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十一章新中国的春天（二）

发布日期：2016-10-13 12:09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2．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国民党从抗战后的如日中天，到如丧家之犬般的垮台，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坚持打内战和自身腐败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其重视保持党的良好作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布衣蔬食，联系群众。普通党员干部也都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为荣。

少白刚进北京时住的翠明庄招待所，聚集着许多中国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即使如此，伙食上用粮用菜也都按就餐人数精打细算，每顿饭剩余下来的馒头，不会超过三五个。伙房买粮买菜，都由一个小伙子用自行车驮，有时好几百斤的东西要驮几趟，把小伙子累的满头大汗。少白间他为何不雇辆三轮车一次拉回来？小伙子摇摇头：那不是剥削劳动人民吗！

刘平到北京看望父亲时住在中组部涵静园招待所。她所在的四野刚打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缴获颇丰，经费也比较宽裕。部队领导为了照顾她带着两个年幼孩子，便多批了些伙食费。刘平可以经常买点鸡蛋、母鸡之类给孩子补补身体。炖母鸡的香味引起了招待所其他人的警惕，怀疑她占了公家的便宜，告到中组部。中组部派人来了解，才搞清楚。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但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之风依然在一些干部中滋长起来。1951年底，这股不断蔓延的风气，引起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警觉。

1951年年底到1952年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不久又发起了以打击不法商人、整顿市场秩序为目的的“五反”运动。这两个运动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使新生的中国社会，得到又一次净化。

少白去太原之前把易成留在北京补习中学数学物理课程，争取跨过中学直接考大学，也住在中组部涵静园招待所。易成这时已属于待分配干部，除供给制吃食堂外，每月一点津贴只够买牙膏肥皂之类，上补习学校的学费则成了问题。头两期的学费靠少白接济。第三期是王世英到北京开会时给易成留下五元钱，并再三叮嘱他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第四期学费是因易成学业优秀被老师免了。这样，易成才算把课程完成。平时，竟雄也常去招待所看他，除了书本杂志，安子文有些衣服破旧了，竞雄舍不得扔，都带给了易成，易成几乎不必再添新衣，这就又省下一笔花销。

1950年秋，易成的肺病又犯了，在北京学习不成，只好回太原养病。少白找了山西大学医院一位战后仍留在中国的日本医生给看，医生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药，主要是加强营养吧。易成休学了近一年，再回北京上学，经X光透视检查，发现两肺浸润严重，痰中带血。这下急坏了易成，幸好亚雄到北京开会，见易成成了这个样子，说你还回甚太原，跟上我去长春吧。易成到了长春，医疗条件果然比太原好得多，医生又用上了当时很稀缺的链霉素，病情才逐渐好起来。少白听说了，总算放下来。

担任长春市委书记的刘亚雄陪同宋庆龄在基层调研

作为长春市委书记，亚雄一如既往地严以律己，身体力行。工作会议的讲话稿她自己写；下面的汇报，她亲自听；基层的情况，她走下去看。人前人后，她总是一身公家发的灰色女式列宁装制服。她的家除了床和办公桌以外，连个衣柜也没有，换季下来的衣服叠成一摞，用布蒙着堆在床头上。后来易成的肺结核需要转到传染病医院，亚雄怕弟弟心理负担过重，把他接回家里由母亲照顾，才添了一张单人床。总务处处长见市委书记家里过于简朴，要给她添置家具，她说摆那些做甚，谁用？总务处处长又说刘书记，你那床旧棉被太薄，让公务员从库房里领床新被吧。亚雄说在哈尔滨就一直盖它么，长春能比哈尔滨还冷？一次，市长去杭州开会回来，给市领导们买了几条丝绸被面。给亚雄的那一条却被她退回来，说我这旧被子用这么好的被面像个甚？

刘亚雄（左四）在火车站迎接到长春视察工作的沈钧儒（左二）、罗淑章（右五）、郭沫若（右一）等

不久少白到北京开会，专程到长春看望亚雄和易成。市办公厅的干部登门问寒问暖，送上一件狐狸皮大衣筒子，说东北不比山西，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注意保暖。少白说不用，我们晋西北冷起来风也像刀子一样，我早习惯了这个你还是拿上回吧。推搡了一阵，来人硬是把狐皮筒子放下走了。晚上亚雄开会，很晚才回家。少白一直等着她，让她第二天就把狐皮筒子送回去。亚雄听说此事，有几分生气，说有些同志的旧作风总是改不了少白叮嘱道：送回去就对了可不要再批评人家亚雄说这个我会处理。

少白又听说易成治病用的链霉素很贵，52支针竟用了200多万元（旧币，折合新币200多元），回太原后便把钱如数寄给亚雄，信上说这钱我出，可不敢花公家的钱。其实那时易成已从军校毕业，享受供给制和公费医疗待遇，得了重病用贵重药，如果提出申请，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予以报销。但亚雄却说这钱不能公家花，坚持自己出。少白寄来的200多万元，她也如数寄了回去。

在中组部的竞雄和安子文实行供给制，按标准吃食堂。孩子们在家起伙，每月除领小米外，每个孩子发2元津贴，3个孩子共6元，加上竞雄和子文的津贴费，也才13元。当时猪肉5毛钱一斤，孩子们的伙食能好到哪里去？安子文吃小灶，标准高一些，中午和晚上有点肉菜。开始，子文让人把自己那份打回家吃。可是饭一打回来，两个大点的孩子就趴在桌子旁，小眼睛滴溜溜的盯着盘子。子文哪里还吃得下，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往孩子跟前一推，不吃了。后来，子文只好到食堂吃。这样一来，一到吃饭时间，他们一家人分成四处，老安去小灶，竞雄去中灶，孩子们在家，保姆给孩子做完饭后去大灶，直到1954年实行了工资制，全家人才能在一起吃团圆饭。

少白一家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向来受人敬重。

因此，无论是少白，还是他几个身居领导岗位的女儿女婿，在三反”、“五反”等的政治运动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碍。只是这期间，也出了点小插曲。

1952年2月，带着儿子安民在苏联治病的竟雄回国前接到安子文的来信，让她认真回忆—下，这次出国是否多花了公家的钱款。竟雄和其他到苏联治病的同志一样，出国时只领了1000卢布，说好是给个人花销，不必上报。但一向克勤克俭的竟雄，却用这笔钱为单位的几位女同志每人买了一件塑料雨衣，给机关幼儿园和薄一波、刘澜涛两家的孩子们买 73部幻灯机，花去892卢布。余下的108卢布，本想临走时再给自己和孩子买点什么，接到子文的信后，什么都不买了。一回国，竞雄马上就把这108卢布上交给总务处。

出国的1000卢布搞清了，那么出国前呢，是不是多用了置衣费？看着竟雄迷茫的样子，调查的同志干脆把话挑明：你那件翻领黑上衣的22万工钱（旧币）都给人家了吗，有没有中间自己装起来一些？幸亏做衣服的裁缝竞雄还记得，马上找来，让他跟清查人员讲清楚。裁缝抖着衣服说：你们看看这料、这工，怎么也得25万吧，可你们这位女同志就是嫌贵，说只给22万，不然就不做了我还能说啥，那就22万吧，就算我支援老革命啦。竞雄说：听见了没有，我还为公家节约了3万元哩。调查的同志不吭气了。竞雄又说道：我还有一套衣服，是大姐刘亚雄看我出国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主动出钱给我做的，钱是我弟弟刘易成从春回来带给我的。要不要也让他们来证明—下？调查的同志不好意思地连声说：不用了。

运动过后，一向待人宽厚的竞雄与清查的同志也没有结下任何疙瘩，同志之间依然坦坦然然，一如既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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