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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十一章新中国的春天(二)

发布日期:2016-10-13 12:09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2.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国民党从抗战后的如日中天,到如丧家之犬般的垮台,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坚持打内战和自身腐败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其重视保持党的良好作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布衣蔬食,联系群众。普通党员干部也都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荣。
    少白刚进北京时住的翠明庄招待所,聚集着许多中国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即使如此,伙食上用粮用菜也都按就餐人数精打细算,每顿饭剩余下来的馒头,不会超过三五个。伙房买粮买菜,都由一个小伙子用自行车驮,有时好几百斤的东西要驮几趟,把小伙子累的满头大汗。少白间他为何不雇辆三轮车一次拉回来?小伙子摇摇头:那不是剥削劳动人民吗!
    刘平到北京看望父亲时住在中组部涵静园招待所。她所在的四野刚打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缴获颇丰,经费也比较宽裕。部队领导为了照顾她带着两个年幼孩子,便多批了些伙食费。刘平可以经常买点鸡蛋、母鸡之类给孩子补补身体。炖母鸡的香味引起了招待所其他人的警惕,怀疑她占了公家的便宜,告到中组部。中组部派人来了解,才搞清楚。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但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之风依然在一些干部中滋长起来。1951年底,这股不断蔓延的风气,引起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警觉。
    1951年年底到1952年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不久又发起了以打击不法商人、整顿市场秩序为目的的“五反”运动。这两个运动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使新生的中国社会,得到又一次净化。
    少白去太原之前把易成留在北京补习中学数学物理课程,争取跨过中学直接考大学,也住在中组部涵静园招待所。易成这时已属于待分配干部,除供给制吃食堂外,每月一点津贴只够买牙膏肥皂之类,上补习学校的学费则成了问题。头两期的学费靠少白接济。第三期是王世英到北京开会时给易成留下五元钱,并再三叮嘱他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第四期学费是因易成学业优秀被老师免了。这样,易成才算把课程完成。平时,竟雄也常去招待所看他,除了书本杂志,安子文有些衣服破旧了,竞雄舍不得扔,都带给了易成,易成几乎不必再添新衣,这就又省下一笔花销。
    1950年秋,易成的肺病又犯了,在北京学习不成,只好回太原养病。少白找了山西大学医院一位战后仍留在中国的日本医生给看,医生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药,主要是加强营养吧。易成休学了近一年,再回北京上学,经X光透视检查,发现两肺浸润严重,痰中带血。这下急坏了易成,幸好亚雄到北京开会,见易成成了这个样子,说你还回甚太原,跟上我去长春吧。易成到了长春,医疗条件果然比太原好得多,医生又用上了当时很稀缺的链霉素,病情才逐渐好起来。少白听说了,总算放下来。
担任长春市委书记的刘亚雄陪同宋庆龄在基层调研
    作为长春市委书记,亚雄一如既往地严以律己,身体力行。工作会议的讲话稿她自己写;下面的汇报,她亲自听;基层的情况,她走下去看。人前人后,她总是一身公家发的灰色女式列宁装制服。她的家除了床和办公桌以外,连个衣柜也没有,换季下来的衣服叠成一摞,用布蒙着堆在床头上。后来易成的肺结核需要转到传染病医院,亚雄怕弟弟心理负担过重,把他接回家里由母亲照顾,才添了一张单人床。总务处处长见市委书记家里过于简朴,要给她添置家具,她说摆那些做甚,谁用?总务处处长又说刘书记,你那床旧棉被太薄,让公务员从库房里领床新被吧。亚雄说在哈尔滨就一直盖它么,长春能比哈尔滨还冷?一次,市长去杭州开会回来,给市领导们买了几条丝绸被面。给亚雄的那一条却被她退回来,说我这旧被子用这么好的被面像个甚?
    刘亚雄(左四)在火车站迎接到长春视察工作的沈钧儒(左二)、罗淑章(右五)、郭沫若(右一)等
    不久少白到北京开会,专程到长春看望亚雄和易成。市办公厅的干部登门问寒问暖,送上一件狐狸皮大衣筒子,说东北不比山西,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注意保暖。少白说不用,我们晋西北冷起来风也像刀子一样,我早习惯了这个你还是拿上回吧。推搡了一阵,来人硬是把狐皮筒子放下走了。晚上亚雄开会,很晚才回家。少白一直等着她,让她第二天就把狐皮筒子送回去。亚雄听说此事,有几分生气,说有些同志的旧作风总是改不了少白叮嘱道:送回去就对了可不要再批评人家亚雄说这个我会处理。
    少白又听说易成治病用的链霉素很贵,52支针竟用了200多万元(旧币,折合新币200多元),回太原后便把钱如数寄给亚雄,信上说这钱我出,可不敢花公家的钱。其实那时易成已从军校毕业,享受供给制和公费医疗待遇,得了重病用贵重药,如果提出申请,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予以报销。但亚雄却说这钱不能公家花,坚持自己出。少白寄来的200多万元,她也如数寄了回去。
    在中组部的竞雄和安子文实行供给制,按标准吃食堂。孩子们在家起伙,每月除领小米外,每个孩子发2元津贴,3个孩子共6元,加上竞雄和子文的津贴费,也才13元。当时猪肉5毛钱一斤,孩子们的伙食能好到哪里去?安子文吃小灶,标准高一些,中午和晚上有点肉菜。开始,子文让人把自己那份打回家吃。可是饭一打回来,两个大点的孩子就趴在桌子旁,小眼睛滴溜溜的盯着盘子。子文哪里还吃得下,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往孩子跟前一推,不吃了。后来,子文只好到食堂吃。这样一来,一到吃饭时间,他们一家人分成四处,老安去小灶,竞雄去中灶,孩子们在家,保姆给孩子做完饭后去大灶,直到1954年实行了工资制,全家人才能在一起吃团圆饭。
    少白一家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向来受人敬重。
    因此,无论是少白,还是他几个身居领导岗位的女儿女婿,在三反”、“五反”等的政治运动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碍。只是这期间,也出了点小插曲。
    1952年2月,带着儿子安民在苏联治病的竟雄回国前接到安子文的来信,让她认真回忆—下,这次出国是否多花了公家的钱款。竟雄和其他到苏联治病的同志一样,出国时只领了1000卢布,说好是给个人花销,不必上报。但一向克勤克俭的竟雄,却用这笔钱为单位的几位女同志每人买了一件塑料雨衣,给机关幼儿园和薄一波、刘澜涛两家的孩子们买 73部幻灯机,花去892卢布。余下的108卢布,本想临走时再给自己和孩子买点什么,接到子文的信后,什么都不买了。一回国,竞雄马上就把这108卢布上交给总务处。
    出国的1000卢布搞清了,那么出国前呢,是不是多用了置衣费?看着竟雄迷茫的样子,调查的同志干脆把话挑明:你那件翻领黑上衣的22万工钱(旧币)都给人家了吗,有没有中间自己装起来一些?幸亏做衣服的裁缝竞雄还记得,马上找来,让他跟清查人员讲清楚。裁缝抖着衣服说:你们看看这料、这工,怎么也得25万吧,可你们这位女同志就是嫌贵,说只给22万,不然就不做了我还能说啥,那就22万吧,就算我支援老革命啦。竞雄说:听见了没有,我还为公家节约了3万元哩。调查的同志不吭气了。竞雄又说道:我还有一套衣服,是大姐刘亚雄看我出国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主动出钱给我做的,钱是我弟弟刘易成从春回来带给我的。要不要也让他们来证明—下?调查的同志不好意思地连声说:不用了。
    运动过后,一向待人宽厚的竞雄与清查的同志也没有结下任何疙瘩,同志之间依然坦坦然然,一如既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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