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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

发布日期:2016-11-18 13:21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作者:龚子荣
龚子荣
    40年代中期,晋绥地区广大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到回赎清算运动。这个大群众运动和行署历次制订的公粮政策相配合,犹如一把钳子的两刃,卡在封建地主阶级脖子上,使其无法逃避。因而群众运动开展的很顺利,极大地削弱和消灭地主阶级,解决贫雇农土地问题。牛荫冠同志是晋绥边区行署领导人之一,在制订公粮政策中,他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维护贫雇农的利益。
    1947年,我曾奉命检查行署贸易总局工作,担任检查组组长。领导意图要查出牛荫冠同志兼任贸易总局局长的工作中,有和资本家相勾结的行为。经过检查,我如实地向领导汇报,没有发现牛荫冠同志在贸易总局工作中,有任何原则性的错误,更谈不到有什么失掉阶级立场的问题。领导上彻销了我检查组长的职务,另派别人再次检查贸易总局的工作。
    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牛荫冠同志在党校学习和生活中,同样表现出豁达大度。当时他所在二支部连长范铭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况,生动、详实地记述了二支部的活动情况,从中可以更具体地看到牛荫冠同志的思想认识状况。现引用范铭同志的记述如下:
    牛荫冠是一位性格开朗,胸襟坦然,待人和善的共产党员。1947年初冬我到党校时,兴县“斗牛”大会已过,“三查”还在进行,党校的气氛,还有些紧张。中午吃饭时,老牛主动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怎么样?”我说:“彼此一样,不过对你的冲击可能大些”。牛说:“也没啥,脱胎换骨重新改造么!”我们的对话,竟和平时一样,平和、自然。
    当时“三查”还在进行,他既不能参加“三查”小组会作记录,晚上也不用他站岗、放哨。但也不是“三查”对象(可能是因为他的问题用不着查)。在这种相当孤独的情况下,他能心地坦然,安排自己的生活,除了和大家一起去坡下吃饭,轮流打热水而外,在大家开小组会时,他自己学习,有时主动的去坡下厨房去打开水,喊大家喝水。晚饭后,在校部那块平地的“操场”里活动时,一些较熟悉的同志大家开玩笑,胡亦仁是他的老对手,叫他牛荫寇。他也能随和地和大家说谈。大概也是“乐以忘忧”吧!(因为当时各支部之间学员是不允许私自来往、接触的)。从来没有见他处此逆境而自悲、自叹,发出任何怨言。
    在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中若干问题》的讲话,正式发表前。校部通知停止“三查”,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是提高对“土改”伟大意义认识,“端正态度”。理所当然的,应当从级别较高,受了批判的我们几个人开始,此时,牛荫冠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支部大会,小组会,进行学习。支部大会发言,我第一个作检查。牛荫冠作纪录。他很热情,兴奋地搬来桌子、凳子,认真地记起来。当我自我检查到,我受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以为是”时,念了一首打油诗:“封建社会几千年,谁说土改有经验,坚持已见意气高,大风波中跌一跤”。牛说:“重来,重来,一句一句的说”。我又慢慢地重说一遍。支部书记(劳动英雄)张初元在旁面说:“天天说剜思想,像这“打油诗”张初元是农民成份,识字不多,老范不说谁能知道”。(注:这首打油诗,是我离开六地委时,新任地委书记侯维煜对我说:“你去分局党校学习。到底谁的做法对,很难说,以后再看”。我在六分区土改中任分团长,因反对陈伯达和分局领导的极左做法被撤职批判。当我经过崞县、宁武之间高峰、白洋坪时,哼了这么几句。自觉心情开朗,一切丢开,只自我认识算了)。二支部是六、八分区的干部,(1940年到1942年我任八地委组织部长)同情我的人多,我们检查发言,有时还引起笑声,说完了,给我提的主要意见,是“不应该大包大揽,全是自己的错?为什么不揭发别人?”我做了解释:“大家都在学习谁的错误谁去检查,大家提高。”吃晚饭时老牛给我说:“我的检查,恐怕不像你的好过!”我说:“有什么难说的,多检查自己就是了。”牛说:“有些事情,像老李提的那些事,怎么说?”(老李是忻州县雇工出身的区委委员。几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次提出要牛荫冠交待牛友兰的底财)。我说:“这些事不必正面说,可以一带而过,“五·四指示”后老李一直跟着我搞土改。
    牛荫冠在支部大会的发言,获得了同志们的同情。从土改消灭了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意义,谈到晋绥土改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土改中发生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作法,以及某些现象,在一场伟大的运动中,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引证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些话如“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以及列宁谈革命群众“过火”行动的故事和语句,很有说服力。对同志们关心的“斗牛”大会的认识,他谈到:“在斗争大会上,开始把他推到地主一边。贫协主席拉起他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的落泪不止”。说着眼圈也红了,有人说:“老牛说的真是心底的话。”至于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有些问题,怀疑是允许的,(当时分局领导号召“大胆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指底财等事,我和老李谈后,再没人提了)牛荫冠整个发言表现了一个受得起冤屈,经得起打击,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共产党员的度量,是忠实于党的好党员。
    接着分局指示,党校开往宁武就食,在党校进驻宁武靠近静乐县和阳坊定河村时,陈伯达领导的静乐县土改中“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的极端错误的极“左”,作法,造成恶果的消息传到党校,又激起了党校干部对“左”的路线的愤慨。有的支部发生了被查的对象对“三查”积极分子的攻击,对骂等事。我们二支部在兴县出发前,有牛荫冠和我们几个人检查发言的影响,思想较为稳定。校部组织了阳坊的大辩论,第二天上午我作了系统发言。发言中举了受冲击最大的牛荫冠做榜样,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牛荫冠给同志们留下了一个宽宏大度,任劳任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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