之物几乎全部查抄一空，还不甘心，一再追问家人：就连点首饰也没有吗？抄完家，少白就被民兵押着，踉踉跄跄徒步50余里，从兴县城回到自己的家乡黑峪口。

自己的亲兄弟被活活打死后，少白已经意识到自己已身处险境。临被押走前他让17岁的儿子易成设法去找贺龙，希望得到贺龙的救援。易成去的时候特意把14岁的纪原带上，因为他想到自己可能已经沦为了地主子弟，而纪原无论如何也算是烈士子弟啊。两人来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门前，哨兵一听说是刘少白的儿子和外孙要找贺司令员，冷冷地说：贺司令员不在，你们回吧。这样，易成和纪原未能见到贺龙。

少白被关押在黑峪口一孔窑洞里。里面都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晚上男女老少20余人挤在一起，睡觉以砖代枕，拥挤不堪。少白被挤得不行，只能斜倚着墙根昏睡。那些站岗的后生少白也认得，大是晚辈。为了打发时间，少白请求给些书报看，后生报告给上面，土改工作团团长不同意。连书报都不让看了，少白心想：这回怕是躲不过了他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更让少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被关押期间，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蔡家崖组。织召开了“斗牛大会”，与自己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牛友兰，遭到更加残酷的斗争。

牛友兰虽曾为兴县首富，但办银行他捐出数万银元，四大动员他捐出8000银元，他出钱为抗日政府办了供销社、纺织厂，他献出的棉布为八路军120师解决了一个团的冬装，他捐出自己的院落成为八路军一二师的司令部，他还把自己的儿女侄子一个个送去参加了革命。蔡家崖的贫农团说，堂堂兴县首富拿不出浮财，谁信哩！斗争大会上不但让牛友兰跪在尖尖的料炭上，还要游街示众。有两个二流子趁机上前用铁丝刺穿牛友兰的鼻骨，又血淋淋地拉出来，让他儿子牵着，说是“牵牛游街”。平生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牛友兰，遭受到这般凌辱摧残后，悲愤欲绝，精神恍惚，粒米不进，三天后去世。

牛友兰去世几天后，刘少白被把上黑峪口的斗地主大会。

第一个上台的是外号“干面人”的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揭发说少白曾打过他耳光。少白说我今年66岁，活这么大谁见过我打过人，怎么会打你？任奴儿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上去就是两耳光。

第二个上台揭发的是曾给少白当过警卫员的人。此人长得人高马大，体壮如牛，人称“推倒墙”。他揭发说少白曾打过他一鞭子。少白说我最反对仗势欺人，别人都没有打过，你跟了我好几年，我打你，我成了个甚？他抢白说，你以为你是甚，还想要威风。说罢就是一鞭子，抽的少白摇摇晃晃，眼镜也被打落在地上。

第三个上台揭发的是剃头匠叫二子，说少白有一次剃头借口说把眉毛给剃了，赖着不给钱。二子说完没容少白回答，上去就朝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少白气得浑身发抖。

至此，少白终于明白，所谓说理斗争，其实无理可说，只有斗争。于是他再也不说什么，任凭勇敢分子们把一盆盆污水泼在自己头上。

牛友兰死于非命，刘少白遭受斗争，晋西北最著名的两大民主人士的悲剧并未使“左”倾狂热冷却下来。不久，签署着晋绥分局几位领导人名字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发布《告农民书》，公然宣告：

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富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甚么样的人，大家想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恶极大的富农，大家想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中农必须拿出长（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雇农、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帽子。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支持，那么，我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

连地区领导人的头脑也热到了这步田地，其后果就可想而知。

10月5日，兴县魏家滩数千人联村大会，当场用石头砸死6人；

10月20日，兴县黑峪口村支书刘玉明被用石头砸、棒子打，最后被用刀刺死，还被挖了心。而土改刚开始时，刘玉明还对乡亲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

晋绥边区临参会议员、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曾率直表示说，刘少白反对土改，我不相信。11月21日，孙良臣外出检查工作途中，被家乡农民围攻毒打，当场惨死。

据兴县1948年6月的统计，全县290个行政村，土改中被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斗争后被扫地出门冻饿而死63人。总计1976人，平均每个行政村死亡7人。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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