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牛荫冠同志

发布日期：2017-03-13 15:42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作者：朱佩瑄

朱佩瑄

1937年12月，党派我到晋西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河以南地区工作。1939 年认识了牛荫冠同志。他当时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负责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热情接待同志，听取意见，体察下情，认真负责，亲自处理问题，组织反顽固派的斗争。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我从未感到生疏和拘谨。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是我永远怀念和学习的榜样。

1938年3月，日寇侵占晋南各县。在我党通过牺盟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县都建立了脱产的人民武装自卫队。以反共起家的阎锡山旧团体“主张公道团”也被牺盟兼并，实际名存实亡，其总干事也改由牺盟总会的吕调元同志担任，多数县的公道团县团长均由牺盟干部替换。因各县旧县长畏惧战争，多半弃职逃亡，牛荫冠同志即选调40名牺盟干部（都是秘密共产党员），经过山西省政府任命，分配到各县去任县长。牛荫冠同志代表牺盟总会参与领导的“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也在各县普遍建立起来。随着日寇的逼近和入侵，多数县按规定把自卫队和公安局统一组成游击支队，县长任支队长，牺盟特派员任政治主任，自卫队总队长任副支队长。还有未组成游击支队的自卫队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侦察敌情，掩护群众转移，保护抗日政权，对日伪军进行伏击、袭击、捕捉伪军零散人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破路埋雷，开展反维持斗争，配合正规军作战，执行占地勤务，维护地方治安。稷山县游击支队，在原牺盟特派员，现任县长陈捷身同志的率领下，一举攻占日伪侵占的县城，消灭日伪军100余人，胜利的消息，轰动全国。这些都是同牛荫冠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新生的游击队、自卫队，坚决抗日，保护群众，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迅速壮大和发展，同时却又不断遭到当地反共顽固势力的妒恨和敌视。荣河县自卫队在离开县城转移时，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毫无戒备，竟被阎顽军士团突然包围，被全部缴械。虞乡县的一个阎军退伍团长，大敌当前，拥兵自卫，反对向地主筹借枪支，竟将前来的自卫队总队长杀害，还散布谣言，掀起了反牺盟反自卫队的一股恶浪。荣河县自卫队在与国民党军合开庆祝县城光复的群众大会时，国民党军竟勾结当地地主土匪武装范老五，将自卫队总队长打死于县政府门前，再次包围解除了自卫队的武装。在临晋县，名义上还兼着游击支队长的反动县长李畅生竟将县牺盟会的全部干部软禁起来，纵容自卫队错误收编的地主土匪武装尚老四，以叛变方式打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王登甲等同志，并将自卫队驱逐出境。虞乡县自卫队主力一中队，被国民党军强行指挥到运城前线围攻日寇，在国民党军压境下，地主土匪武装杜银娃竟将牺盟和只有刀茅武器的自卫队解决，杀害我王菊潭等八名干部。安邑地主土匪武装姚建新部，策反安邑游击支队一大队三中队长李麟法及其部队并企图危害整个支队，以赵辉同志（秘密共产党员）为首的支队领导，断然将部队拉过汾河，进入稷山境内，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不久，被拉走的三中队的大多数战士，发现姚建新部是不抗日的杂牌土匪，于是又纷纷跑到稷山，回到了安邑游击支队。阎锡山第九专区反动专员尚英培，指挥其属下的敌区工作团，竞向抗日战功卓著的稷山游击支队发动进攻，长达18天之久，在全县人民支持和陕军第42师第8旅、阎军特务第三团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尚英培终于被稷山支队打败。当时道西汾南与各县人民自卫武装均陷入孤立无援，基本上被反动势力各个击破的情况下，我们是多么需要有一支骨干武装力量啊！

内仗打到“天子”脚下，阎锡山于1938年8月召开九专区军政民联席会议，其内容就是处理县长陈捷身和专员尚英培打仗的稷山事件。我们在牺盟总会牛荫冠同志的领导下，展开同尚英培等顽固派说理斗争使尚等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会后，阎锡山将稷山事件和安邑事件的善后工作，交由牺盟总会统一处理。1938年9月初，牛荫冠同志亲自来到稷山调解。为照顾统一战线，决定稷山县长仍由尚英培委派，而安邑县则由王成林（秘密共产党员）接替李崇才担任县长，两个县的游击支队则合编为新军教导第三总队。总队长孙定国，政治主任陈捷身（秘密共产党员）、参谋长田雨亭，调负责稷王山工委工作的薛克忠（秘密共产党员）到政治处做组织工作。这样，汾南地区迫切需要的基干武装力量，就由牛荫冠同志亲自建立起来，并开始创建游击根据地。同时，八路军也在汾南成立了一个大队。新军与八路军互相配合，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汾南各县人民武装孤立无援，屡被各个击破的被动局面。

狡猾多端的阎锡山，一方面批准牺盟成立教导第三总队，同时又派其旧军三十四军二〇五旅徐积璋部进驻稷王山。徐是被决死队赶出来的反动旧军官，此时，又被阎锡山派来对付我们。他深沟高垒，几乎把稷王山比较险要可以驻军的地方全部占领，进一步逼迫我们向日军占领的点线靠近。不料，日军紧接着来了一次“扫荡”，突然接近徐积璋旅部所在地八将门，徐被击毙，其部队一触即溃，纷纷向北逃回吕梁山。我教导第三总队则灵活转移，寻机袭敌，不但未受损失，还捡了不少枪枝，红旗仍巍然飘扬在稷王山上，这是旧军永远无法做到的。

1938年12月，在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和牛荫冠同志的积极组织下，汾南地区教导第三总队扩大编为政治保卫第一支队，下属10个大队。支队长孙定国、政治委员王成林、政治主任陈捷身、副主任朱佩瑄（牺盟乡宁中心区汾南办事处主任兼）、张天珩（猗氏县长兼）、参谋长田雨亭。这时，是汾南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最好时候。

然而，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日冠诱降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阎锡山紧随其后，其反动措施之一，即是在晋南各县加紧建立其反动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公开机关——“精神建设委员会”。牛荫冠同志则以由党掌握的另一合法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抵制民族革命同志会。为了统一汾南的牺盟力量，加强反顽斗争，依托牺盟汾南办事处，成立了民青汾南特别小组，成员为王成林、孙定国、陈捷身、张天珩、朱佩瑄、朱一民（后叛党），分别代表军、政、民各个方面。随着反顽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小组讨论过进行反顽教育、在部队中建立民青组织及部队分批集中训练问题。还讨论过撤换不可靠分子田雨亭的问题。

为撤换田雨亭，1939年3月，我专程去了一趟秋林。我见到薄一波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一波同志批评我们幼稚。意见是，这些问题应通过群众在下边解决。牛荫冠同志建议我去要阎锡山警卫部队里的张跃同志（秘密共产党员）去任参谋长，得到阎的同意。但临走时，梁化之却又变挂，说张跃现在不能去，而要我带一个新近的叛徒伍德明去，我只好将其带回。田雨亭未换成，又带回一个叛徒，薄一波同志的批评是多么中肯和恰中要害。

1939年4月初，我又去汾北，向牺盟中心区和中共乡吉特委汇报情况，在返回汾南途中察看部队轮训的地方时，误为阎军所埋地雷炸伤。牺盟总会组织部长纪雨秀同志帮我住到洛川后方医院治伤，此时，我被任命为二一二旅政治主任。10月初，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去重庆回来路过洛川，到医院看我，谈到蒋介石如何看得起山西青年时，又露出蒋准备向山西派十几个军的消息。我问他派这么多部队来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是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他走后，我赶办出院手续赶回秋林，向牛荫冠同志汇报了梁所谈情况，他随即将当时的严峻政治形势作了说明，要我赶快返回部队。对二一二旅的具体工作，他谈了三个问题：第一，现在张跃可以走了，可向梁化之要张跃一起走。第二，要团结争取孙定国，同时清理内部。第三，以分散对集中，利用此时各县对我们的有利条件，加强对营连部队的掌握，减少以至割断田雨亭对部队的接触和活动。还说最近刘岱峰表现不错，即带我去看了绥靖公署政治部刘岱峰副主任。要张跃的事，经阎锡山认可，又参加了10月15日秋林反顽火炬游行后的第二天，我即和张跃及五十四团政治主任袁逸田（秘密共产党员）同志起身回部队。

我回到部队，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已经发生。我离开秋林后，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还奉命去了一趟秋林，领回追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0挺及弹药和一批经费款项。孙回来后，通知各团首长开会研究经费分配并领取武器问题。但五十五团未派人来，同时并抵制孙定国，而孙也进不了五十五团的步哨线。我回去的当晚就见到了王成林和张天珩同志，他们已得到了牛荫冠同志的指示。当时摆在部队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孙定国旅长的问题。早在1939年春的秋林会议上，阎锡山就多方拢络孙定国，表扬他是“无条件存在”的模范，委他兼任第七专署保安司令，阎锡山、梁化之把孙说成是他的人。但牛荫冠同志始终指示我们要团结孙定国，事实证明荫冠同志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经过工作，顺利地团结了孙。牛荫冠同志是了解孙、了解原晋绥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的。他从来未把他们看作是旧军官，也从来没有把对阎锡山一时认识不清，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作为清理对象，而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耐心地反复地团结争取他们。这一点，中共乡吉特委、汾南工委和二一二旅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内部问题圆满解决了，中条山的形势也恶化了。在中条、吕梁都不能依托的情况下，只靠汾南地区，大部队是难以存在的。牛荫冠同志于此时又巧妙地把陈捷身同志从艰险的环境中，疏散出来，派来汾南。陈还带来牛荫冠同志必要时转移到晋东南去的指示。不久又接到柴泽民同志转来薄一波同志要我们转移到晋东南的电报。两只臂膀刚好形成一个温暖的怀抱，我们是多么幸运啊！

1940年2月，位于汾南的二一二旅及八路军汾南大队，总兵力7000余人的大部队举行了长达700余里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岳北沁沅县的进军，2月底，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与新军主力决死一纵队进行了会师，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向新军实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晋西事变，受到了中共北方局的称赞。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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