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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十二章光明与曲折(四)
发布日期:2016-10-13 16:55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4.全国政协特邀代表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选集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其中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文中,毛泽东对刘少白做了充分肯定。刘少白的名字上了《毛泽东选集》,这在当时不少人看来,是件很值得称道的事情,对少白也不由得刮目相看。而少白和家人却从不张扬,就连少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书信往来,也从未对人提起。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干人大会,明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中央领导下,处于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好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的困难日子,也逐步好起来。
在政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看到清癯矍铄的刘少白,走过来与少白握手,问少老近来可好。又说少老啊,你的人生经历就是历史,很宝贵,最好能写成回忆录,用它来教育后代。少白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总理啊,你放心,这个工作我一定做好。
这些年来,少白虽然日渐年大体弱,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的心情却不能平静。他经常抚今忆往,思绪起伏,很想根据自己经历写些东西。但究竟写些什么呢,他一直没想好。周恩来的一席话,使他坚定了写回忆录的决心。为此,少白自己出钱,在北京请了一姓赵的先生,帮助自己整理史料,拟定写作提纲,陆续写出了许多历史回忆的片段。
刘少白读报(1960年摄于北京新华胡同25号院内)
平时,他为了写好回忆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的三个大书柜,藏书近干册,还订阅了《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参考消息》,保存了全套的山西文史资料和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他几乎沉浸在书籍和史料的海洋之中,每天不是读书看报,就是伏案写作。一本《论语》放在床头,每天睡前都要翻看,百读不厌。
为了让自己的回忆录更加真实准确,他还经常拜访傅作义、温寿泉、冀贡泉、刘道衡、裴丽生等故旧,或约老友来家畅谈。
1962年,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世英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来北京工作让少白很是高兴,两人相约而谈。说起往事,王世英告诉少白,那年在山西,若不是刘澜涛,少白几乎挨了处分。他问少白,刘澜涛跟你提起过这件事没有?少白摇头说,从未提起。王世英感慨道:现在许多事情,幸亏有这些有政策水平的老同志把关。不然的话,要冤枉多少好人啊。
后来,刘澜涛来看望少白和亚雄,他对少白依然没有谈起这件事情。两人回忆起当年在绥远的往事,刘澜涛问:孟文仲这个人你还记得不?少白说:怎么不记得,他是傅作义的师长么。那年我不就是找他通知你转移的么。刘澜涛说:是啊,要不是他,我的脑袋恐怕早就让国民党砍掉了。少白问:这人现在还在么?刘澜涛叹道:在倒是还在。不过,说来你可能不信,他差点成了咱共产党的刀下之鬼。少白十分诧异,忙问为甚。
刘澜涛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道:抗战胜利后,傅作义想联合东北马占山部队,这孟文仲是东北人,傅作义就派他到马占山那里做工作。后来这个部队向咱解放军投诚,孟文仲被遣散回了原籍。前几年搞镇反运动,有人检举孟文仲是反动军官,在绥远时抓捕过共产党,就把他抓起来。孟文仲在外多年,当地对他不了解,没人给他做证明,他自己当然是有口难辩,还不是人家说甚是甚,结果判了死刑。其实进城后我也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后来东北局的同志帮我查到,说有个判死刑的国民党师长叫孟文仲,一了解,就是他。我连忙在电话里说孟文仲的案子需要复查,先缓一缓。事后才知道,当时正要把这批反革命集中起来开公审大会,会后就枪毙。孟文仲被押着走在半路上,我这个电话再晚个一两天,这人就没了。
在一旁的其他人听了,都不禁惊叹,说刀下救人,好险。少白却半晌无话。一会儿他又问道:孟文仲后来咋样了?刘澜涛说,东北局的同志经过复查,确实是搞错了。当地政府很被动,孟文仲也呆不下去了,我把他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京市畜牧局工作。少白望着刘澜涛,点了点头。
刘澜涛走后,少白一直背着手在小院里踱步,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1962年夏,在苏联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易成回国休假。少白觉得儿子这次回来,显得沉稳老练了不少。在后院葡萄架旁,父子俩摇扇相坐,侃侃而谈。那几天正好遇到《人民日报》揭露台湾蒋介石集团企图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号召全党军民严阵以待。易成问这个仗能打多大。少白说:我看打不大。要大打,蒋介石力量不够,非要美国人帮不行。美国人帮又能咋,当年还不是把大陆丢70蒋介石他自己不争气么,谁能帮哩?
接着少白话头一转说:这两年我一直都在准备写回忆录,过去在根据地有些事,具体情况记不起来了,你脑筋好,帮我想想。易成说:都有甚,你说吧。少白起身回屋拿出几张纸,上面用毛笔小楷写得密麻麻的。果然易成记忆力极好,少白提到的事情,他大都记得,而且说得清清楚楚。少白让他把这些情况抓紧时间写下来,不然你回了苏联,我问谁去?易成写出来后,少白又用毛笔在旁边加注了不少,然后用曲别针夹好,存放在标有“根据地、解放区”的钢丝文件筐里。
少白看到儿子的成长很高兴,说全国政协有个小食堂,凭政协代表证可以改善—下伙食,我请你吃饭。年近八旬的少白拉着儿子上了公共汽车,有人给少白让座。易成站在他身边道:这么大年纪了,出门为甚不叫个出租汽车?少白道:年纪大了就非要个出租车不行?这车上像我这年纪的有好几个,人家行,我为甚就不行。全国政协礼堂的小食堂是困难时期对年迈体弱委员和代表的特殊照顾。其实所谓特殊照顾,不过就是青菜加少许肉丝,西红柿里的鸡蛋也是用鸡蛋粉炒的。尽管如此,还是比家里清淡少油的饭菜香多了。
1963年春,中国人迎来了兔年。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奋斗,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北京的街头巷尾里又出现了走街串巷的小贩,卖爆米花、烤白薯、棉花糖的香味,以及韵味悠长的叫卖声,重新回荡在北京的老胡同里。春天的阳光又照进兴华胡同25号温暖的小院里,年届80的少白,又一次感受到盎然的春意。
这一年,纪原和玉芳的儿子出生了。这是少白的重外孙,少白亲自给他起名叫刘开年,小名年年。
1964年12月,第四届全国政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刘少白的好友刘澜涛、傅作义当选为副主席。刘少白仍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同时被确定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他的行政关系从山西政协转到全国政协,党的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与谢觉哉编在同一个党支部里。
会议期间,少白和全国政协委员溥仪同在一组。溥仪曾三岁登基、做了大清朝的宣统皇帝,三年后就被辛亥革命推翻,成为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末代皇帝。日本侵华时期,溥仪又在日本人扶持下做了伪满洲国皇帝,日本投降后成为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认真改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他获特赦,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坐在少白身边的溥仪,身着深蓝中山装,说着一口流利京腔,早已没有了当年皇帝的威仪,完全是一个谦逊随和的老北京市民。
尽管在这之前少自从未见过溥仪,但81岁的少白曾经是他的臣民,又参加了推翻他的革命,如今他们两人又并肩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共议国事。天地沧桑,人间巨变,少白不胜感慨,不由得生出几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兴致。小组讨论中间休息时,溥仪出去散步,少白拿起溥仪桌上的纸笔写道:皇上,我祝您健康,生活愉快!溥仪回来见到,开心一笑。少白故作诚惶诚恐道:禀告皇上,臣今日擅动御笔,望皇上恕罪。溥仪笑道:要是在过去,朕当怒治你等顽民。如今人民当家作主,你动御笔你就是皇上,我是臣民,遵旨照办,绝不违抗。两个老天真,引得一片笑声。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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