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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中)
发布日期:2016-06-22 15:1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愿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愿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 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 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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