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漫漫长征路（之二十）

发布日期：2016-06-02 14:14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作者：胡遵远、李雨迪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第二十章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正确评价及其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大“山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不可否认的卓越的贡献，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怎样认识、评价、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就成了怎样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怎样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始终十分关注并要求正确认识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问题。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理解毛泽东，评价毛泽东，深化毛泽东研究，就有必要研究清楚毛泽东是怎样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以回击二三十年来社会上存在的“毛泽东大整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言行，回击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伟大贡献，是全面的整体的、影响深远的。他始终坚持辩证地科学地认识、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也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从黄麻起义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期：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和评价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发展苏维埃运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完成战略大转移，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毛泽东非常清楚，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各部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行动上达到相互密切配合，统一在一个战略意志之下；更加需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二军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的任务配合起来才行。为此，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

第一，毛泽东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不利，张国焘拟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并电告中共中央，请求中央命令鄂豫皖周边区域红军协助。临时中央告知周恩来、毛泽东，红四方面军的存在对于中央红军十分重要。为此，1932年9月中旬，从革命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致电中央及红四方面军《对红四方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等，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战略战术提出对策建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289页。) 。9月30日，毛泽东又向中央及红四方面军提出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意见，即《关于鄂豫皖应选敌弱点歼其一部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7页。) 。此后，1935年1月22日才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红四方面军电，又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提出建议。这些都对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发展壮大起了积极作用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版，第24页。) 。

第二，客观公正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进程中的功劳。

一是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多次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廿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48-249页。) 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高层领导多数人的评价。

二是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充分肯定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是执行了党的路线的，只是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张磷主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 。

从上述可知：(一)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况，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群体心里和区域环境等，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形成许多大小不同的“山头”。这些“山头”虽然都有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和活动方式，但是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一个“山头”都是总革命力量的一组不可少的力量。革命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各个“山头”的事业，各个“山头”的团结，密切的协同作战，就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夺取胜利的重要保障。所以，毛泽东理所当然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等。(二)毛泽东认为，革命的“山头”无论大小，都是革命大局中的“一局”，大局不能缺小局，“大局”与“小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为此，他总是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而不是从中央苏区“大山头”视角出发来衡量、评价每个“山头”的作用，做到了客观、公正。他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作用，展示了他博大的胸怀、特有的战略眼光，强烈的团结协作理念。

二、从张国焘事件到张国焘叛逃时期：毛泽东坚持支持和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争取长征胜利，逼蒋介石抗日，联合蒋介石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毛泽东指出，争取长征胜利，关系革命大局；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存亡。这些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人民军队内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团结是争取革命事业胜利，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那时，虽然已经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要处理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要坚持团结红四方面军。

第一，长征途中，突发张国焘事件，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

长征途中，针对张国焘向党向红军闹独立的问题，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要发扬特长，要吸取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须知，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10月版，第25页。)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上发言的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张广信等主编：《中共党史事件名词人物简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当时，彭德怀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可，目前红军中广大指战员尚不了解真相，如此则引起部队的混乱，这个决定也暂时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符合党的利益，顺民心、军心，策略高明，非常正确。

第二，红军三军会师前，毛泽东力主做好转变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稳妥对待红四方面军问题，团结红四方面军。

一是1935年11月24日，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当他听到鄂豫皖苏区肃反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明确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12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中还说：“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可见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注与评价的稳定性。

二是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张国焘对待错误的态度及党内红军内部的团结情况，作出《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公布1935年9月初中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370页。) 以澄清事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认识。5月20日，为转变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惟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10月14日，针对彭德怀等对红四方面军有偏见的问题，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的问题。毛泽东又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张国焘错误的性质与程度，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但“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597页。)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主张及分析，入情入理，得党心、军心。

第三，红军三军胜利会师后，坚决抵制了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其指战员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强调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性。

一是辩证分析张国焘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说：“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98页。) 对毛泽东这番话，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作解读。

二是1937年3月23至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张国焘问题指出：张国焘错误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666页。) 。毛泽东实事求是精神由此可见。

此次会议，最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明确9个方面的问题。第8和第9方面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同时劝告张国焘及极少数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回到中央的路线上来。

三是1937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延安召开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公开了张国焘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石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页。) 在批判会上毛泽东还明确地说：“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他被张国焘迫害而死，是革命烈士。”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公开为被张国焘搞“肃反”时冤杀冤整的同志平反，揭露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以争取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

第四，毛泽东坚持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

一是1937年3月后，批判张国焘错误的运动向纵深发展。在此过程中，延安出现许多极端做法，有的主张逮捕红四方面军指挥人员，有的写“打倒大大小小的张国焘”等大标语。抗大则出台“三条”，即“四方面军是土匪”、“四方面军是军阀”、“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并错误的把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重要干部，如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关押、判刑，引起骚动。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指出：抗大那三条不代表中央的意见，“张国焘的路线只能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到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587页。) 。许世友起初想不通，招致不公正对待。毛泽东亲自找许世友谈话，解决问题，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许世友：《许世友上将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事后，派人释放被关押、判刑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此举很得人心，稳定了局势。

二是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群众工作问题》发言，针对当时延安等地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思想行动，指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10页。) 很明显，毛泽东这些话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红四方面军问题。

三是1937年5月，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陕北，毛泽东闻讯，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又接见他，详细听他讲西路军失败的经过后，毛泽东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张磷主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毛泽东对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

四是1937年底，红军西征军将士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回到陕北，毛泽东接见他们说：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做不到的(《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7页。) 。毛泽东还对回到延安的王树声说：“树声同志，你吃了不少苦头，辛苦了!你回来就好了，人回来就好了!”“西路军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王树声传》编写组：《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起初，李先念被降职使用，总政治部让他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接见李先念，说：“两年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我曾说你前途无量，如今你连降六级，这样处理对你是不公平的。”(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他转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张黎明主编：《我的父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王树声则被任命为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注和看重是实实在在的。

五是1938年4月初，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名叛逃后，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指出：“过去受过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也因中央正确的开展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都能了解到国焘路线的错误，而拥护中央路线了。因此，在两面派掩盖之下的反党的张国焘路线得不到党内任何同志的同情与拥护。他的反党的言论与活动，处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国焘在党内是孤立了，他在党内寻找群众的一切企图是失败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张国焘脱党以后的前途。”“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503页。)在突然发生特殊情况后，毛泽东还能够如此冷静地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实属胸怀博大。

从上述可知：(一)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国共产党、分裂红军、投敌变节、背叛革命的事件，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坚持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要求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这充分证明，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搞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必须保障党内和军内团结的思想根深蒂固，“五湖四海”思想已经形成。(二)毛泽东对待张国焘的错误持坚决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对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持爱护和保护立场，坚决抵制错误地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言行。他要求在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广大指战员问题方面，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展示了他高超的策略水平。(三)在“有原则的团结”基础上，提出“团结——斗争——团结”这样一个解决党内军内斗争的原则，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四)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由张国焘个人负主要责任，当然中央也有责任”，可以理解为：中央派张国焘到红四方面军，不慎重；张国焘原来没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严重的错误是在“独立条件”下脑袋膨胀的结果，中央没有及时发觉或发觉了没有指出、批评，中央有责任；中央有些思想与张国焘有相同点，当时不可能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及其严重性、危害性。(五)事实充分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尽量挽救，没有一棍子打死。(六)须知，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于“肃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毛泽东一系列主张和实践，初步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为革命轻装上阵。

三、从张国焘叛变到新中国成立时期：毛泽东继续强调必须正确评价、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两大任务，即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打倒蒋家王朝，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两大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完成这两大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艰巨，壮烈，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面对光荣的伟大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内部、人民军队内部，存在着很多不适应的情况。党风、学风、文风都存在严重不正的问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侵蚀着党和人民军队的肌体，党和人民军队的统一、团结面临严重考验，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仍然不能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这个“山头”以及这个“山头”的原指战员。为此，毛泽东继续强调，如何对待这些“山头”、以及“山头”间如何相互对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正确评价、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我们每个行动，每项方针政策，都要有利于全党全军的团结一致，有利于完成两大任务。

第一，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与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根本不同，应该把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与张国焘区别开来。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的政策。“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1页、第527页。) 。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对红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与张国焘有区别(《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可见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第二，毛泽东充分信任红四方面军原干部，为过去被冤屈打击的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平反。

1941年4月1日，皖南事变后，中共一些人员、机构被迫从国统区撤离，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的充分信任、支持。同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指出：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此后，一大批错案被平反，红四方面军原高级干部任玮璋等得以平反昭雪，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烈士(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

第三，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决议”形式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行为。

1942年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依然存在的排挤、打击、压制、怀疑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令人痛心的情况，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四方面军原干部的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充分肯定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忠诚和英勇，“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定的”；分析了张国焘路线的成因，红四方面军有些指战员上张国焘当的原因；阐明了中央对犯错误干部的“争取教育”方针，强调要信任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要歧视他们，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要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全党和我们军队干部要坚持团结一致，警惕阶级敌人挑拨我们干部的内部团结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版，第34-35页。) 。以党的决议规范党和红军的言行，应该说是党的重大决策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的表现，其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第四，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各个“山头”都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大家要团结，要反对山头主义。

一是194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山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非分明，这就是原则。

二是1945年2月，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讲话中指出：党内要团结，党的干部要团结，党的各地方的干部，都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6页。) 。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讲话中强调指出：党要团结，党的七大要开成团结的大会。选举，要照顾到各方面，要认识“山头”，要照顾“山头”，缩小“山头”。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关系搞好了，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锺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用，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7页。) 。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还针对出现过的错误地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情况说：过去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才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从另一方面想，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毛泽东这个讲话，很幽默，但确实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批评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错误言行，正确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意见。

从上述可知：(一)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考虑，一直关注和强调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问题。可见，要求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思想，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以党的“决议”形式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任用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上升到原则高度对待，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和实践有新的发展，在执政局部地区的法律建设有新的进展。(三)毛泽东完整地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即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原则，再次强调不要搞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对犯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针，说明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思想已经成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全党和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以及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最终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四)毛泽东始终关注和尽力妥善解决“山头”问题。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山头”、“山头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群体心理根源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主观因素，以及“山头”和“山头主义”的危害性，提出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方法(他主张，“山头”是个客观存在，一要承认，二要努力消除，三要反对山头主义)等问题，说明毛泽东反“山头主义”思想也已经成熟。这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又一坚实的理论基础。(五)毛泽东进一步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贡献一切力量。

四、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毛泽东仍强调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坚决抵制歧视、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思想行为

这一历史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各民族面前的任务也是两个，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奋斗前进。现在，我们党内军内人民群众内部，还存在不少破坏团结的因素，团结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共产党人要善于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为此，毛泽东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针对党内军内还存在的影响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歧视、排挤、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问题，针对与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闹矛盾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批评和尽力抵制。

第一，毛泽东对任命职务和人民军队评军衔中歧视和压制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行为尽力加以纠正。

一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红四方面军原总指挥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修养，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针对任用干部出现的问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配置干部问题给聂荣臻及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作出批示：“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此后，毛泽东亲自对红四方面军原高级指挥员李先念等的任职加以过问。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原干部洪学智、韩先楚等委以重任。他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指示：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00页。) 。毛泽东的指示，化解了矛盾，深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拥护。

二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军衔，矛盾很多，低评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情况较多。红四方面军原干部皮定钧初定为少将，毛主席审批时说，“皮旅”有功，少晋中。皮定钧遂被授予中将军衔(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5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很显然，毛泽东这样做，不只是对皮定钧个人的肯定，而是在提醒评军衔时要公正对待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

第二，毛泽东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坚决批评压制、歧视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行为。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联系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原干部的后果。他说：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没有彻底之日搞的这些人受不了。抗大整得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汇报，我讲了话。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就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林彪地位日益巩固的情况下，讲这番话，分量很重。也批评了多年来大军区调整时排挤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的做法。

第三，“文化大革命”中，仍然信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并委以重任。

一是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毛泽东明确说，陈再道不会反对我，要保护。针对有些人要打倒徐向前、整原红四方面军大批指战员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编：《领袖情深——毛泽东与闽西子弟交往实录》(内部资料)，第86-89页。)

二是196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到中共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说：不要以为四方面军出了什么张国焘哇，就没有好人，好像红军就没有了好人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多少四方面军的同志啊。我就不相信，过去中央苏区出了王明就没有好人啦，陕北出了高岗就没有好人啦，才没有那回事呢(瞿定国等：《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正是在全国“打倒张国焘的黑干将”、“揪出张国焘的大大小小的爪牙”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

三是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来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3页。) 很显然，毛泽东这是联系党的历史高度评价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各个“山头”的贡献。当时皮定钧正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71年8、9月，毛泽东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大闹庐山事件，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说：“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3页。)

暗示林彪搞阴谋也成功不了，也是在肯定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教育各级干部要忠于党和革命事业，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

四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委任原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重要职务。1973年，全国当时有11大军区，其中7大军区司令员是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他们是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皮定钧、秦基伟、王必成。其中，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李德生于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上述可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不以个人恩怨为标准，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其原因在于，虽然他各个历史时期都指出要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中共中央也作出相关“决议”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可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以及社会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或重或轻地贬损红四方面军，歧视、排挤和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现象，很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有人说，那时毛泽东什么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句话顶一万话，没有人敢不听。可毛泽东讲了那么多年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和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问题，就是有人敢反对，事实证明，“有人”是错误的。(二)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确实仍在发展。(三)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张国焘的黑干将”、“揪出张国焘的大大小小的爪牙”的声音甚嚣尘上，毛泽东在这样的氛围里能够坚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批评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错误言行，实属不易，为我们党、人民军队和国家保护了一批干部，稳定了人民军队，为最终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干部力量。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人民军队的力量，还是在于团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团结。因此，他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强调必须把张国焘问题与红四方面军及指战员区别开来，尽力抵制错误地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山头”与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团结，维护和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的团结，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是伟大的，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卓越的贡献，是整体的全面的、影响深远的。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始终坚持辩证的科学的认识、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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