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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十三章让黄河见证(三)

发布日期:2016-10-14 15:57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3.在少白身后
    少白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制造了无数像少白全家这样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在继续。
    少白离世后,儿女中尚有人身自由的,只有易成。早上4点多钟他接到陈阿姨打来的传呼电话,立即赶回家中,为父亲换了一套干净衣服。为了父亲的后事,易成开始四处奔波。按照少白生前的革命贡献和政治地位,他的骨灰应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且,刘少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历史人物,对这样的人物给予应有的评价与尊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无可厚非。但全国政协不知从何处得到材料,说刘少白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并作为刘少白脣事问题处理意见的附件报给中央,并最后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对少白及少白全家是很了解的,但附件中却提到少白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周恩来只能批示将“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改为“存放老山骨灰堂”。
    易成得知,非常悲愤。父亲从未被敌人抓捕过,何来叛变?所谓叛变,纯属子虚乌有。这样的事情要搞清楚本来并不困难,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中,却无人去认真核实,甚至还把这样的不实之词呈报给党中央,使父亲身后竟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1970年夏,在河南农村被强制劳动改造的亚雄,在沉重的压力下高血压、心脏病不断加剧。造反派怕闹出人命,把她遣送回北京。此时易成、纪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家中的小院已空无—人,房门全部上锁。前院的邻居见是“大叛徒”回来了,都不敢上前过问。竞雄、佩雄的家人子女或被关押或流落他乡。偌大的北京城,亚雄竞举目无亲。不得已,这位70岁的古稀老人只好孤零零地枯坐在自家房檐下的石阶上。几小时后,留在北京帮助看守家门的陈阿姨带着钥匙闻讯赶来,亚雄才踏进自己布满灰尘的家。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对陈伯达进行立案审查。一天,中央专案组的人找到亚雄,想让亚雄证明陈伯达于1931年在草岚子监狱自首叛变。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康生等沆瀣一气,许多老干部深受其害。亚雄对他并无好感。但是历史是严肃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面对中央专案组的来人,亚雄如实地说:“虽然我与陈伯达同时关在草岚子监狱,但他在男监,我在女监,对他是否叛变并不了解。”来人-再暗示亚雄,如果能配合组织,对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会有帮助。但亚雄始终不为所动。来人大失所望,临走时冷冷地说,刘亚雄,组织找你调查,是给你一次机会,而你却不配合。你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
    果然,在不久下发的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央文件中,竟然加入了暗指刘亚雄、陈原道也有叛变行为的文字。为此,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撤掉了纪念陈原道的内容,对亚雄的迫害也更加严厉。
    日益年迈的亚雄诸病缠身,身体十分虚弱。她戴着“大叛徒”的罪名,医疗保健待遇已被剥夺,一旦犯病,医院也不敢认真诊治,只能让儿媳王:玉芳去找相交多年的许彭龄大夫。许大夫会立即背上药箱,骑着自行车赶过来,风雨无阻。玉芳还时常找许大夫给亚雄开病假条。专案组怀疑是为了躲避传唤和批斗,找许大夫追查,问你知不知道刘亚雄是什乙人?许大夫说:我只知道她有病,有病我就得治。事后许大夫说:刘妈妈是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她当部长的时候有专车,但我去病都骑自行车,从不让司机接送。就凭公私分明这一条,我就认定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后来,不但亚雄一家,而且遭受迫害的竟雄、佩雄及子女,都得到过许大夫的救治。从许彭龄的父亲许公严开始,家两代中医与少白五代家人结下了深厚的世代情缘,少自家人也早把许大夫视自己大家庭的一员。
刘亚雄全家合影
    王玉芳白天要去单位,平时在身边陪伴亚雄的只有陈阿姨。陈阿姨早把亚雄当成自己的老姐姐,每天帮亚雄做饭、洗衣、煎药;每当亚雄疲惫不堪地从专案组回来,守候已久的陈阿姨都会把热茶热饭端给她;遇到难处,老姐俩共同分担,相互支撑。在最困难的时候,陈阿姨帮着亚雄撑起了这个家。后来陈阿姨又帮助纪原和玉芳照料子女,操理家务。纪原和玉芳对陈阿姨始终敬如长辈,直至为她养老送终。
与刘少白、刘亚雄一家人患难与共、亲如家人的陈阿姨(图中坐着)
    在艰难的岁月里,许大夫、陈阿姨这些普通劳动者,始终与少白、亚雄一家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亲如家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迫害干部群众的做法逐步有所收敛,亚雄的处境略有好转。1974年邓小平再次出来主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得到制止。被迫在外地劳动改造的易成、纪原等先后回到北京。
    红军老干部、解放军上将叶飞担任了亚雄所在的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对亚雄遭受的迫害非常愤慨,他几次在会上说:不管刘亚雄有什么错误,她毕竟是1926年入党的老干部,比我还老,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比得上她!她要看病,你们说没有车,那就派我的车;她家的房子被挤占,你们说住户搬不走,那就让这些人住在我家里;她需要用电话,你们说腾不出线路,那就把我的电话拆了给她。行不行?!在叶飞部长的抗争之下,亚雄的境遇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决定再次向中央反映少白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为了防止康生、江青等人的阻挠和报复,决定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以谁的名义写呢?亚雄和纪原还带着叛徒和特务嫌疑的帽子,竞雄是大叛徒安子文的家属,只有易成还抓不出太大的把柄。于是就以易成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要求明确刘少白中共党员的身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不久,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作出批示:刘少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按照邓小平批示,全国政协也查清楚,山西确实还有一个刘少白被打成叛徒,造反派把两个刘少白搞混了,那个刘少白也是冤案。历史终于还了少白的清白。1975年底,在少白去世七年之后,他的骨灰才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然而,就在邓小平为少白问题作出批示后不久,他就因毛泽东的严厉斥责而再次遭到批判,不久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接着,全国上下掀起了一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为亚雄仗义执言的交通部部长叶飞,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之:……受到批判围攻,亚雄再度陷入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中。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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