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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民深切怀念牛荫冠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02 13:23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作者:中共山西兴县委员会
 ——中共山西兴县委员会
    牛荫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奋斗了多半个世纪。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但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对兴县人民的关怀、支持和无私奉献精神,至今铭记在家乡人民的心中,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
    牛荫冠同志于1912年农历8月7日出生在兴县蔡家崖村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学、初中都是在他父亲牛友兰创办的学校就读的。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进山高中。
    牛荫冠考入高级中学后,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刻苦钻研数理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省城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他们散发传单,高呼抗日口号,这一切强烈地震动了牛荫冠的心灵,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在学业上更加奋发努力。
    1933年,牛荫冠考进了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北平清华大学电机系,实现了他“科学救国”的第一夙愿。但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入侵的现实,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招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的局面,使牛荫冠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逐渐认识到仅靠科学是难以救国的。于是他抽课余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进步书籍,思想有了新的升华。1934年,他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毅然由电子系转入经济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秋,为便利革命工作,牛荫冠由“社联”转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不久,又当选为清华学生会领导成员。同年11月,山东省荷泽地区遭受了严重水灾,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专院校学生捐款救灾,牛荫冠参加了慰问团活动。当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时,牛荫冠同慰问团其它同学立即返回北平,参加著名的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经过实践的考验,牛荫冠于同年12月18日由何风元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幻想科学救国的进步学生成长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土。
    1936年初,牛荫冠接替蒋南翔,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后又担任了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被调到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牛荫冠走上了新的革命工作岗位。
在返晋抗日中的光辉实践
    1936年秋,山西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进犯绥远,威逼山西。就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闫锡山不得不改换策略实行“联共抗日”。他想借共产党的力量“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以发展自己的力量,维护其统治,抵御日军的威胁。于是在山西成立了进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为了加强山西的抗日救亡力量,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6 年底派牛荫冠等一批同志到山西协助薄一波开辟工作。从此,牛荫冠同志毅然抛弃了学业,于1937年1月,开始了返晋抗日的实践。1937 年4月,牛荫冠担任了牺盟会太原市委秘书,主要从事发动太原数十个工厂产业工人的抗日救亡工作。作为秘密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的牛荫冠,还协助薄一波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民训干部教导团,吸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学习,先后培训了4500多名军政干部,向全省各县派出了180多名牺盟特派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牺盟会推荐、闫锡山批准任命了70多名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到各县担任抗日民主县长。陆续组建了9个正规旅共辖50个团的山西新军。1937年9月下旬,薄一波率领新军决死队开赴晋东北后,主持牺盟总会日常工作的牛荫冠及傅雨田、李力果、雷任民等同志,召开了山西省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为了组建地方武装,牛荫冠设法从闫锡山手中搞到了5000支步枪、200挺冲锋枪和部分弹药,分发到全省各县牺盟会,组织起人民武装自卫队,增强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9年12月,闫锡山在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发动晋西事变,要消灭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作为牺盟总会负责人的牛荫冠协同其他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在反动派监视的紧急情势下,巧妙地保护和疏散了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闫顽政府机关、团体、学校中工作学习的400多名干部和学员,其中有许多秘密共产党员,分赴延安及晋西北各地。这不仅保存了党的一批干部,同时给闫锡山以有力的打击。牛荫冠志在抗战初期为山西人民建立了重大功绩。
牛荫冠同志是兴县人民的骄子
    牛荫冠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在领导山西牺盟总会工作期间,为兴县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西盟总会向各县派遣特派员时,将余丕铎、米建书两位同志,分配到兴县担任牺盟特派员。临行前,他嘱咐这两位同志说:“兴县地处偏远,老百姓生活艰苦,但这里是抗日救亡的前哨阵地,新旧势力斗争激烈,你们到兴县以后,不但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广运动,而且要积极培养进步人士,壮大党的力量,希望你们在兴县奉先打开局面。“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既表达了牛荫冠同志对抗日救亡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体现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厚情谊。
    余丕铎、米建书到了兴县以后,遵照牛荫冠的指示,积极发展牺盟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牺盟会员就遍布全县各地。同时他们还协助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夏,先后办了四期训练班,共培养出300多名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分配到县、区、村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这些同志不仅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大部分成为全国各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卢沟桥事变以后,牛荫冠为支持兴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省城各学校找到王力波、王直、王正元等人,介绍他们加入牺盟会组织,并通过他们动员兴县在太原读书的40多名学生返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还组建了兴县留省学生战地服务团,每天上街贴标语、散传单、演节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兴县的旧政府处于消极瘫痪状态,那些腐败官僚置国破家亡于不顾,每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对此,兴县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广大群众联名告状。牛荫冠接到兴县的控诉信后,建议闫锡山立即将兴县的旧县长调离,并力荐大同市牺盟特派员张干丞到兴县任县长,并对张干丞说:“兴县抗日救亡运动搞的有声有色,你应顺应历史潮流,把抗日的烽火烧的更旺。闫锡山委任你到兴县担任县长,这是牺盟会派遣的,你要戴上闫锡山的帽子,打出闫锡山的旗子,为兴县人民多办几件好事。”为了加强兴县的工作,牛荫冠又给张干丞派了高芸生、董一飞两位助手。张干丞带他们到兴县后,分别任他俩为政府政务秘书和公安局长。他们三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样以张干丞为首的县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首先审查了在押的所谓政治犯,将旧政府关押的40名“犯人”分批释放,对一些问题复杂的刑事犯,经过审理,都作了从轻判处。其次,发动群众拆除城墙,组织全县武装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全县开展了反封建、反迷信活动,组织起“狮吼剧社”,由张干丞带队到全县各区乡巡回演出《卢沟桥事变》、《八百壮士》、《松花江》等剧目。当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声泪俱下,自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从而起到了鼓舞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牛荫冠同志身体力行,不仅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而且动员他的父亲牛友兰把自己10多个弟妹子侄先后送到延安,有的经他介绍就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些人没有辜负牛荫冠对他们的希望,后来大部分人担任了各条战线的领导工作。
    综上所述,牛荫冠同志在返晋抗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特别是对兴县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的关心、支持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在兴县光荣的革命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根据地建设的不朽业绩
    1940年初,在晋西事变中,牛荫冠离开秋林,同刘岱峰一起到了晋西北。1月20日,在临县参加了晋西北军民反顽祝捷大会。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与闫锡山继续保持上层的统一战线,不让闫锡山卖国投敌,以牛荫冠、刘岱峰等人的名义,给闫锡山发了公开电报,表示拥闫抗日。他们还积极筹备召开了晋西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牛荫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晋西北民众与日军血战到底。大会公推国民党元老、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党组书记,并组建了行署及其相应的办事机构。行署办公地址就设在蔡家崖牛荫冠家的大院,当时人称“牛家大院”。
    晋西北行署组建以后,牛荫冠同志立即致力于晋西北根据地政治经济建设。他首先考虑到,要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要组织广大民众齐心协力、团结抗日,至关重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击反动势力,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革命根据地。为此,他主动向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汇报,提议把在押的反革命分子逐一进行审理,将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镇压,以伸张正义。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在兴县城西关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顽大会,牛荫冠代表晋西北行政公署宣读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会后,群情激奋,都说,新的人民政府确实是为人民办事的,给人民除了害根子。
    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以后,遇到的重大问题就是要帮助各抗日武装部队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为此,抓发展生产,动员捐献钱粮、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妇女做军鞋,开展了“四大动员”。哪里有困难,牛荫冠就到哪里工作,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到哪里解决。兴县二十里铺村有个地主比较顽固,他不但不为抗战尽心竭力,反而挑拨军民关系,纠合部分人闹事。牛荫冠得知后,星夜赶到现场,组织群众和这个地主讲道理。牛荫冠说:“我们现在到了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如果不支持抗日战争,将来当了亡国奴,还有什么财产可守?”经他说服动员,这个地主不但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和钱财拿出来,支援抗日战争,而且还说服动员其他绅士把富余的粮食和布匹捐献出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在根据地建设中,牛荫冠同志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搞了一些过火行动,牛荫冠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诫大家:“我们要坚持抗日战争,要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和我们一起进行战斗,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把一部分人逼上梁山”(指不要把一部分人逼得跑到敌区)。牛荫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受到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表扬。贺龙同志说:“牛荫冠是党的一位好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晋西北新政权建立以后,日本侵略军对晋西北实行残酷“扫荡”,企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牛荫冠带头响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号召,坚持各级政权组织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1941 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和行署的同志带领高家村、花园沟的老百姓转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掉进一条沟里,摔得浑身是伤。他的夫人赵辉见他受伤,既关心又埋怨地说:“你怎么如此粗心?”牛荫冠说:“不要紧,我受点伤事小,群众没受损失就是最大的胜利!”让他到医院治疗,他说:“医药短缺,伤员都没有药,我这点伤不要紧”。
    1942年10月,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牛荫冠被选为副参议长兼晋绥贸易总局局长。他致力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持制定了鼓舞军民开荒种地、纺花织布的一系列条例、政策,发动群众开荒地、种棉花。所以,从机关、部队到农村,形成了开荒、种棉、织布的热潮。他领导的晋西北农民银行,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农业,支持和扶植农民发展生产。他带头深入到兴县蔡家崖、高家村、赵家川口等地和老百姓一起修渠筑坝,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至今有不少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牛荫冠为根据地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流了汗、出了力、立了功,他是庄户人家的好干部。”
    牛荫冠同志不仅注重经济建设,而且注重开源节流。他多次给人们讲:“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而且要保障供给。要解决根据地几百万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必须开源节流,把经济搞活”。为此,他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和敌占区搞贸易,把根据地的土特产品运到国统区,换回大量的布匹和军用物资,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急需。
    1945年夏,牛荫冠到延安给党中央汇报工作,受到陈云、李富春同志的嘉奖。牛荫冠认为要坚持持久战争,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搞好根据地的贸易工作事关重大。他建议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一个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财经、统一价格的贸易公司,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事后牛荫冠着手在兴县城关组建了一个大型贸易集团公司——“兴业公司”,把晋西北根据地所有的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起来,对开源节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牛荫冠领导晋绥贸易总局期间,积极扶植私人工商业。他说:“要把根据地的经济搞活,不能只抓国营经济,还必须扶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通过贸易总局帮助,临县商人李余謦、冯锡藩扩大货源,组织商品流转,积极支持八路军一二O师、为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作出很大的努力。随着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大发展,各地组织起生产合作社、纺织供销合作社、铁木器加工合作社等。这些众多的集体和个体工商合作社,对晋西北的经济贸易发展起了积极辅助作用。到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基本做到了穿衣吃饭自给自足。牛荫冠受命根据地危难之时,以他的领导能力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带领晋西北根据地人民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粉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
    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是晋绥边区著名的开明绅士,青年时就读北京京师大学堂,抗战以前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兴县创办了两所高级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为晋西北各县培养人才1000多名,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担负了各方面的领导职务。抗战开始以后,牛友兰纾财赞助革命,先后为根据地建设捐献银圆3万多元;将自己在兴县城关开设的复庆永商店的大部分布匹、棉花拿出来装备了山西新军的一个团。并将牛家绝大部分宅院主动提供晋绥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使用。1937年,他筹资1万元,创办了产销合作社,随后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工厂,即将工厂无偿交给抗日政府,为晋西北军民生产了一批棉布和日用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牛友兰的四个儿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5月,牛友兰率领“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赞誉。所有这些,都说明牛友兰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不仅同情革命,而且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革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晋绥党组织在执行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对牛荫冠及其父亲牛友兰进行了错误的批斗,认为牛荫冠领导的晋绥贸易工作成绩很小,问题很多,特别是支持扶植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是犯了路线错误。所以经过批判,撤消了牛荫冠贸易总局局长职务,送到晋绥党校学习。
    接着于1947年8月下旬,中共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斗牛大会”(即批斗开明绅士牛友兰的大会)。会前晋绥分局领导人要求牛荫冠与其父亲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特别痛心的是会上有的人逼着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游斗。这一过火的行为,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在场的广大群众无法忍受,当场捣掉了戴在牛友兰身上的脚链、手铐,大会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牛荫冠同志尽管遭到了不应有的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他宽宏大量,顾全大局,始终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如既往地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为家乡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地奉献。
    1948年春季,党中央决定调牛荫冠任晋中行署主任,支援徐向前率领的十八兵团解放太原。此时,晋西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中共晋绥分局要求他迟走几天,帮助搞一段救死救荒工作。牛荫冠深明大义,毅然留下,并背着行李深入到兴县高家村、小善、扬家坡等地与群众同甘共苦,抗灾救灾。他在小善乡 南寨底村下乡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在开会时离开了会场,等了好大一阵,还不见他进来。牛荫冠意识到不对劲,出去一看,发现他蹲在厕所里站不起来。牛问他怎么了?他说便不下。牛荫冠找来一根小柴棍,帮助这个同志把粪便抠出来。事后,人们将此事传为佳话。直到现在,当地人回忆起这件事,都说牛荫冠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官架子。
    一次,牛荫冠下乡步行到扬家坡,独自一人拄着一根棍子,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衣。打着裹腿,背着行李。进村后,村民以为是区里来的下乡干部,谁也没理他。当村长跑来喊了一声“牛主任”时,在场的村民惊呀着“啊!这就是曾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牛荫冠同志,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普通干部。”于是,大家争着为他端水、做饭。村干部借来鸡蛋要招待这位“稀客”,牛荫冠立即制止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做。要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老百姓吃不上饭,正在饿肚子……。”大家不得已,最后只给他煮了两碗钱钱饭,准备了一盘鲜苦菜。他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心连心的朴实作风,深深感动了当地的干部群众。
    1962年以后,他在国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工作期间,仍然对过去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帮助,表现了对根据地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曾在兴县赴京召开的晋绥老干部座谈会上讲到“晋绥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的贡献,在那艰苦困难的年代里供养了几万军队和干部的吃、穿,共同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富裕起来!”
    1980年,兴县政府根据全县荒山荒坡广阔宜牧的实际情况,决定利用山区建设投资大力发展畜牧业。当时鉴于全县畜种老化、经济效益不高,责成县畜牧局外出联系优良种羊。他们去北京找到了牛荫冠同志,汇报了家乡的设想打算,并请求他帮助联系一部分种羊。牛荫冠听了以后,表示赞许和支持,并随即与国家农业部联系,取得农业部的支持,从宁夏中卫县调绒种山羊200只,价值2.5万元,支持和扶植了我县的畜牧业。
    1984年,兴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县农业减产减收,作为工业生产的大头——煤炭,由于车皮紧张,外运量少,经济效益不高。当时全县外运煤一直在三、四千吨之间,最高年也没有突破1万吨。为此,兴县县委、政府起草了请求解决车皮,扩大外销煤的专题报告,并由县委、政府领导同志于10月份带赴北京,又一次找到牛荫冠,汇报了全县的灾情、困难和请求。牛荫冠与铁道部取得联系,他们对老区人民的困难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最后由吕正操批示铁路运输局,当月给兴县安排车皮20个,使这个月的外运煤就突破1万吨,全年外运煤创造了建煤站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不仅为兴县增加了当年收入,而且为兴县后来的煤炭开发和外运打好基础。从1984年开始,兴县的煤炭外运量逐年增加,1990年最高达到21.6万吨,这可以说是兴县煤炭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
    兴县地处晋西北偏僻山区,交通闭塞,严重制约着全县丰富的矿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资源优势转变不成经济优势。从1988年开始,我们紧紧抓住国家开发神府煤 田这一机遇,争取修筑地方铁路,从选线、勘察、设计,到评估、立项各个环节,兴县县委、政府领导及有关人员多次拜访牛荫冠同志,每次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并竭尽全力帮助兴县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引见领导,转呈报告。在原晋绥老领导和国家、省、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1990年10月,经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作为国家开发神府煤田、修筑神木至朔州铁路专用线,给山西的补偿条件,修岢岚至兴县瓦塘 52公里地方铁路,批准投资1个亿。经过1991、1992两年的实地勘察、初步设计、扩大初步设计和正式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于1993年6月27日正式剪彩开工。目前虽然因投资不落实,工程处于搁浅状态,但为此而做出过很大贡献的牛荫冠同志使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牛荫冠同志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为家乡建设倾注的心血,将载入家乡革命和建设的史册,铭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牛荫冠同志是兴县人民的骄子,是兴县人民的光荣。他永远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1995年4月7日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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