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绥土改“左”倾错误教训中总结经验

发布日期：2017-01-05 11:05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牛荫冠

（1987年11月8日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牛荫冠

这次我被邀请来参加晋绥革命根据地老干部史料征编座谈会，感到很高兴。象我们这样大年纪的老同志是越来越少了，今天能聚集在一起回顾过去在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情况是难得的，机会不多了。因此，我们要积极提供史料，把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党史写好。

今天，我想谈谈晋绥土改一段历史情况，供写史时参考。

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中央于1946年左右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接着又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1947年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除有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论外，从总的方面说，党中央制定的土改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晋绥党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犯了左倾错误。这次左倾错误虽是晋绥局部地区，但其做法和恶果确是很严重的。晋绥党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是康生、陈伯达直接指挥的，晋绥分局的个别领导同志直接地执行了康生、陈伯达那一套极左的东西。

首先，讲讲当时土改的准备工作。某领导同志提出，晋绥党过去（指林枫同志担任书记的时期）的成绩很少，错误很多，特别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所以，他要领导各级党开展反右倾运动作为土改的准备工作。他搞了三次大的批判会：第一次召开晋绥民兵会议（当时的民兵工作归卫一清同志主管）批判右倾（这个批判会，我没、，有直接参加，我只是听说的，具体情况不了解）。第二个批判会，是批判晋绥的贸易工作右倾（当时晋绥的贸易工作是管理商业与银行的。由牛荫冠主管的），参加批判会的有晋绥党政军干部、各县的贸易工作干部，还有在党校学习的全体学员，会议规模很大，不少人发表了批判右倾的意见，牛荫冠在大会上作了三天的检讨。最后结论说：晋绥的各项工作有好有坏，而贸易、银行工作只有坏的，没有好的，这就是说，晋绥贸易工作被全盘否定了。他否定的理由是，我们办贸易是公家的，不应该和私人工商业往来，不应该使私人工商业发展。将来我们是要办商业经济的，那是应该办商业合作社，不是发展私人工商业，而牛荫冠领导的贸易总局和银行总行同私人工商业有往来，还发展了私人工商业，这是右倾错误，同时也批判贸易工作“浪费惊人”，举了一个例子是发现了临县贸易局的盐堆上有一堆狗屎（当时我也没有去查对过这事，究竟如何，我也弄不清楚）。就给我们戴上了一顶“浪费惊人”的帽子。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有缺陷或者错误的，但不能就根据这么一个例子，就说我们全部贸易工作“浪费惊人”，这个话是夸大了。根据这样一个结论，紧接着就改组了贸易总局，送牛荫冠去晋绥党校学习一年。在晋绥党的指导下，就把晋绥的私人工商业全部没收了。私人工商业被没收之后，晋绥经济萧条，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第三个批判会，就是批判晋绥过去党的领导人，具体地说，就是批判林枫、张稼夫等领导同志。当时林枫同志已到东北，不在晋绥，是缺席批判的。张稼夫同志在晋绥，他是面对面地受批判。批判之后，就把他调到临汾县担任县委书记，一下子由晋绥分局党的副书记贬为县委书记。分局某领导同志在干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林枫、张稼夫这些人是学生娃娃，根本不懂得革命，所以，他们对晋绥工作的领导是右倾的，是没有成绩的。”把林枫、张稼夫等同志领导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杀了。这次批判会的具体内容多得很，我也记不清了，让别的同志去补充吧！三次批判会就是这样。

土改进行当中，有一个有名的“郝家坡试点”，是康生掌握的，还有一个“木兰杆试点”，是陈伯达掌握的。这两个试点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意见。譬如说划阶级成份，他们说不能按毛主席在《毛选》里写的那个意见来划。康生他们自己搞了三条：第一条是，看这个人的政治态度。根据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定这个人的成份；第二条是，查三代。本人即使不是地主、富农，但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是地主、富农，他就被定为地主、富农。这样就把当时的一些贫雇农、中农往上追三代，也定为地主、富农了，挨了批判，扫地出门；第三条标准是，看铺摊摊大小；不看有没有剥削。即使没有剥削，他家铺的摊摊大，也按地主、富农对待。根据这三件，晋绥地区全面地推开了土地改革运动。这样一来，就把许多真正的贫雇农和中农当作地主、富农批判了、斗争了、扫地出门，伤害了很多的劳动人民。这是一方面的表现。再一方面的表现是“搬石头”。他们认为，过去的晋绥各级党都是错误的，党支部都不能用了。过去的干部也不能用了，另外挑选他们认为可用的人来领导土改运动。这样，就把过去的干部与党员，特别是基层的干部与党员全部打击了，而且发动了一些群众搞斗争。这些群众中有流氓、地痞参加，把区乡干部打死很多，打死多少，无计其数。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非常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我们党校有好多人认识这个区长，非常尊敬他，看到这一惨状，党校的同志无不痛哭流涕。第三个表现，就是把各级党委特别是把基层党支部都作废了，晋绥分局的书记就留了一个人，副书记张稼夫同志被批判后下放到县里去了，其他的干部也是被批判，地、县委好多人靠边站，区乡一级的党员好多被打死。土改中，晋绥地区出了一个全国很有名的布告，“农民要咋办就咋办”，根本不要党的领导了。这个布告流毒甚广，哪个地区用了这个口号，也跟着犯错误。许多老同志都知道晋绥的这个告农民书的“发明”。

由于土改中的错误，加以对没收地、富的粮食保管得不好被浪费了，大批群众受饥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逃荒都来不及，每天在党政军机关门口堆好几十口群众要饭吃，说：“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广大群众的情绪低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基层干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逃走的好多的干部都躺倒不干了。土改分得地主、富农的一部分粮食没有人管理，群众里头有一些地痞流氓就自己动手大吃大喝浪费了。等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人没有吃的，种地没有种籽。

后来，毛主席发现了晋绥的这些左倾错误作法，对分局当时的领导同志发了很大脾气。毛主席说：“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你不和我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咱们两个，我在陕甘宁，你在晋绥，一河之隔，为什么就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希特勒与斯大林还互通情报嘛！为什么，你就不和我通通情报。”毛主席指出：“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怎么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呢？应该军民联合战胜敌人，发展生产，发展抗日战争的力量。私人工商业是要发展的，你们回去立即纠正，把没收了的私人工商业，全部退赔，赔礼道歉，把私人工商业的资金退还人家，把私人工商业扶植起来”。毛主席根据晋绥这种错误，就着重地写了文章。在《毛选》里有三篇文章讲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用鼓励的口气批评了晋绥党。毛主席说，“晋绥党纠正了错误是好的”。毛主席还指示说，“现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工作开展了，大批的晋绥干部要南下，要把晋绥的老百姓救活了，经济生活走上了轨道之后，才能南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党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去开展“救死救荒”的恢复工作。我从党校回来后，准备到晋中去工作，李井泉同志要留我参加一段“救死救荒”工作。他对我说，他犯了错误，毛主席批评了他。我在去晋中以前，晋绥分局留我参加了兴县高家村的工作组。工作组下去后，规定了一个办法：看谁个的腿肿到发黑的程度时，每天发给二两粮食，不到这个程度的人，不给发粮食（因为没有这么多粮食）。实际上，一个人的腿肿到发黑的程度，发给二两粮食也救不了他的命，更谈不到下地生产。这说明晋绥党犯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在错误中，有康生、陈伯达的指挥作用，虽然晋绥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纠正，实际上纠正已经是不可能全部纠正。

土改后，出现了大批人死亡，在其他土改的地区也是少有的。本来中央的土改决策——《五·四指示》和土改会议，是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准备与国民党打仗。可是，晋绥土改的结果却与其相反。土改之后，不但没有增强群众的经济力量，反而削弱了群众的经济力量，不但没有增强解放战争的支前力量，反而削弱了解放战争的支前力量，这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为什么说元气大伤呢？因为群众大批大批的死亡，各级干部许多人情绪低落，不肯干工作了，后来纠正了左倾错误，也没有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晋绥土改中犯的左倾错误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这样的恶果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相比较，好多地方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晋绥土改发生在一个根据地，“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全国。这说明，历史的错误不是不会重演的，要避免今后类似错误的发生，必须很好地研究党史，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要深刻地对干部进行教育。不然的话，历史上的错误还会重演。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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