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九章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一）

发布日期：2016-10-01 15:39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1．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40年9月，在中共晋西区党委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从村一级展开。1941年3月，全区开展了热烈的村民选举活动，各地村政权的面貌为之一新。接着又开始试行区选举，为普遍改造区政权取得了经验。在此基础上，全区临参会参议员选举工作开始积极筹备。

1941年8月，林枫代表区党委正式提议建立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以贯彻中共中央的“三三制”政策，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随后组织成立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筹备委员有续范亭（国民党元老）、林枫（共产党代表）、刘少白（地方开明士绅代表）、牛荫冠、甘泗淇、罗贵波、武新宇、阎秀峰、廖井丹、亚马、罗毅、杜若牧、姜宝珍、张韶芳等15人。在11月举行的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白被推举为选举事务部长。在12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参议员产生办法和选举办法。并决定1942年5月完成各县及各界选举。

作为选举事务部长，少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选举筹备工作之中。他组织印发了大量的《告同胞书》、《召开临参会宣传提纲》、《为什么召开临参会》等宣传文件，并通过散发传单、小册子，张贴漫画、木刻作品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还在抗日战报、晋西大众报和各军分区战斗报，陆续刊登关于临参会的文章、辩论、问题、解说及消息通讯。少白还把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民兵、工会、妇联、农会、青联、文化界和各分区机关团体动员起来，通过举办座谈会、集会、庙会、元宵灯会，利用戏剧、舞蹈、小调、秧歌、快板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宣传，许多人还冒着危险深入到敌区做参选宣讲。广泛深入的宣传使晋西北300万人民认识到了民主选举临参会的意义，不论是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普遍掀起了全民参选的热潮。

晋西北民主政权建设是晋西事变后开始的，晚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中共中央考虑到晋西北摆脱国民党阎锡山统治还不久，民众对民主运用还比较生疏，不宜直接建立参议会，先建立临时参议会，作为过渡时期的民意机关。同时，为了让晋西北各界人士亲身感受老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中共中央同意了牛友兰提出组织晋西北各界人士到延安参观的倡议。

1942年5月，由牛友兰、刘少白、武润生、孙良臣、刘菊初、樊止如、贾克明、任缉五等15人组成的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成立，牛友兰为团长，刘少白、武润生为副团长。出发前他们穿上晋绥军区发合的崭新灰军服，肩跨军用水壶和干粮袋，看上去哪里还有士绅模样，简直就是一队刚入伍的老兵。这副装束令大家兴奋不已。

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彼此往来十分困难。因此，晋西北士绅团参观延安，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仅有的一次党外各界人士组团到延安参观。这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边区是大事，中共中央和中共晋西区党委作了非常周全细致的安排。《抗战日报》还专门派记者师海云随团采访报道。

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师海云，全程记载了这次参访的盛况，连续登载在《抗战日报》显著位置。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翻开已经泛黄的《抗战日报》，当年的热烈感人情景，仍跃然于纸上：

“兹悉各县士绅已于四月三十日前陆续到齐……诸先生热心国家大事，关心新中国建设，对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尤为敬仰。此行计划在延逗留两月，除参观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外，并将晋谒中共领袖毛泽东。晋西北各界对诸先生赴延热望而切，五月一、二、三日由军区司令部、晋西北行政公署、中共晋西区党委分别设宴欢送，四日动身。刘少白先生，并携带子甥三人，前往延安升学（1942年5月7日）。”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于二十一日深夜抵延，当即下榻交际处，诸士绅虽连日兼程赶路，精神仍均极健乐。其中刘少白先生玍1938年曾经过延安，此次行经新市场时，笑对记者谈到当时四月荒凉，尽是不毛荒山，曾几何时，乃竞市廛遍地，耕地盈山言下表示无限兴奋。二十二日晨八时，该团到北区政府谒见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畅谈甚欢……随后大家互榍漫谈，刘少白先生谓晋西北在春耕运动中每人平均种地三十垧，劳动热忱于此可见。在宾主闲谈中，从国医谈到科学，又从科学谈到辩证法唯物论，谈到同盟会时代的革命战士，直至十时，该团始行辞出。随后又到了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谢觉哉副议长趋阶欢迎，一一握手寒暄。宾主座谈中讨论世界民主政治，由中国过去的民主，说到现在各亢日根据地的民主，由资本主义的民主说到新民主主义，发挥极为深刻……回至交际处时，适贺龙师长匆匆赶至，‘你们来啦！’连忙握手慰问，一面报道兴县田家会大捷，登时掌声四起，互为祝贺。贺师长畅谈延安景色，比喻生动，全场为之神往（1942年6月2日）。”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连日在延安参观各处，颇为忙碌。留延晋西北党政军首长贺龙师长、续范亭主任、关向应政委及林枫同志等，特于五月二十九日设宴为诸先生洗尘。是日上午九时，参观团汽车赴枣园，即在枣园树荫围坐漫谈……末由刘少白先生畅谈对陕甘宁边区观感，特别对毛主席号召整顿三风，尤为钦佩。（1942年6月4日）。”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北方局杨尚昆、晋西北区党委林枫同志，邀请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举行座谈会，征集诸先生对地方党、政府意见，以深入了解晋西北情况，改进该地工作……诸先生咸称此次来延安参观各地印象均佳，尤其是‘三三制’的实施及整风学习的热烈，使大家深信在延安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对于晋西北各方面青形，他们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已日渐走入正轨，但经济上尚不能自给自足，以后愿与政府共同努力积极加以建设。”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于六月十三至十七日，连日乘车到延安市四乡参观延大、鲁艺、中央医院、保育院、和平医院、医大、新华化学工厂南区合作社等地，各部负责人均亲自招待，领导参观。到延大时，校长吴玉章同志曾在俱乐部召开欢迎会，诸士绅在会间一致表示回晋以后，决心动员大批学生来延大学习，使边区与晋西北关系日趋密切……（1942年7月4日）。”

“九日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赴交际处访晋西北来延士绅，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围桌畅谈，对诸士绅所提一一详作解答……继即就‘三三制’问题，整风问题及中共对根据地各项政策娓娓畅谈，并说明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中国实行之必要，指出这些对于农民和地主，雇工和资本家都有好处，但欲在全国执行尚须经过广泛的宣传，使大家都有此共识。毛泽东同志虽工作烦冗，但精神健旺，态度谦虚，语言诚恳，诸士绅深感兴趣。其中复有提出五四运动对于革命的影响与中共整顿三风之关系该问题相询者，毛泽东同志复为解答，并一一握手相询诸士绅姓名及家庭情形。士绅中间有子女在八路军工作者，毛泽东同志尤表钦敬。边区林、李主席、谢副议长亦来参加，计自下午四时至深夜九时始殷殷告别，畅谈共达五小时之久（1942年7月’16日）。”

“连日来诸士绅对于延安所出新书报，阅读至为热烈，纷纷购买新书带回晋西北。新华书店并赠送诸士绅《论持久战》、《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每人一份，以及全套整风文件。中共王若飞同志并各赠苏联版《联共（布）党史》一本（1942年8月1日）。”

1942年7月14日参观团离别延安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发了社论“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社论满含真挚地写道：

“牛友兰、武润生、刘少白先生们所组织的晋西北士绅延安参观团就要回去了，每想到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怀抱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高度热望而仆仆西来的诸位先生，特别是想到以六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几位前辈，我们实在感奋万端，今日归去，我们自不胜依依之感……

“首先请告诉我河东父老，日寇的败象已成、败期已定，只要我们加倍奋发，熬过今明两年，我们出头的日子便到了…．。”

“请更肯定地告诉我河东父老，我内部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密团结，乃是抗敌制胜的武器，也是团结建国必由途径，而‘三三制’则是保证这一团结的最好政治形式，请把在陕甘宁边区所见的一切，更广泛地告诉人们，在这里是怎样实行了地主的减租减息，是怎样保证了农民的交租交息，并怎样的因此而有了社会经济的向上发展。”

1942年7月18日《抗战日报》登载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留别延安各界书”，晋西北15位德高望重的士绅贤达言辞恳切地说：

“此次是带着对日寇的血海深仇与对抗日策源地延安的非常热望而来。在清凉山、宝塔山看到了抗战的激情与心怀天下的抱负；在‘七七大会’上感受到抗战先烈的悲壮；在民族学院看到了各民族的团结；在参议会看到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延安法院监狱看到了人权的保障。学校、工厂千万青年在埋头学习、埋头苦干，在穷山荒沟中竞有有此许多优秀儿女及劳动英雄，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士绅们特别说到：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党政军各位领袖们的迭次座谈，他们推诚相与的态度，实出我们意料之外，尤其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乃是一个‘雍雍儒雅’的人，而八路军领袖朱总司令，却是一个和颜悦色，如‘冬日之可爱，的人；又如政府领袖林伯渠老、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老、延大校长吴玉章老，他们都是鹤发童颜，大有飘飘若仙之慨。”

“今天最惹人注意者，则是所谓‘三三制’下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如边区副主席李鼎铭老先生，他们参加边区政权工作，并未显出党与非党的区别。究竟是党同化了非党，还是非党同化了党，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以前我们对共产党的怀疑心理，竟获得许多相反的佐证。”

“《解放日报》社论付托了我们以告诉‘河东父老’的许多话，我们是：定要告诉‘河东父老’的，这件事一定能够办得到。”

在延安期间，少白除了随团参访外，还来到特意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参观学习。行长曹菊如是来自江西中央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老红军，见到少白格外亲切。俩人一个福建话，一个山西话，兴致勃勃地谈了——上午，仍感余言未尽。在延安的日子里，少白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领晤、新的振奋。他亲眼见证了老百姓在民主制度下的欢欣鼓舞，感受到获得自由解放的民众所焕发出的伟大力量。

透过宝塔山的晨雾与朝霞，少白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参访团临别时特意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词、献旗。士绅们一致推举少白代表大家撰写献词。少白心潮澎湃，一夜未眠，挥毫书就。第二天众人展卷，朗朗读来：

“《致毛泽东同志》：堂堂华冑，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最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世英雄，谁知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致朱总司令》：古多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而今事变兮，革命风行，救民解放兮，为正义而战争。谋国民之幸福兮，世界之和平。巍巍乎一千八百日抗战，荡荡乎二万五千里长征。献旗颂之，旷世荚名。”

众士绅和着拍节，读得抑扬顿挫，慷慨飞扬。读罢齐声喝彩，说少白所写，皆为我等肺腑之言。有人道：这一来，献旗上的词也有了。给毛主席的献旗就写“东方列斯”，给朱总司令的献旗就写“旷世英明”。

众人又是一阵掌声。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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