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101岁老红军黄友端回忆

发布日期:2016-07-14 15:3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杨丽娜、常雪梅

 

1937年,红军电话兵在为总部架设电话线
    核心提示
 
    80多年前,16岁的他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一支筚路蓝缕却面容坚毅的队伍,冒着隆隆炮声,迎着阵阵硝烟,翻越雪山,踏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天,他已经101岁,因为参加过长征,成为传奇人物。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已长眠于地下,每每念及昔日的战友,他都神情肃然,感慨万千。5月25日,在辽宁省金秋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101岁的老红军——黄友端,亲耳聆听老人家在长征路上的传奇故事。
 
    101岁的黄友端笑眯眯地坐在沙发里,沙发后的墙上,大红底烫金的“寿”字分外醒目。这个“寿”字,他当得起。据辽宁省委老干部局主任陈文东介绍,目前我省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只有24位了。
 
    爱吃甜食,爱喝咖啡,爱看电视剧,高兴的时候还会点上一支烟,和年轻人逗逗乐。除了腿在去年意外摔伤不能行走外,101岁的黄老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声音洪亮,思路清晰。
    说起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与坎坷经历,老人总是淡然一笑,他说自己的一生极为平凡,没有必要炫耀。
 
    刚参加红军时,有一件棉衣服成了最大的奢望
 
    “我是1932年1月正式参加鄂豫皖红军的,当时才16岁。由于我的个子矮,拿不动枪,只得在11师33团1营当了勤务兵。参加红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头换面’,当时红军不发统一服装,我从家里出来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褂要剪短,于是长袍子被剪成了半截身。”黄友端回忆。
 
    黄友端跟随红四方面军先后转战湖北、河南、陕西、四川。沿途饥一顿饱一顿的,就盼着打土匪打土豪,可以吃顿饱饭。天气逐渐转冷了,红军战士大部分还穿着单衣,真是饥寒交迫。当时的黄友端还穿着学徒时的半截长衫,能有一件普通的棉衣服成了他最大的奢望。
 
    黄友端说,最苦要算翻越人迹罕见的大巴山了。此山横亘于川北和陕南之间,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气候恶劣,当地人叫它“二百一”,即上山70里,山梁70里,下山70里,一天翻不过,必须要在山上宿一夜。当时已是11月底,上山前,指挥员传下消息说,每个人都要背一捆稻草或柴火。黄友端并未当回事,因为山下还热得可以洗澡。可是一爬到山腰,逐渐下起小雨,再向上爬就下小雪了。到了山顶,已经下起鹅毛大雪,冰天雪地。由于空气稀薄,高山缺氧,战士们越走越吃力,脚下的草鞋结成冰,脚趾冻得麻木。战士们垫上稻草,你拉着我,我牵着你,慢慢行进着。
 
    夜间寒风刺骨,战士们冻得直打颤,只好几个人背靠背围挤在一起,相互用体温来取暖,下面铺上稻草,上面再蒙上一个线毯和衣而眠。当天边刚刚泛起一丝白光,队伍又开始行军了。黄友端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幕,就是行军中看到战友们像雕塑一样坐在那里,等走到跟前,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座山上。
 
    经过3天艰苦的行军,终于翻越了大巴山。下山后饿得不行,黄友端误把桐油当菜籽油吃了,结果拉肚拉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非常高兴,毕竟结束了近3个月的跋山涉水。
 
在通江县,当上了让人羡慕的电话兵
 
    说起自己当电话兵,黄友端说:“那是红军创建了川陕苏区后,随着战事的推进,军内奇缺电话兵和司号员。”
 
    1933年4月,在通江县,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黄友端参加了第一批有线电话训练班,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的一名电话兵。
 
    黄老回忆,当时红军把电话兵看得很重,一看见电话兵带来了电话机,就如获至宝。
 
    电话机一般都安装在部队首长的住处,电话兵分秒不能离开电话机。由于线路不好,都是单根线通话,遇到刮风下雨不是电铃不响,就是声音很小,所以要昼夜拿着电话机查听。大约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试线一次,发现断线,不分昼夜立刻出去查修。线路大都架在森林草丛中,深夜查线更是难上加难。由于没有备用电话机,途中行军叫线,每走一段就要用手拉一拉线,判断是否断线。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把线叫通。
    当时最让他头疼的是接听传达电话内容。黄老说,在二三百里的距离中通话,往往首长讲的话听不清楚。因为很多首长说的都是方言土语,相互通话很难听懂,这时就需要电话兵来帮他听转电话,加上电话声音又小,如若传错一句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电话兵负有重大责任。所以,每传一次话都是提心吊胆、满身是汗,生怕把电话内容传错。常常一句话要复述好几次才传达给首长,全凭电话兵灵敏的听觉能力。
 
    黄友端虽然没有文化,但非常喜欢琢磨电话机,经常偷偷将电话机拆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听到对方讲话,并把电话机的结构、连线画出图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研究,黄友端可以解决一些小毛病。各军部电话机有故障时,常常找他去维修,他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电话兵。
 
    黑夜里,朱总司令派人送来马灯
 
    1935年11月初,红军南下,翻越泸定岚山进入天全县城,总部设在仁义乡程家村。
 
    一天傍晚,电话班里只剩下黄友端在值班,其他两个战友出去查线路了。“电话旁的麻油灯一跳一闪地亮着暗黄的微光。白色的小瓷碗盛着灯油,半截捻子浮插在上面。由于点得时间有些久,捻子沉到灯油里面,小房子里忽地漆黑一团。我就摸着黑去找灯芯,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黄友端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摸摸索索地拿起电话,朱老总浓厚的川北口音传过来,‘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我向朱老总讲了当时的处境。朱老总说,‘你为什么不去后勤部要?’我就说,‘说过,但是没有要到。’朱老总没有再讲什么,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半袋烟的工夫,两个红军战士过来了。一个稍稍年轻的战士对黄友端说,“我们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给你送马灯来了。”边讲边把马灯放在了木桌上。黄友端兴奋地端详着朱老总的马灯,锃明瓦亮的玻璃罩,黄铜的金属灯架有些锈迹和印痕。“那个时候,马灯是红军的宝贝,非常稀罕。”当黄友端旋开油嘴,扭亮灯芯,烟熏火燎的小屋子一下变得通亮雪白了。警卫员没有马上走,他告诉黄友端,担心你人手不够,朱老总命令两个警卫员要坚守到查线人员回来才能返回。
 
    黄友端向记者讲起这段经历时,脸上泛起激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朱德总司令那个时候在左路军,他脸庞消瘦、胡子很长,人好,体贴部下,一双慈爱而有神的眼睛,透着安详温厚。”
 
    走出草地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7月,黄友端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黄友端说:“没有吃的是最大的困难。”
 
    在过草地之前,战士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把大米用水泡,用锅炒,做成黄黄的糌粑炒面,每个人背了满满两袋子。7、8月份又逢雨季,草地上一潭潭积水很深,稍不留意就会陷下去,有些战士就陷下去牺牲了。这里气候极为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夜晚,穿着单衣的红军,每个人只披着薄毯子互相取暖。如果遇有难得的星空,大家就会谈得很晚。黄友端说,那时他所在的电话班会互相讲讲故事,最高兴的就是回忆如何斗地主。
 
    到最后,每个战士的米袋子都空了,袋缝中还残剩一点,每天用舌尖舔一舔。饿得没办法了,只好去采野菜吃,于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成了红军的果腹之物。白天行军采一大包野菜,用水泡后切碎,如果吃了肚子没有疼或者没拉肚子,晚上大家会坐在一起认真地描述叶子是什么样子,开会交流经验。
 
    提起吃牛皮带的事,黄友端说:“吃牛皮带可是要费一番工夫的。牛皮带先是用火烤,直烤到牛皮卷曲、发脆,然后用水煮,切成小块咬着吃。大家咬着皮革,一边咀嚼,一边吞咽,嘴里百味杂陈。”
 
由于长期饥饿与疲劳,快走出草地的那几天,许多红军战士爬不起来了。黄友端看到了,上前搀扶,他们嘴里断断续续地说,“我走不了了,你走吧。”急得黄友端与战友只能偷偷地哭。电话班战士上路后,扭过身来安慰他们,“没有事,后面还有我们的队伍。”一路上,牺牲的同志都是趴着或者卧着的姿势。
    就这样红军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
    “最让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在最艰苦的长征行军中,1936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顽强的意志向党证明,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黄友端坚定地说。
 
    在保安,给毛主席安装电话交换机
 
    1936年10月,黄友端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县,受到红一方面军的热烈欢迎,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结束。
 
    三军会师时,空场上搭个台子,2000多人一起开会。政治部的领导上台说,我们更加有力,更加团结了。会后,每个班发了3只草鞋,由班长、副班长拿着,哪个战士的鞋坏了,可以去换1只新的。部队     还休息了两天,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大家激动万分,比过年还开心。
 
    11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保安(志丹)县城,受到中央军委机关的热烈欢迎。这里山多沟多,交通极为不便,而且比较荒凉,县城不大,多数房屋倒塌,街上百姓很少,到处是红军战士。
 
    安顿下来后,黄友端所在的电话排被合并到军委通信连。全连共三个排,一排是徒步通信排,二排是骑兵通信排,三排是电话排。没过几天,上级派电话排给中央首长安装电话。
 
    当时中央首长居住在县城东边的山脚下,不太大的院内只有几排窑洞。黄友端说,安电话时他才发现,党中央的有线通信设备很落后,只有一个电话班,而且仅有一台五门的旧总机,而红四方面军光电话兵就有一个排,有一部西门子20门的交换机。
 
    “这次,是将四方面军的那台20门交换机安装给中央首长用。也是在那次安装交换机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黄友端说,“毛主席穿得与红军战士的服装一样,一点也不像大领导。最稀奇的是,我还看见一个外国人,长得怪怪的,一打听才知道,他叫李德。”
 
    干了一辈子通信
    1949年沈阳解放后,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派黄友端去筹办沈阳通信教导大队,任教导大队副队长,1950年8月教导大队更名为沈阳通信学校,黄友端又兼任教育科科长。在那个年代,沈阳通信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通信人才。
    1950年9月,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调黄友端去辽西军区司令部任通信科科长,负责军区司、政、后机关,军区直属的几个师、团,还有与省政府机关的有线通信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通信科同时还担负着为抗美援朝选拔、培训、输送通信兵的任务。
    1960年,黄友端被调到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主管全省邮政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通信事业做贡献。
    离休后,黄友端时常伫立窗前,眺望远方,用儿子黄军的话说,也许是经过了大风大浪般的考验之后的沉淀,他突然变得温顺起来。
    黄友端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大儿子黄军常常坐在他身边,听他回忆当年的经历。根据这些记忆,黄军已经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录。黄友端说,这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