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追求、奋斗的一生 ——怀念牛荫冠同志

发布日期：2016-10-31 13:23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薄一波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牛荫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两年了，大家一直在怀念着他。

（一）

牛荫冠同志在青年时期就追求人生真谛，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多个春秋中，把毕生精力投入革命事业，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4年，他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干事，参加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组织大批进步学生深入到工人、市民以至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元月，牛荫冠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十六位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负牺盟总会实际领导责任。依托牺盟会进行建政、建军的工作，为创建9个旅50个团的山西新军和全省各县人民自卫武装做了大量工作。当阎锡山响应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晋西事变”时，牛荫冠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和疏散了大批党的干部，把他们转移到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尔后牛荫冠同志到晋西北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晋西北参议会副会长，晋西北农民银行副行长，晋绥贸易总局局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负责领导金融、贸易工作，为发展工农业生产，为我军筹粮备款，调集物资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新中国建立后，牛荫冠同志主要从事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从1949年起历任江西省财委副主任、财政厅长、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主管财经工作。对发展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建立江西财政体系，恢复生产等作出突出的贡献。1954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开始建立航空工业，他受中央派遭到湖南株洲飞机制造厂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活塞式航空发动机。1955年调沈阳飞机制造厂担任厂长，全力以赴组织科技人员攻关，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为我国航空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表彰。1962年，牛荫冠同志调到中央商业部担任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百货、五交化、纺织品、文化用品、工业品的业务和有关司局、公司的工作。1964年至1965年，因姚依林等同志下农村去搞“四清”，牛荫冠同志曾两度主持商业部的全面工作。在担任部领导工作期间，曾多次带领工作组到有关省市，特别是边境地区，就改善企业管理、民族中一贯表现细致扎实，而且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善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扩大商品流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商业建设包括部机关的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受到部机关和商业系统广大干部、群众好评。

1966年6月，“十年浩劫”开始，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牛荫冠同志亦未能幸免。运动开始后，虽然编造不出什么罪名，却也给他戴上了一顶“大坏蛋”的帽子，进行残酷批斗，关入“牛棚”。1969年初又被强制押送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继续批斗审查。在当时的恶劣环境里，牛荫冠同志不畏邪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始终保持了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精神，受到商业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称赞。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党中央决定恢复牛荫冠同志的领导职务，任命他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9年任主任、党组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刚刚恢复时，供销合作社的许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断了，百废待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曾指示说：“中国农村大，农民多，我们党历来犯错误，主要是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要把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替农民说话。”牛荫冠同志一上任，就反复领会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导，深入地思索着如何把供销合作社的业务落实到发展农村经济工作中去。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好的观点和意见。比如，要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产品收购上，应当采取既要保证工业、出口和城市的正常需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又要给农民一定的产品支配权，照顾农民的利益。不论统购、派购和议购，都应当同生产单位和农户协商签订合同，明确双方责任，严格信守。通过供销合作社的业活动把农业生产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衔接起来，使农村社队和农民有计划地进行自己的经贸活动。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上，要恢复合理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同时逐步把高度集中，由国家统一定价为主的收购价格形式，改为一部份实行国家计划价，一部份实行有控制的浮动价，一部份实行议价，也就是实行指令性价格、指导性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价格形式，其目的在于把农村商品流通搞活。要努力改善对农村物资供应，实现工农产品等价交换，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他进一步强调“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对工业品需求迅速增长，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的经济组织，要千方百计为农民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保证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计划向二级站和工厂直接进货；对商业批发单位供应不足的商品和非计划分配的商品，应允许到别的地方采购，逐步打破城乡、地区之间的限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根据供销合作社历来的经验，一定要抓好商品基地建设。又说，“加强农业发展速度是全党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也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供销合作社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一定要大力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同时使多种经营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他提出：要建设几十个二三十万亩、四五十万亩、六十万亩左右的大型植棉基地，在今后若干年内建成一百个年产五万担的茶叶基地县，其他品种和商品基地也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对已经建立起来的黄红麻、烤烟、蚕茧、羊皮、毛竹、棕片、生漆、苇席、草袋、苹果、柑桔、红枣、黑木耳、土纸、草席基地要巩固壮大，同时还要建设一批新基地。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商品供应，还可以为农民致富寻找到一条可靠的途径。特别值得我们追思和学习的是，早在十几年前，他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发展起来，必须下大力量发展商品经济，鼓励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一关不过，中国前进不了。”在他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还提出：必须相应地把供销合作社的科学技术工作搞上去。在他任职期间，用了很大精力抓现代科学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并用来装备供销合作社的流通设施，改变在农产品收购、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上的落后状态。在他主持下建立七个科研机构，制定了发展供销合作社科学技术七年规划，为以后供销社系统比较普遍地重视和运用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

1976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相继去世，在这危难之际，“四人帮”加紧了他们的篡党夺权活动，通过死党毛远新炮制了一个所谓“哈尔套经验”。说什么“有了洽尔套经验，农村方向问题就解决了”，“哈尔套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江青亲自授意拍摄了吹嘘“哈尔套大集”的电影，姚文元竟然把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发表的昔阳财贸经验的文章扣压不发，而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好》的文章，流毒全国，王洪文责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要推广这一经验。“四人帮”企图利用“哈尔套经验”为他们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制造舆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牛荫冠和供销合作总社其他领导同志看穿了“四人帮”的用心，进行了坚决地抵制，采取以宣传推广“石板岩供销社”、“寨疙瘩供销社”的典型经验来淡化“哈尔套经验”的影响。

（三）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牛荫冠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次重大转折的会议，意义深远，坚决拥护和贯彻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他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农业内部的关系，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应进一步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努力把市场搞活，把支农工作搞得更好。他的这个想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在这时，有一股取消或代替供销合作社的风潮。他同供销总社其它领导同志一致认为把基层供销社划归人民公社经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及时向国务院写报告，明确表示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不赞成这一做法。这一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李先念副总理看了供销合作总社的报告，作了批示：“应当慎重”，稳住了供销合作社组织系统。同时，他决定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宜昌市考察扩权试点工作，从供销合作社企业扩权上找到改革的突破口。随后，他又针对农副产品价格和购销政策逐步放开，供销合作社受现行商品流通体制的制约，及时地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研究讨论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改进供销社经营方式等问题，按照“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继续坚持国家对棉花的统购统销；二是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派购品种，扩大议购议销范围；三是调整购留比例，扩大生产队自留部份，提高奖售标准；四是合理确定二类农副产品的收购、调拨、出口基数，实行加工利润部分返还给农民。这实际上是突破了供销合作社多年来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收购农副产品的僵化经营模式，更多地采用市场调节。这一政策的调整，受到农民的欢迎。

1980年，农业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农村供销合作社商业明显地表现出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供销合作社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怎样改？当时各种意见都有，有的主张用乡镇企业来取代供销社；有的主张“先置于死地而后生”。牛荫冠同志态度鲜明地反对这些主张，甚至有的领导同志对供销合作社的不正确意见，他也敢于当面反驳。在改革供销合作社所有制的问题上，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改“官办”为民办，开始多数同志不同意把供销合作社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牛荫冠同志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进行过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供销合作社原本就是农民群众参加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只因为“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干扰，才迫使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改成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只有恢复本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才能真正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才能实行民主管理；才能使供销合作社的业务同农民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他和党组副书记程宏毅同志联名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既反映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也陈述了他二人的意见。在信中说：“把供销合作社办成民间性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恢复集体所有制，对搞活经济的作用会更大些，对改善同农民的关系会更好些。但是，统一上上下下的认识还需要作充分的酝酿，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需要作些调查研究，划些杠子。工作先按集体所有制办法去改，吸收生产队和农民入股，实行民主管理，恢复代表会议制度，选举基层社领导干部，并相应改变财务管理制度和职工工资奖励制度。在改革基层社的同时，把县联社改为联合社”。“经过这么一段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可以作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避免仓促宣布，引起不必要的波动，增加阻力，给工作带来损失。”同年11月他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讨论了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问题。会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要从所有制上变革，把供销合作社改为集体所有制。认为，供销合作社系统虽然进行了若干改革，但收效甚微，主要是大改大革的箭头没有划出来，方向不明，心里没有底，步子迈不开。各方面对供销社有不少批评，农商关系比较紧张，必须把供销合作社办成群众性的集体经济组织，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第二种意见，主张把基层供销社办成国家同农民联合的经济组织，不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第三种意见，主张把供销合作社办成“上官下民”、“半官半民”的经济组织。由于分歧较大，没有取得共识，但又不可轻易作出决定，他便把各种意见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并明确表示支持第一种意见。随后他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采取了暂不宣布变动所有制，三种意见都同时进行试点，取得实践经验后再作决择。为抓好这项工作，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了体制改革小组。各地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到1982年1月中央决定恢复基层供销社合作商业性质，县供销合作社办成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实践证明，牛荫冠同志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他的主张为以后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牛荫冠同志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有党和人民，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爱护下级，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对工作一贯勤勤恳恳，躬亲务实，认真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牛荫冠同志，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与阎锡山搞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还是后来与山西反共顽固派作斗争、或是在建国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他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为人忠厚，又是个乐观主义者，工作顺利做出成绩时，不骄傲居功；在工作中受到挫折，甚至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想得开，看得远，继续勤恳工作，不埋怨，不气馁。牛荫冠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

牛荫冠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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