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之十）

发布日期：2016-05-23 14:01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作者：胡遵远、李玉迪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1年11月组建，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川陕（史称第一次西征，西路军的西征称为第二次西征，都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红四方面军入川军事行动上的24个“第一”

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自通江县两河口乡进入四川，建立了以巴中为首府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上的24个“第一”。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还剩30000多人，红二、六军团已不足8000人了，而红四方面军打破“川陕会剿”后壮大到100000人的大军；甘孜会师时，红二、六军团只有5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尚有50000多人；会宁会师时，全军只剩50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40000多人；西路军损失后，全军只剩30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仍占20000多人；就是这红四方面军占20000人的30000红军，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最后发展为百万大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红军入川第一支部队—红73师217团

红73师217团（先遣队），1932年12月17日凌晨，在团长洪美田、政委闻盛世的率领下，从陕南西乡出发，经两天急行军，翻越“巴山天险”，12月18日占领川陕边陲通江境内两河口，守敌1个连闻讯逃窜。红军大部队随即抵达。

2、红军入川的第一个乡（站）——两河口/泥溪场

红军入川的第一乡是通江县两河口，但并未在两河口停留，主力部队于21日进至泥溪场，正式提出：“红军停止转移，在川北创造根据地”的口号，即在泥溪场建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分兵向通江、南江、巴中发展的计划，所以有“泥溪场是红军入川第一站”之称。

3、红军入川解放的第一座县城——通江县

根据在泥溪场分兵分别占领通南巴县城的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11师、12师从泥溪场出发，经毛浴镇前往通江城，25日占领了通江城——“红军入川第一城”。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川陕两省交界的两河口，兵分三路：红10军横渡宕水占领沙溪、洪口，向东发展；总部率兵到瓦室铺后，73师越过火天岗，直驱新场坝、平溪坝，向南挺进。红11师、12师沿江而下，于1932年报2月25日解放县城通江。1933年1月23日解放了巴中县，2月1日解放了南江县。

4、红军入川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越秦岭，翻巴山，挺进通江，于当年12月18日，抵达通江两河口，建立了入川第一个工农政权。

5、红军入川的第一个向导——吴尚德（吴瑞林）

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向导是吴尚德（吴瑞林）。1932年12月上旬，川北特委指示巴中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驻通江）到川陕边境去迎接红军。中心县委吕子谦、戚运元、吴尚德、洪玉漫4名成员按指前往，可被土匪王三春挡路折回后，又派川北口音的吴尚德1人前去迎接。途中，遇钢溪河团支书报信：“红军大部队已到泥溪场”。吴尚德火速赶到后，红军哨兵认为是敌人探子，将他关了起来。吴尚德边砸门边大喊大叫，惊动了看守战士，向上作了报告。总部宣传科长朱光前去问他，吴尚德说：“我是地下党组织派来迎接红军的，他们把我同坏人关在一起，我要出来汇报情况。”朱光把吴尚德关进一个单独房间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找他谈话，吴尚德汇报了中心县委执行川北特委“迎接红军”的指示等情况后，曾中生又带参谋向吴尚德问询了前往通江的路线等。第二天，几个卫兵把吴尚德送到12师，师长邝继勋接待了吴尚德，吴尚德向邝师长详细汇报了通江城敌人的兵力部署、地下党在保安队和民团组建党团组织等情况以及占领通江必须先占领北山的战况分析，邝师长听后立即叫吴尚德当向导，带路攻打通江城。虽然说叫吴尚德当向导，但红军的警惕性很高，还是将他绑着前行的。快到通江城10里左右时，邝师长将吴尚德松了绑。部队占领城北山制高点后，城北门上很快挂起了白旗，吴尚德知道是地下党团组织迎接红军的行动，他心中一激动，拔腿就往城里跑。邝师长拉住他说：“别急嘛，等火力布置好后，你再把先头部队带上去。”火力布置就绪后，邝师长叫吴尚德带路，领着百余名将士，扑向城门，占领了通江城。通江城解放的第二天，邝师长带吴尚德到诺江公园见到了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吴汇报了到巴中的路线和巴中城的地势等情况。徐总说：“小吴，你给我们带路，攻打通江城，干得很好，还要你给红军带路，去攻打巴中城呢！”随后，他给红军带路，打胜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仗——鹦哥嘴战斗。

6、红军入川第一仗——鹦哥嘴战斗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由陕南翻越巴山到达通江北部边陲场镇两河口（今河口乡），守敌一个连闻风逃窜。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向泥溪场推进。占领该场后，即以红10师朝通江东北的洪口场前进，向东发展；互达瓦石铺后，又以红73师朝涪阳坝、平溪坝等地向南江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红11、12师直取通江城。当时，四川军阀在川西混战，川北防务空虚，通江城只有田颂尧的边防军1个营和保安队把守，加之保安队早被地下党做工作，不战而降，边防军也随即投降。12月25日顺利解放通江城后挺进巴中，28日抵达鹦哥嘴。

鹦哥嘴位于通江城以西10公里处一座山顶上，是巴中通往通江的屏障。山下是杨柏河，历为兵家攻守必争之地。红军抢占后，立即察看地形，制定作战方案连夜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第二天，田颂尧第一路司令李伟如率陈宗进旅及罗乃琼师（第三师）、万选青旅一部，由巴中方向朝鹦哥嘴猛扑。开初，李伟如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根本不讲战术。他们到了山下，立即向红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一群一群地往上涌，遭到红军毁灭性打击。据当时担任红12师副师长兼34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

鹦哥嘴战斗，是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仗。敌人是不讲战术的军队，哪里是我们红军的对手？！待敌接近阵地前沿几十公尺时，全团火器像刮风似地射击，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前面的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逃；后面的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退下的敌人冲了个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向敌群里猛打，敌人的死尸、伤兵，伴随着枪支、石头，像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往下滚，有些敌人见退路拥挤，干脆从两侧跳崖逃命。

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敌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敌人学乖了，像乌龟似地爬爬停停，只要我们的枪一响，就往后缩。我见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司号员一起站了出来，十几把军号齐鸣，营的旗帜、排的旗帜一起树了起来。几十杆红旗迎风招展，战士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敌人冲去，我也提着大刀，带着交通排向山下冲去。

山沟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伤兵，脑袋崩裂的，缺胳膊断腿的，躺在地上叫爹叫娘的，挂在树丫上喊救命的，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真是丑态百出。

鹦哥嘴战斗，是红军入川后和四川军阀部队的第一次交锋，不到3小时，歼敌1个多团，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7、红军入川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　

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在通江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以袁克服为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

8、红军入川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3年2月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9、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通江县王坪红军烈士陵园

川陕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位于通江沙乡王坪村，此处有7800余名烈士的忠骨安眠于地下。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原名王坪烈士陵园，1934年7月决定修建，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并绘制图案与书写碑文，历时4月，于当年12月21日竣工。通江籍老将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题写园名。1951年，王维舟、余洪远率中央访问团在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82年，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为王坪烈士陵园亲笔题词：“学习革命先烈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为王坪烈士陵园题诗：“不忘鲜血洒王坪，何日归去得祭坟。革命传统勇为祭，振兴中华慰英灵。”后经中共中央民政部批准，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该红军烈士陵园原名王坪烈士墓，始建于1934年，是全国最大、最早的大型红军烈士陵园。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8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烈士纪念性建筑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纳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1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开始对陵园进行改建和扩建，将原来的35亩陵园核心区扩展到350亩，把分散在通江县50处的17225名烈士散葬遗骨迁移至烈士陵园，使整个陵园安葬英烈达到25048名。修缮一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由红军烈士陵园、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群、王坪新村3部分组成。

10、全国唯一以革命领袖命名的公园——“列宁公园”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魏传统题写园名。

11、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平分土地”　

平分土地”石刻标语，位于通江县至诚乡佛耳崖上。1934年春，为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和迎接红五月到来，九子坡苏区主席马昭书与红10师政治部錾字队共同协定，在高30米宽60米的佛耳崖峭壁上凿刻巨幅标语，字高5、7米，宽4、9米，笔画0、65米，字道深0、1米，被称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

12、全国最知名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

赤化全川”石刻标语，位于通江县沙溪乡海拔800多米的景家院悬崖绝壁之上，1934年由红四方面军錾字队凿刻，字高5、5米，宽4、7米，字道深0、35米，大的笔画宽0、7米，字间距7、1米，笔画槽里可以仰卧一人，当地百姓称之为“红云崖”，响誉中外。

13、红军入川第一幅石刻标语——“争取苏维埃中国”

争取苏维埃中国”石刻标语，位于通江城壁山石壁上，1933年初，由川陕省委宣传部汪易和一杨姓红军共同书写，由鹦歌嘴、杜家坪（今民胜镇）的石匠錾刻而成，字高宽各2米左右，正楷，雄健遒劲。

14、字数最多的红军石刻标语

字数最多的红军石刻标语，位于通江回林乡土地垭口。1933年由89师竖碑錾刻，碑高2米，宽0、4米，厚0、3米，正面刻着：“工农劳苦群众们，我们不要怕敌人，我们要起来同刘湘拼命。害怕敌人就被敌人整死。只要坚决斗争，消灭敌人，才是我们的出路。”共52字，两侧刻着一联：“升官发财是军阀，死伤流血是士兵。

15、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党岭山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西进，由丹巴翻越党岭雪山到达八美，党岭雪山海拔5000多米，是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所翻越过的雪山中最高的雪山，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攻下八美后，红四方面军继续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对(新龙)等康北重镇，以求得在这一地区较为充分的休整，是跳出蒋介石在雅州所布包围圈后，为第二次北上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16、红军建立的第一支女兵队伍：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该营下辖4个连。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便在通江县鹰龙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川军田颂尧一个团，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同期，邻近的苍溪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2月，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也在旺苍坝（今旺苍县）成立。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需要，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川陕甘计划》，要求：“各县组织一支女侦察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后方，组织看护队、慰问队、洗衣队、妇女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在敌人后方办招待所，男子在前方打仗，女将在后方煮饭送饭，站岗放哨。”方面军总部以及川陕苏区46个党政区机关从通江县南移旺苍坝后，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2团。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妇女独立师由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1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第2团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人员有比较大的减少。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同年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最终折戟祁连山。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中多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上是罕见的。抗战前夕，我军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便成为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

17、红军建立的最早的“造船厂”—— 苍溪县嘉陵江畔王渡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两岸山峦耸立，江面宽阔坦荡，江水奔流湍急，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为阻止红军西渡，敌军在300多公里的河岸上部署了53个团的兵力，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并强迫当地百姓在重要滩头挖掘陷阱、埋插竹签，构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渡口选定之后，红四方面军领导要求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内造出至少70只船，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为防止这一计划被敌人识破，必须要选择一个十分隐蔽的场所造船。徐向前亲自率领参谋人员仔细勘查，最后将造船地点选在了离塔子山15公里的王渡场。这里与主渡口相距不远，中间隔着一座山，山高林深，山脊后还有个宽广的平坝子，可以集结部队，是隐蔽造船的好地方。

当时，没有船坞、没有工人，更没有工具和造船用的原材料，红军自己动手造船困难很大。嘉陵江东岸的老百姓，知道穷人的部队来了之后，纷纷参加红军，并愿意为造船出力。许多老船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大巴山下、渠江两岸，昼夜兼程赶来帮助造船。造船只能用特殊的干木，森林里的湿木派不上用场，当地的青壮年就从数百里外为红军运来了大批木材。有的老百姓贡献出了自己的床铺、门板、棺木，甚至油漆嫁妆用的桐油。就这样，在川陕边根据地人民的倾力支持下，一个100多人的红军“造船厂”在丛林中秘密地开工了。

老船工李在安受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委派，来到王渡场，为红军造船进行技术指导。木工出身，时任30军政委的李先念，多次亲临造船工地，了解造船工程进度，并亲自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在造船的过程中，铁钉奇缺，而且连个最起码的熔炉都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工人们就从当地收集了许多破锅、烂铁和废钟，敲成一块块细小的碎片，然后在山上挖一个很深的熔坑，把碎铁放进去，不分昼夜地烧炼。等碎铁熔化后，经过锤打，做出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钉子，保证了造船的需要。在边区百姓和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军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奋战，最终造出了75只“五扳子船”。这种当地人叫作“毛蚌壳”的船，长约4.7米，体积小、重量轻、划行快，每只可容一个班的红军，非常适合强攻渡江的需要。

林中造船，地上行舟。为了把造出来的75只船运到渡口，工人和红军战士们把船只用草绳缠起来，绑上木棍，用肩抬着走。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在夜间搬运船只，并将船底朝天，上面覆盖着树枝、竹叶和茅草等。

1935年3月28日晚9时许，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出“急袭渡江”的战斗命令。渡江突击队将建造好的75只木船轻轻推入江中，在夜幕和江水声掩护下，偷袭成功。次日拂晓，红军陆续渡过嘉陵江，并趁势扩大战果，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

18、长征中唯一携女儿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最勇敢的女红军——曾广澜

入川不久，曾广澜就奉命组建妇女武装，她跟“假小子”陶万荣一起，并肩扛起红四方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的战旗？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县城成立，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全营总共300余人，编为三个连队？除营长？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外，大都是来自大巴山区的穷姐妹，苦丫头，童养媳？全营战士，是清一色的巴山女红军？

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为第一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她还担任过中共巴中市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局长？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长征中，她跟女儿蔡萍迹相依为命，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难跋涉，受尽了风霜雨雪之苦和饥饿疾病的折磨？1936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时，母女俩靠着一匹小青马，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曾广澜又被调回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特派员？到职后,她便领上女儿蔡萍迹,随同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一起渡过了黄河,踏上艰险而又悲壮的征途？

19、红军第一次在民族地区尝试建立民族自治政权——“波巴政府”

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

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波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党代表，刘绍文担任顾问。

波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曾帮助当地藏族人民建立“波巴政府”，这是红军第一次在民族地区尝试建立民族自治政权。1936年2月，红军西进康北后，积极帮助康北人民组织各级波巴政府。早在1935年5月，红军在长征进入民族地区的初期就提出：“对少数民族政权组织的形式，决定成立回番人民政府是过渡到苏维埃政府的一种组织形式”。红军在甘孜藏区首先建立的是县一级波巴政府，在县一级波巴政府建立的基础上，又筹建了波巴中央革命政府。1936年3月至4月，红军先后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6个县级波巴政府。

道孚是康东通往康北的大站，灵雀寺傍山耸立。1936年4月14日，藏汉人民在红军帮助下，胜利召开了道孚波巴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波巴人民共和国道孚县独立政府。会议通过了《土地暂行条例》、《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等。在宗教问题上，《条例》规定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喇嘛有外出念经的自由，但报酬得由群众自愿；喇嘛及喇嘛寺有经商自由，但不得用大斗小秤与高利贷剥削；喇嘛寺及喇嘛之枪支，必须在政府登记，领取使用证；群众有信教自由，寺庙不得强迫群众信教，已经当喇嘛的群众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喇嘛维修寺庙及举行斋醮时不准派差、派款或估要财物，但群众自由乐捐，政府不加禁止；无论僧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执法之权属于政府；寺庙堪布由喇嘛公推，经当地政府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授职。这些规定，说明红四方面军在当时条件下，对喇嘛寺庙的改革，已能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制定出较为恰当的政策。这些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的规定极为近似。

当红三十一军帮助道孚人民建立县波巴政府的同时，红三十军在刘伯承、李先念、陈昌浩、程世才率领下，向炉霍挺进。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四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对寿灵寺“围而不打”的方针。巧取寿灵寺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又于3月27日电告陈昌浩，对“寿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于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因红军指战员进寺之后，一面向被俘僧众讲解党的有关政策，一面采取保护寺庙措施，并争取、团结了该寺大喇嘛相子益多西吉，通过他做甘孜寺和炉霍觉日寺的工作，从而使红三十军向甘孜进军时，受到了觉日寺和甘孜寺的热烈欢迎。

红军于进军途中连续赢得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黄教寺庙的信任和支持，对于稳定康北形势，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在红军的大力帮助和指导下，组成了以甘孜县孔萨土司为委员长，白利土司为副委员长，甘孜喇嘛寺督巴香根为秘书长的波巴全国大会筹备会。波巴全国大会筹备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广泛宣传“兴番灭蒋”，派人四出张贴宣传。波巴临时中央政府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党和红军抗日反蒋的主张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保护喇嘛寺等民族宗教政策传播到高原各个角落的藏寨、牧场、寺院，为波巴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的“互助条约”，与德格土司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5月1日，德格、甘孜、道孚、炉霍、瞻化、泰宁、雅江、理塘、白玉、邓柯，石渠、同普、大小金川共16县的代表约700余人齐集甘孜，参加波巴全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天，甘孜县城关帝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人们身着节日盛装，骑着骏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5月5日大会通过了《波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选举了波巴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员，宣布了波巴政府的10条政纲。

《宣言》历数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军阀、官僚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指出：“蒋介石更是变本加厉引进英日侵略者，不但出卖满洲，还要出卖康藏”，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号召波巴人民“一致奋斗，为解除过去的痛苦”，“不分教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地去干这番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大会决定，由于红军帮助藏族人民“兴番灭蒋”，因此与抗日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

波巴中央政府驻甘孜县城孔萨土司官寨，下设民政、农业、畜牧、军事、外交、司法、民族、财政、宗教等9个部。每部设有正副部长一人，另设一中央政治检查处。德格土司大头人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康区富商帮达多吉任财政部长。

1935年，红军提出建立波巴政府的设想，政府中占主要地位的“当是番族中的穷苦群众奴隶、牧民、工人、贫民、中农和热心革命的分子。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革命的小喇嘛、小土官赞助独立解放运动的也可以参加政府工作。……对于一切主张或赞助番人独立解放的个人或团体，都应当扶助他们、联合他们”。

波巴中央政府从组成人员看，以藏族僧俗上层人士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非常明显。波巴中央政府3个主席副主席，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德格土司担任主席、孔萨土司、麻书大头人担任副主席。在甘肃发现的西北联邦政府会议记录中提到波巴政府中，还有两名活佛担任职务。

波巴政府的组建过程较完整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实现了红军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各阶层在抗日反帝反蒋基础上的联合，使康北成为新型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康北根据地呈现出稳定、团结、生机逢勃的局面。就连当时国民党出版的书刊中也指出：红军在康北“大肆提倡僧士合作，四处宣传不杀人，不改西康人民习俗，极力保护(寺庙)喇嘛寺，商人照常做生意，一律保护”，可谓气象一新。

20、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武装队伍——藏民独立师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红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该师装备有300多枝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　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马骏身穿藏袍，脚登皮靴，头戴狐皮帽，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他用洪亮的声音，分别以藏、汉语进行了动员，正式宣布：“丹巴藏民独立师正式建立了，热烈欢迎各民族青年参加！”接着，马骏又具体说明：“今后，新老干部都要有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打倒我们所有的敌人。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实现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1、红军长征中的唯一一次体育盛会——红四方面军“五一”运动大会

长征开始后,由于战斗频繁,行军流动性大,部队体育运动相对减少。在漫漫长征路上,广大红军指战员利用战斗行军的间隙,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这是中国兵文化和体育史上的奇特景观。红军这种体育活动,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炉霍县举办的“五一”运动会是其中的一次。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实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战略目的后,决定红军两大主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至次卑拳夏之交,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煮率领左路军进入西康境内,来到炉霍、道孚、甘孜一带(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这时,红军指战员由于长途跋涉,屡经周折,部队身体素质较差。于是,左路军决定在此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在此期间,朱德在部队积极倡导开展文体活动。在他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专门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一一红场委员会成立了。 1935年4月,红场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采纳朱缝的提议,于5月1日在川西北高原的炉霍县举行一次运动大会,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促进部队文体活动的开展。经过充分的准备,5月1日上午,红四方面军运动大会如期在炉霍县寿宁寺附近的一块大草坪上举行。这次运动会设有球类、田径、刺杀、投弹、识图、测距、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搭帐蓬和烧牛粪等比赛项目,体现了长征中的体育运动为军事斗争服务的特点。

22、红军攻克县城最多的一次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28日晚，战役开始。红30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迫近对岸时被守军发现，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登岸，全歼守敌１个营，攻占滩头阵地。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相继渡江投入战斗，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援敌１个旅。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敌１个旅，直插剑门关。红９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于31日攻占阆中。

4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急忙亲率10个团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4至15日在江油以南击溃援敌，并于18至19日连克中坝、彰明。同时，红30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占青川，而后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１个营，14日攻占平武。红４军一部于21日攻占北川。至此战役结束。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个团约１万人，攻克县城８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23、红军战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战役——万源保卫战

万源保卫战是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频繁、战绩最辉煌的一次战役。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在3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打了7个月即210多天；在万源一线决战防御阶段，敌我双方对峙，在剩下的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两个月即60多天；最后的反攻突破，迂迴包抄，又在3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两个月即60多天。万源保卫战，也是红军战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战役。

万源保卫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得的唯一一场巨大的胜利，其意义超过任何一次战役战斗。如果没有万源保卫战决战防御的伟大胜利，红四方面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赶出四川成为“流寇”，因此，是万源保卫战挽救了红四方面军，挽救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策应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牵引，如果四川军阀没有大伤元气，可想而知，红一方面军长征入川是多么的不容易，二、六军团要在湘鄂川黔立住脚又是多么的困难，其工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堪想象，历史很有可能改写。所以，万源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挽救了红四方面军，恢复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而且挽救了党领导的整个工农红军，挽救了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意义，在于选择了好的领导，为今后取得胜利提供了保证；而万源保卫战的胜利，则完全改变了敌我力量过度悬殊的状况，为今后的胜利垫定了坚实的基础。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还剩30000多人，红二、六军团已不足8000人了，而红四方面军打破“川陕会剿”后壮大到100000人的大军；甘孜会师时，红二、六军团只有5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尚有50000多人；会宁会师时，全军只剩50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40000多人；西路军损失后，全军只剩30000多人，而红四方面军仍占20000多人；就是这红四方面军占20000人的30000红军，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最后发展为百万大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4、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最惨烈的战役——百丈关战役

百丈关是四川雅安、名山间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隘口，也是平原丘陵与山区的过渡地带，三山环抱，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地势十分险要，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得成都无疑”之说。

百丈关战役是1935年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川军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战役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进行之艰难、之悲壮、之惨烈，是红军长征史上仅次于湘江血战的一场大战。

为了遏阻红军进入川西平原，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7个军、3个独立师共85个团、9个独立营，总计20多万川军集结于名山及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在名山重镇百丈关与红军决一死战。

1935年9月下旬，张国焘不同意红军北上的方针，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提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10月8日，南下红军发起绥崇丹懋战役，经过15天艰苦战斗，击溃川军6个旅，毙伤俘虏敌兵3000余人。经过连续7昼夜的激战，虽然毙、伤敌15000余人，但红军伤亡也近万人。主力受挫，主阵地丢失，被迫于21日撤出百丈。

这次战役历时18个昼夜，仗愈打愈大，是南下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百丈战役后，全军于当月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并准备过冬。1936年2月，红军又被迫后撤，于4月转移至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南下红军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受失败。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在百丈、黑竹关一带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史称百丈战役，又称百丈关战役。之后，四方面军由进攻转向防御，张国焘南行路线开始破产。但是，对此次战役的研究非常少，甚至远低于四方面军的血战河西走廊。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按照徐向前的说法，歼敌一万五千人，红军死伤近万人。四方面军入川时八万人，北撤时四万人，百丈战役的死伤数字恐怕不止万人。红四方面军南征最大的意义在于支持了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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