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荫冠传略（二）

发布日期：2016-10-19 10:57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编写组

传略编写组（王生甫、牛旭光执笔）

十一、南下新区，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

1949年5月，南昌市解放，6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牛荫冠任江西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厅长，1951年9月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主管江西省财政经济工作。这时赵辉同志仍做妇救会工作，任江西省妇联主任。

他初到江西时，赣南尚未解放，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工厂停业，市场萧条，物价暴涨，人民生活困难，面临的是国民党溃退时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当时急待解决的是筹集粮草资金支持赣南战役，争取全省解放。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救灾救荒的工作。在经济工作上要组织货源，搞活流通、活跃市场、平抑物价，建立各种财经管理制度。

牛荫冠亲自抓筹集粮草和资金支援前线的工作。他穿着军装，自背行李，率领各级财经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他们不畏艰难，风雨无阻。遇匪清剿打仗，无匪筹粮借款，耐心地进行宣传说服工作。顺利地完成借粮、借款的任务，解决在江西的60万解放军大军的急需。

牛荫冠在抓支前工作的同时，把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常性的基本任务来抓。牛荫冠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带着财委一班人马，日夜战斗在第一线上，结合实际，采取有效的措施，很快使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市场上也开始活跃繁荣了，扭转了刚解放时的萧条局面。

他在财经工作上狠抓了平稳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制度方面的工作。他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定，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及时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搞垮私人工商业的不正确做法。不到半年，就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恢复了正常营业，起到了利国、利民和有利工人复工就业以及工人福利的提高的重要作用。他组织干部学习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结合实际来提高思想认识。

他在江西工作4 年多，对江西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倡艰苦朴素与民同甘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力争财经工作基本好转，对江西经济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做出重要贡献。

牛荫冠在工作中一贯艰苦朴实，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1953年，牛荫冠随同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到北京参加财经工作会议。由于当时有人阴谋篡党夺权，搞“批薄射刘”，硬说有路线错误。牛荫冠非常气愤，在会上发言，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央财经工作上没有路线错误。会后杨尚奎同志回到江西对赵辉同志说：“牛荫冠在全国财经会上不顾个人的得失，勇于坚持真理，发言很有力，很得人心。”

牛荫冠对同志非常关心，经常同大家交谈，平易近人，他在同志们的眼里，既是严肃认真，公正无私的好首长，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者，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

十二、开创航空事业的新篇章

1954年初，牛荫冠从江西省副主席的岗位上调到湖南株州156项大型企业之一的331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赵辉也被调到湖南铁路机车车辆厂任党委书记。

牛荫冠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由修理转向制造，艰难地拼搏了6年有余。从331厂到沈阳的112厂两个航空工厂，成功地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台装用于雅克-18初级教练机的M-ll小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第一架高音速喷气式歼击机、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的试制。以及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的研制，以超常规的速度，尽快使四种型号的飞机冲上蓝天，从而使我国跨入当时世界上少数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行列。同时，他还为我国第一枚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牛荫冠从事航空工业的时间不长，但他的成就与成绩，至今仍被航空界的同事和下属津津乐道，广为称颂。

在株州331厂，首先将M-ll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由于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质量要求很高，牛荫冠在领导组织试制牛抓了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加强和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二）在广泛听取苏联专家工作组，厂内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和工人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完成试制任务的周密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三）尊重技术，尊重人才，号召全体职工向苏联专家学习，向有技术，有管理经验的人学习。牛荫冠是一厂之主，他首先带头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学习。（四）“知识就是力量”，牛荫冠对这句名言深有体会，并且向大家宣讲，首先重用和大胆地提拔知识分子。他牢记周恩来同志讲的“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五）发动机是飞机的动力装置，质量要求极其严格，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所以牛荫冠一到厂就狠抓产品质量和文明生产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54年7月总装完成。8月16日，经国家鉴定委员会鉴定，符合技术要求。3000多职工隆重地庆祝SO号机(M-ll型发动机)试制成功，并发电向毛主席报喜。9月1日，黄克诚批示：同意SO号发动机进入成批生产。10月25日，毛主席向331厂职工写信祝贺勉励。

1955年，牛荫冠调到沈阳112厂任厂长和辽宁省委委员职务，赵辉任该厂党委副书记。112厂是东北解放初期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为上万人的大厂。为了响应毛主席要建立一个强大空军的指示，上级决定将原计划于1957年试制成功歼5飞机的计划提前到1956年国庆节前完成。1955年初，歼5飞机的试制拉开序幕，牛荫冠到厂后虚心学习，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抓紧这项工作。全厂职工统一认识，明确目标，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使歼5飞机的试制工作提前完成。他亲自组织写出以生产责任制，技术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加强领导，特别重视大胆提拔科技人员到重要岗位上。设计是飞机制造业的重要部门，厂长牛荫冠亲自抓设计工作，狠抓质量第一，开展文明生产，并关心职工生活，做好服务工作。

1956年9月10日，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祝捷大会在112厂隆重举行。大会由厂长牛荫冠主持。国庆节，112厂制造的4架歼5飞机飞越天安门、接受党政军民的检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高兴地对外国朋友们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之后，牛荫冠领导成批生产了700多架，使我国空军迅速得到加强和提高。新型的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新天地，揭开了我国飞机制造业的新篇章，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航空工业的地位。歼5飞机试制成功之后，牛荫冠又成功地组织领导了歼6飞机的试制，并为我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红旗1号的试制打下了基础。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在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陪同下亲临112厂视察。这时厂领导急忙迎上前去，毛主席同大家一一握手。当黄欧东指着牛荫冠向毛主席介绍时，毛主席以闪烁的目光凝视着牛荫冠：“噢！你就是牛荫冠同志，早有闻名，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牛荫冠回答：“今年四十七岁”。毛主席幽默地笑着说“还是青年团员么！”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知道牛荫冠在牺盟会和薄一波与阎锡山搞上层统战工作，但未见过面，今日一见，才知道这位厂长就是牛荫冠。

毛主席在牛荫冠等陪同下开始视察，先走进了3车间的废品展览室。毛主席看得很认真。牛荫冠谦逊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废品不少”。毛主席用勉励的口气说：“废品还不算多”。毛主席问112厂是怎样培训技术工人时，牛荫冠回答说：“让一个人固定钻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可是占用的人多”。毛主席又问：“下一步怎么办？”牛荫冠说：“让工人再学第二套本领。欧美国家培养工人的方法是车、铣、刨、钳等工种都要学，然后几个工种中每人挑一种进行深造，成为一种行家。但我们现在只能让一个工人固定钻一门技术的办法。这样可以缩短掌握技术的时间。我们的米格-17（歼5飞机）提前试制成功，就是用这种办法快速见成效的”。毛主席点点头又问：“你们不是给其他厂培养人才吗？”牛荫冠说：“上级曾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毛主席最后又问：“那些材料自己还不能制造？”牛荫冠指着机翼车间说：“这个车间用的个别蒙皮铝板材料。”毛主席问为什么其他铝板材料能造，这种就不能造。牛荫冠回答：“因为哈尔宾101厂的碾压机轧辊的宽度不够。”最后毛主席鼓励大家说：“你们向专家学习有成绩，但不要骄傲。”参观完毕，毛主席和牛荫冠等厂领导们合影留念。

牛荫冠从1954年在331厂试制M-ll航空发动机到1959年底在112厂为红旗l号地对空导弹试制积极培训工人、组建技术科室到扩建厂房……度过6个年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一项一项的试制新型飞机的任务压在身上，只能日以继夜地工作，几乎没有一天晚上12点前睡过觉，有时就干脆不回家，在办公室里熬到天亮。或扒在办公桌上，或蜷曲在沙发里打个盹，睡一阵子。他终于在航空工业战线上由一个“新兵”，变成了善于管理，通达技术的老厂长。他带着千军万马克服了一道道难关，试制出一架一架飞机，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它们送上蓝天，然而他却常说事业上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党，工作中的成绩应当归功于群众，他就是这样告诫自己。他虽是厂长、辽宁省委委员，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十分尊重别人意见，从不独断专行。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他尊重党委领导，厂内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讨论。他和党委一班人、副厂长、各总师都能融洽相处。对同志对下属都是平等待人，从不摆架子或盛气凌人，凡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感到心情愉快。

十三、为繁荣商贸奋斗三十年

1962年7月，牛荫冠从沈阳调到北京，被任命为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五交化工业品的业务和有关司局、公司的工作。不久，部长兼党组书记姚依林、副部长王磊被抽出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时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指定牛荫冠主持商业部和党组的全面工作。牛荫冠工作朴实无华，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策。他曾多次领导工作组到有关省市，特别是边境地区了解情况，就改善企业管理、民族贸易、战备物资的储备供应，商业工作如何为农业生产服务，如何保障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如何争取财政好转等都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来解决。他为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繁荣经济、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商业部门的建设，以及改进机关作风都作出显著成绩。受到领导和商业部门职工的好评。

文革期间，1968年4月，牛荫冠被造反派关押在商业部小白楼，抄家、批斗，受尽了折磨，后来被送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喂猪、担粪、到田里干重活。专案组跑遍全国，调查了几年，没有找到一件被阎锡山收买或出卖革命利益的材料。却相反地找到了牛荫冠在抗战时期，同阎锡山又联合又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大量资料。看出牛荫冠在那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为山西抗战和中国革命做的重大贡献。1973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牛荫冠才回到北京。1975年初，中央决定全国供销合作社和商业部分开，任陈国栋为总社主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分管总社办公厅、计划局、科技局、基建局。这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和中央决定，为抵制和阻止“四人帮”在农村经济工作的干扰和破坏，为恢复农村的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分别召开南北两片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策：（一）不能随意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二）在大力促进粮棉生产的同时，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缩小穷队与富队之间的差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三）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不能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三条对恢复农村经济、活跃农村市场，搞活流通，增加粮棉生产、支援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总社恢复起来，百废俱兴，在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要把供销社恢复起来，替农民说话”和邓小平同志“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牛荫冠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他说：“要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产品的收购上，应采取既保证工业、出口和城市的正常需要，考虑国民经济全局，又要给农民一定的产品支配权，照顾农民的利益。要通过供销合作社的活动，把农业生产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他还强调地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提高。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的经济组织，要千方百计为农民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保证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康生、“四人帮”又一次刮起“左”风，要“批邓”时供销合作总社的同志都进行了抵制。有人建议反正报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说，凑合着交差算了。牛荫冠说：“逼人说假话的日子真难过呀”他坚决抵制“批邓”。当王洪文责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广“四人帮”泡制的“哈尔套经验”时，牛荫冠和总社其他领导同志看穿“四人帮”的用心，进行坚决抵制。

打倒“四人帮”以后，牛荫冠主持全国供销社系统“双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他号召学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出要抓好商品基地建设，制订发展规划。在他主持下建立了7个科研机构，为供销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号召要用很大精力抓供销合作系统的科技工作，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科学论断。

1979年4月，陈国栋调上海市委工作，牛荫冠升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全面负责总社的工作。这时农村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牛荫冠和总社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认为把基层供销社划归人民公社经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稳住了供销合作社的组织系统。

随着农副产品价格和收购政策的逐步开放，供销合作社碰到许多新问题。牛荫冠及时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980年6月，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农村供销社商业表现出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情况，牛荫冠就主持大家研究，他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供销合作社原来就是农民群众集资开办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是因为“文革”其间在“左”的路线干扰下，才迫使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改为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相适应。只有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才能真正做到还权与民，还利与民，才能实行民主管理，才能使供销合作社业务同农民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牛荫冠和总社党组副书记程宏毅联名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把供销合作社办成民间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恢复集体所有制，对搞活农村经济改善同农民的关系都有好处。牛荫冠对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82年中央决定商业系统机关合并时，他退下来。1983年9月，牛荫冠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同年12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12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他担任上述职务8年中，经常参加国内外大事的讨论、决策，还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到省外参加会议和深入基层作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在83年写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刊物上。1986年写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迫切需要建立供销社为依托的服务体系》发表在合作经济》刊物上。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问题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各地供销社改革的需要。

牛荫冠同志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时候，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果断措施。拥护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他的几个弟弟妹妹在延安是李鹏的同学，有一次他在会上见到李鹏同志很高兴，马上给他弟弟牛旭光写信说：“昨天我参加商业战线表彰先进、劳模大会，大会上遇见了李鹏同志、郝建秀同志，他们都热情攀谈。李鹏同志特地问我‘牛荫德是你的兄弟吗？’我说：‘是！’，我问他认识牛新中、牛旭光否？他说都认识，而且说牛旭光是兴县人。我说我们家是兴县蔡家崖的。这一情况，我想你喜欢听的，特此函告你！”他为延安时很多同学聚会弟弟妹妹和李鹏同学感到很高兴。

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前后，还参加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审阅史料、稿件的工作。他还发表了好几万字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一文。1 986年纪念牺盟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写了《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文章发表在《山西党史通讯》上。此外还写了有关介绍牺盟会赵宗复、赵石宾以及“政治交通局”的短文。“文革”期间，牺盟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参加过牺盟会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受尽折磨。牛荫冠不知给多少同志写了“牺盟会是革命的进步组织”的证明。尽管他为此受尽侮辱和折磨，可是他始终对历史、对党负责，坚持真理，反对邪恶。“文革”后，有许多牺盟会的人见牛荫冠时说：“我们挨斗、挨整时，心里默默地念着牛荫冠可不能死了，否则我们的历史就弄不清了。”一句话道出同志们对牛荫冠的信任和怀念。牛荫冠在病危的时候写信给薄一波，怀念牺盟会时期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怀念纪毓秀、吕调元，怀念在秋林共同战斗过的赵石宾、张力之、韩钧、张友清、王世英、许琦之这些同志。他一想到这些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同志、战友就不禁潸然泪下。

1992年5月10日16时30分，牛荫冠同志在北京医院逝世，薄老马上给赵辉同志写信致哀，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很多老战友和亲朋纷纷到家里凭吊。5月27日下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姚依林、薄一波、华国锋、李立功等3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李先念、王震、姚依林、薄一波、华国锋、康世恩、李立功、罗贵波等送了花圈。

山西省委、兴县县委、清华大学、飞机工厂、航空工业部等单位派了专人来京参加了吊唁和遗体告别仪式，在外省、市的老同志、战友发来唁电、悼念信和送了花圈。

牛荫冠一生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他坚持正义、实事求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平易近人。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1996年出版

（本文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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