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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度人生 五十五载

发布日期：2017-06-09 16:43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作者：《牛荫冠纪念集》
赵  辉
    荫冠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俩共同度过了55个春秋，他竞先我而默默地走了。走的人去了，而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怀念和悲楚。
    在共同生活和战斗的50多年间，我们真可说是甘苦同尝，祸福与共。他对革命事业从来都是充满信心，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同志热情诚恳，对生活充满活力。一桩桩一件件，那么多往事，时刻萦绕在脑际，而我这支笔，又怎能完全的表达出来呢？只能片断地谈谈我的感受。
初  识
    我和荫冠相识是在1937年3月初，组织上介绍我到正在兴起抗日高潮的山西太原工作，去后住在新满城61号。当时同去的还有十几个东北同学，冯基平同志和我们接头，介绍我到牺盟会太原市委工作，市委负责人即牛荫冠。他和我第一次谈话，问得很详细：为什么从东北到了北平？为什么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什么来山西，以及家庭成员，特别是我父亲的情况等等，谈了3个小时。开始我很紧张，心想这不是像审讯吗？可是我看牛荫冠自然、轻松，态度和蔼，眼光是诚恳的，慢慢地我不由得也自然起来，就随便谈了。
    在名字上闹了笑话。我刚到市委会头两天，大家都叫我“赵辉年”，我想为什么把我的名字上加了一个“年”字？我也不敢问。过了几天，我才问牛荫冠，为什么把我的名字改了？他说没改呀！我说我叫“赵辉”没有“年”字。他把介绍信拿来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信上写的是“赵辉年19岁……”把年岁的年字加在前面名字上了，逗得全办公室的同志都大笑起来。
    另外是牛荫冠的名字。几天来我见大家都叫他“牛头”，外边来电话也叫他“牛头”，大家都那样随便的、亲切地叫“牛头”。我很奇怪，便问他，他说我这“牛头”资格老了，在清华大学时人们就这样叫。他也不知道是谁先给他起的绰号。后来知道，在同阎锡山开会的记录上写的也是“牛头”发言。
    还有一个名字“牺盟会”，我不理解为什么叫牺盟会？我问牛萌冠，他说：全名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上是受阎锡山直接领导，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戴的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阎锡山的话，办的是共产党的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准备参加抗日战争。
    我们市委当时只有七八个人，有傅雨田、冯基平、梁膺庸、黎颖、王耿人、王世益、王竞成和我，由牛荫冠负责。市委设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院内的平房内，只有一个大办公室。靠墙一圈是男同志的床，当中是一个长的会议桌和椅子。这间屋子又办公，又开会，又是饭厅，又是宿舍。同志们和睦团结，工作时各按分工去做，每个人都非常积极。休息时都回来了，有说有笑，常常是牛荫冠说笑话，给每个人都起了绰号。有的各说各人当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研究，不是正式坐下开会，但很自然的汇报了情况，研究了问题。心情非常舒畅，工作效率也很高。每天晚上，牛荫冠带我和王竞成到工厂的工人夜校去，他给工人讲抗日救国道理及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王竞成教工人识字，我教抗日歌曲。进入阎锡山严格管制的兵工厂很不简单，牛荫冠说，是牺盟会同厂长张书田经过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们也到毛织厂、晋华卷烟厂、火柴厂等工厂。每到一个工厂，牛荫冠都非常热情的和工人谈话，问长问短。工人们坦率的把困难和厂方对工人的压迫等情况向他诉说，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我长这么大，没有接触过工人，这时我才了解工人的疾苦、所受的剥削和工人对抗日的要求。在牛荫冠亲自带领和帮助下，我好象成熟了许多。
    我看见牛荫冠对干部都是那样亲切和蔼，十分关心同志，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他开朗乐观，坦荡幽默。牺盟会太原市委的工作做得出色，成绩很大。首先是发动和组织了工人，为开展工人运动和抗战开始建立工人武装打下基础。到1937年五六月抗战前夕，工作就越来越紧张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女兵连等大量的干部培训工作，广泛开展起来。“五一”节海子边群众纪念大会检阅了抗战力量，广大的工人、学生、市民参加了大会。接着就是一枚铜元的募捐活动，声势很大，中小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他们到火车站、汽车站、效区去募捐，向捐献者和群众宣传抗战人人有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家乡。这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9月，日寇侵入山西，占领雁北重镇大同，薄一波根据党的指示，负责组建山西新军。牛荫冠根据北方局的决定，负责牺盟总会的日常工作。9月下旬，在太原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牺盟代表大会。在代表会上，周恩来同志讲了话，牛荫冠作了《一年来牺盟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七七抗战开始后，牺盟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武装群众上来，提出“武装保卫山西，抗战到底”的口号。为适应战时需要，牺盟组建10个中心区，将大批干部分配到全省各地中心区和各县牺盟分会去开展工作。
    我被分配到运城中心区。临行前，牛荫冠同志分别找干部谈话。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指示努力方向，并介绍当时的抗战形势。牛荫冠对我讲：下去锻炼，工作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干，不要重表面形式。你是大城市出来的青年学生，到了农村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并且要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等。这些恳切的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我在晋南安邑县任牺盟县特派员兼县武装自卫队政治主任（后扩大为安邑县抗日游击支队，仍任政治主任职务）。1938年8月，部队一个中队长李长发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拉走二三十名战士。我们为了保存力量，把部队向北带到稷山县整训。我和支队长等4人去牺盟总会向牛荫冠汇报，牛荫冠将这一情况向阎锡山报告。因为晋南这块三角地带，过去就是国民党的势力为主，加之日寇重兵又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阎锡山对此很重视，所以他接见了我们。为了保持他的势力，他给我们发了枪支弹药和军饷，部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我在向牛荫冠单独汇报时，他聚精会神地听，边听边想。我讲了好半天，他不说话，他在想事。接着他就详细询问晋南其它县游击队的力量、部队的战斗力、日寇侵略活动和国民党势力发展等等情况。当时我不敢问他，他是领导（那时我们还没有个人关系），他有他的考虑。他最后又问：“你们觉得各县都能自己独立存在这些武装力量，能坚持下去吗？”“怎样加强领导？”后来方知道他想的是如何保持这部分武装力量，正式归牺盟会领导，成为真正革命的武装。当时他想的意见，没有取得党的指示，所以他不能向我们透露。不久，牛荫冠即到晋南来，将晋南牺盟会领导的各县人民武装自卫总队组织成政治保卫第1、第2、第3、第4等支队（后编成212旅、213旅）领导权都掌握在牺盟会手中，在党的领导下，成了真正的抗日武装。
    在整编时，牛荫冠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乡宁牺盟中心区搞地方群众工作，我不愿离开部队。他耐心的和我谈，部队中只有你一个女同志，生活、战斗都不方便，而且你身体又不好（当时我得了伤寒病刚刚好）。把我说服后，他和我一起到了乡宁牺盟中心区。就是这一次，在胡西安同志的热心、积极促进下，我和牛荫冠定下了终身的关系。他又回到牺盟总会去了。
    1939年4月，组织上通知我到吉县去一趟，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后，看见牛荫冠也去了。他告诉我，要我去是为了掩护他。他要向晋西南区党委汇报工作，听取党的指示，并看党内文件。他对外宣称是到吉县去看赵辉，免得使人怀疑他的行动。因为这时阎锡山和国民党已经对抗战发生动摇，企图实行妥协投降。一些反动顽固分子活动十分猖狂。进步势力的行动已被他们注意和监视了。
秋林——这个历史闻名的小镇
    秋林镇是陕西省宜川县的一个小镇。1939年间，它是阎锡山的第2战区大本营。第2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则在距秋林20华里左右的上、下葫芦村驻扎。
    此时，阎锡山和国民党配合掀起的反共高潮步步加紧。山西是继续团结、进步、抗战下去，还是走向分裂、倒退？抗日统一战线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分裂？这时是牺盟会及山西广大抗日群众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妄图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赶走八路军。然而进步势力发起的反分裂、反倒退、反投降的群众性斗争，也如火如茶地展开了，斗争形势尖锐复杂。
    10月初，我从乡宁中心区被调到牺盟总会，进行山西省妇联的筹备工作。这时秋林周围的形势非常严峻，阴云密布，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并已嗅到硝烟的气味。九一八8周年纪念大会，牺盟会发起火炬游行，群众高喊“反分裂、反倒退、反投降”，“拥护阎司令长官领导抗战到底！”口号声震惊了阎锡山大本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连镇民都参加了。而反动势力也搞了个提灯游行，可是他们只有几十个年老体弱的人，口号是“反对牺盟会赤化”等。人少，没劲，喊不出声威，口号不得人心。镇民们纷纷嘲笑他们。
    这时牛荫冠到晋东南向中共北方局和薄一波同志汇报并请示工作，刚刚回到秋林，党指示要为应付突然事变作好准备。同时上层统一战线还要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对阎锡山，争取他继续抗战，作到仁至义尽，要随时掌握反动势力动向。牛荫冠向牺盟总会各部党员负责干部传达了这一指示，研究了执行计划。并同总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吕调元、赵石宾研究了对策、分工。荫冠同志夜以继日工作，一方面以合法身份、用充分的理由与阎锡山、梁化之展开智斗，他灵活地掌握党的策略，一件件的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与各中心区及县牺盟会加强联系，通报局势的发展及团结、斗争的策略。各中心区不断派人来总会请示，他一个个地耐心地与之谈话，使他们心中有数，有思想准备，能应付突然事变。如乡宁中心区的杨立圻同志到牺盟总会来找牛荫冠，荫冠对他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顽固派的动向，要他作好准备，一旦发生事变，立即拉上部队（212旅、213旅）和全体干部向晋东南靠拢。明确告诉他说：不能独立作战，南面是国民党势力，北面是山西旧军势力，东边有日寇，三面夹击，你们顶不住，这是北方局的意见，要按这执行。并且要全力争取212旅旅长孙定国，使他站在咱们一边，为革命作贡献。谈完后让他立刻从小路过黄河去，免得路上发生问题。各地区均派人来牺盟总会了解情况，听取指示意见，荫冠都一一谈了话，送走来人。而213旅长郝玉玺到秋林后却直接找了阎锡山。阎看他年轻，表面拉拢他，答应给他发枪发款。荫冠知道后，自己不能公开找他，让许琦之（党员）通知郝到牺盟总会来。荫冠和他谈了一个晚上，介绍了情况，说明阎锡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善于翻云覆雨，搞政治阴谋，要他赶快走。可是郝还是要等阎发给他枪支和款项。随后听到的消息是“郝玉玺在过黄河时被‘土匪’杀掉了，抢了钱和枪……”实际上是阎锡山派他的部下干的，将枪和钱拿了回去。1940年初，荫冠和我谈到这件事时，他仍非常难受。说小郝不听我的话，太年轻（25岁），没有政治斗争经验，轻易相信了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白白地牺牲了，真可惜！
    阎锡山秘密下令，不给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工、农、青、妇各救会等群众团体发经费，还叫反动势力组织伪农会。荫冠探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各中心区、县发出电报，要各地一方面主动上告当地反动派及地主、土豪、劣绅组织伪农会的情况；一方面发动当地农民向旧政府请愿，反对组织伪农会。各地很快行动起来了，如乡宁县牺盟会就发动了数百农民进城向旧县长张富炳请愿，要求继续给农会经费，反对伪农会。他们向牺盟总会作了报告，荫冠拿上材料亲自找梁化之，并要他转告阎锡山；同时让牺盟总会负责农会工作的李蒙同志及省农会筹备会主任李文仲直接去见阎，当面汇报反动派对农会不发经费、组织伪农会等情况，并说我们是根据阎司令长官答应了的开放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合法农会等。他们去以前，荫冠对他们说，见了阎锡山不要怯场，不要畏缩不敢说话，要理直气壮地讲道理。如果不解决，各地农民就会派代表来秋林等。阎锡山是怕群众的，这次合法斗争最后取得胜利。
    荫冠听牺盟总会党支部书记李质同志汇报，了解到机关内部一些青年干部情绪不稳定，思想苦闷，精神紧张，有压力。主要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混乱不理解。他们是在1937年初，山西抗日救亡蓬勃发展时期，牺盟会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声震全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来到山西的。而现在阎锡山却又掀起了反共高潮，企图降日，要消灭牺盟会、决死队。顽固分子不断制造磨擦、倒退事件，所以他们苦闷，感到不理解，思想动荡，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荫冠同志和支部同志针对这一情况，即深入开展学习运动，无论是党内、群众、青年、中年干部都参加（包括秋林绥靖公署和二战区政治部的干部）。学习党的统一战线和牺盟会提出经阎锡山同意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前的抗日形势、阎锡山的变化及其所属反动势力的行动及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在斗争中求团结，要作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认识有所提高，情绪有所稳定。
    当1939年9月间荫冠去晋东南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时，北方局即指示，要牛荫冠把牺盟总会的干部（包括在二战区、绥靖公署、政治部工作的进步同志）转移、疏散到山西各地去，以防阎锡山下毒手，杀害这些干部。荫冠和总会其他领导同志一块制定了分配方案；晋西南区党委并派肖扬同志来牺盟总会帮助这一工作，分期分批的谈话、动员，讲清为什么要分配出去。使走的人放心，暂时尚未走的人安心，要求他们不要声张出去。荫冠也将此决定和绥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同时谈了，由牺盟总会和政治部分别开护照和介绍信，以出差、下去调查为由，分配到晋西北、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等地区。在一个月之内，总共撤离400多干部，保护了大批青年干部。荫冠白天仍要去秋林和阎、梁周旋，晚上回来和要分配出去的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他再三嘱咐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这一工作是按预定计划，在瞒着梁化之等人，不使他们察觉、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一次阎锡山召集开会，他说：“你们牺盟会和八路军勾结起来，要夺我的天下，我要和八路军打仗。”牛荫冠说：“八路军是抗日的，我们和八路军联合抗日。如果抛开日寇不打，而打八路军，这不是说山西不抗日，而打内战么？”阎无话可言。阎又说：“那我就不给他们粮食吃，困死他们。”牛说：“司令长官就没有给八路军调拨过粮食，听说是老百姓自动送粮给八路军的。”过一会儿阎又说：“什么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这是牺盟会用共产党的口号来反我阎锡山的。”牛说：“这是山西老百姓拥护阎司令长官领导全省军民抗战到底的。在旧军中的顽固分子是假抗战、真投降，司令长官是要进步的，所以成立了牺盟会。他们反牺盟会、搞磨擦，违反司令长官最初意旨……”牛荫冠乘机向阎、梁反映顽固分子破坏抗战，搜刮民财，贪污腐化，打击牺盟会和各救会，不给经费等为所欲为的具体事例。并针锋相对，指名道姓的进行说理斗争。那些老顽固头子邱仰浚等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阎看了看，他心头怒火中烧，于是大骂他们都是饭桶。就这样泡了一天，最后宣布，让梁化之每天召集“开会”。在一段时间里，每天就这样泡，到成了他们发火，咱们与之斗争的场所。一天梁化之说：“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牛荫冠说：“那司令长官为什么把共产党请回山西来呢？不是为了抗战吗？”梁说：“请来老虎是为了吓唬别人，而老虎反而要吃自己。”“现在要打老虎，不打会被吃掉。”梁化之这个披着山西进步派代表外衣的伪装分子，终于掩盖不住他内心对共产党的仇恨，将反动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了。又一天，梁说；“这些领导干部中难免有共产党的人，甚至是共产党员。”说完就东看看、西望望，实际上他是指牛荫冠而说。牛荫冠说：“那也是司令长官请来的。”
    1939年11月下旬一天夜里，被羁留在秋林的，决死二纵队政洽主任韩钧同志突然来了（在这以前，他也常在夜晚来和荫冠谈到深夜）。这回来，从他脸上看出很紧张，并很坚定地说：“我非走不可了，现在就走。”荫冠担心怕他路上出问题，他俩研究了好久，决定不走大路走小路，迅速赶回去。韩拿了二战区政治部的护照，又拿了牺盟会的介绍信。韩走后，荫冠半夜就没睡着觉，心情难以平静。此前，梁化之已经开完“民青”会，仍软磨硬留不让韩钧走。想调虎离山，让他困在秋林，好向决死二纵队下手。而韩机警地逃走了。第二天下午，梁化之把牛荫冠叫了去，梁气得脸色发青，大喊“是你把韩钧放跑了。”荫冠非常平静地说：“他走了吗？不是你叫他走的吗？”梁跺脚，气愤地喊：“他没按我安排的路线走！”荫冠十分高兴，知道梁化之预谋在韩钧回部队的路上杀害他的阴谋失败了。梁则十分沮丧。
    此时磨擦事件不断发生，有来自上面的，也有来自各县的。荫冠同志都能灵活运用党的策略原则，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分子，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顽固分子作斗争，一是以阎锡山在抗战初期曾经说过的进步的话已被阎锡山任命为少将参事合法身份和牺盟会的进步面目，和他们讲道理，揭露和批驳顽固分子的反动言论；再是以下边揭发他们违反抗战和搞磨擦的具体事例，批判其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同时，荫冠还在日夜繁忙中抽出时间写文章，如《目前的严重困难和我们的主张》一文中提出：目前最严重的困难是投降与分裂的倾向，有人丧心病狂的出卖祖国，为了一己之利，甘当日寇的走狗。借以宣传党的反顽斗争方针，揭露其反动阴谋，教育广大群众。
    有一天，荫冠从秋林回来很晚，可他对我说：“咱们散散步去。”我说：“你已经走了20多里路，还要去散步？”他没说话。我们出去后，一路上都注视着周围，不说什么话。走了一段山路后，他才告诉我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向王世英主任汇报，他让我做他的掩护。这时牺盟总会及二战区政治部早已被监视了。
一天，荫冠从秋林回来，坐在那里深思。我问他想什么？他说：“这两天梁化之对我特别亲热，特别关心，一反常态。他耍什么阴谋鬼计，我等着瞧。”荫冠叫我去八路军办事处找王世英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他，并请他转告给省委。随后，党回信让荫冠提高警惕。
    不几天，梁通知说，阎司令长官请牛荫冠去。他去了，阎说，给你一个任务，到河南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代表国民党经常和阎联系）那里去谈判。牛问，谈什么？阎说，“告诉他，山西的问题，山西解决得了。不要派部队来山西了”。荫冠当面答应了。回来后他对我说，这是阴谋，想借别人的手杀共产党员，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好欺骗人。企图用杀郝玉玺的手法来杀我，就是在半路上布置人杀我。他向当时驻在秋林的、晋西南区党委副书记张友清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张让他尽量拖延些时候，先不要马上走。这些天我神情不安，可是他却当危险临近的时候反而出奇的沉着、冷静、镇定。梁化之催促他走，他说我把牺盟总会一些具体事处理完就走。他照常工作，清理文件、书籍和干部们谈话。找刘岱峰交谈。他安排了留在秋林的党员负责人吕调元、胡西安、许琦之等同志的工作。我问他怎么办？他说：“磨擦了几年，斗争了几年。粱化之恨我入骨，他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还能不杀我？！我也恨他入骨，我也明知他是披着进步外衣的反动派，是阎锡山的忠实走狗，我知道到杀我的时候了。”我常预感到很快会发生爆炸事件，心情不安。荫冠看出我的心思，他反而劝我说：“当初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下了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不怕牺牲，党的历史是无数革命先烈用性命换来的，我为党牺牲是光荣的。”他没有惊慌，处之泰然。他处在关键时刻，能克制自己，能独立思考，表现出他的气质、胆略，表现出他对党的忠诚。他考虑的是山西省的大局，他相信党的力量，相信新军的战斗力，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他说：“只要咱们的军队取得胜利，抗战能坚持到底，我虽牺牲也是光荣的。”我心如刀割，这个声音，那严肃的表情，我现在记忆犹新。
    1939年12月初，他和我谈，叫我和娄化蓬、姜宝箴等同志一块去晋西北。我要等着和他一块走。他说：“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说，“那我更不能走了，又拖了两天，他一定要我走。他说，“有你在这儿不方便，我一个人可见机行事。”“看形势发展，根据党的指示，我再决定，现在要坚持到最后。”我说：“以后怎么和你联系呀？”他说：“如果我牺牲了，消息很快传出去的，你等着吧！如果没有牺牲，我找你好找。”我忍着泪，听他的这些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12月9日，我们出发了。走出村，回头看，荫冠一个人站在那凛冽的寒风中，他仅穿一件小棉袄（他没有棉大衣），抱着膀子，目送我离开。离别没有什么话说，再回头看看，他摆摆手。我心想，这可能是永别吗？我们结婚才两个多月，在紧张中度过，又在这紧张时刻离别了，留下他在这复杂斗争的前线，不顾个人安危，肩负着重担。他曾多次和我说：“如果一波同志在这儿多好呀！但是他在前方比我在这儿还重要，还紧张呀！荫冠一个人孤军作战，而那时他仅仅是个27岁的青年呀！我心中感到一阵酸楚。“一二·九”运动促使我们走到一起革命，而今天又是“一二·九”4 周年，我们被形势所逼而离开了，是暂时的还是永别？怀着这种心情而离开了。
开  创
    1939年12月，阎锡山终于发动了晋西事变，肆意摧残牺盟会，向山西新军实行军事进攻。在阎锡山即将向荫冠下毒手的时候，在党的指示下，他机智地离开了秋林。12月25日，他和刘岱峰商量好，一同出走。荫冠公开名义是受阎的派遣向南行，去河南第一战区卫立煌那里去谈判；可是一出村，便勒马加鞭向延安方向跑去。刘岱峰和他的爱人江冬已秘密来到崇阳镇会合，他们共同急驰北行。在绥德县见到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同志。此时，正遇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由部队护送去晋西北，于是荫冠、岱峰等同志即随滕东去。从此他离开了那个以合法身份出面，身为秘密党员、从事的是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环境。他对我说：“这3年工夫，对我真是个考验、锻炼。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这3年我好象成熟多了。做出点成绩，是有党在前面领导，有新军决死队战士坚持抗战，有牺盟会广大会员的支持才取得的。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今后的工作还要艰苦呢！”
    1939年12月下旬，他离开秋林逃离了虎口，到了晋西北。从此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在晋西北、在晋中，在江西和到湖南、辽宁的军工厂，牛荫冠都是搞开辟新区或者做开创性的工作。人说：新进门的媳妇前三脚难踢。而建立根据地，开辟新解放区的前三年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
    1940年初，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建立晋西北根据地，牛荫冠被任命为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续范亭为主任）兼党组书记。晋西北本来地瘠民贫，再加上阎锡山旧军几年的盘剥、搜刮，更加民不聊生，创建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战动总会；牺盟会的工作基础上，开始建立各级政权机构，从晋西南撤来西北的大批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群的领导机关中。贺龙这时领导的120师也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当时根据地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军、民、干部的吃、穿问题。党决定开展“四大动员”：减租减息、向富户借粮、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种子、肥料等问题。政府鼓励种棉花，发展纺织业。在离石县和临县原有手工纺织基础上，各县、区广泛开办纺织训练班，各级政府拿出款项，木料做成纺车织布机贷给群众，很多妇女学会了纺织。根据地人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自力更生”的号召，组织变工互助组织，开展劳武结合（民兵一边劳动，一边打击进犯日寇），不时进行反“扫荡”。工作是一环套一环，一项接一项，十分纷繁复杂。荫冠作为行署负责人，除了参与领导决策外，还经常亲自下乡到各县去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推动工作。每次反“扫荡”，他都同部队一起，在前方打游击，随军解决部队战斗中的供应工作。他说：政府干部要和人民永远在一起，坚决打击敌人。1940年反“扫荡”结束后，荫冠回来时，我看见他的腿走路怎么那么不方便。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夜行军时，从马上摔下来受的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腿上一大片黑青。让他到医院看看，他说这算得了什么，战士受伤的很多，连医药都没有，坚持不去医院。
    1942年11月，晋西北召开参议会，他被选为参议会副议长，会上他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1943年，荫冠被调到晋西北农民银行任经理兼贸易总局局长。他干一行爱一行，从未计较过个人地位待遇问题，踏踏实实、兢兢业业、钻研学习。他为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充实基层银行力量，稳定金融、繁荣市场，帮助部队及党、政机关进行开荒生产。为巩固农钞、提高农钞的信用，开展对外贸易，解决兵工建设资金问题，改善人民及军队生活等等，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他到延安给中央汇报经济工作，陈云同志给他谈了很多，对他的启发很大，使他的干劲更大了。
    1946年，我从边区妇联调到行署建设处专搞纺织工作。不久，听说在晋绥财经会上他受到批判，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犯了什么错误。荫冠很生气地说：“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贸易工作右倾。”某领导说：“晋绥的各项工作有好有坏，而贸易、银行工作只有坏的没有好的。”全盘否定了贸易、银行工作的成绩。他们说：“贸易工作不该和私人商业有来往，而牛荫冠领导的贸易总局和银行同私人商业有来往。”会后他们派了检查组来检查，没有找到任何事实，但却把牛荫冠的职务全部撤掉了，他什么工作和待遇都没有了。这时他挑水上山种南瓜，到秋天南瓜结了不少，大大小小，收回来给孩子吃。在土改运动前后一年多时间，我们俩没有见面。我也不知道他被弄到哪里去了。而我则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大会不叫我参加，什么政治情况不告诉我，只让我下乡推广纺织工作。开始是抱着孩子，背上背包爬山过水，到农村去。后来和我同住的王林（现在叫段兴华）实在看不下去了，她自动帮助我，除带他自己的一个孩子，还为我带了两个孩子，我即下乡去了。土改中，对他父亲牛友兰这位做过重要贡献的开明绅士，进行了残酷斗争；荫冠也经受了使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这是晋绥尽人皆知的事。而荫冠总是以党性来约束自己。虽然受到这样的磨难，而他那革命意志则愈磨愈坚，他那乐观精神愈磨愈旺。
    1947年，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得知晋绥土改发生了严重“左”的错误，当即提出了严肃批评。1948年春，毛主席来到晋绥后，为纠正土改和经济工作中所犯“左”的错误，又做过许多重要指示。这证明荫冠在主持晋绥财经工作时的作法，是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政策精神，是正确的。以后晋绥分局主要负责人也向荫冠表示，“他们是犯了“左”的错误，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过去的是非问题应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去衡量”。荫冠以党的事业为重，并没有计较对他的错误批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和气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为其父牛友兰的平反昭雪决定，一扫多年沉冤。当我把这个决定读给荫冠听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其复杂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荫冠同志在家乡工作，有不少本家长辈、小辈、同学、小时的朋友等，见他在政府作领导工作，不少人找他，要求他帮助解决房屋问题、负担问题、找工作问题等等，他都以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给以拒绝了。而且讲清道理，消除不满情绪，要他们遵守政府法令、政策，不能以他的名义搞非法活动。他没有凭借自己的地位搞过一件徇私的事。他还送自己的亲弟妹到延安参加革命，动员侄子侄女等参加革命工作。
    1948年秋，他被调任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兼第18兵团领导的支前司令部政委（司令员是裴丽生），支援解放太原战役。荫冠到中共华北局报到时，见到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安子文，薄老和子文同志对他讲：晋绥发生的问题我们知道，对你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不要放在心上，应继续好好工作。这些话对他精神上是很大安慰和鼓励。随即他去晋中上任。在他去了晋中行署工作两个月后，我也被调到晋中区党委任妇委书记、妇联主任。1948年9月底，我才又见到了荫冠。他没有向我讲他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的情况，没有讲他在土改中所受到的磨难，但看得出来他内心多么的难过。而我则向他诉说我所受到的委屈，土改也烧到了我。批斗我，把我叫“地主婆”，向我要底财。而他坦然地说：“我比你受得利害，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 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伤害一些好人、好同志是不可免的。党的历史上多少好同志、无辜的好党员牺牲在“左”倾路线下了。我们受点委屈，不能耿耿于怀，要把精力投到新区的解放战争中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广阔的胸怀和革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前线。他和从各地区调来支前工作的干部一起，指挥着30万支援打太原的民工。群众情绪很高，生活却很艰苦，但他们没有怨言。征集、运送粮草、弹药及攻城物资。抬担架、架桥梁、修路，甚至攻城参战等等。这些任务都是紧迫的，不能拖延耽误，而且要什么要多少都必须按质按量及时送到。他很劳累，行署副主任史怀壁同志怕他累病了，要换他回机关主持日常工作，自己到前线去。但是他说：“18兵团徐向前司令员带病指挥全军攻打太原城，整天整夜炮弹轰轰响。徐司令员听着，声声扣他心弦，吃不下、睡不着，真为他老人家担心，我们跑点路算什么！”忙累给他带来欣喜，忙累洗刷了他心灵的创伤。
    1949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广大新区，需要调大量干部去开展工作。荫冠和我被调南下，先说到湖南，到开封后，中南局决定改调江西搞财经工作，荫冠担任省财委副主任、财政厅长。6月初到了南昌，国民党军溃逃时，破坏抢劫一空，工商业大都停工停业，市场萧条，天又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赣江发大水，一方面要救灾、防洪；另一方面又要支援云集江西准备解放赣南及大西南的60万大军，筹集粮草、军需，担子很重。新解放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首要任务是抓恢复生产，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流通。他夜以继日的组织干部研究并分批下到各县各区去收购粮食和土特产。他自己也亲自下乡去调查研究，并配合军队和地方进行剿匪。又要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调整和发展工商业。为恢复扩大江西纺织厂，派人去香港购置纱绽，他选定了石天行同志。送石走后，他每天提心吊胆的怕石天行出问题。因为那时去香港和外商做生意是冒着一定风险的。直到石天行同志平安的回来了，他才十分高兴地放下了心。接着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及支援抗美援朝等等工作。他尊重省委的领导，重大事情都请示省委。他团结同志，关心青年干部。财委不少青年干部是从东北和刚解放的北平来的，都是青年学生，怕他们想家，过年过节组织晚会，他也参加跳舞，和大家一块包饺子，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干部有话都愿意跟他说。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他为江西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仍管财经工作。一天危大组（省妇联主任）见了他说：“老牛你升官了，升官就发财……”。荫冠说：“什么升官、发财，我对名利淡如水。”这个玩笑话，勾出他的心里话。后来他在给他三弟的信中写到“……个人地位的高低，我不在乎。过去受过不合理的打击，虽然影响我的职务高低，对此只要把是非搞清楚，大家都理解，就行了。目前与今后的地位不算低了，低一点我也满愉快，不计较此事。我也劝儿女们不要争官职的高低，应当努力增长知识与能力，多给革命和国家做贡献。
    荫冠同志不计较个人得失，遇事敢于坚持原则。如1953年夏季，同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那时，高岗怀着个人野心，在会上从批判薄一波下手，搞篡党夺权，攻击财经工作是路线错误。牛荫冠在大会上发言，针锋相对，以大量的事实肯定了财经工作的成绩，说工作中有错误，也不能视为路线错误。回省后在一次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我碰到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他对我说：“中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牛荫冠不回来，你等得着急了吧？”又说：“牛荫冠在会上作了得力的发言，他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荫冠回到江西后，我问了荫冠，他把会议详细情况给我讲了。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后来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上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被揭露了。荫冠说，这次揭露出来，对高、饶在财经会上的反党活动看得更清楚了。当时只感到他们的活动不对味，原来是别有用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西省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并有很大发展。农业发展很快，不但解决了本省粮食需要，还支援外省10亿多斤粮食和调出其他物资。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贯彻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荫冠具体抓制定江西省执行计划的工作。
    1953年，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建立156项骨干工业企业项目，中央决定从各省抽调一批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领导能力的干部到新建的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中南区政府领导人李先念，通知江西省委，说中南局已决定调荫冠到新企业中去工作。1954年1月份，荫冠被调到湖南株州飞机发动机厂，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赵辉调铁路机车车辆厂任党委书记。
    在湖南，荫冠在三机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张连奎）及省委领导下，努力向苏联专家学习工业企业的管理经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经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即制造出第一台中国自己的螺旋浆式飞机发动机。为此毛主席发来了嘉奖信。
    1955年9月，荫冠和我又被调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这是国家156个重点工程之一的大厂，他任厂长、党委常委，我是党委副书记。任务是接受苏联的帮助，试制喷气式歼击机。生产这种高技术的飞机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困难吓不倒创业的人们。不懂就学，边学边干。
    荫冠同志钻研学习精神很好。他到厂后，首先是了解工厂的状况，从职工情况到工厂布局、机构设置、技术基础等。白天到现场去看，和专家、技术人员、工人谈话。晚上在办公室看资料、图纸，直到深夜，有时竟伏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再看；甚至有时竞一夜不归。就这样，他很快掌握了工厂的基本情况和必要的知识。在新产品试制开始前，党委仔细研究了他的计划。首先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生产指挥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生产能力的平衡及后勤工作，职福利等方面。他和总工程师高方启同志一块抓重点生产单位和生产中的重要环节，配合得很好。
    荫冠自己亲手执笔写了大约10万字的企业管理条例。包括行政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劳动工资的管理等各方面。经党委讨论通过，在工厂试行，做到了人人有岗位责任，事事有人负责。他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胆提拔使用。认真推行考工晋级制度。同时实行党、政、工团各级干部下车间，每周两次固定工种参加劳动。在厂党委组织部印发的《体力劳动手册》上，由他参加的第四支部钣金工给他作的劳动鉴定上是这样写的：“劳动态度认真，能认真向老师傅学习技术，没有领导干部架子，树立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在休息时了解工人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对每个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车间经带打扫卫生，给我们讲革命斗争的故事，对我们教育很大。非常重视劳动纪律，对产品质量非常重视，所做的活，全部是优良品。那种忘我的劳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这本手册我还保留着。
    当时厂里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一班人非常团结，共同为进行新产品试制而努力。经过静力试验，飞行试飞，几百只眼睛望着蓝色的天空，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歼击机飞上蓝天，并且安全地降落在地面。这时，职工们、技术人员、厂领导干部兴奋已极，雀跃着，鼓着掌叫着。而我看到荫冠同志则低下头，眼泪流了出来。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大家守在车间，工人们、技术人员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一切此刻都涌上心头。提前一年多完成的试制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发来了贺电。1956年9月10日，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亲赴沈阳参加了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的庆祝大会。牛荫冠向全厂职工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贺电，职工们兴奋异常。
    经过长期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荫冠病倒了。他头痛得爆炸了似的。他说：他的头痛早已开始了，可是他忍耐着。长期吃不好，睡不好，病是劳累所致。后来党委决定，让荫冠和有病在身的党委副书记贾素萍、保卫副厂长李唯三人一起到江西南昌的飞机厂参观学习，并到上海和杭州走了一趟，算是休息了几天。但回厂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成批生产定型飞机和设计制造新型飞机的任务中。
    在此期间，牛荫冠作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被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八大”会议，参与讨论和制定我党建国后有重要意义的“八大”正确路线。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这个厂也不例外，结果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生产与管理制度给冲垮了，飞机就出了技术故障问题。牛荫冠和总工程师动员全体技术人员、老工人等共同努力，把飞机上出现的每个技术故障，一个一个地检查清楚，彻底排除，使这个厂制造出来的飞机又恢复了原来的质量。
    正在这时，突如其来遭到不公正对待，使他第二次失掉了全部担负的工作，回到了家里。1958年8月，我从工厂调到沈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任专职副主任。由于远离工厂，就在市内给我分配了两间小平房宿舍。荫冠仍住工厂。1960年秋天，荫冠突然接到三机部和辽宁省委通知，让他第二天就调离工厂。这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后，看见他的气色不好，呆呆的坐着，我问他；“你病了么？”他说：“没有。”我又问：“那你怎么这个样子回来了？”他说：“撤了我的职。”我说：“出了什么事故吗？”他说：“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后来听说某老总来了，荫冠猜到了几分。他没有工作可干，心情是烦闷的。平时他每次回来都是兴致勃勃，有说有笑，跟孩子们玩。工作越忙，他的心情越好。可是现在完全休息下来的日子是凄苦的，他又一次尝到了那种因莫须有的原因而失掉了一切工作的苦果。后来给他安排了个沈阳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但是没有工作可干，又没有干部，整天坐冷板凳。不能参加省、市任何会议，没有文件给看。一次三机部一位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对牛荫冠说：“这次调你的工作，不是因为你工作上有什么错误，也不是工作做得不好，而是外部原因的影响。这回三机部从部长、副部长到局长和工厂厂长，都受到了大批判，有的也调离了工厂。航空工业部部长、四局局长112厂厂长都换上原在某师的干部。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告诉荫冠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之后，中央军委换上林彪。军委分工聂荣臻管科技，贺龙管军工。这一变动之下，要想你们工厂的厂长不变动，是不会允许的。”1960年冬，还又叫他回工厂去接受“批判”，是军委派人到工厂指挥进行的。荫冠心里明白，虽然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他心底无私皆坦然，反而很平静，他又经受了与晋绥的一样的风雨，而这次风雨同样是来自一方的。
    在生活上，这一年冬天也是最困难的，全家住在两间日本式的小平房内。我生病住医院刚出院，荫冠和小儿子住在小间内。东北的冬天十分寒冷，暖气被冻坏，水箱漏水，屋内桌子上的茶碗都冻成冰了。孩子们寒假作业又很多，冻得伸不出手来写，手都冻得红肿了。白天都得裹上被子坐在床上食又不饱腹。一天夜里，荫冠和小儿子住的那间屋子顶棚全部掉了下来，真是万幸，正好那天荫冠去工厂接受批判没回来，小儿子在我这间屋里睡的。不然他父子俩人都会被压在顶棚底下，后果不堪设想。此后我们全家就挤在一间屋内，直到1962年8月。
    1962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调牛荫冠到北京另行分配工作。他急忙去了，住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两个月却没有人找他谈话。他去中组部问，中组部的同志暗示，需要找贺龙同志表态。荫冠想可以去找他，“解铃还得系铃人”。于是他去了贺龙同志家，他说：“我在晋绥在您领导下，对我教育很深。我离开晋绥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一定成绩，对我的鉴定都不错。我现在还能工作，要求贺老总帮助我，给我分配一定的工作。”贺问：“你想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晋绥就是做财贸工作，在大学时也学的经济，我还愿意干财贸工作。”贺说：“那你等着吧。”
    没过几天，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去全国商业部工作，任副部长、党组成员。他又有工作可做了。一有工作，荫冠的劲儿又来了，总是全力以赴，常常是夜里加班，赴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务院财贸小组提出建设性意见，在姚依林同志调国务院财贸小组任政治主任（仍兼商业部长），王磊同志外出参加“四清”工作时，经李先念副总理决定：在此期间，商业部党组由牛荫冠负责，主持商业部工作。在国务院财贸小组的领导下，他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尊重老同志的意见。在商业部工作期间，市场在三年自然灾害后逐渐有所好转。工作比较顺利，做出了成绩。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牛荫冠正住医院，他患心脏病。在住院期间又发现了黄胆病，好转后到疗养院休养。但是，这些所谓“当权派”、“走资派”还能住院吗？！一个个被赶回了家。回家后，向他外调的人很多，房子里坐不下就在院子里排队等候，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被调查的多数是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是被打倒的，不少是所谓被阎锡山收买的“叛徒”。来调查的人员说：“牺盟会是反动组织”，是“阎锡山的御用工具”。牛荫冠说：“《毛选》上毛主席说，“牺盟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他们说：“《毛选》也要修改。”牛荫冠一个个的接待，连午饭都是边吃边谈，谈得口干舌燥；到夜里累得半死不活，因为他还是病人。每次他都按实际情况谈，但来调查的人仍不满意，硬叫说被调查的人是“叛徒”，才满足要求。可是牛荫冠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他不能为了个人不受压，而对同志不负责任。他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牺盟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牛荫冠忍受着外调人员的辱骂，大喊大叫，大发雷霆，用拍桌子、低头弯腰、罚站逼他，而他始终按实际情况说。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30多年前的人和事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山西全省当时10个中心区秘书、90多个县牺盟特派员和牺盟会任命的县长的名字都记得。“文革”后，原在牺盟会工作的同志见了面都说，他们被斗时，心里默默地念着，牛荫冠可别死了，否则我们的历史无法弄清楚了。1968年4月初，他已买好了公共汽车月票，准备上班用。可是当晚牛荫冠被揪走了，还抄了家。这时只给家里留下70元钱生活费过日子。开始对他进行审查，每次审问都是大喊大骂，提审就是大骂。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阎锡山收买你，给了你多少钱？你是怎样出卖革命利益的？”牛荫冠说“我没有被阎锡山收买，更没有做一点损害党的利益的事。”到干校后，在监管之下进行劳动，掏厕所粪便，挖猪圈，最脏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有一次在菜地里，他的心脏病犯了，躺在地上，没有人管。对他审查外调，把敌伪档案都查到了，也查不出任何问题来。他被关了4年，直到1972年，由周总理决定，在外地的老干部均回北京检查身体，才让姚依林、吴雪之、牛荫冠等回到北京家中。住了半个月，又通知他们返回干校，继续监管，不许自由行动。但他心里坦然，仍然是那样乐观，同劳动的同志相处很好。历史已审查清楚，没有问题，但仍被某代表阻挠，不给解放，更不让回家。直到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才解放了他们。荫冠同志于1975年才分配工作，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陈国栋主任调走后，他任供销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后来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四人帮”掌握大权，李某篡夺了李光念同志对财贸工作的领导权，她的权大，领导6个部，她在供销总社整陈国栋、牛荫冠。这时的总社工作很难办，她让供销总社党组写一个“批邓”的书面报告，他们就拖着不写。她就批陈国栋、牛荫冠。那个时候的日子很难过。直到1976 年打倒了“四人帮”，尤其是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庙三中全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才顺利开展起来。
生  活
    中国革命和建设经过了漫长的、艰巨的、曲折的历程，牛荫冠随着历史的脚步，不停息的奋斗了60个年头。他是一个平凡的党员，不是英雄人物。但他忠实于党，坚定坦诚，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对个人和家庭的事，则很少费心。他殚思竭虑，刻苦工作。
    我们真正建立起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在结婚16年之后。不管在战争年代或是解放初期，都是各住各自的单位，在办公室睡、在食堂吃。南下到了江西省，仍是这样。星期六把孩子接回机关，就住在办公室，当时我们已有3个孩子，5口人挤在两张床上。星期一早晨送回学校、保育院。尤其是1954年初调到湖南，他在飞机工厂，我在铁路工厂，两厂相距20多里路，而且厂休不在一个星期天，交通又不方便。常常都是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1954年6月底，我生了最小的儿子，取名就叫铁航。直到1955年秋天，调到沈阳飞机工厂，他任厂长，我任党委副书记，工厂分配给我们一套宿舍，才正式建立了家庭，才朝朝暮暮相聚。我俩从相交到相爱，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缠绵不离，而是以诚相待，没有奢望，互相尊重各自的工作，互相鼓励前进，是同志，是朋友，是坚贞的伴侣。
    荫冠个人生活艰苦朴素，从不讲究吃穿，没有奢求。最喜欢吃面条，如果吃上一顿莜麦面，他就很高兴了。穿的也很随便。他常说：“衣服是为我服务的，我不做衣服的奴隶。”不论是在战争中，还是解放以后的许多年里，他身上总装着一个黄色的小针线包，衣服扣子掉了，或是哪里破了，自己就缝上。抗战时晋绥毛织厂出产的毛毯，给每个领导发了一条，这条毛毯一直伴随他50年，无论到哪里，这条毛毯就铺在床上。直到1990年兴县《晋绥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贺巨明同志来，才捐献给革命纪念馆。他们发给一份证书上写着：“您为我馆捐赠的照片、毛毯、针线包等，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荫冠同志尊重支持我的工作，从没有因他个人的事或家务事影响我的工作。我在工作中遇到不公平或是不顺心的事，回到家里常和他唠叨。他对我说：“遇事发火，是说明没有能力以理服人，才只有用发脾气的办法。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一个人不会一点火气都没有，但必须能压住火，能控制，平心静气的讲清道理。别人有缺点，让他自己去纠正，不能操之过急”，“对事情要能拿得起、放得下。难得糊涂……”他常以自己的行动来影晌我。他的处事做人无疑使我受益匪浅。
    荫冠同志是个思想敏捷、性情开朗的人。说话幽默，常常说些笑话，逗得人们哄堂大笑。1973年他从商业部干校回到家，当时我在粮食部固安干校，忽然通知我说，牛荫冠住院了，叫我回北京去看他。我请了假回到北京时，他正住在友谊医院。我去看他，一进病房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都肿了。我说：“怎么弄成这样了？”他好似正经地说：“我一个人在家，你在干校，我想你，把眼睛都哭肿了。”站在旁边的大夫和护士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因为拉痢疾，吃“痢特灵”药物过敏所致。这才使我焦急的心情放了下来。他很喜欢下象棋，技术还较高。也很喜欢听音乐，特别喜欢民歌、相声等，把郭兰英和新风霞的歌和戏曲唱片、录音带都买来，有空闲时就听听。他说他年轻时在学校还是个蓝球运动员呢！而这些年来，繁忙的工作压在身上，年纪也一年年老了，活动也少了。然而他仍然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很少看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
    他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但从没有责骂申斥过。他不娇惯孩子，他教育的方法是以身作则，启发孩子的智力。讲故事成了习惯，多数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讲历史故事，讲中国革命史，讲政治、技术、科学知识、讲父母亲参加革命的情况和家庭情况等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学识渊博，古今中外，涉及面广。讲起来十分风趣、幽默，孩子们非常爱听，而且边听边问。他们也把自己在学校的情况、自己的志向等向父母讲。这成了家风。
    在人妖颠倒的年月里，我们全家7口人，分散在6个地方：山西、陕西、内蒙古、吉林等地；有的插队劳动，有的在农场劳动，我和小儿子在粮食部五·七干校十五岁就当车工，活干得不错，守纪律，荫冠在商业部五·七干校，一家人5年没有见面。直到1973年才团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坎坷经历，一旦团聚，又恢复了这一家风，凑到一起，各讲各的遭遇。直到现在，孩子们都成了中年人，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但只要见面，仍然习惯性地坐在一起，兄弟姊妹们从政治、经济、国家大事到个人的事业、思想状况、家庭生活，无所不谈。有时竟谈到深夜。所以他们兄弟姊妹之间都很了解，那个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帮助解决，非常融洽、团结。我们5个孩子中，有3个是研究生、两个大学生，其中有两个都是由机关送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他们的事业心都很强，5个孩子都是中共党员。
    1982年，荫冠同志离休，他非常拥护中央对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自觉自愿地退下来。被选为第五届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及其下设的商业小组副组长。经常参加会议、参观等，在家经常练书法，找同志们谈心，心情十分舒畅。
    1987年开始，荫冠同志除了原有的心脏病外，又增添了脑血管疾病。逐渐的记忆力减退，走路困难，说话也减少了。但他仍坚持每天看报、看文件、同来访同志谈话。仍然参加人大会议，走路不便，坐轮椅也要去参加。他关心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
    他常常怀念过去战争年代一块儿工作的战友。虽然他自己说话、走路都不方便，但他还是想看望一些老同志。例如，到艾中全同志家得上楼，我搀扶着他一步步地很困难才上去。还到段云、王磊、雷任民、韩向黎和刘伯英等同志家去看望。和同志们谈谈，他心里很高兴。几十年的历史风尘，并未使他忘记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他说，韩钧同志是个有才华的同志，可惜他早年逝世，不然他对党对国家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怀念牺牲了几十年的吕调元、纪毓秀同志，他用颤抖的手给安庆洙和薄一波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说：“写历史丛书不要忘了他（她）们。荫冠住医院卧床一年多，他想的是国家大事，怀念老战友和烈士们。每当战友来医院看望他时，他总是紧紧握着手不放。后来虽然他已说不出话，但是他能以眼神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有一天，薄一波同志到家中看望荫冠，尽管他不能用语言表达心声，但他用喜悦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表达了战友的深情厚谊。
    病魔吞噬了他的生命，但他曾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以强者的姿态走完了人生的里程。他那清澈的目光，似乎永远看不到烦恼。而他一生的甜、酸、苦、辣，都成了过眼烟云。1992年5月10日，他谢世而去撒手尘寰平静、坦荡、默默地永远走了。
    回眸往事，心绪难平，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就此结束了。
    荫冠同志！安息吧！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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