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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八章度过艰难的阶段(七)
发布日期:2016-09-29 16:17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7.抗战女专员刘亚雄
1937年底,于百川、刘亚雄率游击一区队由沁县挺进到平遥,与二、三游击区队合并组成为抗敌决死一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刘亚雄成为大队教导员。
三个区队合编组成的第一游击大队,人员情况十分复杂,既有阎锡山的旧军官,又有八路军干部,还有一部分老红军。原亚雄所率一区队的支队长高志和是老红军,作战勇敢顽强,但一旦发起脾气来谁也不买账。教导员刘亚雄找他谈话也谈不通,有人就撺掇着要惩办高志和。大队领导中也有人觉得高志和脾气太大,目中无人,应该惩处,甚至还主张执行纪律枪毙他。好在组建新军时,在薄一波的一再坚持下,阎锡山同意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游击大队教导员就相当于政委,高志和是否被枪毙,就看刘亚雄的了。
亚雄坚决不同意,她说纪律是为了维护抗日作战的,高志和再闹情绪也是思想认识问题。靠枪毙能解决思想问题?杀了他这样的老红军谁高兴,日本鬼子、汉奸高兴。一位大队领导发愁道:大队刚成立老高就这么闹,这队伍今后怎么带?亚雄沉吟片刻,说老高转不过弯子来,继续留在大队确实影响也不好,他本人也要求调走。要不然这样吧,把老高送到上级那里,让领导们考虑。众人一致同意,于是高志和就被送到沁县。决死总队政委薄一波看了刘亚雄的信函,对亚雄的处理十分赞赏,说有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制度,还要有像刘亚雄这样有政策水平的干部才行。高志和被任命为决死总队政治保卫营营长,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教导员刘亚雄枪下留住了老红军,让部队上下领教了政委最后决定权的重要,也领教了亚雄的沉稳、坚定和公正。尽管亚雄依然平易近人,但指战员们对这位身材不高,腰扎皮带,带着厚厚眼镜的教导员更加尊敬与热爱。一些旧军官对这位留学苏联的女教导员更是敬畏有加,远远见她过来,便打立正敬礼。亚雄则微笑还礼,其简朴平和,一如既往。
1938年冬,新军扩展到40多个团,在山西105个县中,70个县政权掌握在中共手里。抗日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的时期,工、青、妇各种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曾担任过山西妇女救国会委员的刘亚雄,由部队调到地方做妇女工作。
1939年3月8日,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在山西沁县开村成立。会议经执委会民主选举,康克清当选为总会名誉主任,刘亚雄当选为主任兼党组书记,丁—为副主任。总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集镇,开展妇女抗日发动工作。亚雄和警卫员骑马深入方圆几百里的十几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的晋东南农村妇女几乎全是文盲,裹着小脚整天围着锅台转,外面的事情浑然不知。亚雄看到这种情况,首先依靠村里的党组织,集中妇女开会学习,把她们从愚昧落后中、从夫权中解放出来。亚雄特别重视从骨干抓起,她说不管哪个村子,再落后也总能找出几个大胆活泼的妇女,就从她们做起,学识字,学文化,带动其他妇女,成立村妇救会。村子里有了妇救会,就可以组织更多的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闭塞的农村就活跃起来。妇女懂得的事情多了,眼界开了,又有政府撑腰,头也抬起来。不但学唱抗战歌曲,写抗日标语,村里男人敢虐待妇女或者拖后腿,妇救会便以“轻视妇女抗战”为由开批判会。妇救会还动员妇女学八路军女兵的样子,把头发剪短,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汉奸特务。更多的妇女纺纱织布,赶制军衣军鞋,支援前线。
晋东南的妇女变了,晋东南的农村社会也就变了。
1938年8月,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扫荡”,把晋东南分割为太岳和太行区。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太岳行署和太行行署。出于保存力量和机动作战的需要,要将许多群众团体和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太行区去。原在太岳区工作的亚雄也随队转移,来到太行区路东办事处,担任路东办事处主任兼专署武装科科长。1940年4月初,路东办事处合并于晋冀豫行署,以后又改为太行区第三专署。
第三专署位于太行山北、同蒲铁路东,管辖榆社、武乡、襄垣、祁县、黎城、辽县等县,人口40余万。它是晋东南重要的产粮区,是坚持太行、太岳根据地重要的经济支撑。特别是武乡县砖壁村、王家峪和邻近辽县的麻田村一带,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驻地,周围分布着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工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鲁迅艺术学校以及129师司令部等,干部战士、工作人员加起来上万人,被称为太行山的“小延安”。
因此,领导第三专署,必须得力的干部才能担当。派谁去呢?中共太行区党委的目光落在了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经历过数次生死考验和战争锻炼的刘亚雄身上。刘亚雄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区第三专署专员,成为山西抗日初期的第一位女专员。
亟须解决粮食供应、以支撑长期战争的日军,也极为看重这个山西的著名粮仓。因此,第三专署也是太行根据地日军扫荡最频繁、最残酷的地区,敌我争夺异常惨烈。日军所到之处,百姓惨遭屠杀,房屋尽被焚毁,牲畜劫掠一空,就连老乡家里的坛罐水瓮也被砸毁。第三专署各县甚至难以找到木质门窗,门窗差不多均用高梁杆子扎制,屋里的桌、凳都是石头和泥土做成。满眼惨状,老百姓对日寇恨,之入骨。
在日军残酷“扫荡”面前,亚雄提出“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的口号,带领干部群众开展了坚壁清野和打击汉奸特务的斗争,发动群众,时刻警惕日伪军的扫荡破坏。敌人一旦出动,迅即通达四方,各村百姓马上作出反应,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方,都事先作了细致的安排。这边忙着坚壁清野,那边民兵大埋地雷。日伪军到处挨炸,束手无策。原来不可一世的皇军,后来变成一支跟在慢慢腾腾羊群和稀稀拉拉农民后面,却依然疑神疑鬼的队伍。好不容易进了村,却又无人无粮无物,连喝水都很困难。所谓“扫荡”,只能以失败收场。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村庄,亚雄要完成为八路军129师筹集粮食的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亚雄为此呕心沥血,夜不成寐。各县都反映有农民对征购粮食很有抵触,工作难度很大。亚雄深入实际了解到,造成农民抵触的主要原因是有的村镇干部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论贫富,不顾实际承受能力,按户摊派粮款,凡交不出粮食的,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看作拒粮,吊起来就打。粮食问题其实是政策问题。亚雄连续召开专署、县、村镇各级干部会议,严厉批评和制止了违反政策的做法,果断选派一批政策性强,作风好的党员干部担任粮食科、财政科的领导。榆次县派粮过重,引起群众不满,亚雄立即赶赴村里,与县长一同深入农民之中,在切合实际计算民力的基础上减少了征粮数额,减轻了农民负担。亚雄还根据中共北方局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亚雄领导在全专区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针对当地存在的押地和典地问题,亚雄动员各级政府必须在短期内按政策完成换契手续,解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农民获得了实惠,有了生产积极性。
生产发展了,增派粮款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亚雄严格按照党的抗日政策,以动员地主献粮为主,多收多交,合理负担。富农和富裕户适当多征一些,其余的按地力摊派。这样做公平合理,群众也支持,应缴粮款都很积极。大批军粮源源送往八路军各部队。
驻地在第三专署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经常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他甚至说,谁有粮食,谁就胜利。可见,在如此艰难困苦之中,刘亚雄送来的那一车车粮食,在彭德怀眼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彭德怀还发现,武乡县老乡的气色明显好于邻近的辽县。为什么呢?彭德怀专门做了调查,原因是武乡县不但产玉米、谷子、高梁,还盛产大豆。正是常年吃大豆,让武乡人的体格更健壮。肩负征粮重任的专员亚雄,对武乡丰足的粮产,当然更加了然于心。只要武乡丰收,全区征粮任务就有了把握。中国有句老话“两湖(湖南湖北)熟,天下足”。对亚雄来说,则是武乡熟,全区足。可是,武乡常年有旱,百姓世世代代靠天吃饭,一遇久旱,就大幅减产。在武乡,水就是粮。因担心影响乡亲用水,八路军总部甚至三次从砖壁村迁出。后来,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干脆挽起袖子,带领战士为村里打了三眼水井,才解决了吃水困难。至今井台上还写着:吃水不忘八路军,时刻想念总司令。
武乡缺水,亚雄很伤脑筋。武乡境内有十几条河流,能否进行引水灌溉呢?亚雄一直在考虑。1941年春播之后,她带人跑遍了武乡?勘查水力资源。在距八路军总部砖壁村三四十里的监漳村,亚雄发现了一股水势湍急的溪流泻于山谷之间,水位颇高。随行的技术员立即就地测量,认定这里适合修坝截流。兴奋的亚雄当下就在监漳村住了下来,通过村委会发动起群众,热火朝天地干了一个多月,水坝建成。恰逢当年春旱,股股清泉注入农田,秋后粮食丰收。
山西武乡县监漳村水渠上的刘亚雄题词
当地群众不胜感激,请亚雄为水渠题字。亚雄提笔想了想,写下了‘火力胜天然”五个字,问这样写行不行。众人拍手称好,说怎么不行,就是不要靠天吃饭么!监漳村民众将亚雄的题字刻成石匾,砌于引水渠闸洞上方。此渠此字,至今沿用完好。村里的老人常指着这块石匾,对娃娃们讲起打日本时,太行第三专署的女专员刘亚雄。
完成粮食征购的同时,还要解决部队穿的问题。亚雄采取群众缝制与政府办厂生产相结合的办法,由妇救会出面,动员妇女群众从政府领回制作被服的材料,组织各家妇女缝衣纳鞋。总数由各村包干,不留死点。妇女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她们精心制作的方头形“刹鞋”,底子坚实邦邦响,战士们穿上既耐磨又不挤脚,非常舒服。此外,亚雄还从专署挤出资金办起了一个鞋厂,按统一规格大量生产军鞋。亚雄不但亲自动手剪鞋样,还把妹妹竞雄找来参加生产并兼作文化教员,教女工们做军鞋、学文化。
解决了吃穿,还要发展经济。亚雄提出,发展根据地经济,首先要开展经济斗争,防止日伪破坏。专署成立了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又堵住了日伪进行经济投机的空子,区内经济逐渐繁荣。
太行区组织敌占区进步士绅来第三专署参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残酷的战争中,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都能得到自给自足,市场购销活跃。士绅们对共产党的理财能力,深表钦佩。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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