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人民深切怀念牛荫冠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02 13:23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中共山西兴县委员会

——中共山西兴县委员会

牛荫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奋斗了多半个世纪。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但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对兴县人民的关怀、支持和无私奉献精神，至今铭记在家乡人民的心中，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

牛荫冠同志于1912年农历8月7日出生在兴县蔡家崖村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学、初中都是在他父亲牛友兰创办的学校就读的。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进山高中。

牛荫冠考入高级中学后，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刻苦钻研数理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省城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他们散发传单，高呼抗日口号，这一切强烈地震动了牛荫冠的心灵，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在学业上更加奋发努力。

1933年，牛荫冠考进了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北平清华大学电机系，实现了他“科学救国”的第一夙愿。但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入侵的现实，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招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的局面，使牛荫冠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逐渐认识到仅靠科学是难以救国的。于是他抽课余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进步书籍，思想有了新的升华。1934年，他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毅然由电子系转入经济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秋，为便利革命工作，牛荫冠由“社联”转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不久，又当选为清华学生会领导成员。同年11月，山东省荷泽地区遭受了严重水灾，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专院校学生捐款救灾，牛荫冠参加了慰问团活动。当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时，牛荫冠同慰问团其它同学立即返回北平，参加著名的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经过实践的考验，牛荫冠于同年12月18日由何风元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幻想科学救国的进步学生成长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土。

1936年初，牛荫冠接替蒋南翔，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后又担任了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被调到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牛荫冠走上了新的革命工作岗位。

在返晋抗日中的光辉实践

1936年秋，山西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进犯绥远，威逼山西。就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闫锡山不得不改换策略实行“联共抗日”。他想借共产党的力量“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以发展自己的力量，维护其统治，抵御日军的威胁。于是在山西成立了进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为了加强山西的抗日救亡力量，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6 年底派牛荫冠等一批同志到山西协助薄一波开辟工作。从此，牛荫冠同志毅然抛弃了学业，于1937年1月，开始了返晋抗日的实践。1937 年4月，牛荫冠担任了牺盟会太原市委秘书，主要从事发动太原数十个工厂产业工人的抗日救亡工作。作为秘密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的牛荫冠，还协助薄一波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民训干部教导团，吸收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学习，先后培训了4500多名军政干部，向全省各县派出了180多名牺盟特派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牺盟会推荐、闫锡山批准任命了70多名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到各县担任抗日民主县长。陆续组建了9个正规旅共辖50个团的山西新军。1937年9月下旬，薄一波率领新军决死队开赴晋东北后，主持牺盟总会日常工作的牛荫冠及傅雨田、李力果、雷任民等同志，召开了山西省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为了组建地方武装，牛荫冠设法从闫锡山手中搞到了5000支步枪、200挺冲锋枪和部分弹药，分发到全省各县牺盟会，组织起人民武装自卫队，增强了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9年12月，闫锡山在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发动晋西事变，要消灭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作为牺盟总会负责人的牛荫冠协同其他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在反动派监视的紧急情势下，巧妙地保护和疏散了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闫顽政府机关、团体、学校中工作学习的400多名干部和学员，其中有许多秘密共产党员，分赴延安及晋西北各地。这不仅保存了党的一批干部，同时给闫锡山以有力的打击。牛荫冠志在抗战初期为山西人民建立了重大功绩。

牛荫冠同志是兴县人民的骄子

牛荫冠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在领导山西牺盟总会工作期间，为兴县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西盟总会向各县派遣特派员时，将余丕铎、米建书两位同志，分配到兴县担任牺盟特派员。临行前，他嘱咐这两位同志说：“兴县地处偏远，老百姓生活艰苦，但这里是抗日救亡的前哨阵地，新旧势力斗争激烈，你们到兴县以后，不但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广运动，而且要积极培养进步人士，壮大党的力量，希望你们在兴县奉先打开局面。“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既表达了牛荫冠同志对抗日救亡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体现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深厚情谊。

余丕铎、米建书到了兴县以后，遵照牛荫冠的指示，积极发展牺盟会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牺盟会员就遍布全县各地。同时他们还协助兴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夏，先后办了四期训练班，共培养出300多名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分配到县、区、村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这些同志不仅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大部分成为全国各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卢沟桥事变以后，牛荫冠为支持兴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省城各学校找到王力波、王直、王正元等人，介绍他们加入牺盟会组织，并通过他们动员兴县在太原读书的40多名学生返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还组建了兴县留省学生战地服务团，每天上街贴标语、散传单、演节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兴县的旧政府处于消极瘫痪状态，那些腐败官僚置国破家亡于不顾，每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对此，兴县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广大群众联名告状。牛荫冠接到兴县的控诉信后，建议闫锡山立即将兴县的旧县长调离，并力荐大同市牺盟特派员张干丞到兴县任县长，并对张干丞说：“兴县抗日救亡运动搞的有声有色，你应顺应历史潮流，把抗日的烽火烧的更旺。闫锡山委任你到兴县担任县长，这是牺盟会派遣的，你要戴上闫锡山的帽子，打出闫锡山的旗子，为兴县人民多办几件好事。”为了加强兴县的工作，牛荫冠又给张干丞派了高芸生、董一飞两位助手。张干丞带他们到兴县后，分别任他俩为政府政务秘书和公安局长。他们三人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样以张干丞为首的县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首先审查了在押的所谓政治犯，将旧政府关押的40名“犯人”分批释放，对一些问题复杂的刑事犯，经过审理，都作了从轻判处。其次，发动群众拆除城墙，组织全县武装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全县开展了反封建、反迷信活动，组织起“狮吼剧社”，由张干丞带队到全县各区乡巡回演出《卢沟桥事变》、《八百壮士》、《松花江》等剧目。当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声泪俱下，自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从而起到了鼓舞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牛荫冠同志身体力行，不仅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而且动员他的父亲牛友兰把自己10多个弟妹子侄先后送到延安，有的经他介绍就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些人没有辜负牛荫冠对他们的希望，后来大部分人担任了各条战线的领导工作。

综上所述，牛荫冠同志在返晋抗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特别是对兴县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的关心、支持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在兴县光荣的革命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根据地建设的不朽业绩

1940年初，在晋西事变中，牛荫冠离开秋林，同刘岱峰一起到了晋西北。1月20日，在临县参加了晋西北军民反顽祝捷大会。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与闫锡山继续保持上层的统一战线，不让闫锡山卖国投敌，以牛荫冠、刘岱峰等人的名义，给闫锡山发了公开电报，表示拥闫抗日。他们还积极筹备召开了晋西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牛荫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晋西北民众与日军血战到底。大会公推国民党元老、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党组书记，并组建了行署及其相应的办事机构。行署办公地址就设在蔡家崖牛荫冠家的大院，当时人称“牛家大院”。

晋西北行署组建以后，牛荫冠同志立即致力于晋西北根据地政治经济建设。他首先考虑到，要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要组织广大民众齐心协力、团结抗日，至关重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击反动势力，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革命根据地。为此，他主动向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汇报，提议把在押的反革命分子逐一进行审理，将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镇压，以伸张正义。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在兴县城西关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顽大会，牛荫冠代表晋西北行政公署宣读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会后，群情激奋，都说，新的人民政府确实是为人民办事的，给人民除了害根子。

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以后，遇到的重大问题就是要帮助各抗日武装部队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为此，抓发展生产，动员捐献钱粮、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妇女做军鞋，开展了“四大动员”。哪里有困难，牛荫冠就到哪里工作，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到哪里解决。兴县二十里铺村有个地主比较顽固，他不但不为抗战尽心竭力，反而挑拨军民关系，纠合部分人闹事。牛荫冠得知后，星夜赶到现场，组织群众和这个地主讲道理。牛荫冠说：“我们现在到了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如果不支持抗日战争，将来当了亡国奴，还有什么财产可守？”经他说服动员，这个地主不但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和钱财拿出来，支援抗日战争，而且还说服动员其他绅士把富余的粮食和布匹捐献出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在根据地建设中，牛荫冠同志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搞了一些过火行动，牛荫冠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诫大家：“我们要坚持抗日战争，要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和我们一起进行战斗，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把一部分人逼上梁山”（指不要把一部分人逼得跑到敌区）。牛荫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受到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表扬。贺龙同志说：“牛荫冠是党的一位好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晋西北新政权建立以后，日本侵略军对晋西北实行残酷“扫荡”，企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牛荫冠带头响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号召，坚持各级政权组织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1941 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和行署的同志带领高家村、花园沟的老百姓转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掉进一条沟里，摔得浑身是伤。他的夫人赵辉见他受伤，既关心又埋怨地说：“你怎么如此粗心？”牛荫冠说：“不要紧，我受点伤事小，群众没受损失就是最大的胜利！”让他到医院治疗，他说：“医药短缺，伤员都没有药，我这点伤不要紧”。

1942年10月，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牛荫冠被选为副参议长兼晋绥贸易总局局长。他致力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持制定了鼓舞军民开荒种地、纺花织布的一系列条例、政策，发动群众开荒地、种棉花。所以，从机关、部队到农村，形成了开荒、种棉、织布的热潮。他领导的晋西北农民银行，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农业，支持和扶植农民发展生产。他带头深入到兴县蔡家崖、高家村、赵家川口等地和老百姓一起修渠筑坝，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至今有不少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牛荫冠为根据地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流了汗、出了力、立了功，他是庄户人家的好干部。”

牛荫冠同志不仅注重经济建设，而且注重开源节流。他多次给人们讲：“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而且要保障供给。要解决根据地几百万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必须开源节流，把经济搞活”。为此，他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和敌占区搞贸易，把根据地的土特产品运到国统区，换回大量的布匹和军用物资，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急需。

1945年夏，牛荫冠到延安给党中央汇报工作，受到陈云、李富春同志的嘉奖。牛荫冠认为要坚持持久战争，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搞好根据地的贸易工作事关重大。他建议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一个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财经、统一价格的贸易公司，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事后牛荫冠着手在兴县城关组建了一个大型贸易集团公司——“兴业公司”，把晋西北根据地所有的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起来，对开源节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牛荫冠领导晋绥贸易总局期间，积极扶植私人工商业。他说：“要把根据地的经济搞活，不能只抓国营经济，还必须扶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通过贸易总局帮助，临县商人李余謦、冯锡藩扩大货源，组织商品流转，积极支持八路军一二O师、为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作出很大的努力。随着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大发展，各地组织起生产合作社、纺织供销合作社、铁木器加工合作社等。这些众多的集体和个体工商合作社，对晋西北的经济贸易发展起了积极辅助作用。到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基本做到了穿衣吃饭自给自足。牛荫冠受命根据地危难之时，以他的领导能力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带领晋西北根据地人民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粉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

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是晋绥边区著名的开明绅士，青年时就读北京京师大学堂，抗战以前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兴县创办了两所高级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为晋西北各县培养人才1000多名，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担负了各方面的领导职务。抗战开始以后，牛友兰纾财赞助革命，先后为根据地建设捐献银圆3万多元；将自己在兴县城关开设的复庆永商店的大部分布匹、棉花拿出来装备了山西新军的一个团。并将牛家绝大部分宅院主动提供晋绥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使用。1937年，他筹资1万元，创办了产销合作社，随后发展成为晋西北纺织工厂，即将工厂无偿交给抗日政府，为晋西北军民生产了一批棉布和日用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牛友兰的四个儿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5月，牛友兰率领“晋西北绅士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赞誉。所有这些，都说明牛友兰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不仅同情革命，而且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革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晋绥党组织在执行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对牛荫冠及其父亲牛友兰进行了错误的批斗，认为牛荫冠领导的晋绥贸易工作成绩很小，问题很多，特别是支持扶植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是犯了路线错误。所以经过批判，撤消了牛荫冠贸易总局局长职务，送到晋绥党校学习。

接着于1947年8月下旬，中共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斗牛大会”（即批斗开明绅士牛友兰的大会）。会前晋绥分局领导人要求牛荫冠与其父亲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特别痛心的是会上有的人逼着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游斗。这一过火的行为，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在场的广大群众无法忍受，当场捣掉了戴在牛友兰身上的脚链、手铐，大会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牛荫冠同志尽管遭到了不应有的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他宽宏大量，顾全大局，始终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如既往地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为家乡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地奉献。

1948年春季，党中央决定调牛荫冠任晋中行署主任，支援徐向前率领的十八兵团解放太原。此时，晋西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中共晋绥分局要求他迟走几天，帮助搞一段救死救荒工作。牛荫冠深明大义，毅然留下，并背着行李深入到兴县高家村、小善、扬家坡等地与群众同甘共苦，抗灾救灾。他在小善乡南寨底村下乡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在开会时离开了会场，等了好大一阵，还不见他进来。牛荫冠意识到不对劲，出去一看，发现他蹲在厕所里站不起来。牛问他怎么了？他说便不下。牛荫冠找来一根小柴棍，帮助这个同志把粪便抠出来。事后，人们将此事传为佳话。直到现在，当地人回忆起这件事，都说牛荫冠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官架子。

一次，牛荫冠下乡步行到扬家坡，独自一人拄着一根棍子，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衣。打着裹腿，背着行李。进村后，村民以为是区里来的下乡干部，谁也没理他。当村长跑来喊了一声“牛主任”时，在场的村民惊呀着“啊！这就是曾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牛荫冠同志，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普通干部。”于是，大家争着为他端水、做饭。村干部借来鸡蛋要招待这位“稀客”，牛荫冠立即制止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做。要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老百姓吃不上饭，正在饿肚子……。”大家不得已，最后只给他煮了两碗钱钱饭，准备了一盘鲜苦菜。他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心连心的朴实作风，深深感动了当地的干部群众。

1962年以后，他在国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工作期间，仍然对过去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帮助，表现了对根据地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曾在兴县赴京召开的晋绥老干部座谈会上讲到“晋绥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的贡献，在那艰苦困难的年代里供养了几万军队和干部的吃、穿，共同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富裕起来！”

1980年，兴县政府根据全县荒山荒坡广阔宜牧的实际情况，决定利用山区建设投资大力发展畜牧业。当时鉴于全县畜种老化、经济效益不高，责成县畜牧局外出联系优良种羊。他们去北京找到了牛荫冠同志，汇报了家乡的设想打算，并请求他帮助联系一部分种羊。牛荫冠听了以后，表示赞许和支持，并随即与国家农业部联系，取得农业部的支持，从宁夏中卫县调绒种山羊200只，价值2.5万元，支持和扶植了我县的畜牧业。

1984年，兴县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县农业减产减收，作为工业生产的大头——煤炭，由于车皮紧张，外运量少，经济效益不高。当时全县外运煤一直在三、四千吨之间，最高年也没有突破1万吨。为此，兴县县委、政府起草了请求解决车皮，扩大外销煤的专题报告，并由县委、政府领导同志于10月份带赴北京，又一次找到牛荫冠，汇报了全县的灾情、困难和请求。牛荫冠与铁道部取得联系，他们对老区人民的困难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最后由吕正操批示铁路运输局，当月给兴县安排车皮20个，使这个月的外运煤就突破1万吨，全年外运煤创造了建煤站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不仅为兴县增加了当年收入，而且为兴县后来的煤炭开发和外运打好基础。从1984年开始，兴县的煤炭外运量逐年增加，1990年最高达到21.6万吨，这可以说是兴县煤炭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

兴县地处晋西北偏僻山区，交通闭塞，严重制约着全县丰富的矿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资源优势转变不成经济优势。从1988年开始，我们紧紧抓住国家开发神府煤田这一机遇，争取修筑地方铁路，从选线、勘察、设计，到评估、立项各个环节，兴县县委、政府领导及有关人员多次拜访牛荫冠同志，每次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并竭尽全力帮助兴县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引见领导，转呈报告。在原晋绥老领导和国家、省、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1990年10月，经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作为国家开发神府煤田、修筑神木至朔州铁路专用线，给山西的补偿条件，修岢岚至兴县瓦塘 52公里地方铁路，批准投资1个亿。经过1991、1992两年的实地勘察、初步设计、扩大初步设计和正式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于1993年6月27日正式剪彩开工。目前虽然因投资不落实，工程处于搁浅状态，但为此而做出过很大贡献的牛荫冠同志使家乡人民难以忘怀。

牛荫冠同志对家乡人民的无私奉献，为家乡建设倾注的心血，将载入家乡革命和建设的史册，铭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牛荫冠同志是兴县人民的骄子，是兴县人民的光荣。他永远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1995年4月7日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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