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不忘初心—亲历者回忆建党细节

发布日期：2016-06-28 17:5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吴殿尧

1920年8月，陈独秀组建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图为该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供图：吴为）

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当年的先行者究竟有怎样的际遇、怎样的心态？回望来路，不忘初心。让我们通过亲历者的一些文字或回忆，回到那个伟大起点，感受先行者们追求真理、为国为民、敢为天下先的情怀。峥嵘岁月打磨了回忆，片言只语难免疏漏与错讹，但这依然无损我们对于先行者的敬仰与怀念。

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写信与李大钊等商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首推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揭竿者。作为近代中国最敏锐最有冲击力的思想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便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他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和“赛先生”（指“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奔走呼号，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右倾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图为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局部）。(供图：刘志）

而另一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则有更多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被称为首倡建党的“南陈北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决定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席正式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没有留下回忆建党的文字，我们只能从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文章或言论以及其他亲历者回忆中，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理念，特别是建党动机。

关于陈独秀的一些情况，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维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他参加党的一大的经过：“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董必武是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与毛泽东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37年他向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回忆了他参加中共创立的过程：“……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

李达：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

李达在建党前后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1955年对访问者回忆说：“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 (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在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李达还回忆了毛泽东出席一大时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

陈潭秋：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等

陈潭秋曾任瑞金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粮食部长。他牺牲前于1936年发表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是最早回忆一大的文章，细节真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

蔡和森：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做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

1931年壮烈牺牲的蔡和森，是党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在1926年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为题，阐明党的成立是历史使命的呼唤：“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做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近年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渐渐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了，并图谋反共产党的举动了。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这些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和污蔑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的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地了解的。”“现在奸狡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压迫的方法手段恐一天天地进步，我们如何能用旧的方法以应付他们呢？（迫）切要求有一明白历史的发展客观的环境和今后的倾向的党了——即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

1935年牺牲的烈士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初，他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他在随后写的《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中，写出自己偷渡国境赴苏俄的兴奋心情：“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俄国之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

张太雷：中国的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掀起之后也已开始觉醒

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并在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张太雷，是中共最早见到列宁的人，他在1921年6月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第23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请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比先前更加关注远东的运动，并给予更大的支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三大柱石之一的毁灭。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解决了自己的任务……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只要你们能予中国以一定的关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各派革命力量定会给我们以相当援助。现今正是我们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大好时机。那里青年学生已奋起反抗旧的社会制度，其中许多人眼下正彷徨于十字路口，因而我们应当前去帮助他们，将他们引向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掀起之后也已开始觉醒。目前在中国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我们应当用鲜红的旗帜保护这些幼芽，而不应使它们变成黄色的。”

邓中夏：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

1933年牺牲的烈士邓中夏在生前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回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情况：“1921年1月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周恩来：《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回忆他在建党前后的情况：“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吴殿尧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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