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哥哥牛荫冠

发布日期：2016-12-05 15:42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牛旭光

牛旭光

我的大哥牛荫冠，从小就好学上进，博览群书，学生时期就投身革命活动。我和二哥牛荫天（牛奇）、堂姐牛荫英、牛荫婵及侄女牛金枝、牛莲枝等在家里读私塾时，他就经常给我们这些弟妹等讲故事，关心着我们的成长。梁山好汉抱打不平，包公秉公断案，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文天祥抗卸外来侵略等故事，就是通过他的讲述最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启蒙教益，对我以后投身抗战，走上革命道路，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抗战前夕，大哥受党的派遣从北平回到太原，在薄一波领导下，主持牺盟总会日常工作，经取得阎锡山的同意，他负责委派了一批县牺盟特派员担任县长。这时大同牺盟特派员张干丞等到兴县组建抗日政府，我曾参加了兴县抗日政府举办的牺盟干部训练班学习。1938年1月，在大哥的影响下，父亲牛友兰把我和二哥牛荫天同时送往临县，投奔决死四纵队的雷任民和冯基平。我俩见到雷任民后，他要我们留在四纵队随营学校学习，并说已经给牛荫冠去了电报。不多几天，大哥回电报同意雷任民和冯基平的安排，我们就到了随营学校，从此我和二哥正式走上了革命征途。以后我又到延安抗大学习，牛荫天到了晋察冀边区。

1939年初，东南成立抗大一分校，我和先期到达延安的牛荫英、牛荫婵、牛金枝被编入抗大一分校先遣支队到了晋东南，住在潞城固漳镇，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所在地襄垣只有20多里地。六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荫冠的来信，说他已从秋林来到晋东南，途经我的住地要来看我。当我见到他时心里十分高兴，我们找到一家旅店交谈，他还是那样热情、健谈，只是脸面有些消瘦。他说经过薄一波的帮助，已找到了牛荫英、牛荫婵，和她俩在薄一波那里谈了一个夜晚。这时山西的局势已很严重，大哥是在秋林会议后到晋东南向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北方局杨尚昆同志汇报情况的，并和薄一波同志研究对策。北方局和薄一波指示要他回到秋林后，把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我们的人尽快转移出来，防止发生突然事变。大哥这次还特嘱我们弟妹以后不要再往秋林给他寄信了，这时我才知道由于，他的处境十分险恶。这次相见是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使我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认清了斗争形势，也为他的安全而十分担心。

我在抗大学习后，先在八路军115师工作，以后又随部队到安徽新四军担任连队指导员，1941年再次到了延安。“晋西事变”以后，当我得知大哥出色地完成党赋于的任务，机智地离开阎锡山的巢穴，出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时，为他脱离险境而感到庆幸。1945年春天，我在延安中学教务处工作期间，大哥来到了延安，住在新市场后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楼上，我和四弟牛荫西急忙赶去看他，见他比以前胖了，我们非常高兴。这是自从1939年我和大哥在晋东南分别相隔六年之后的一次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彼此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他说：“延安真好啊！你们在这里学习太幸福了。”他还说这次来延安之前接到薄一波的信说：“延安不可不来。”他到延安后见到了薄一波、雷任民等牺盟会的很多熟人，也看到了“一二·九”时期北平的许多同志，感到很欣慰。大哥这次到延安，是参加陈云同志主持的西北财经会议，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次见到荫冠，我们才知道堂姐牛荫英、牛荫婵，在晋东南日军“扫荡”时，都已去世，心里很悲痛。

荫冠的经历是坎坷不平的，他长期在晋绥工作，负责晋绥的财，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分局领导人把他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一些正确作法（如扶植私人工商业等），错误地作为右倾加以批判。1947年土改时，晋绥分局在推广康生等人的土改试点经验时，出现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划成分扩大化和用肉刑追逼底财，造成乱打乱杀的严重后果。在黑峪口的群众大会上批斗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将其扫地出门。在固贤打死边区法院院长孙良臣。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对父亲牛友兰进行残酷斗争，并用肉刑追逼底财，荫冠也受到很大冲击。当时我刚从陕北战场来到临县吴家湾，在西北党校学习。晋绥来电报要我回去，我回到蔡家崖晋绥分局招待所时，父亲牛友兰已死亡，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对我讲：“你父亲临终时给我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表明了他对土改和农民翻身解放是持真诚拥护的态度。这时我见到了大哥牛荫冠，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警卫员也被撤去，虽遭到极不公正对待，但态度却很镇静自若。土改工作团要我和荫冠参加核查牛家财产的工作，我们认真地进行了反复核算帐目。抗战前牛家40多口人，总共财产（包括土地、房产、商业投资及其他）合约5万银圆。抗战以后，父亲牛友兰两次捐献出3万多银圆和其他物资，支持八路军抗战，在创办产销合作社时，又拿出l万多元，帮助抗日政府解决经济困难。帐目核算结果收支基本相符，不会再有底财。牛友兰是抗战初期兴县地区最有实力、贡献最大的一位党外爱国民主人士，1942年他作为“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团长，率团访问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颇有社会影响。毛主席和他们座谈时说：抗战时期我们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我们大家团结建国，这是共产党的方针。当党中央、毛主席发现晋绥土改中“左”的错误后，提出了严肃批评。毛主席说：刘少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我的延安同学殷传新（革命烈士殷德昌的儿子）这时正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当参谋，他对我说：“分局书记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牛友兰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他自己留底财干什么，即便有底财，迟早是我们的，为什么要那样逼他呢？你和我一河之隔，晋绥土改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呢？”殷传新还说：毛主席为牛友兰的问题很生气。1948年初，贺龙同志在马明芳主持的一次晋绥分局干部会上说：土改时不应该斗争牛友兰，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指斗牛大会）发生在司令部门前，是很不应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为牛友兰先生平反昭雪的决定》，为父亲彻底恢复了名誉。在晋绥期间，大哥牛荫冠虽受到很大冤屈，可是他为党的利益能够委屈求全、顾全大局，对贺龙、李井泉一直是很尊敬的。1948年春他被调任晋中行署主任时，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全国解放初期，大哥在江西省工作。1954年春天，我和王桂莲结婚时曾去看他，那时他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赵辉嫂是省妇联主任。这次相见他和我谈了很多，从工作到家庭，对我的帮助很大。1962年9月，大哥调到北京中央商业部工作，后又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任副主任、主任兼党组书记。这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一些，每次我从外地到京，有时就住在他家，和他进行过多次长谈。1973年春天，我和爱人王桂莲到北京看他，那时他被“解放”出来不久，正在家里等候安排工作。他每天扫地、洗锅、上街买油条、亲自干许多家务活，他笑着说：“如今这种生活习惯了。”大哥抗战前和姚依林是清华大学同学，在一起从事地下党的斗争。到商业部后，姚是部长，他是副部长，在一起工作。“文革”期间，他俩均被关“牛棚”，送到干校又在一起喂猪。尽管经过了“文革”的磨难，但我见到他时，他很达观，情绪饱满，说说笑笑，表现了共产党人那种应有的气度。我自己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他的这种乐观的精神状态，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感染。以后他听说组织上为我作出排除历史疑点的审查结论，很高兴地写信给我说：“一个革命者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只要是一心为革命，就可以战胜一切，也就可以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反映出来。我们不求职务高低，更不求经济收入的多少，只求政治上进步。在有生之年要发挥作用，活到老学到老。”他的这些话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慰藉。

我长期在四川工作，经常和大哥保持着通信联系，谈工作谈生活，也交流思想，从中受益良多。我离休以后，他鼓励我写点革命忆录。1982年，我应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友同志的嘱托，写了“开明绅士牛友兰”，刊登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大哥看后写信给我说：“你写的牛友兰一文，我看很好，比较全面地准确地介绍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办教育是有功劳的。”父亲牛友兰在抗战前毁庙兴学，创办了晋西北山区的最高学府——兴县中学，出任校长，对晋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有开拓性的历史贡献。大哥完全是按历史事实科学地评价父亲的。1985年1月，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又说：“我们的父亲是参加抗日的，是开明绅士，这一点可以肯定。晋绥当时的领导人李井泉，错误地对待开明绅士，是他的“左”的错误，当时毛主席就指出了。最近发表的毛主席若干信中有一篇，特别说到晋绥分局当时的错误，你会看到的。李井泉同志回我的信中，也同意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的错误，只是说不要把他的错误与康生、陈伯达联系起来。”1986年3月，大哥又在来信中说：“吕梁地区党史编辑部来人说，山西省委要为牛友兰平反写—篇文章。过后寄来一篇是报告文学体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政策性的意见还是要提的，提了四点意见：1，牛友兰这个开明绅士，对抗战有贡献，不应该在大会上批斗的；2，多年的共产党员、又是晋绥政府领导人之一的牛荫冠，不应列入地主一起被批斗；3，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意义重大，但不必追索浮财和底财，应使之转入工商业；4，残酷的肉刑应该禁止，晋绥对牛很不严肃，造成恐怖。”关于蔡家崖牛家宅院问题，他在另一封信中说：“要表明这些房子是经过党和群众重新修建的，不是牛家原来的房子，现在作为晋绥革命纪念馆是对革命的贡献，是光荣的，感到高兴。”他以上的这些话，既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原则立场，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是具有很高党性修养的老党员，我每次看到他的来信，都能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1985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友会在北京工学院成立，我接到通知后到了北京。有机会和延安同学戚元靖、黄毅诚、彭士禄、李伦、邵文炳、江明、续磊等十几人聚会，畅叙情怀，甚感快慰。就在这次我到京期间，我和四弟牛荫西、堂妹牛新中、堂弟牛荫德一块到西四北六条十四号荫冠家去看望他，这是我们几个1945年荫冠到延安时相聚后的再次团聚，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次令人兴奋的团聚啊！荫冠听说李鹏、戚元靖和我是延安同班同学，感到非常高兴。我回四川后，大哥来信说：“你这次来京，不虚此行，遇见了许多老同学，大家热情地聚谈一番，心情舒畅，有利于国家四化，我也替你们高兴。”他在信中又说：“我参加了商业战线表彰先进模范大会，会上见到了李鹏同志，李鹏同志特地问我：牛荫德是你兄弟吗？我说是，我问他认识牛新中、牛旭光否？他说都认识，而且说牛旭光是兴县人，我说我们家是兴县蔡家崖的。这一情况我想你喜欢听的，特此函告你。”看过他这充满热情的来信，我感到非常欣喜。

1987年2月，我应邀到北京工学院参加徐特立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又有机会见到了荫冠，他说看过发表在《山西文史资料》上我写的“山西牺盟会概况”一文，很感兴趣，很想和我交谈牺盟会的历史。谈话中他说薄一波很有才华，对党的贡献很大，牺盟会是应该很好地写出来，给予正确的评价。这次见到他时，他的身体欠佳，行走已不很方便，不过思路清晰，仍是那样亲切健谈。以后，大哥患病住进医院，我和在大同工作的二哥牛荫天一块到北京时，到医院看望过他。我回到四川后，有好几年再没到北京，没想到竟成为我和他的诀别。

1992年5月10日，大哥在北京医院逝世，当四弟荫西来信把这一不幸的信息告诉我时，心中十分难过，我为失去这位好的兄长感到极度悲痛，不禁顿时泪下。大哥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政治上对我的关怀与帮助是很大的。他那坚强的党性立场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功不居傲，受挫不气馁，襟怀坦荡，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优良品德，使我永志不忘。他那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上。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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