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荫冠传略（一）

一、出生在山西兴县蔡家崖

    1912年9月（农历8月初7）牛荫冠出生于蔡家崖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这时正值其二伯三伯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传回来，祖父牛锡瑗高兴地说是双喜临门，就给起名“官子”指望日后居官为宦，光宗耀祖。可是刚从京师大学堂学习回来的父亲牛照芝（友兰）因受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立志社会改革和兴办新学、不喜欢这个“官”字，就给改为“冠子”，定名为荫冠。他母亲康改桃这时才十八岁，勤劳，善良，是南川阎罗评的一个农村姑娘。

    辛亥革命期间，父亲牛友兰从京城京师大学堂返里后，积极提倡改革死读圣贤书的旧教育，兴办新学。次年就在北坡村办起第二高级小学，接着到黄河畔上的黑峪口办分校。在这里他结识了从山西大学学习归来的刘少白（刘亚雄的父亲，后任晋绥边区副参议长），他们为社会改革志同道合结拜为兄弟。牛友兰为办新式学校寻找校址，曾打掉孤魂神庙里的塑像，却没有想到引起一场风波。这时牛荫冠随母亲住在蔡家崖，因为鼠疫流行，牛家大院发生瘟疫，祖父、祖母相继病故，父亲前房所生的晨子哥哥也患病夭折。顿时流言四起，说这是“神的惩罚”和“老天爷的报应”。封建迷信的家庭也责怪他不该毁庙办学，这对牛友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这没有把他吓倒，1925 年到兴县城，创办起晋西北山区唯一的一所中学，即兴县中学，为山区人民培育了人才，后来大都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三伯牛照藻精通五经四书，喜爱诗词书画，著有《二棠舍诗集》。在他的主持下，在花园东面的院里办起一所私塾。年青的牛荫冠常到私塾房来看他的弟弟妹妹和侄女们，常给她们讲三国、水浒、聊斋、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以及包公、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他热情健谈，很有正义感，凡是听他讲故事的人，对梁山好汉打抱不平，包文正秉公断案，岳飞、杨家将抵抗外来侵略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弟弟妹妹和侄女们后来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救亡工作走上革命道路。 

二、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时期从事革命活动

    1931年夏天，他20岁到太原市报考当时太原声誉较高的进山中学高中部，在竞考的500多名考生中，他以第二名被学校录取。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很快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其中就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宗复。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牛荫冠和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国民党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的反动国策，义愤填膺。12月18日，太原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集会，到国民党省党部门前请愿，要求取消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法令和措施。山西当局的武装开枪镇压学生，打伤进山中学的学生穆光政，因为伤势很重到医院就死了。次日太原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举行穆光政烈士追悼大会。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前去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这更加激发了牛荫冠的爱国热情，决心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他看到中国被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致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就想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工业来振兴中华。1933年夏天，他由进山高中毕业，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到北平考大学，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这时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时侯，在大学里更加活跃起来，先后参加了“读书会”、“现代座谈会”等进步的组织活动。1934年暑假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事革命活动，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有了新的升华，认识到科学救国与改造社会虽是有识之士的重任，若国将不存，又如何能以科学救国？！于是，牛荫冠作出了第一次的重大抉择，毅然放弃了科学救国、留学欧美的打算，从清华电机系转到经济系，以便进一步做革命工作。这期间，他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年底，牛荫冠不顾个人安危，为《清华周刊》撰写《日本经济概况》一文，公开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经济侵略的野心。

    1935年上半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为“社联”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政策下，不易开展工作，决定他们转入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公开组织。“自卫会”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不易被反动当局破坏，有利于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秋，黄河决口，山东，河北发生大离失所，缺衣少食。在地下党领导下，北平各校学生发起组织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进行赈灾宣传和募捐活动。牛荫冠积极参加其活动，后来又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同方坷德、刘汝贤、杜润生、杨旭等20多人一道带着募捐来的钱和衣物，到山东济宁地区赈灾。到达济宁后，他们乘坐木船，把赈灾钱物送到灾民手中。目睹了广大民众的苦难，增强了革命信念。牛荫冠工作中认真负责，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大家公推他将赈灾剩余的钱带回北平，交给共产党。这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认为他能找到共产党，便接受了大家的委托。牛荫冠等人12月17日回到北平时，一二·九运动已经展开，举行了两次大游行，北平学联也已在“水灾赈济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成为抗日救亡运动领导核心。牛荫冠等人向北平学联汇报了山东赈灾情况，随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他回学校的第二天，经何风元介绍，清华地下党支部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便担任了清华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成为一名积极能干的学生领袖和坚强的革命战士。

    牛荫冠入党后，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活动，徒步跋涉，深入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0多日，现实情况给了他极大教育，决心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救亡奋斗不息；南下扩大宣传回来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成为民先队的骨干力量。1936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在燕京大学，召集清华和燕京两个党支部的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了解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牛荫冠参加了这次学习，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抗日救亡的蓬勃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2月底，大批特务和军警闯进清华校园抓人，爆发了“二二九”反逮捕斗争。牛荫冠机智勇敢地和广大爱国进步同学一起，从军警手里夺回了被抓的姚依林、蒋南翔和方左英3位同学。他们都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第二天傍晚，又有5000多军警来清华抓人。事先，地下党支部已了解到他们抓人的“黑名单”，便通过学生会的组织，让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做了准备，有组织的躲避起来。反动军警闹腾了一夜，没有抓到他们要抓的学生。牛荫冠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他接替蒋南翔担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不久，即调任中共西郊区委组织委员。在西郊区委，他分工主要联系燕京大学党支部、北平大学农学院党支部、西郊核桃园党支部和门头沟煤矿工人党支部。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是近邻，两校学生常有往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更是携手合作。牛荫冠联系的燕大党支部发展很快，抗日救亡工作也作得较好。

    这年4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少奇同志来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书记。他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批评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左”的倾向。牛荫冠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在抗日救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党通过北平学联提出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亡”、“师生合作，一致救亡”、“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主张，对燕大和北大农学院等校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起了很好效果。燕大有位美国教授夏仁德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很同情，给以热情支持，曾把他居住的楼房腾出一半，给爱国进步学生用。燕大地下党支部就在这里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宣传抗日救亡。

    牛荫冠重点做门头沟党支部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他几乎每逢星期六晚上就到北京大学牛联棠那里，换上工人服装，次日到门头沟工人群众中工作。晚上返回牛联棠处，换上学生服装，星期一早晨赶回清华上课。在他的影响下，在北大上学的堂侄牛联棠和平大农学院上学的堂弟牛荫周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牛荫冠这时抓紧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他的笔记本里有阅读《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有一天进北平城时，国民党军队拦住搜查，翻开活叶笔记本看时，忽然刮来一阵北风，将活叶吹散在地上。他乘机去拾活叶，躲过这次危险。

    这年秋天，组织上调他到北平市委组织部当干事，因为社会上还有一些分散的党员如高芸生、梁寒冰等，就临时编成一个党支部，牛荫冠兼着这个支部的书记。

    有一天，地下党约他到北大宿舍会见市委书记安子文。会见时安子文同志说：“山西的政治形势好转，要挑选对山西情况熟悉的同志回山西工作，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省人，薄一波带回去的几个人都不是山西人，所以这次要派你回山西工作。”接着又问：“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牛荫冠此时作了第三次重大抉择，毫不犹豫地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安子文给他介绍了山西情况，并给薄一波同志写了介绍信，要他到太原接上组织关系。因为山西的白色恐怖还未结束，安子文嘱咐他回到太原后，要提高警惕。 

三、协助薄一波做上层统战工作，并主持太原市牺盟会

    牛荫冠从北平到太原，先住在新满城南街四号堂兄的家里。红军东渡黄河时，阎锡山在太原搞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形势很紧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可是白色恐怖没有完全结束，党不能公开。牛荫冠很快找到薄一波接上关系。薄一波给他介绍了山西当时的情况。问他在太原有没有熟人，要他通过熟人找个公开职业，最好到牺盟会。牛荫冠知道薄一波的意思就到太原绥靖公署找他在清华的同学牛佩琮，通过牛佩琮的公开介绍，到了牺盟总会工作。

    牺盟会是阎锡山所属“自强救国同志会”中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多位进步青年倡议，经阎锡山批准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同阎锡山联合抗日，具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牺盟成立时，通过新闻电讯，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发布的第一个纲领即号召“我们不管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职业的朋友，只要是不愿意做汉奸奴隶的人们，都吸收到我们的组织中来”。由于侵华日军节节逼近，利用伪军向绥东进攻，直接威胁着阎锡山在晋绥的统治，使他感到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红军东渡黄河时，蒋介石乘机调入山西的十几万军队，在红军回师陕北后仍赖在山西不走，使他感到有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他还觉察到广大中国人民是拥护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的，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剿共”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根据他的“存在就是真理”的处世哲学，适应形势，选择了“联共抗日”这条路，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牺牲救国”“守土抗战”口号，成立进步组织牺盟会；派人到北平邀请抗日救亡活动家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解散防共保卫团；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驻晋等。薄一波返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为书记、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4人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直接归北方局领导。薄一波返晋后，阎即委派他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会址先在国民师范，后迁太原精营东边街30号。接着，牛荫冠、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立果、刘有光、侯振亚、傅雨田、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共11 位同志先后由北方局派来太原。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由5人增至16人。公开工委是单独组织，同地方党委在政治上、工作上密切配合进行工作，但在组织上不发生横的联系。

    太原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全市工人在5万人以上。牛荫冠直接领导的太原四区，工矿企业更比较集中。他们深入到工厂、矿区，同工人群众促膝谈心，给工人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还举办了工人夜校，工作搞得很活跃。当时牺盟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工人、学生和市民，踊跃参加牺盟会。但在阎锡山的“禁区”兵工厂却遇到顽固派的阻力。反动厂长威胁工人说，谁参加牺盟会就开除谁。薄一波和牛荫冠亲自同厂长张书田再三交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禁区终于被打开，张书田不得不让牺盟进去开展救亡活动。牛荫冠和梁膺庸等同志轮流到兵工厂下属的16个分厂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吸收工人参加牺盟会。

    正当山西牺盟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太原出现可喜的形势的时候，阎锡山的反共顽固派却视为眼中钉。他们在阎锡山面前说：“太原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已经“赤化”，要阎锡山取缔牺盟会，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也在暗中监视，有一次梁化之同牛佩琮在一起谈话，突然叫牛荫冠过去问：“你知道裴丽生是不是共产党？”牛荫冠知道这不只是考察裴丽生，同时也是考察他，就生气地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呢？”薄一波主持牺盟会以后，从领导上进行改组，充实进步力量，排除右派分子，反动顽固派就制造流言说：“牺盟会是薄一波的势力，所用的人是薄一波的人”。薄一波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复杂情况，首先从内部进行整顿。6月4日，牺盟会有40多位领导干部到晋祠游览，薄一波乘机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说：“牺盟会是抗日救亡组织，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来，怎么能说是我的人，我的势力呢？譬如牛荫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过去不认识，他是牛佩琮介绍来的。”他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日。薄一波远见卓识，足智多谋，在牛荫冠的积极配合和大力协助下，牺盟会很快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流言也就消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排除了来自内部的左的干扰。有一些革命同志认为牺盟是官办组织，不够革命，甚至还企图从内部拆穿它。对这些幼稚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牛荫冠始终同薄一波同志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牺盟会的共产党人就是在白色恐怖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龙潭虎穴开展工作的。他们既要争取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又要防他反手镇压革命。 

四、在太原主持牺盟总会日常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薄一波、牛荫冠等牺盟会领导人连续七、八个晚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势的发展和当前任务。除决定通过牺盟会的刊物：《牺牲救国》、《大众园地》及组织大批宣传队对城乡广大群众加紧抗日宣传；通电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迅速调动陆、海、空军北上抗日；在太原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一百万人一大枚”（即每人一个铜元）的捐献签名活动；向山西当局提出紧急动员意见书，要求严惩阻碍抗战的官吏和溃退潜逃的军官、撤换动员不力的官员，代之以积极抗日的青年；要山西当局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前线外，牺盟会提出了“全民总动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口号，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成了牺盟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早在1937 年春，阎锡山决定成立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时，牺盟会的工作就向这方面倾斜，动员1.3万名抗日进步青年参加教导团，派遣数百名政工干部进入教导团工作，动员全体学员参加牺盟会为牺盟会员。1937年6月，牺盟会发出号召：“牺盟会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七七事变后，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建议组建新军。8月1日，新军第一支以全国各地来并，接受军政训练的知识青年组成的正规武装“决死队”（团）诞生。同月，通过动员，牺盟总会又以招收的农民青年为主组成了另一支武装“少年先锋队”（团）。这时，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北方局已从天津迁来太原，直接加强对山西的党组织和牺盟会的领导。少奇同志及时给牺盟会的党员骨干传达了8月25日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指出要使自己成为抗日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掌握好领导权。少奇同志特别重视抓武装的工作，当决死队成立时，即指示薄一波同志用主要精力去搞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经薄一波推荐，北方局同意，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同志负责。周恩来同志在太原成成中学接见薄一波、牛荫冠，长谈三个小时，主要讲牺盟会如何通过统战关系，在山西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对牛荫冠有很大启发。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从前线上节节败退，阎锡山对其旧军失去信心。1937年9月，薄一波再次向阎锡山提出进一步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组建5个旅的建议，为阎接受，并委托薄全权负责，从速组建。10月，薄一波提出山西新军5个旅的编制方案及担任旅政治委员，政治主任的人选名单，特别是拟订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委员为部队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委员条例》，均经阎锡山批准。接着，在牺盟名义下组建的部队即纷纷建立起来，形成新的革命武装力量。

    牛荫冠接替牺盟总会日常领导工作以后，做上层统战工作，直接同阎锡山打交道，并利用这种关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革命力量。当时已移驻山西的中共北方局及山西各级地方党委，均无合法地位，不能公开。党的工作往往要通过牺盟会以及随后成立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些合法组织来进行。刘少奇同志起草的“山西农会组织章程”就是以牺盟会的名义发表的。牛荫冠经常到太原成成中学向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同志汇报和请示，同时也不断同已带领部队开赴晋东南创建根据地的薄一波同志取得联系，得到他的指导。党内，由北方局决定，薄一波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总负责人。

    1937年9月18日上午，牺盟总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和牺盟会成立一周年。参加的有产业工人和各界群众3万余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到督军府前时，向山西当局请愿，要求给工人武装发武器，阎锡山答应给两千支步枪。当晚工人群众在小校场集合，牺盟会代表梁膺庸讲话建议成立总工会组织。次日在牺盟会总部国民师范礼堂召开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工会筹备委员会。太原市的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就是在牛荫冠负责市牺盟会时期，发动工人群众参加牺盟会组织的“纠察队”和阎系自强救国同志会下属工人委员会主任干事，同时也是牺盟会执委的郭挺一组织的“工人自卫队”的基础上，经过全权负责组建新军的薄一波同意，并向北方局报告后建立起来的。

    牛荫冠担任牺盟总会领导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筹备召开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27日，由牛荫冠主持，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参加代表300余人。大会共开了4天。牛荫冠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傅雨田作了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正式改选了牺盟总会的领导机构。改选后的领导成员是：

    总会常委：梁化之、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雷任民、冯基乎、傅雨田七人，除梁化之外，其他六人都是秘密共产党员。

    执行委员：戎子和、张文昂、张隽轩、梁膺庸、李力果、董天知、顾水田、刘玉衡、刘岱峰、张干丞、周子祯、楼化蓬、徐宏文、王永和、杜春沂、郭挺一、杨贞吉、智生元、薄右丞等共十九人，其中十二人是秘密共产党员。

    牺盟总会组织委员会负责人雷任民、李力果，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宋劭文、裴丽生，总务负责人戎子和，总会多数工作人员及总会设置并领导下的各地办事处10个中心区负责人和全省各县的主要牺盟特派员都是秘密共产党员。牺盟会既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上也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

    大会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作了时事政治报告，党内通知实际是传达党的指示，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根据毛主席整个华北工作应以开展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周思来提出：“我们希望牺盟会能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完成这个神圣任务，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他的讲话使大家很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努力的方向。牛荫冠在大力支持薄一波组建新军正规部队的同时，要求全省各县牺盟会在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立即普遍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并积极向政府提出配发武器的要求，以便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开展游击战争。

    在中共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同时，为防止他倒行逆施，始终注意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而又不做阎锡山不允许做的事。形式上戴“山西帽子”，实际上贯彻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用山西特有的语言形式提出能为阎锡山承认和接受的革命口号，如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称为“抗敌救亡统一战线”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提出“抗战建国、建立人人劳动、人人享受的按劳分配的新社会的三大任务”“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军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口号和主张并加以实施。对于阎锡山提出的并不准备真正实行的“牺牲救国”“宣传、组织，武装民众”“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等带有进步性质的口号和主张则坚决实行之。并以其进步的纲领反对其落后的、反动的主张和措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薄一波和牛荫冠主持下，根据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制订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并为阎锡山所批准，于1937年11月6日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名义公布实施。这一文件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既是牺盟会为核心的山西新派的政治纲领，又是第二战区的行动纲领。在推动山西抗战上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又成为反顽固派斗争的锐利武器。“主张公道团”是阎锡山于1935 年为防共反共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但其中的少数县公道团长并非坏人。牺盟会为扩大统一战线，削弱右派势力，从基层做起。晋东南沁县牺盟会首先同县公道团实行联合办公，对消除阻力，推动抗战及改造旧政权起了良好作用，逐渐推广开来。牺盟总会将此情况向阎锡山作了报告，在阎也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公道团更不得人心的情况下，阎同意将公道团、牺盟会合并，称“牺公总部会”。绥靖公署政治部也发出通知，要各县公道团并入牺盟会，归牺盟会领导。牛荫冠就抓紧机会实行改组，将原公道团的反动骨干逐步加以撤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公道团”就名存实亡了。

    牺盟总会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和领导，早在1936年12月，就向各县派出：“临时村政协助员”发展牺盟会组织。1937年5、6月间，陆续向全省各县派出牺盟特派员180余名，大都是优秀的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到县后建立、健全了牺盟会分会组织，并深入到基层发动群众，建立区、村牺盟会和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并协助发展党的组织。据1939年5月统计，牺盟会发展到89万人；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16万人，加上工人（20万）、青年(30万)、妇女(30万)等救国会会员，全省发展了近300万会员，占全省1300万人口的25%，成为巨大的抗日力量。

    太原失守前，阎锡山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将山西划分为7个行政区，后改为10个专区。牺盟总会也及时组建了10个牺盟中心区，先后派到中心区的秘书即主要负责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五台中心区于寿康、戴新民；岢岚中心区张国声、孔繁珠；临县中心区苏谦益；太原中心区米建书，金少英；沁县中心区侯振亚；长治中心区王兴让、傅雨田；洪赵中心区阎秀峰，娄化蓬；夏县中心区李涛，王竞成；乡宁中心区岳维藩；雁北中心区武养民、吕调元、屈健；后来还有梁雷等。从省至村一系列的牺盟会组织，对山西的抗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地牺盟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群众，除薄一波组建新军决死队，工卫队等 5个正规旅，1938年发展至30个团外，牛荫冠同志则负责组建地方武装。从1938年8月组建“少年先锋队”（团）起，少年先锋队建立了6个团，以后大部分并入新军。建立的全省各县区人民武装自卫队，除一部分自卫队升级组成为决死队的“游击团”外，经牛荫冠积极组织，最后将晋西南，24个县的自卫队组成二O九、二一二、二一三三个正规旅。连同上述薄一波组建的5个旅，共 8个旅41个团，都是在山西公开工委协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在牺盟的旗帜下组建的武装。新军另一支部队暂编第一师，则是在战动总会的领导下组建的。 

五、率牺盟总会随二战区转移晋南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在太原的周恩来、刘少奇、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牺盟总会都先后离开太原向晋南临汾地区转移。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也从五台地区转移到临汾附近的洪洞县马牧村。

    牺盟总会随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从太原撤出来，向南转移的途中，在孝义兑九峪住了几天。此时，正值畏惧战争违背山西省政府规定，县长不得离开本县县境，守土有责的孝义县长及平遥县长携带枪支及财物逃离本县，路过兑九峪镇。平遥牺盟特派员李文炯，孝义特派员曹诚反对旧县长带武装逃跑，要把武器留下打游击，而县长要带走交给阎锡山。他们向附近的八路军随营学校领导请示，正遇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也来到这里，指示支持特派员留下枪支在当地打游击的意见。把这两个县政府的枪支截留下来。这两个县长联名向孝义大麦郊的阎锡山告状。说八路军支持牺盟会抢劫了他们。遂引起阎锡山的震怒，他不说他的县长逃跑不对，却说八路军要夺他的天下。这一风波，几乎引起武装冲突，经过牛荫冠居中调停，劝说阎锡山不能同抗日的八路军打仗，要李文炯、曹诚去见阎锡山说明事实真相，八路军也表明主张同阎司令长官共同抗日，尊重地方政府官员，无意索取任何财物，只是因为县长要逃走，暂时截留保管，一场风波才算了结。牺盟总会到临汾以后不久，牛荫冠就推荐洪洞县牺盟特派员傅立民到孝义任县长，建立起抗日民政权。

    牺盟总会到临汾以后，领导关系和领导机构都有些变动。1938年5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省委，分别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成立区党委，同时党内决定薄一波仍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总负责人。牺盟总会由牛荫冠、吕调元、赵石宾三人组成党组，牛荫冠任党组书记，归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副书记张友清直接领导。这时总会组织部长是李力果、副部长吕调元、娄化蓬、纪雨秀、李涛。宣传部长黄介，副部长张力之、石磊、白天。工会筹备组王永和、赵华清、徐宏文；农救会筹备组李蒙，青救会筹备组史立言；妇救会筹备组姜宝珍、赵辉等。除个别外，均为秘密共产党员。

    太原失守时，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下地区的或尚未沦陷的阎锡山的县长，大多畏惧战争，一个个弃城而逃。105个县中甘愿留职的不过数人，旧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只有英勇的牺盟特派员在敌后坚持，克服种种困难收拾残局，并率领当地人民武装配合八路军。决死队活跃在各个战场上。这时，牺盟总会决定牺盟干部应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政权为决定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坚持抗战，牺盟有参加政权的必要。并且在沦陷地区已有许多牺盟干部在旧县长逃亡后冒着危险主动出任游击县长，维系民心。牛荫冠在临汾向阎锡山报告了各地牺盟特派员的模范事迹，并建议选一批特派员改任县长，提出举办“县长训练班”。阎在无计可施的窘境下，不得不同意牺盟的建议，由牛荫冠同志挑选40名牺盟特派员到县长训练班学习，随即委派到各县去当县长，在日军进攻下手足无措的阎锡山也对旧军旧政权失去信心，不得不依靠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来帮助他支持山西的危局。另一方面阎锡山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在太原时成立的7个政治主任公署（后改为专区）也委任了几名牺盟会的人当政治主任，如一区宋劭文、三区薄一波、六区张文昂。除宋劭文外，薄、张又同时是新军纵队的政治委员。这对掌握政策权极为有利。政治主任有代行省长任免县长的权力，在他们管辖的地方，也抽调一部分新军的或牺盟的干部去任县长。全省105县，就有70个县换上新县长，这些地方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封建衙门的黑暗统治，建立起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山西广大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在政权问题上，牺盟会同少数仍由地方反动顽固势力把持政权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如吉县的旧县长竟敢指使警察局传讯牺盟会的工作人员。牺盟会的同志据理力争，指出这是侵犯人权，破坏团结抗日。1937年11月下旬，牺盟特派员郑方派工作员张秀成等到牺盟总会来找牛荫冠，说县长纠集反动势力限制牺盟会活动。12月份，牛荫冠就通过统战关系派牺盟干部王耀辰到吉县任县长，建立起抗日政权。可是吉县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上告阎锡山说县长王耀辰把阎锡山逃难时存放的大烟土送给八路军一些，阎锡山听了暴跳如雷，说：“县长私通八路”要严加惩办。牛荫冠知道后从旁解释说：“在战争情况下谁都会遇到困难，谁当县长也要应付困难局面的”，阎锡山听了才平息下来，不再追究，但他又说要换人。牛荫冠在党内了解后，推荐狄景襄到吉县任县长，还是秘密共产党员，反动势力企图借故搞垮抗日民主政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如长治第五专署专员顽固分子续济川及高平县长刘涵森，处处同牺盟会作对，反对牺盟会，反对八路军，反对建立抗日武装，并杀害了高平县牺盟特派员王静波。牺盟会、决死队同八路军三四四旅发动群众同续、刘斗争，才将其赶跑，由牺盟会的戎伍胜（戎子和）接任第五专署专员职务，专署秘书主任由杨献珍担任。

    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又因为山西牺盟会和战动总会抗日活动开展的好，山西成了全国的抗日模范区域，所以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进步学生纷纷来到临汾，要求参加抗日活动。这时山西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民大”成立时名义上阎锡山是校长，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兼办公室主任。可是在“民大”经常实际负责的，是政治处主任杜心源、教务主任杜任之和后来在民大负责的梁膺庸，杜若牧，他们都是牺盟会的，也都是秘密共产党员。“民大”是统战形式的抗日大学。全国一些有名的教授学者也从四面八方来到“民大”，如李公朴、何思敬、施复亮、江隆基、候外庐、周巍峙、徐懋庸、陈唯实、温健公、胡磊等。“民大”的课程除必须应付讲阎锡山规定的一套《物产证卷》《按劳分配》等谬论外，大部分是讲革命进步学说。由于学生越来越多，在运城成立第二、第三分校，杨献珍同志创办了“民大”第四分校。“民大”学生五、六千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许多分配到前方参加救亡工作，有的又转到延安抗大、陕公和鲁艺学习。

    1938年2月下旬临汾失守时，阎锡山仓皇西逃，从蒲县、大宁、乡宁、吉县等地，最后西渡黄河逃到陕西宜川县桑柏村。牺盟总会则铿锵地提出：“誓死不过黄河”、“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阎锡山此后又一度返回吉县，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吉县古贤村。牺盟总会也从汾西转移到吉县姚家畔、靠近阎锡山总部。这时安邑县牺盟特派员兼游击支队政治主任赵辉同志带着几个人来到牺盟总会找牛荫冠，要求解决武器弹药。牛荫冠带着她去见阎锡山，阎锡山听完她的汇报后，答应给一些武器弹药和经费。这支抗日游击队发展较快，正如李公朴先生写的《走上胜利的山西中所叙述的：“敌人进攻安邑时，牺盟特派员赵辉女士率领人民武装自卫队不断战斗，维护了县、区政权。”

    这时，晋西南地区各县牺盟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很快，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牛荫冠于1938年后半年，同地方党委配合，及时将这些游击队组成政治保卫本队及政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等5个支部队。1939年7月，山西新军进行全面整编时，5支政卫队改编为二0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共9个团的正规武装，这些部队的军政大权大都掌握在牺盟会手里，牛荫冠在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和各县委的配合下，利用其既是公开的牺盟会领导人，又是地下共产党人的双重身份，在组建地方武装和扩建新军时，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在《关于晋西事变及其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秋林会议之前，晋西南是山西新旧势力参半的地方……政权、民运都打下比较进步的基础。我党的工作，也在这个顺利的环境中得到了猛烈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说晋西南的统一战线是模范的，并且是我们工作的黄金时代。”精辟地分析了晋西南的形势。这也是对牺盟总会牛荫冠等同志工作的很好评价。 

六、反逆流斗争

    临汾失守之后，阎锡山看到牺盟会和决死队发展很快，生怕大权旁落，感到原来想利用共产党的如意算盘，不那么如意了，就开始走下坡路。1938年6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一次“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心腹部属说：“抗战以来把晋绥军抗光了，唯有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从此山西形势开始逆转。他在大宁县城设立新军总指挥部，企图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争取胜利作幌子控制新军，使其逐步脱离牺盟的领导。10月份，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把侵华的主力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新军。对蒋介石、阎锡山则采取诱降为主的方针，国民党内部掀起一股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阎锡山即由“联共抗日”逐步向“降日反共”的方向倒退，加紧限制新军，甚至发展到停发薪饷，企图困死新军。同时剥夺牺盟会所推荐的进步专员、县长的权力；鼓励扶植、提拔他的旧军政人员、反动顽固分子，使他们重振旗鼓，向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牺盟会、新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结合而成的“新派”革命力量从政治上、组织上发动进攻，并大搞特务活动。薄一波、牛荫冠等牺盟会领导人根据毛主席教导的“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即一方面要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抗日，还应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的是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牛荫冠在牺盟总会直接同阎锡山打交道，他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非常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处理了一些很难处理的突然事件，如他曾利用合法地位千方百计保护和营救了一批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公开决议反共，阎锡山紧随其后，充当急先锋，迫不及待地于3月20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这是一次集反动之大成的会议。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企图用和平手段欺骗、诱惑、“溶解”、打击新派。阎锡山提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反动提案，要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企图以和平手段实现其“并新军于旧军”从而在实际上消灭新军，“收复”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的谋算，以便为其降日反共扫清障碍。参加会的军队师旅长以上，地方专员保安司令以上，也有个别县长、牺盟特派员、公道团长共107人。开会前阎锡山对牛荫冠说：“新军和牺盟会参加的人由你提名，我发通知。”山西新派方面参加的有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韩钧、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苏谦益、张国声、梁膺庸、刘岱峰、吕调元、张干丞、纪毓秀、，岳维藩、娄化蓬、杜心源、黄介、王竟成等。开会伊始，阎锡山多次透露要降日反共，试探下面有什么反映。他在会上说：“天要下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他所说的天要下雨，就是说蒋介石要降日反共了，山西方面要做好准备。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抗战就对，和平就不对，存在才是真理！”为他投降日本做舆论上的准备。会议期间，薄一波和牛荫冠拟了两份声讨汉奸汪精卫的电报，测试其政治态度，其中一份以阎锡山名义发牛荫冠拿着电报给他看时，他沉下脸说：“我从来没有用个人名义去反对任何人。”牛荫冠正告他说：“汪精卫是大汉奸，全国共讨的罪人，你不发表有失众望。”再三说服，可他还是不干。最后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去发。”他还说：“我昨晚做了个梦，有人告诉我不要看不起过去用的那个破车，它能拉地。现在用的这个新车虽好，但它能把你翻倒在地。”阎锡山的这些言行彻底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同时也是在动员顽固派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会议上，新派与顽固派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反共顽固分子薄右丞在发言中大肆攻击牺盟会和决死队，说什么“成份复杂”、“靠不住”等等。他的话音刚落，牺盟会和新军代表纷纷起来反驳。薄一波同志当场质问他：“你说我们牺盟会‘靠不住’，有什么根据？你说决死队‘成分复杂’指的是什么？难道在敌后打日本、除汉奸，坚持抗战，处处按‘十大纲领’去做，有那一点不好，你可指出来嘛！”问得他哑口无言，在坐的顽固分子一个个目瞪口呆。新派与顽固派之间展开了长时间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会议后期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取消山西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要害问题上。阎锡山坚持要取消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坚持不让步，为此，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最后，为利于掌握部队，在表面上答应了阎的要求后，始脱身返回部队。其间，薄一波同牛荫冠多次召开了“河滩会议”（即以河滩散步为名，实际进行接头商谈），与新军各部队政委商定，回部队后，决不退出政委，并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会议期间，中央北方局派晋西南区党委副书记张友清驻于秋林，协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随时了解情况，向上汇报，进行指导。牛荫冠则同他们密切联系。秋林会议后，阎派杨爱源、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晋绥军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赴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担任行署主任，以“统率”各根据地军、政、民力量，实际上为武装进攻新军、牺盟作准备。同时派出成批的视察团、视察专员到各抗日根据地去“视察”，实际是监视牺盟会的专员、县长和新军的活动，阎给这些人以破坏，捣乱以至策反，暗杀等特殊任务，并随时向他报告。但他为掩盖这个用心，名义上叫“每区（专区）派视察专员军、政、民各一人”。并要牛荫冠在牺盟会选两个人参加。牛荫冠在秋林集训的人员中找了兴县牺盟特派员白刃和交城牺盟会工作员苏铸（华国锋）。这时阎锡山还指定反动头目王靖国在秋林办军官集训团，对参加轮训的牺盟会和新军的干部，进行拉拢收买。牛荫冠知道阎锡山的用意，就派许琦之、张干丞等牺盟会的人进去掌握。

    秋林会议结束后，牛荫冠借机于6月份，来到晋东南，到襄垣附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汇报情况并同薄一波研究对策。这时薄一波派人到抗大一分校找到他的堂妹牛荫英和牛荫婵，同牛荫冠见面，荫冠同志要她们不再给秋林去信。接着他到抗大一分校住地固璋镇，会见了弟弟牛荫东（旭光），告诉他阎锡山倒行逆施，开始包围和监视着牺盟总会，鼓励人们在抗大好好学习。牛荫冠还受薄一波委托，到长治去同专员戎子和同志交谈，千万不要轻信阎锡山文官不兼军职的话，继续抓好部队工作。九月，牛荫冠回到秋林，组织部长纪毓秀同志带病向他汇报了牺盟总会工作和秋林进一步恶化了的形势，不多几天，纪毓秀同志病故，牛荫冠很悲痛，他失去了一位清华同学和很好的战友，牺盟总会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

    9月18日牺盟会在秋林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庆祝牺盟会成立三周年大会”，牛荫冠发表了《牺盟会三年来工作总结报告》的文章，主要阐述牺盟会在山西全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所取得的成绩，以至在坚持山西抗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进一步鼓舞大家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当时秋林新旧两派斗争的气氛十分尖锐。

    10月15日晚上，在纪念山西新军诞生二周年时，牺盟会在秋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秋林集训团的队伍在民运科长许琦之的领导下，由张干丞负责喊口号，高呼：“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气势磅礴地来到秋林街上，同住在上、下葫芦村的牺盟总会、二战区政治部的游行队伍会合在一起，情绪很高，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这时顽固派也组织游行队伍，但越来越小，狼狈不堪。这次游行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大灭了顽固派的威风，更加提高了牺盟会的威信。

    秋林斗争很紧张的时候，牛荫冠的爱人赵辉从乡宁牺盟会中心区来到秋林参加第一线的斗争。10月的一天，他俩约定举行婚礼。牺盟总会的同志为他们准备了午餐，可是等了很久不见牛荫冠回来，大家都很焦急，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他才回来。原来他忙着向晋西南区党委汇报后又到上葫芦村同韩钧、刘岱峰谈了很久工作。

    阎锡山不甘心在各地的失败，于10月29日在秋林召开反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会议期间，秋林街上贴出一幅揭露这次会议的漫画，画上阎锡山骑着毛驴，席尚谦手牵缰绳，口吹喇叭，吹出“反共”二字；杨贞吉腰插板斧，随在驴后，板斧上写着“特务”二字。阎锡山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把新军领导人召集来并牵制在秋林，秘密布置他的旧军突然袭击新军以便消灭新军。可是绝大多数新军领导人识破阎锡山的诡计，早有思想准备，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就使他的阴谋落了空。只有韩钧同志来到秋林探听动静。秋林会议以后，在党中央北方局和山西地方党委的指引下，在薄一波、牛荫冠同志的组织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顽固分子的运动。在牺盟和绥署政治部刘岱峰副主任掌握的《牺牲救国》《黄河战旗》等刊物上，牺盟新军领导同志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反顽文章，共30余篇。其中，以17人联合名义发表了《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宣言》、以13人联合名义发表了《论牺牲救国同盟会》长文，淋漓尽致的剖析了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在内部则发出了《反顽固分子提纲》《反右倾机会主义提纲》。全省各地牺盟、新军进行了广泛的反顽运动。

    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来秋林后，即被阎锡山、梁化之扣留了很久。当韩钧了解到阎军已制定军事进攻新军的阴谋计划，为应付突然事变要及早返回部队时，他从梁化之那里出来的当天晚上即匆匆赶到牛荫冠住处，互相交谈分析情况，研究了走的时间和路线。韩钧不走大路走小路，返回部队。12月9日，梁化之气急败坏地来问牛荫冠：“你把韩钧放跑的吧？”牛荫冠反问他说：“你不是同意他走的吗？”梁化之跺脚说：“他没有按我指定的路线走呀！”牛荫冠心想按你的路线走那不糟啦，使他暗害韩钧的阴谋没有得逞，使牛荫冠更看到这个人的反动面目。 

七、赤胆忠心、坚持正义

    为防止山西形势逆转，1939年11月，彭德怀副总司令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秋林做阎锡山的工作。他在同阎锡山会面时，指出你依靠牺盟会，决死队才有前途，你要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分子，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了。”可是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12月1日，假令对日军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发起进攻，而以旧军十九军、六十一军等 6个军所辖的47个团堵在背后，企图协同日军东西夹攻消灭新军。早在11月阎就命令王靖国、陈长捷派代表到临汾刘村同日军内参谋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日军很快从阎军防区内的黑龙关、午城两个重要据点撤走，却在决死第二纵队防区据点，就是阎锡山勾结日军的铁证。决死二纵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自卫还击。12月6日，在晋东南区党委书记林枫的领导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陈士渠的配合下，成立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司令员张文昂、前敌总指挥韩钧、参谋长廖井丹、东南区总指挥郝德青、西南区总指挥徐荣。7日，韩钧在隰县义棠镇给阎锡山发电报说：“伯川先生，王、陈二贼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阎锡山原想暗地勾结日军消灭决死二纵队，没想到假面具暴露无遗，就恼羞成怒，宣布韩钧叛变。牛荫冠从旁劝说：“谁都知道韩钧这个人是拥护司令长官抗日的，他不会背叛。”但阎锡山根本听不进去，说牛荫冠一味为韩钧辩护。阎锡山命令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按照原定计划，向决死队发起进攻。顽固军先后并杀害牺盟会洪洞县长高希敏、蒲县县长李玉波、临汾县长李从文及隰县、永和、石楼等地的牺盟干部。而且还把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病员杀害。在晋东南地区，孙楚除指挥决死三纵队内未被清除的反动旧军官拉走一个纵队部、一个旅部和3个总队（团）外，还协同国民党中央军摧残阳城到晋城一带的抗日民主政权，大肆屠杀牺盟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这就是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中被屠杀的牺盟会员及抗日人民竟达5000余人。

    12月7日，阎锡山接到韩钧的电报后大发雷霆，下午就召开“民青”（民族革命青年团）常委扩大会宣布韩钧反了，要立即作出开除韩钧的决定。牛荫冠等牺盟会领导人以证据不确，不同意开除。阎锡山大怒说：“牺盟会、决死队中有人想跟他走，我阎锡山可以送他走。”12月中旬，梁化之在阎锡山的授意下又召开“民青”常委扩大会讨论开除韩钧的问题。牛荫冠首先站起来说：“新旧军冲突的真相，不是决死二纵队进攻十九军和六十一军，而是十九军，六十一军进攻决死二纵队。当今之计，不是讨论如何开除韩钧，而是要坚决谴责王靖国、陈长捷等的罪行。我要求司令长官了解真相，主持正义，公正地处理新旧军的冲突，以利于二战区坚持团结抗战。”他在会上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发言，申张正义，使与会者大为震动和敬佩。

    17日，牺盟总会党组成员牛荫冠、吕调元、赵石宾联络刘岱峰、梁膺庸、张力之、谬鲁言、胡西安等同志集中一批指名道姓反对阎顽王靖国、陈长捷的反顽文章，连夜编出《关于晋西事件》的小册子，由黄河书局出版发行到全省各地，使全省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动员起来反击顽固军的进攻。牺盟总会在党的领导下，本着党中央指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向阎锡山反共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面呼吁全省军民紧急行动起来制止顽固派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一面大力声援决死二纵队，坚决反击顽固军的进攻。

    从11月以来，牺盟总会在秋林的同志和一部分还在受训的牺盟干部处境一天比一天危殆，他们进出秋林和路经旧军的防区检查得十分严格。原来牺盟总会和各地联系除用电台联系外，还通过秘密共产党员赵宗复领导的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来传递公文信件。晋西事变发生后，政治交通局被王靖国的部队包围缴械，局长赵宗复被免职，随即电台联系亦被掐断。这时牺盟总会和各地抗日政权、牺盟会各级组织，新军各部联系基本被割断。

    正当秋林处境恶化的时候，牛荫冠听说新军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来到秋林，急忙叫许琦之通知胡西安约郝速来一晤。牛荫冠对他说：“秋林局势非常紧张，你怎么又来了？”郝玉玺说12月初接到阎锡山通知来领枪械弹药。牛荫冠说：“你应该赶快回去，要走小路不能走大路，走的事请胡西安帮你办。”缺乏斗争经验的郝玉玺出来后却又去见了阎锡山。他没有听牛荫冠走小路的嘱咐，而是沿大路行走。刚过黄河到吉县，就被阎锡山的队伍逮捕杀害了，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阎锡山调动他的旧军进攻新军的同时，大肆摧残牺盟会，杀害牺盟会工作人员，包围监视牺盟总会，妄图分化瓦解牺盟会。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把在“民大”负责的梁膺庸和其他几个人找去谈话，攻击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同志，指责他是“CP”（即是共产党），不为牺盟会工作而为“CP”工作，在这次新旧军冲突中“一味为韩钧辩护”。梁化之还说薄一波也是“CP”。梁膺庸反问他：“你怎么知道的？”梁化之怔一下说：“你看不出来？”梁膺庸冷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梁化之见话不投机，马上把话题一转说：“我这次请你来是要你回来负责牺盟会的工作。”梁膺庸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找他谈话是为拉拢他分裂牺盟会，就正告他说：“你这样做必然要造成牺盟会决死队同二战区的全面破裂，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事后梁膺庸到下葫芦村牺盟总会向牛荫冠、张韶芳、廖鲁言等谈了梁化之要分化瓦解牺盟会的阴谋，并要牛荫冠同志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暗害。果然没有几天，阎锡山找牛荫冠谈话，要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名义去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而且指定路线要走西安先到程潜那里去一下。牛荫冠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商议，一致认为这是阎锡山准备在途中谋害牛荫冠的一个诡计。因为牛荫冠在山西青年中有声望，阎锡山不敢公开杀害，就企图在途中以政治土匪或什么名义借刀杀人。党指示牛荫冠拖几天看看动静，这时牺盟总会主要工作就是疏散干部离开秋林。这些日子，牺盟总会的同志们都知道阎锡山、梁化之要谋害他，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反倒越在危难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沉着、冷静，泰然处之。他安慰同志们说：“我在牺盟会工作三年，和梁化之、阎锡山打交道三年、团结了三年，斗争了三年。我还想从斗争中求团结，再干它三年五年，直到抗战胜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也知道他们终究会与我誓不两立。他们想把我除掉，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他们目前还不会，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同志们应当相信党会把时局转危为安。你们就等着看吧！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交给赵云三支只有在危难时地能看的锦囊妙计！”他的诙谐言语把大家逗乐了。他表现了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12月9日，牛荫冠送赵辉、娄化蓬、姜宝箴同志离开秋林。12日梁化之亲自出马，先将绥署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骗到秋林，他却带领武装到上葫芦村搜查政治部，查封了电台文件，而且把刘岱峰的办公室也进行了搜查，这就使刘岱峰的处境十分艰难。

    阎锡山在12月24日把牛荫冠叫去说：“再也不能拖了，必须马上起身去第一战区。”牛荫冠回来后，一面将上述情况请王世英转告区党委，将牺盟总会的工作向吕调元作了安排，一方面就到上葫芦村和刘岱峰及刘的夫人江冬商定于25日在荣阳镇会合，他们不是南下，而是勒马北上陕甘宁边区昼夜兼行，来到陕北绥德时，见城墙上有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的布告，就进城去会见王震同志。王震说党中央已电告他负责接应，并说滕代远同志刚走。于是，牛荫冠、刘岱峰等前去追上了滕代远，一同去晋西北兴县。这时牛荫冠接到北方局杨尚昆同志电报，对他们安全到达表示欣慰。 

八、为创建晋西北新政权而奋斗

    1939年底，牛荫冠、刘岱峰一行随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抵达晋西北，在临县见到一二0师民运部长、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罗贵波同志。这时晋西北区党委已按党中央电示为反击顽固军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任总指挥、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任副总指挥，分兵两路，在八路军新三五八旅的配合下向顽固军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原驻扎在兴县蔡家崖的阎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已向南撤到临县城。12月27日，决死二纵队主力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自晋西南北上，突破日军控制的汾离公路，到达临县招贤镇后并东进到静乐米谷镇、六池店地区。1940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组建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新军，10日开始向盘据在临县城的赵承绶等部发起总攻。13日夜反击作战抵近临县城垣时，赵承绶部弃城向汾离公路以南逃窜，战斗结束后，12月20日，在临县城外召开了隆重的祝捷会师大会。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八路军晋西支队陈士渠、决死二纵队张文昂、韩钧都参加这次大会。这时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O师主力也从冀中回到晋西北，接着，在岚县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滕代远、关向应主持，党中央、北方局决定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副书记赵林。并决定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同时还决定晋西北首脑机关设在兴县。当时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就在兴县，由苏谦益、张国声主持办的《新西北报》上发表了薄一波同志写的《团结进步抗战到底》和牛荫冠同志写的《目前严重困难和我们的主张》文章指导牺盟会的反逆流斗争。

    岚县会议后，续范亭和牛荫冠就在兴县城东关中学校大礼堂，召开晋西北行署第一次行政会议，讨论施政纲领、人员配备、区域划分等重大事项。

    1940年2月2日《新西北报》报导了新政权成立的特大消息。与会代表一致公推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为行署副主任。行署委员有张隽轩、汤平、杜心源、张文昂、韩钧、刘墉如、梁膺庸、刘少白、孙良臣等。武新宇任民政处长、汤平任财政处长、张隽轩任建设处长、刘墉如任教育处长、梁膺庸任教育处副处长。刘少白任晋西北农民银行行长、赵方任公安局副局长、段云任经济局局长。行署党组由牛荫冠、武新宇、汤平组成，牛荫冠任党组书记。行署机关设在兴县蔡家崖。

    为了保持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新政权组建后，仍然声明隶属于山西省政府管辖，并沿用旧的行政区域。当时党中央指示：为使阎锡山不公开投降日本，继续做他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刘岱峰等新派领导人，分别给阎锡山、梁化之去了信，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

    1940年2月22日元霄佳节，晋西北行署主持，在兴县城召开庆祝行署和总指挥部成立，讨逆斗争胜利和欢迎一二0师归来的群众大会，有万余群众参加，群众的情绪很高。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党中央批准成立军区，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弟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最初司令部设在兴县城附近的李家湾。

    行署在蔡家崖主要住在牛家那五个院子和花园里。这时牛家大部分人不在村里，有的为躲避日军“扫荡”逃到山里避难。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在兴县城创办产销合作社，后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和兴县供销合作社，主要生产和经营支前物资和人民生活用品。

    牛荫冠从1940年初就在行署担任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第二年夏天续主任到延安养病时，他就主持行署的全面工作，一直到1942年11月晋西北临参会时。将近三年期间，他是行署的实际负责人，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奋斗。12月15日晋西北《抗战日报》对他作了如下介绍：“新政权两年半以来，确立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动员新战士扩大部队，组织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保障人权，实行村选，建立民主政治，调整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以改善人民生活，使晋西北根据地在军政民的团结下粉碎敌人无数次进攻，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他负责政府重任，工作努力负责，是创建晋西北根据地功臣之一员。”“他是晋西北人民的子弟，对于晋西北人民的生活是十分关怀的，对于人民的疾苦是十分关切的，他是一位优秀的群众工作者，他热爱群众，生活朴素活泼，他和群众时刻站在一边”。牛荫冠在临参会上作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显著成就。这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民主政权的建设

    从1940年2月第一次行政会议到9月的第二次行政会议，是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初建时期。主要是逐步建立各级政府机构、贯彻新的施政纲领，组织民众恢复发展生产，支援抗日前线，粉碎日军的扫荡。续范亭、牛荫冠带着政府人员调查研究，制定各种制度法规，迅速建立起区、村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废止旧政权中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为适应战时需要的军政民联系制度、公粮及统筹统支制度、干部的供给制度、新的公文、学习制度等。由于八路军、新军在反顽固斗争和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晋西北根据地逐步扩大和巩固了，发展为6个专区，36个县。晋西北的新政权是在牺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受群众的拥护。有的地方政权建设开始比较早。如兴县，在1937年10月，牺盟总会牛荫冠就委派大同牺盟特派员张干丞来任县长，同来的还有县政府秘书高芸生、公安局长董一飞，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到县后接收旧政府，释放政治犯，从此结束了封建衙门的黑暗统治，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在支援八路军、决死队抗日前线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因为赵承绶驻扎兴县后，抗日政权受到挫折。晋西北反顽固取得胜利后，兴县人民召开行政会议，推选牺盟特派员白刃为县长，民主选举村长、区长，使新政权进一步健全起来。由于牺盟会时期民运工作做得好，所以晋西事变后，行署领导下的政权建设也进展的很快、各县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逐步形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根据党中央统战工作的要求，在政权建设中吸收开明绅士民主人士参加，建立起三三制的政权形式，更好地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坚持抗战。

    （二）发动群众参军参战

    在支援八路军抗日前线的同时，建立民兵地方武装，并实行合理负担，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克服战时的困难。新政权刚建立，敌人就开始扫荡，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民遭受到极大苦难。反“扫荡”取得胜利后，新政权帮助群众重返家园，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四大动员”时人民除捐献黄金、白洋、元宝外，还有粮食14万石，做军鞋12万双。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在1937年就捐献出2.3万元白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并捐出“复庆永商店”的一半存货支援抗日前线。这次“四大动员”时又捐出8000元白洋和125石粮食，并将复庆永的布匹装备了决死四纵队十八团。刘少白在“四大动员”时也捐出700多元白洋和50石粮食。在他们的影响下，晋西北其他地方一些士绅也都开展捐献活动，支援前线。

    （三）动员群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行署刚成立就召开会议布置春耕生产。据《新西北报》载：1940年2月21日，行署召开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又报导“新西北的新作风，机关团体帮助春耕，以实际行动推动春耕生产。行署、新军总指挥部、牺盟各救国联合会、新西北报等单位抽出70多人帮助胡家沟村民修筑水坝，行署牛副主任等领导同志均亲自参加劳动。该村农民看到这种新气象，无不欢天喜地。”发动群众扩大耕地面积。据1941 年25个县统计开荒地30.5万亩。1942年又有13个县开荒地20万亩。有8个县增加水地1.6万亩。同时行署号召扩大棉田，1941年有3.2万亩，1942年扩大为5.6万亩。另外牛、驴、骡、马牲畜也有显著增加，1941年9个县增加3600余头，1942年15个县增加7000多头。这时机关部队都贯彻党中央关于自力更生的方针，积极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实现了部分自给，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四）扶植工商业发展工商业

    行署成立时，兴县农民银行扩大为晋西北农民银行。又将牛友兰先生创办的兴县产销合作社，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友兰先生任厂长，同时他还兼任兴县供销合作社主任，繁荣兴县城的市场和保障战时人民生活用品的供应，活跃了战时经济。当时银行贷款鼓励农民多种棉花，发展农村纺织业。牛友兰领导的晋西北纺织厂扩大生产，解决部队机关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行署号召各地发展纺织业和其他工业生产，据四专署统计1941年只有织布机900架，到1942年扩大为3800架，增长4倍多。另外岢岚、河曲、静乐等地还大力发展毛织厂、生产毛衣、毛袜、毛手套代替棉布。晋西北在解决穿衣和被服的同时，还发展了造纸、制铁、机械、火柴、纸烟、印刷等其他工业生产。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晋西北山区过去文化很落后，再加上敌人“扫荡”的破坏，教育基础和办学条件都很差。早年牛友兰先生创办的兴县中学在抗战前白色恐怖下被迫停办了，行署成立以后，克服各种困难，发展文化教育和识字教育。1940年4月召开晋西北第一次教育会议，颁发了“奖励发展教育暂行办法”，在牛荫冠的直接关怀下教育事业发展比较快。1942年据24个县的统计，办起高小34所、初小2100多所。小学生增加到 8.7万多人，小学教师扩大为2300多人。中等学校和师范学生也不断增加。中学生增加到800多人。各地办冬学，普及识字教育也发展很快，1941年据14个县统计冬学有1670所，印刷识字课本3万余册。1941年5月行署召开教育科长会议，总结了办学经验，进一步明确办学的方针任务，使学校逐步走上正规化。

    晋西北党政机关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很注意团结各界人士，做好统战工作。1942年5月，经晋绥分局林枫同志的同意，组织牛友兰为团长、刘少白为副团长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访问延安，受到党中央和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对牛友兰团长作了以下介绍：“牛友兰先生名照芝、兴县人、现年58岁，是晋西北富绅。24岁时肆业于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期间牛先生从校返里，兴办教育事业，前后10余年，培养子弟干人以上。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货物来源困难，牛先生下决心发展农村纺织业，筹款1万元，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两年来辛苦经营已扩大为晋西北纺织厂，牛先生担任厂长兼贸易局顾问。他的长子牛荫冠是晋西北行署副主任”。这一年冬天，晋西北召开临时参议会，牛荫冠被选为副参议长，牛友兰被选为边区参议员。1943年开始，牛荫冠在晋绥主管财经工作，任晋绥贸易总局局长兼农民银行行长。这期间主要是根据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策扶植和发展工商业，首先在兴县、临县、方山、离石、五寨等地扶植了一些私人工商业，如临县的大商号“恒信昌”的商人李余香，大商人冯锡藩都对发展根据地经济起了一定作用。这对粉碎国民党封锁，沟通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有很大好处。

    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牛荫冠到延安参加西北财经会议，在陈云同志主持下总结边区经济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临行前曾接到薄一波的信说：“延安不可不来”。其实他早就向往着延安，把弟弟妹妹们送到延安学习，只是前方工作忙走不开。这次到延安，他见到薄一波、续范亭、雷任民等同志以及北平一·二九时期的老战友、老同学，感到非常高兴。他看到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的牛联棣、牛荫德、牛新中和在延安中学的牛荫东（旭光）、牛荫西、鼓励他们说：“在延安学习太好了，一定要学好！”他对毛主席对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所起的作用的很好评价和“七大”时薄一波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感到非常高兴。 

九、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日本投降后，林枫同志到东北开辟新区工作，晋绥分局新领导人开始出现“左”的倾向，错误地认为林枫同志在晋绥时期的工作“右”了。对牛荫冠同志在贸易总局扶植和发展工商业，特别是扶植私人工商业发展根据地的经济说成是“右倾”而进行批判。尤其是1947年晋绥土改时，错误地推行康生在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的经验，划成分扩大化、肉刑追查底财，并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致使晋西北土改中出现乱打、乱杀的严重后果。开明绅士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都在家乡遭到残酷斗争。9月份，在晋绥新领导人布置下，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对开明绅士牛友兰进行残酷斗争，并对牛荫冠同志施加压力，用肉刑追查底财造成严重后果。牛友兰先生临终前给土改工作团负责人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可见他对土改和广大农民翻身求解放是拥护的。他死后，土改工作团和贫下中农给买了棺材，安葬在蔡家崖后山上。

    毛主席在陕北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时，要晋绥立即纠正。对中共晋绥分局去汇报的同志说：“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并指示：“对私人工商业要扶植和发展，不能没收他们，要将没收的财产全部退还，要坚决纠正。”毛主席曾十分严肃地批评晋绥领导人说：“咱们两个，我在陕甘宁，你在晋绥，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

   中共晋绥分局在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时，贺龙同志在马明方主持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土改时不该斗争牛友兰，也不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发生在司令部鼻子底下是很不应该的。”1948年春天，党中央决定要牛荫冠离开晋绥到太原前线工作。他从晋绥党校出来，新领导人就说：“土改时，我犯了大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们。”他的意思要牛荫冠谅解。牛荫冠一向思想开朗，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晋西北发生春荒，他就急忙帮助分局下乡作救济工作。他背着背包不辞劳苦地在高家村一带工作了将近两个月才离开晋绥，到达晋中地区。这时徐向前同志正指挥华北部队准备攻打太原，他去做支前工作。 

十、任晋中行署主任支援太原前线

    1948年8月，牛荫冠到榆次就任晋中行署主任兼党组书记。当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组织部长刘澜涛见到牛荫冠时说：“晋绥对你的批判、斗争是错误的，希望不要计较此事”。党和领导对牛荫冠的理解和信任，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与安慰。当时死守在太原的阎锡山、梁化之在太原街上到处张贴着兴县“斗牛大会”的连环画，说牛荫冠追随共产党20多年，落了个被打死的下场。现在新华社广播牛荫冠就任晋中行署主任，就使敌人的造谣破了产，同时也使晋中地区牺盟会和广大群众感到鼓舞。

    晋中行署成立时，副主任史怀壁，秘书长张隽轩、民政处长张干丞、建设处长曹言行、司法处长黄石山，干部虽然来自晋绥、太行、太岳，可是大部是抗战初期牺盟会的骨干。行署一成立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要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太原战役；二是新区老区都要发动群众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和开展土地改革。这时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在徐向前司令员的指挥下开始围攻太原，并决定成立“太原战役后勤司令部”，由裴丽生任司令员、牛荫冠任政治委员。主要负责组织太原战役后勤中的民力组织、器材组织、粮食供应、弹药、伤员的运送等等。11月下旬，后勤指挥部召开各分区后勤指挥部及各办事处主任，各地县民工负责人会议，对后勤工作进行了检查、布置，以及加强后勤工作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会后牛荫冠深入基层、到前线进行检查督促。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参战民工、民兵约30万人左右，供应粮、料、柴、煤、油盐共重28742万余斤，这是一项浩大的后勤工程，为太原的解放提供了物质保证。

    10月，党中央对晋南、晋中新收复区实行土改作出指示。晋中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出《关于普中新区土地改革的决定》。从11月下旬晋中新区土改工作进行试点，牛荫冠重点抓支前工作，行署副主任史怀壁分工负责土改工作。这时赵辉同志也来到晋中，担任晋中地区妇联主任。土改工作从1949年1月全面铺开，4000多土改工作队分赴各地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在老区、半老区对确实错划错斗的中农要改定成分，进行补偿。在新区，彻底摧毁阎锡山所推行的“兵农合一”暴政，实行平分土地。经过土改，广大农民群众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获得了解放，提高了生产、支前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同时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的基层建设。

    解放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结束，有7个月的时间。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后勤工作也非常辛苦，保障战争所需物资、粮草、按质按量按时运送到前线。牛荫冠兼任支前司令部政委和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同几十万民工在一起，度过许多食不果腹、夜不安寝的日日夜夜。他在这半年多时间，几乎跑遍了晋中所有县区，以及各个供应区和供应点。他召开县长会议，具体落实后勤工作的各项任务，工作抓得很细致。史怀壁同志见他在后勤指挥部工作很辛苦，整天奔波在支前最前线，人困马乏，十分疲劳，提出要替他到前方工作一段时间，他摇头不肯，并说“支前工作我已熟悉了，你去马上接不上头，再说你负责土改工作也不轻松呀。”牛荫冠同志那种不辞辛苦、勇于挑重担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时由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人民日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央提出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华北局决定成立南下工作团，抽调大批干部开辟新区。1949年3月，牛荫冠、张干丞率领晋中地区3个地委的南下干部到石家庄集中学习党的七届二中会精神后开始南下了。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文编辑：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