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荫冠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30 15:47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穆欣

穆欣

早在1937年春天，就在太原认识牛荫冠同志；1938年初临汾失守以后，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随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晋西南的山坳里与敌人周旋时，又曾多次见过面；但是直至1940年夏天到了晋西北后，才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荫冠同志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党的高尚品格，艰苦朴素、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给自己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印象。

1940年初，荫冠同志在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中离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秋林，转移到晋西北，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开头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行政公署”的旧名称）副主任，兼任行署的中共党组书记。行署主任是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将军。续老年事已高，又带着重病工作，翌年3月即赴延安治病，久未返回晋绥。因此，在敌顽劫掠破坏的废墟上重建民主政权的沉重担子，就落在荫冠同志的身上。

晋绥军民反顽斗争的胜利，结束了晋绥地区新旧政权并存的局面，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了晋绥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党和新政权从阎锡山集团手上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经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盘剥搜刮。整个大地像经过了一场长期蔓延的瘟疫。在把顽囤派赶走以后，人们着手缔造根据地、欢庆新生的时候，连最起码的吃和穿都成了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日里，军政人员吃饭全靠每人每天发给10两（是每斤16两计的小两，合312.5 克）黑豆的口粮，分成3餐，煮成稀汤，由炊事人员掌勺分给大家吃。粮食是如此的困难，就连军区医院里的重彩号，都难以指望能够得到面粉的供应。这年行署召开的一次全区专员、县长会议，与会者都在行署机关的大灶上就餐，每天吃的不是马料做的“明亮黑豆饼”，就是玉米面蒸的“金黄窝窝头”，还有高梁面等其他杂粮。大多数人吃下去不消化：因为黑豆的数量少，磨成面粉更不够吃，便都磨开两瓣煮稀饭，吃了拉出来还是原样大的豆瓣，不变形状；把红色的高梁面粉做的食品吃下去，拉出来还是红的，不变颜色，人们戏称为“阴丹士林”（当时一种倾销全国的不易褪色的洋布）。至于穿衣方面，就更困难，部队在险峻崎岖、荆棘丛生的山道上行军，战士没有鞋子赤着脚；十冬腊月遍地覆盖着冰雪，有些部队还穿着破旧的单衣。作为这个地区最高的“父母官”，牛荫冠同志不但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一起同边区军民共艰苦，都和群众一样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吃着黑豆和已经发霉的陈年的仓谷米，这些从日军虎口里夺回来的血洗的军粮。他和行署的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地设法解决全区军民的衣食问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处在严酷战争中的根据地里，解决当时缺衣少食的严重困难刻不容缓。荫冠同志就职的第一天起，就把解决财经济困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40年2月26日，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建议，经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由晋西北行署进行献金、献粮、做军鞋和扩兵“四大动员”，以便度过难关，解决燃眉之急，保障抗日军队的供应和迫切的战争需要。行署领导各级政府全力投入这项工作，部队也抽调人员分往各地参加动员工作。经过深入的宣传动员，全区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形成捐献钱粮和参军的热潮。经过不长的时间，全区共计献金181万元，参军者1.5万多人，动员军鞋12万双，缴纳救国公粮万石，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因部分干部“左”倾蛮干思想作祟，发生了某些违犯行为，造成一些损失。经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很快地纠正了这些错误。“四大动员”的成绩，对于解决当前的严重财经困难，建设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6月8日中共中央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肯定了“四大动员”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同时指出工作中有很大缺点：违反政策的过左行为，未执行中央关于政权工作的指示，财政经济问题还很严重。

这年行署召开的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将“健全农村政权、开发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确定为当前的三项中心工作，狠抓经济建设工作和在政权工作中贯彻“三三制”政策。而在次年第三次行政会议上，根据当时政权工作的基础及晋西北人民与军队的需要，确定以财政经济建设为当时政权工作的突击方向。对于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政策、公粮制度、经济政策都有新的较具体的决定与计划。

荫冠同志领导行署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狠抓这些中心工作，取得很大成效。边区军民生产取得很大成绩，逐渐渡过了财政经济难关。1942年10月，荫冠同志向临参会所作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工作报告》中说：“三次行政会议的精神与决定，得到基本上的执行，财政经济建设上有显著的收获”；贯彻执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适当量出为入”的财政公粮政策；“繁荣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生产建设政策和贸易上的内地贸易自由，统制对外贸易；金融上的从以法币（国民党的钞票）为标准币，进行发行农币的金融贸易政策等，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军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民主政权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贯彻：“村选当中11个县55个行政村的统计，主任代表中有16%是开明地主富农，40%是中农，38%是贫农雇农工人。村长中有14%是地主富农，32%是中农，53%是贫农等。”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残酷战争环境中，恢复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工作：“24县统计，高小34所，初小2102所，小学教员 2325人，小学学生达87980人，女生占1／3。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有879人。”在当时条件下，做到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发课本不收书籍费，是了不起的事情。说明抗日民主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也说明了财经状况已经好转。因此，荫冠同志这一个工作报告在临参会上得到大家的赞扬，大会对两年半以来政府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这是行署和各级政府领导边区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当然也耗费了荫冠同志的大量心血，显示了他领导政权建设特别是善于开展财政经济建设工作的卓越才能。

在1940年初进行“四大动员”时，荫冠同志劝说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捐献银洋8千元、献粮125石。当时有的剧团曾将他们父子的感人事迹编成一出戏《一万元》，以表彰牛友兰慷慨输将的爱国精神。牛友兰是兴县有名的地主、开明绅士。他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回乡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兴县中学校长。“九一八”到“一二八”，他曾冒风险支持兴县在校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还曾将进步学生送往太原深造。他的长子牛荫冠是共产党员，以后他把其他三个儿子也都送到延安学习，他们都在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并且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还兼办商业、高利贷，曾经剥削过农民；1936年红军东渡打到兴县时，他因对红军不了解，曾躲避过。抗日战争初期，兴县开明绅士刘少白（当时已是秘密共产党员）为支持抗战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时，牛友兰捐助银洋2.3万元、粮食150石；他是兴县第一大商号“复庆永”的大股东之一，曾经说服商号的其他股东，将商号所有货物拿出一半（主要是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晋西事变前夕，阎锡山掀起反共逆流，停发兴县牺盟分会经费，牛友兰表示愤慨，每月捐助银洋100元，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四大动员”时他除自己捐献巨额粮款，还再次说服“复庆永”的股东们，将商号库存的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装备了决死队第四纵队第十八团一个整团的服装。晋西北行署成立后，牛友兰还将自己为抗战而亲手创立的兴县纺织厂奉献给政府（他自己又受政府委托主持这个纺织厂的工作），又将座落在蔡家崖的一座宽敞庭院奉献出来，成为晋绥军区大院。1942年5月，他曾担任晋西北绅士参观团团长（副团长是刘少白、武润生）率领16位开明绅士前往延安参观访问两个来月。他们到达延安时，正在那里的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曾设宴为代表团洗尘，交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也设宴招待他们，毛主席又于7月9日亲赴延安交际处同他们亲切畅谈达5小时之久，他深受教育。从延安归来后，他便到处宣传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赞扬延安的革命盛事。他因自己积极致力于团结抗日的行动，先后多次受到贺龙、关向应、续范亭的接见和鼓励。

1942年晋西北进行临时参议会选举，牛友兰被提名为参议员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因不了解或受“左”倾思潮影响曾经表示反对。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兼临参会筹委会负责人林枫同志当时按照党的政策，根据牛友兰的表现，以理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林枫认真分析了牛友兰的抗日态度和政治表现，指出他为支持抗战，将大量钱财和粮食捐献给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这些都是拥护抗日、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爱国行为，是思想进步的表现，说明他是我们在抗战中应该团结的开明人士。经过分析和研究，原来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有了新的认识，牛友兰遂当选为参议员。但是，到1947 年晋绥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左”倾错误，牛友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受到残酷斗争致死，牛荫冠同志也受牵连，被迫陪斗并且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严重伤害。当时受到残酷斗争的还有刘少白等开明绅士。1948年3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指示中，曾经针对过这种错误现象指出：“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

在这次不幸的“斗争”中，对荫冠同志是很大的诬蔑。尽管这样，荫冠同志虽对个别同志这种作法有过意见，对党从无怨言，工作还是照样积极。当时我已离开晋绥边区随军到达中原前线，对此略有所闻，而且新解放区也受老区影响出现类似“左”倾错误。直到1949年6月初才在南昌见到荫冠同志，久别重逢，感到非常亲切。当时陈赓将军所部第四兵团于5月下旬解放南昌，等待四野部队到来以便交接，我和第四兵团新华分社人员进城组织报道，并在原有各报全部停刊情况下创办一张《南昌新闻》报。碰巧遇见随四野南下的荫冠同志。他在晋绥被错斗的事情早已纠正，但是那次不公正的事件对于他的声誉和人际关系上仍然不无影响，蒙在心头的阴影尚难完全消逝，从北平南下同来的同志都不曾在一个地区工作过，比较生疏，因此和他们夫妇乍一见面的时候，荫冠同志不胜遗憾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但他并未再提那桩不愉快的往事，而是兴高采烈地畅谈当时令人振奋的胜利形势，以及晋绥一些老战友的情况。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党为人民的品德，令人由衷的敬佩。其后他在南昌任江西省财委副主任、财政厅长、江西省政府副主席，主管江西财经工作。荫冠同志全力以赴，排除万难，迅速地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再一次地战线他擅长理财的才华。

众所周知，荫冠同志与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关系非常密切。牺盟会是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成立的一个地方性的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它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根据新版《毛选》注释，荫冠同志在抗战爆发前夕由中共北平市委派回山西，就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以后全权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直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商潮中发动“晋西事变”时，荫冠同志领导牺盟总会保护疏散了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后，辗转到达晋西北根据地。但到“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牺盟会是“反动组织”，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先后揪斗荫冠同志，逼他承认牺盟会是反动组织。荫冠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原则，维护真理，不论是口头答复，或写书面材料，他都根据历史事实，驳斥对牺盟会的一切非谤诬蔑。

1967年9月13日，荫冠同志抱病给商业部党组写了一个报告说：“从今年4月以来，革命群众纷纷来找我，调查当时参加过牺盟会的人的历史情况（到9月上旬，来调查者已达400多人次，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牺盟会方面的）。我把我当时接触过的，能够回忆起来的情况，如实地作过一些介绍，其中也反映了我对牺盟会有关问题的观念。”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综述他向来访者提供的材料中，表达过下列主要意见：

（一）牺盟会(1937年至1939年期间)是阎锡山办的抗日群众组织，是被我党秘密打入，实际上控制与掌握了的。

（二）辨别牺盟会是反动组织还是抗日组织，其基本依据是：(1)看它的实际行动，这是主要的。牺盟会的实际行动，基本上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日作战；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2)看它的公开政治主张。牺盟会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按照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用适合山西的口号而提出的。(3)看它的群众基础与领导骨干。牺盟会的广大群众，绝大多数是响应抗日的号召而参加牺盟会的。牺盟会的领导骨干，绝大部分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4)看它的最终结果。发展到1939年底，牺盟会的抗日行动和进步行动，与阎锡山的降日行动和反共行动，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达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于是阎锡山就发动了消灭牺盟会、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这是全国反共高潮的一个大的组织部分。事变的结果，在我党正确领导之下，在八路军积极支援之下，牺盟会没有被分化瓦解，也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把阎锡山打败了。

（三）对于参加过牺盟会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应如何看待。他们当时的活动，实际上带有两面政权性质，一方面要表面上应付阎锡山，另一方面要实际上按照我党的政治主张与工作指示进行活动。

荫冠同志所说的都是事实。在“四人帮”垮台后，经过拨乱反正，被颠倒了的事情都已颠倒过来，对牺盟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被完全推倒。197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发出《关于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向全党重申：“‘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但在“十年浩劫”期间，在当时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酷压力，荫冠同志挺身而出，在各种场合始终坚持这些正确观点，维护牺盟会这个革命群众团体的政治声誉，不许他们玷污它，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

荫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他的逝世引起我们无限哀痛。荫冠同志毕生献身革命事业的战斗事迹，将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将使我们永远怀念并且当作学习的榜样。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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