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十二章光明与曲折（三）

发布日期：2016-10-13 16:54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3．困难时期

1959年4月，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白和邓初民、丁果仙、曹焕文、郭宗汾、乔启明、张德含、柯璜、宋子纯等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招待60岁以上的委员举行了一次茶话会，76岁的刘少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座的包括我在内，都已年过花甲。中国人讲尊老，老年人阅历深，有经验。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很多要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留给后人。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对社会最好的贡献。

不久，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倡议，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各省也陆续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59年11月，易成受中国科学院派遣，赴苏联莫斯科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中国工作组组长王淦昌领导下，开始了近5年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此时易成的儿子、也是少白唯一的孙子刘超，还不到一岁半。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刚刚落下帷幕，首都北京的人们仍沉浸在15年超英赶美的兴奋之中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却降临了。

在超越客观可能、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大跃进”中的不讲科学、盲目蛮干、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浮夸虚报的倾向日益蔓延。粮食亩产量被浮夸成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于是鼓励农民放开肚皮吃食堂，存粮很快被吃光。几千万农民又被动员去大炼钢铁，地里的活没人干，庄稼烂在地里。第二年就出现饿肚子的情况。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会议初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却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倾”斗争，致使“左”的狂热情绪愈演愈烈。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部分地区发生的严重旱灾，全国出现大范围的饥荒。粮食、由料、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极度缺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不少农村因饥馑造成的死亡大量增加。

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困难境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喜庆之后不久，北京市场上副食供应出现紧张，粮油肉及副食品开始凭票证限量供应。到了1960年下半年，成年居民每月的供应已下降到粮25斤、油二两、肉二两，白花花的红薯干成为许多家庭的口粮。因饥饿及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病开始蔓延，炒熟的黄豆面加糖精是当时治疗浮肿病最常用的药物。体力衰弱令机关学校实行了半天上班上课、半天休息的二部制。许多年老体弱的人没能挺过这年异常寒冷的冬季。

刘亚雄是国家劳动部的副部长，有特供副食本。所谓特供，其实也就是比普通居民略多一点，每月可以买半斤油、一斤肉、一条烟。好在少白及两位老太太年事已高，亚雄也六十开外。老人饭量本就不大，有了这点补助，勉强可以不饿肚子。每月的一条烟，亚雄尽量让给父亲，少白不干，说你工作忙更需要提精神，最多只要半条。每次抽剩下来的烟蒂，少白也不浪费，把里面的一点点烟丝剥出攒起来，用纸卷上再抽。经过这段困难时期以后，原来烟瘾很大的少白，烟抽得少多了。

易成在苏联搞的是尖端科研项目，每月有100多卢布工资。他省吃俭用，省下的卢布汇回国内补贴家用。但卢布不像西方外汇那么吃香，开始时银行只给钱而不给侨汇券。困难时期缺的是粮票等购物券，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63年以后国家才规定卢布也算侨汇，也发给侨汇券，凭券可以买到粮油肉，白糖棉布等实物。1964年他回国时把剩下的卢布全部汇回，把侨汇券分送给父母和姐姐们，东西虽然不多，但很实用，给各家的孩子们带来欢乐。

1960年初，纪原从苏联留学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入伍参军，穿上了军装。纪原的成长让少白深感宽慰，他问：你从苏联一回来就参了军，学的究竟是甚专业？纪原说是导弹专业。少白故作惊讶，说这捣蛋么，还用学？一家人都笑了。纪原也笑道：不是调皮捣蛋，而是一种新式武器。不久，纪原与留苏同学、北京大学地质系教师王玉芳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刘瑛瑛出世了。

刘少白与回国度假的刘纪原、小苏合影

纪原和玉芳虽然成了家，但两方单位的宿舍条件很困难，没有给他们安排住房，他们只好把瑛瑛放在老爷爷少白和奶奶亚雄家里。有了瑛瑛，少白一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世同堂。易成虽然远在苏联，但儿媳王肇明几乎每周都要带着少白钟爱的孙子刘超和孙女刘越来看望。天真可爱的孙子、重外孙女，为少白的小院增添了天伦之乐的欢笑。

刘少白与孙子刘超、孙女刘越、重外孙女刘瑛瑛（从右到左）合影

纪原和玉芳平时在各自的单位里吃食堂、住集体宿舍。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们都提前把食堂饭，票换成粮票，回家带给少白和亚雄。少白和亚雄让他们自己留着，纪原说：你们放心，聂帅（聂荣臻）专门调拨了黄羊肉和黄豆给食堂，党政干部没有，只给技术人员，所以我们饿不着。

在饥饿笼罩的日子里，人们偶尔到亲友家吃饭，总要留下一二两粮票，否则就等于挤占了别人的口粮。但在少白和亚雄这里，无论什么人来家吃饭，是从不收粮票的。有时人家执意要给，少白便板起脸说：这像甚，快收起，回去给娃娃们么。纪原是自己的亲外孙，还说自已有补助，少白也就不再说甚。但有一次，少白看见纪原戴的栽绒棉军帽上黄呼呼的，问这是咋的啦？纪原说是食堂吃饭时，互相抢着盛玉米糊糊，蹭到了帽子上。少白埋怨说：你不是说饿不着么，咋连喝个玉米糊糊还抢哩？从此，连纪原和玉芳的粮票，也不要了。

在那个完全凭粮票吃饭的特殊年代，这等于是几位老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包括用易成的侨汇券购买的副食品，匀出一部分给了别人。这一点，给许多亲友留下了温暖的记忆。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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