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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队伍和女红军的感人故事

发布日期:2016-06-07 14:15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胡遵远、李雨迪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本文着重介绍红四方面军女红军队伍的成立、发展经过以及巾帼英雄们感天动地的几个故事。
    第一篇:天下第一女兵师——记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
    (一) 妇女独立师成立始末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批妇女投入革命。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该营下辖4个连。第一任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从此,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
    妇女独立营成立不久便在通江县鹰龙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川军田颂尧一个团,受到了总部首长的嘉奖。同期,邻近的苍溪县也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2月,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也在旺苍坝(今广元市旺苍县)成立。根据敌我斗争的形势需要,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川陕甘计划》,要求:“各县组织一支女侦察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后方,组织看护队、慰问队、洗衣队、妇女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在敌人后方办招待所,男子在前方打仗,女将在后方煮饭送饭,站岗放哨。”方面军总部以及川陕苏区46个党政区机关从通江县南移旺苍坝后,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2团。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苏区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妇女独立师由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1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第2团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中多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上是罕见的。抗战前夕,我军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便成为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
    (二)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人员有比较大的减少。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同年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最终折戟祁连山。
    (三)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24年4月,张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100多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30年,张琴秋潜回上海。翌年,进入鄂豫皖苏区。张琴秋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夏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又担任了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到达川陕边区后,红四方面军重建根据地,张琴秋先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她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遭
受打击报复,被调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1936年10月,她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
    1937年3月,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押送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张琴秋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4个月----1979年4月,党中央正式为张琴秋平反。
    (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吴富莲
    吴富莲 (1912-1937) 女,福建省上杭县官庄乡吴屋村人。 1912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周岁丧父,母亲忍痛将她送人做童养媳。
    1919年7月她摆脱家庭束缚,参加少年先锋队,不久任少先队队长。当年9月红四军攻打上杭城时,她参加了担架队。
    1930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中国共产党上杭官庄区委工作。次年,任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同年下半年,调中国共产党上杭县委工作,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杭县委委员。
    1932年4月,调到中国共产党闽粤赣省委(后改为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工作。到职后,她以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的身份去宁化县视察指导,因工作出色,受到省委通报表扬。   1933年4月,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妇女部长。
    1934年夏,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因形势紧迫提前结业,被派到新成立的闽粤赣省委做扩大红军的工作。10月,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她和邓六金、危秀英等随第一方面军长征,分配在卫生部野战医院干部连担架排任政治战士,负责护送年老体弱、负伤患病的中央领导同志。长征途中,她搀扶伤病员,帮助抬担架,表现坚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她被调到四方面军工作。
    1936年7月,红军第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她被任命为妇女先锋团政治委员。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以便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的援助。但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陷入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部的包围圈。12月,妇女先锋团在甘肃张掖县倪家营子遭马部骑兵、步兵四面包围,她指挥全团英勇作战,突出重围。经过3个多月的殊死血战,红军西路军及妇女先锋团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的同时,自身也损失惨重。
    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转到祁连山犁园堡一带,被敌军追上,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带领妇女先锋团,在茫茫戈壁滩上,与敌人孤军奋战、浴血拼杀了3天3夜,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疯狂围攻,最终弹尽粮绝,大部分官兵牺牲,她负伤被俘。敌人企图以残酷折磨迫使她屈服,对其进行威胁利诱和百般折磨,她不但丝毫不为所动,还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而死,年仅25岁。
    1983年,吴富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
    王泉媛(1913—2009),原姓欧阳,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人,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家,改姓王。
    1930年春参加革命,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1932年至1933年2、3月间,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同年10月,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在兴国县工作、实习,并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至6月,入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10月,在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红军长征。
    长征途中,做护理、宣传工作。1935年6月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女部长。
    1936年8月,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7年4月,驻在甘肃临泽县城的妇女先锋团被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围击瓦解,她带领妇秘书李开芬等5名女战士,在祁连山区与敌周旋1个多月后被俘,身陷囹圄。
    1939年3月逃脱,逃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归队未果,流亡在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1942年4月,回到老家敖城。在娘家以开饭店为生,并暗中寻访中共地下组织,未能如愿。
    1948年8月,与泰和县早禾市刘瓦村刘高华结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后在津洞乡、禾市区工作。1951年,因丈夫被诬告入狱受株连,1962年平反后,担任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后调公社工作。
    1962年春节后不久,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冈山。长征途中曾与王泉缓一起三过草原的康克清同志,千方百计寻找王泉媛的下落,阔别27年的战友重逢了;康克清同志对吉安地委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这年冬至1971年,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全心全意为福利院老人谋福利,先后收养过7名孤儿,并把他们培养成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1981年,她应全国妇联邀请,参加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曾任省政协四届委员,泰和县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
    1989年,王泉媛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高龄。
    王泉媛在晚年坚持为泰和县和吉安市大中小学作几十场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为全国(包括海内外)数十家、数百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单位的记者讲述革命经历。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战功赫赫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六)妇女独立师部分战斗纪实 
    妇女独立师成立,稍事军训后 ,使担负起了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物资、救护转运伤兵等繁重任务。这里仅取她们在旺苍执行任务的几个片段。
    (1)
    1935年3月下旬 , 妇女独立师二团奉命将从陕南前线撒下来的 1200 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两地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今苍溪县永宁镇 )。起程那天 , 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二团排以上干部会上表情凝重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次要送的这些同志 , 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许丢掉一个!”
    团长曾广澜当场向陈昌浩表示:“请总政委放心、二团战士就是赴汤蹈火 , 也要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 到永宁铺要翻山越岭趟河过涧 ,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并减轻其痛苦,抬担架过河要将伤员举过头顶, 土坡时抬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她们的手指像钩子一样抓住路面往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泥土,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曾有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地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女战士们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将伤员们全部转移到永宁铺。
    (2)
    在反四川剿共总指挥刘湘的“六路围剿“中 , 妇女独立师一个团奉命在普子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自西线撤下来的敌人。普子岭山势险峻、奇峰耸峙。
    战士们进入阵地后 ,立即派出侦察人员摸清敌情 ,等白匪军一到 ,便打了他个措手不及。白只当遇上红军主力 , 挨过一阵枪子后 ,方得知山上尽是些女人 ,于是白军团长挺直腰杆与众匪壮胆“兄弟们怕个球。上面尽是些婆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冲上去,哪个逮到就让哪个领回家做老婆! " 匪兵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又蜂拥而上。面对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家伙 ,女战士不惊不诧、沉着应战。为了节约子弹有效地杀伤敌人 ,她们有时甚至将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 , 这时有枪的瞄准了猛烈开火、持刀矛的趁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就这样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一直坚持到主力红军在东线消灭了郝耀庭部撤回西线。就这次 ,该团配合主力红军歼敌两个团。为表彰该团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方面军总部特授该团锦旗一幅。
    (3)
    旺苍县须家山恶霸冯善良豢养二十余个家丁,长期为非作歹祸害乡里。
    1935年 4 月 , 独立师一个勤务连进驻须家山。冯善良见红军压境,表面上拥护他们,勤务连一到即给送去两千斤包谷、三头肥猪。连长许兰芳当这冯善良是开明地主 ,也就没动他。过了十来天,冯善良又派人来见许兰芳、声称他家藏有七只步枪一门土炮 ,请许连长明天下午带全连战士到他家取枪 , 他将杀猪宰牛犒劳部队。当时独立师仍缺枪。许兰芳听来人这么一说,第二天便带上一个排的战士到冯兰芳家。
    当许兰芳走近冯家大院门口,不见冯善良来迎,只有一个自称姓箭的管家出来。姓箭的管家眯着眼招呼许兰芳:“许长官,冯大爷这几天腿上的枪伤复发,不能亲自来迎接你。这阵他正在客屋恭候,请你们进去好了 ! " 许兰芳正犹豫间 , 一边的排长则低声与她道:“连长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几个家丁不成 ! "
    说罢她便随那姓箭的大步进了院门。许兰芳稍一迟疑也跟着进了院。
    许兰芳远远看见冯善良坐在椅子上向她打招呼,便疾步而上,岂料冯善良一转身便不见人影,身后的大门倾刻间也随“嗵一一 "地一声关上。许兰芳情知有诈,沉着地命令大家快进屋。女战士刚一进屋外面便枪声大作。原来这冯善良早有聚歼勤务连之意,这次假意送枪给红军,其目的是要自己化钱悄悄从驻防在南江县大两乡靖边营请来的一个排的匪兵消灭勤务连。其实许兰芳也早有戒备,为了应对不测,她暗地里安排另外两个排在她们出发后,悄悄摸至冯家大院后面的山上隐蔽起来应变。冯是想待红军全部进院后自己的人立马从后门撤出、然后紧闭各个出口,配合早埋伏在院后山坡的靖边排居高临下、全歼被困在院里的女战士。那知这些女战士行动神速,他们前脚一走,女战士后脚就进了屋。当年川北一带的人家住的均是木板房,用大刀片戳几下便是一个洞。女战士们用刀捅出些洞隐蔽着向暴露在山上的敌人射击。冯善良的人在自己家门口反倒如盲人瞎马 ,一探头就会遭枪子儿。战斗进行不久,冯善良恼羞成怒几次派出的人、欲火烧院子均被我方击毙。后来 ,埋伏于山顶救援的两个排猛扑下来,打得冯善良的家丁与靖边排的枪兵四下鼠窜趁此时机 ,许兰芳带人砸开院子一侧的木板, 悄悄迂回到冯善良左侧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冯善良请来的那个靖边排的排长,见女战士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便心里发悚,朝冯善良一拱手说声得罪了,就要带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开溜 ,冯善良死不答应 ,二人便在阵前大吵。就在这时,女战士杀到跟前 ...
    这一仗共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人、俘虏二十人 ,缴获银元两千四百多块 ,、枪四十余支。它开创了妇女独立师自成立以后以少胜多的先例。
    (4)
    1935年5月中旬 ,妇女独立师一部为前线运粮草。时至半夜,队伍路经通江县北面的鹰龙山时,侦察员报告前面有敌田颂尧部一个营退下来。当时妇女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做些后勤保障工作,除干部与负责警卫的同志有枪外,大部分战士手里拿的则是大刀、长矛。指挥员陶淑良与曾广澜心想白匪装备精良,硬碰硬肯定要吃亏 , 决定智取。随后她们到树林里隐蔽起来 ,单等杀敌号响。
    田颂尧的“双枪兵 "在前线疲于奔命,留下来早已是精疲尽。他们进得山后见这里绿荫蔽日,四下鸦雀无声 , 哪想到会有什么伏兵。带队长官休息的命令一出,众人便东倒西歪、迫不及待地抽起了鸦片烟。话说这田颂尧的部队还讲点“军容 " ,即休息时间一长就将枪三支一簇架起。陶、曾二人见白匪人枪分离,一个个吐云吐雾、涎水长流 ,一声令下,姐妹们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手持大刀、长矛有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白匪面前,吓得“双枪兵 " 魂飞魄散,满以为遭到了红军主力突袭 ,还未清醒过来 ,所有的武器已经落入女战士之手。只有少数几个家伙昕到喊杀声后 ,钻入树林憢幸逃脱。
    这次伏击 ,我军没损一兵一卒便拿下田完工一个营 , 令妇女独立师军威大振。总部为了嘉勉独立师 ,将这次战斗缴获的武器全部留给了她们。
    (七)西路军女战士的悲壮人生
    在甘肃省临泽县东郊大少河南岸,矗立着西路军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的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书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碑背面的碑文记载了烈士的英勇壮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部及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万余人进入临泽县境内遭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围截,在蓼泉、倪家营、西柳沟、梨园口等地浴血奋战七十余天,数千烈士壮烈牺牲。为缅怀英烈、慰籍忠魂,激励在世、启迪后代,特树此碑。”在烈士纪念馆内,陈烈着西路军在临泽的战斗史和烈士们的遗物——枪管、大刀、马尾手榴弹、子弹、饭桶、饭罐、照片。一幅幅大型的画面,一张张史迹的文字,展现出西路军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斗场面和艰难的战斗历程。
    中国西北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到1937年春天,一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间穿行。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只存活四百余人。在这支部队里,有一支中国红军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女性军人建制,这就是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当年,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这是红军史上最悲惨的一支军队,是由于中央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屈辱,是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成为我党历史上尘封了半个世纪无人敢涉足的一个禁区。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她们不仅缺少武器弹药,缺衣少粮,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不能保证,女战士来月经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可用,只能用沙子来垫。
    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前身是川陕根据地赫赫有名的妇女独立师,也是西路军的一支主力,是西路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这支队伍我们所知甚少,西路军最后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女子独立团,或者被打散了,或者很多人牺牲了,或者很多人流落在河西走廊。这支由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领导的队伍,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全团辖3个营9个连。她们中很多人曾随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在长征路上征战,在死亡边缘徘徊;在西征的最后关头,担任了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几乎凭借血肉之躯引开了敌人;又在马匪的淫威中抗争,九死一生,身陷绝境,苦苦寻觅着中央和红军。而他们的遭遇也比普通的西路军男战士要苦难的多。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团勇敢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她们,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西路军这次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敌人对西路军的残害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女红军的遭遇就更悲惨了,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遭受了非人折磨,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饱受凌辱,有的流落他乡,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马家军对被俘幸存下了的女红军战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大多被集体轮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被俘女红军主要被集中在西宁新剧团“中山医院”和羊毛工厂。在羊毛工厂的人,白天做苦力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一位幸存的女战士不愿意去回忆这段给她带来无限痛苦的历史,她的战友,有的战死河西;有的被俘后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有的被蹂躏而死。能够活下来,老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很多女战士从俘虏营逃出来,隐姓埋名沿途要饭,做工、放羊,只有个别人侥幸回到大部队或是家乡。不少人永远留落在了大西北。
    1937年初,周恩来就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西路军的被俘人员,收容失散同志。国民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同意共军在兰州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一个半公开的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在和当地一些西路军研究学者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对这段屈辱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解读。散落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是飘落在这里的种子,将近有半个世纪不为人所知,或者因为各种政治的原因,不为所宣传,但他们仍然是共和国胜利丰碑底座的基石。西路军是一支充满死士精神的征战的队伍,是中国近现代军史上很难再被复制的一支队伍,他们这段历史是悲壮的,悲壮历史中间最悲壮的音符就是这一千多名的女红军战士。
    第二篇:巾帼胜须眉——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女中豪杰”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共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随军西征转战的女红军在30名以上。她们是:张琴秋、曾广澜、汪荣华、郑先如、黄新兰、林月琴、刘百兴、廖国清(彭素)、陈英民、王泽南、刘桂兰、周起义、陶万荣(苏风)、廖赤见、陈保青、何福祥、张茶清、陈槐英、廖镇芳、陈五洲、张大友、张正福、杨明善、施兰青、闵武慈、陈英等,其中有10多名女红军在入川途中、创建川陕苏区和长征以至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中牺牲、病故、失踪、被俘,或沦落为民。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长征。当时,撤至嘉陵江以西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和职工,总共约10万人。其中,女红军约有3000名。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的3个军,以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总兵力为2.18万人。当时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女红军,总数仍有一千七八百人,与西路军总兵力的零数相当。其中,妇女抗日先锋团为一千二三百人,政治部前进剧团、供给部被服工厂(编有两个连)、卫生部总医院以及各军、师、团的部分宣传队员和医护人员,共四五百人。
    在当时,随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军大学女子连和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单位直接到达陇东和陕北的女红军,也有数百名之多。1937年,李坚真(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在延安曾对斯诺夫人讲过一笔数字:“现在有600名妇女在延长县接受正规化的步兵训练,大部分是四川人。”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滚滚铁流之列,这3000余名女红军随同万里转战,恰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独树一帜的雄伟壮丽景观——一部前所未闻的红色经典诗篇!正是:巾帼长征无所惧,生离死别谁人知?
    陈真仁:举家长征,男女老少十一口 会宁会师,唯有九妹独一人
    举家参加长征者,当数陈真仁一家三代十一口人,堪称红四方面军征战序列中典型之一。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陕西省宁强县大安镇烈金坝人,1919年出生,曾就读于汉中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是陈家最小的女儿,故有“九妹”之称。上小学时,就在大哥、二哥的影响和教育下,闹学潮,呼口号,撒传单,送密件,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她的一家三代十一口成员是: 
父亲陈大训,乡村绅士,时已年近六旬。大哥陈锦章,1924年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1926年由上海回到家乡,组建中共宁强县支部,他为书记。后到汉中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陕南特委委员等职。二哥陈文华,中共党员,曾就读于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历任该校党支部书记、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南城褒边区党委书记,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后改称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三哥陈文芳,共青团员,中学生,时年不过20岁。大嫂(家庭妇女)、二嫂李泽生(中共党员,为共青团陕南特委组织部长、书记)、三嫂宁素梅(家庭妇女)。大侄女陈亚民(12岁)、二侄女汉兰子(4岁)、三侄女青梅子(不到半岁,为二嫂李泽生所生)。加上陈真仁,正好十一口人。
    随同红军出发时,除母亲陈朱氏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留守在家外,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都踏上了艰苦的长征路。举家参加长征这一壮举,虽然不曾被载入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可也堪称“一绝”! 
    1935年2月3日(除夕之夜),红四方面军以12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于次日攻克宁强县城。广大群众在陕南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加红军,仅第三十军李先念部就扩充新战士1500余人。就是在这时候,陈真仁和她的三个哥哥、三个嫂嫂以及三个侄女,都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回师川北后,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即开始了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渡江之前,陈真仁一家在旺苍坝进行了整编分配:陈真仁的三个哥哥均被编入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宣传或地方群众工作;陈真仁和父亲、三个嫂嫂、三个侄女全被分配到被服工厂,这样也便于互相照顾。但在渡江以后的行军作战中,她的大嫂、二嫂都得了伤寒病,头痛发热,不吃不喝。二嫂怀里还揣个吃奶的青梅子,一路上更是苦不堪言。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就这样被病魔折磨得掉队了,失散了,以至与红军失去联系。一天晚上,在一次紧急突围中,她的父亲和三嫂也相继失散,不知去向。直到后来,才确知这一老一小两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陈真仁领着两个侄女到达土门后,她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病,高烧昏迷,胡言乱语,接连躺了几天不省人事。这样一来,可把她的大侄女陈亚民害苦了,一个12岁的女孩子,既要守护生命垂危的姑姑,还要照看那个患有脱肛病的小妹妹。危难时刻,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这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照顾不了姑姑和妹妹两个人,她必须从中舍弃一个。无奈之下,陈亚民将妹妹汉兰子托付给一个老婆婆收养。开始时,那老婆婆嫌其病重而不肯收留,陈亚民便悄悄把妹妹背到老婆婆门前,哄着妹妹睡着了,这才溜之大吉,扶着姑姑踏上了征途。1995年,时已72岁的陈亚民老人仍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那时才12岁,我好狠心啊!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没人照管。可是,我不扔掉她也活不了多久……”   
    长征中,陈真仁的大哥陈锦章、二哥陈文华、三哥陈文芳,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三兄弟究竟战死在何时何地,或在何处安息。长征中这一家人,最后就剩下陈真仁、陈亚民两人相依为命,经历了三过草地的坎坷历程。   
    雪山草地,没有阻止住陈真仁、陈亚民的脚步。白龙江栈道、腊子口天险,都不曾拦住她们前进的道路。但在翻越达拉山即将进入大草滩时,陈亚民却掉队了。那一晚,陈真仁已经到了大草滩,她发现陈亚民没有跟上队伍,急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出发时,她一个帐篷又一个帐篷地寻找呼叫,还是没有见到陈亚民的影子。她不由抱头大哭:“我侄女掉队了!肯定掉在山那边了!”她要返回去寻找侄女,却被战友们阻拦住了,遂被人扶着一步步向哈达铺走去……   
    高耸入云的达拉山,乃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陈真仁、陈亚民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他们一家三代十一口人,最后坚持到达陕北者,唯有陈真仁一个人。陈亚民这个12岁参加长征的女孩子,一路上也不知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却在漫漫征途的最后一道山上跌倒了。从达拉山到大草滩,就那么一天路程,她却没有跳过“龙门”。后来,她走到一个叫麻石川的地方,被一个老婆婆收留下来,装哑巴休息了三、四个月,脚才好了。再后来,她便挨门讨饭到了哈达铺,给一户人家打短工,借以糊口维生。谁知这户人家心太狠,居然不顾先头红军在当地留下的政治影响,将她领到岷县一带卖给了别人。她在岷县整整待了八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亚民曾想逃回家乡,竟被主人打得奄奄一息,抛弃于荒野,幸好遇见一个到岷县办事的宁强县老乡,这才将她从野地里搭救过来,并雇人抬着她走了20多天,终于回到了宁强县烈金坝。曾经人丁兴旺的陈家大院,此时早已人去屋空,彻底地破落了、衰败了。迎候这个长征中掉队归来的孙女者,仍是当初要她留下做伴而没有留得下的老奶奶陈朱氏。生离死别十年整,如同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长征中,陈真仁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所当护士时,跟红军名医傅连暲恋爱了。1936年10月10日,她在会宁县城参加了胜利会师大会。之后,陈真仁和傅连暲到达同心城,领导上才批准他们正式结婚。
    陈真仁的48年军旅生涯,完全献给了军队的医药事业,直至离休。1955年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傅连暲则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开英:生作人杰,劝郎戒烟当红军 死为鬼雄,自有故知祭英灵
    李开英家在川北通江县城以西的鹦哥嘴,加入红军时30多岁,精明能干。当地有句口头禅:“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李开英就是一个事事处处都打前站的“川嫂子”。1932年冬,从红四方面军入川时起,李开英就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女中英豪,名声传遍了通江城乡。
    苦难岁月,川北穷人深受鸦片的毒害,鸦片当时已成了一大祸患。有不少青壮年男子因为吸食鸦片烟,弄得倾家荡产。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就是一个大烟鬼。
    红军来了以后,李开英才感到有了盼头。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委员,积极动员和组织本村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红军运输粮草。她儿子鲜炳文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当时还设立了戒烟局、戒烟所,首先号召穷苦农民实行戒烟,坚决行动起来与烟毒恶魔作斗争。李开英积极响应号召,特意跑到通江县城的戒烟局,以平价购买了几包戒烟丸,拿回来分配给患有烟瘾的穷苦百姓,剩下一些给了自己的丈夫。然而,丈夫吃了戒烟丸丝毫不顶用。
    无奈之下,她又把丈夫送到红军开办的戒烟所。月余后,丈夫终于戒掉了恶习,脸上有了血色,身体逐渐康复起来。7月间“扩红”时,老鲜连家都没有回,从戒烟所直接参加了红军。  
    李开英从此名扬乡里,成为当地的一名妇女积极分子,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中,她按捺不住一个新党员的赤诚之心,领着独生子鲜炳文一起参加了红军。由于她是党员,阶级觉悟高,表现好,当时就当上了排长。她儿子也跟她在一起待了一年半之久,个头长高了,身体强壮了,赶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年已十四、五岁的鲜炳文这才被调到红九军当勤务员。   
    长征开始后,李开英当上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二连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期间,妇女工兵营缩编为两个运输连,分别由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兼任第一、第二连连长。王泽南虽比李开英年轻几岁,但她小时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的,很不利索。每次执行运输任务时,大都由指导员李开英带领一两个排,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长征中,她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同时也更加锤炼了她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勇气。   
    1936年8月,红九军围攻岷县县城,李开英的丈夫老鲜在给二郎山阵地部队送饭时身负重伤。老鲜时在红九军某连当伙夫班的班长。李开英本想前往探望,因当时奉命到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指导员,而没能遂心如愿。是年10月初,红军撤离岷县以后,她听说留在水磨沟的红军伤员大都被鲁大昌部给枪杀了、活埋了。此后,她再也没听到过丈夫的消息,只有把整个心思操在儿子鲜炳文身上。
    李开英随妇女团渡过黄河后,参加了比长征更为艰苦的西征作战。西路军失败后,李开英与众多红军姐妹一起,成为马家军的俘虏。起初,她被押在张掖以南100多里地的花寨子,随后被押往青海西宁。押解途中,有一天到达扁都口附近的炒面庄,敌人指定李开英、李文英跟着何福祥到河边背冰块化雪水做饭吃。在此时刻,何福祥发现无人监视,天也黑了,果断地打了个手势,三人趁机逃跑而去……
    何福祥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湖北红安人,1929年16岁时参加红军,被俘前在妇女团当营长。她个头高大,体格强壮,被女友们称为“大洋马”。李开英、李文英两人就跟着这位老营长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步不停地向东走去。她们的目标是:要革命,向东走,过黄河,回陕北。但想不到的是,她们在路过大马营时,李开英却惨遭不幸……   
    一天,李开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为两位难友打前站。当她向一个牧羊老汉问路时,那老汉一听口音不对,便吹起了口哨,呼叫出两条护羊狗,朝她猛扑而来……等到何福祥、李文英赶来时,发现李开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糊糊的一截肠子也被狗扯了出来。危急时刻,她俩把李开英抬到附近的一个土窑洞里,进行擦拭和包扎伤口。李开英原本疼痛难忍,可她却说腹内饥饿,叫给她讨点吃的,弄点水喝……  
    等到何福祥、李文英把吃的喝的弄来时,却发现李开英把随身所带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正好毒性发作,口吐白沫,脸色发青,浑身搐动不止,气都喘不过来了。何福祥把她抱在怀里,边哭边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贱自己呀!”忙叫李文英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吐出来,李开英却把牙齿咬得死紧,撬都撬不开。半晌,李开英才吐出几句话:“疯狗咬了好不了,也活不了。你们赶紧朝东走,别受我的拖累……”沉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说:“日后见到我儿子,他叫鲜炳文,在九军当勤务兵,就说……就说他娘革命到底了……”   
    规劝丈夫戒烟当红军的川嫂子,而在遭到恶狗咬伤以后,自知伤情严重难以活命,遂将发给她当做路费使用的一块烟土,于危难关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她不知道,她所怀念的儿子鲜炳文,早在跟随红九军西征作战时就壮烈牺牲了。  
    1984年,与李开英同一个故乡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崇碧将军曾在《难忘的故乡人民》中这样写道:“记得我们通江县鹦哥嘴,有个女同志叫李开英,家里很穷。红军来了以后,她带头组织妇女参加打土豪、斗地主,是村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后来又入了党。在‘扩红’中,她先是动员丈夫参了军,自己又带着才十二、三岁的独生子一同参了军。儿子在部队当通信员,她在总部做后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排长、指导员。在西路军的艰苦血战中,她一家三口全都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永远受到怀念!”
    曾广澜:母女二人,西行长征复西征 作战被俘,有幸回归大本营
    曾广澜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白沙乡曾家村,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的兄长曾山就将她从吉安领到南昌,叫她与一位素不相识的湖南人扮成夫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年11月间,二人居然“弄假成真”,正式结为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丈夫就是蔡申熙,湖南醴陵县人氏,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  
    1930年,蔡申熙奉命率部向北转战于鄂豫皖苏区,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此后,蔡申熙就落脚于大别山区,历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彭杨军校校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蔡申熙奉命奔赴皖西前线指挥作战。同年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镇战斗中负伤,不幸逝世。
    对于蔡申熙,徐向前、刘伯承两位元帅都有过很高评价,就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蔡申熙是“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由于情况紧急,当时也顾不上举行悼念仪式,曾广澜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以泪水伴着黑土就地掩埋了蔡申熙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将领!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曾广澜擦干眼泪,挺起身子,背着刚满三岁的小女儿,急急忙忙也踏上了征途。母女俩一路上过丹江、越秦岭,再渡汉江、翻越大巴山,随军西征转战3000里,进入四川。是年12月,部队到达川北站稳脚跟以后,这才争取到半天时间,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主持,为蔡申熙举行了追悼大会。1960年,曾广澜还曾撰写过一篇《回忆申熙同志》的文章,以志纪念。   
    红军入川不久,曾广澜就奉命组建妇女武装,她跟“假小子”陶万荣一起,并肩扛起红四方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的战旗。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在通江县城成立,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全营总共300余人,编为三个连队。除营长、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外,大都是来自大巴山区的穷姐妹、苦丫头、童养媳。全营战士,是清一色的巴山女红军。
    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为第一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她还担任过中共巴中市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局长、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长征中,她跟女儿蔡萍迹相依为命,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难跋涉,受尽了风霜雨雪之苦和饥饿疾病的折磨。1936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时,母女俩靠着一匹小青马,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曾广澜又被调回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担任特派员。到职后,她便领上女儿蔡萍迹,随同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一起渡过了黄河,踏上艰险而又悲壮的征途。  
    西征失败后,作为团的领导和指挥核心,最后坚持在一起的就剩下曾广澜和团长王泉媛、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另外两、三名女战士了。她们当时已弹尽粮绝,精疲力竭,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白天,到处都是搜山围攻的敌人,她们只能躲在山洞里、树丛中、悬崖下,既不能烧火冒烟,也不敢寻找吃食,甚至连咳嗽两声都得捂住嘴巴。为了不被敌人搜到活捉,只能采取捉迷藏的方式东躲西藏,与敌巧妙周旋。 
    这天傍晚,一拨又一拨的搜山敌军撤回营地以后,王泉媛等人才摸下山去,找到一处独户人家,以大烟土换了些食物,暂且得以充饥。她们就便了解了敌情、道路,连夜又出发了。她们决定先走出祁连山,然后再沿山向东走,回归陕北。几个人奔走了大半夜,天将亮时,怕发生意外情况,只好进行隐蔽躲藏。王泉媛发现半山腰有几孔破旧窑洞,就选定哨位安排哨兵,然后招呼同志们进去休息。  
    谁知刚睡下一会儿,天就亮了。睡梦中,也弄不清是谁喊了声“敌人”,便不约而同地惊醒起来。这时,恰好就有几把明晃晃的马刀堵在了窑洞外边……原来,哨兵也在哨位上睡着了,被敌人一刀砍死在地。她们一行六七人就这样做了俘虏。被俘后,她们被押送到张掖韩起功的司令部……   
    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妇女独立团1200多名女战士,除部分英勇战死外,绝大部分被敌人俘虏。团特派员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后来之所以获释,实属侥幸。   
    曾广澜母女俩是1937年9月22日由武威抵达兰州的,同行者还有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骑兵团长徐明山以及李保安、石建武、祁骏山等人。9月26日,他们一行15人(其中有从青海归队的刘瑞龙、魏传统、吴建初、丁世芳等人),由兰州乘汽车回归延安。   
    从1929年冬到1937年秋,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经由江西、江苏、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广澜由延安回到吉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被捕入狱,与党失去组织联系。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于1948年底在吉安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夺取反动武装枪支,为解放大军保住了大批粮草。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安专区妇联副主任,1968年去世。   
    刘伯承、汪荣华夫妇对蔡申熙、曾广澜夫妻二人分别有一段回忆和评语。刘伯承在1960年10月1日的亲笔题词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申熙同志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以后闻他率军过了长江,入大别山与鄂豫皖红军会合,在反蒋介石围攻中英勇阵亡。蔡申熙烈士永垂不朽!”汪荣华则在她的《征途漫忆》中道:“1935年春,省委转移到广元县旺苍坝时,我调任省苏邮政局当副局长……后来,曾广澜同志也调来了。她是一位纯朴、诚实、正直的好同志,比我年纪大一些,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在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位老大姐虽然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一直怀念着她!”  
    戴觉敏:革命家庭,经风见霜枫叶红 生离死别, 万里远征见证人
   戴觉敏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家在湖北红安县七里坪戴家村,生于1916年农历八月初五。   
    父亲戴雪舫是位教书先生,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与董必武交谊甚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小学校长等职。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之初,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大门也被炸弹炸塌,戴雪舫为掩护学生转移,不幸被弹片击伤肺部,被抬到箭场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两天后,终因抢救无效永别人世。经总医院领导批准,由戴觉敏(时在总医院当护士)亲自陪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七里坪戴家村进行安葬。
    哥哥戴克敏(又名戴道规),1924年18岁时考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吴光浩率领72名成员,转到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1928年后,历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团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徐向前元帅生前曾念念不忘这位红军战友,说戴克敏在红军中威信很高,“可以说是大家的表率”。令人痛心的是,他不是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于1932年夏天错杀在新集,时年仅27岁。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戴觉敏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当时已有10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的十叔父戴先诚,在黄麻农民暴动中牺牲;二伯父戴先治、三伯父戴伯先、四伯父戴先致,先后于1928年或英勇战死,或被敌人抓捕杀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被敌机炸死;堂兄戴道高、戴道深1930年在作战中牺牲。她的父亲戴雪舫是第八个牺牲者,哥哥戴克敏是第九位为革命捐躯的。与她同时参加红军护士班的堂妹戴醒群的父亲戴叔先(即戴觉敏的八叔父),时在总医院中医分院当院长,也在1932年“肃反”中被错杀,成为第十个捐躯者。   
    1932年是多事之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战到了四川。危急关头,另一名堂兄戴道彩随红四方面军入川而去;戴觉敏、戴醒群姐妹二人因当时来不及随军行动而被留在了大别山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来,她们都成为红二十五军战斗序列中的白衣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两年间,戴觉敏所在的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已分成若干分院,连同伤病员一起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的密林里,继续坚持医疗护理工作。  
    1934年11月16日,戴觉敏随同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当时,随军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编成一个班,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继续长征北上时,“七仙女”班班长曾纪兰牺牲在宁陕县境,戴觉敏等六名女护士,全都随军行动。但在北过渭河以后,女护士曹宗凯却躺在担架上含冤死去……
    长征到达陕北后,“七仙女”班剩下的五个姐妹,除张桂香与戴季英已结婚外,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与徐海东、田希兰(后在陕北病故)与钱信忠、余国清(后改名余光)与李资平、戴觉敏与饶正锡结婚。建国后,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分别成为大将、中将、少将夫人。 
    解放战争时期,戴觉敏身在西北战场,却无时不在惦念着大别山里的亲人。新中国成立时,戴觉敏和她的丈夫饶正锡远在西陲边城工作。全国解放了,革命胜利了,远离家乡十五、六年了,她能不想家和思念亲人吗?巍巍大别山,红军战士的摇篮,那里有她时刻牵挂的母亲石兰英,还有她哥哥戴克敏的妻子曹吉阶,以及哥嫂的亲生骨肉戴曙光。
    1950年冬天,戴觉敏经由北京、武汉回到故乡寻找亲人。她没有找到她的母亲,只见到几位婶娘,这才听说母亲石兰英十多年前就饿死在流离乞讨的路上。至于她的嫂子曹吉阶、侄女戴曙光,虽经多方打听寻找,却一无所获。   
    戴觉敏跟随丈夫调到北京后,1955年的一天,她在探望来自大别山的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时,终于获得侄女戴曙光的下落,惊喜之余激动不已。戴曙光,这位大别山革命人家的革命后代、戴克敏烈士的唯一女儿,她还活在人世,当姑姑的真是喜出望外。   
    这年的金秋十月,戴曙光被姑姑邀到北京。20多年不曾相见,侄女已是26岁的少妇,并生有一儿一女。丈夫名叫郭德辉,是个本分农民,家在麻城县中馆驿郭家洼村。姑侄二人相会时,戴觉敏才晓得寡嫂曹吉阶的遭遇更加悲惨:苦难岁月,嫂嫂背着三四岁的女儿于黄麻边界流浪乞讨,被保长绑架、贩卖到麻城县余家湾,迫使她做了农民余万里的妻子。女儿亦改名姓余,叫余影香,后恢复原名戴曙光。遗憾的是,嫂嫂曹吉阶已于1953年清明节后病逝,姑嫂二人最终也没有见上一面。   
    1984年,戴觉敏老人在向笔者口述了她一家人的情景后说:“我是我们一家的幸存者。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在大别山区又何止我们一家,有成千上万啊!我们红安县的革命家庭,的确很多很多……”
    第三篇:红四方面军一位女团长鲜为人知的悲壮人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曾经涌现出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比如;中国第一女将军李贞、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新、第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朝祥以及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等。
    陶淑良,这位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副团长、第一团团长、西路军第五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陶淑良,却与之相反、鲜为人知。关于她的文字总是让凄美的红军故事多了几分悲壮色彩。至今,陶淑良所在的家乡没有为其树碑立传,只有张国焘的卫队长何福圣在长篇回忆录中提到过她,还有民国末期续修的《陶氏宗谱》和旺苍木门军事会议会址陈列馆里有一些记载。
    “河西走廊觅故人,昔日红军何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女”踏上长征路再也没有回来,家乡的亲人在没有尽头的期盼中诉说着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
    (一)投笔从戎的名门闺秀
    明洪武年,浙江金华有个叫陶景初的锦衣卫校尉,由于平蜀有功,升为百户所长官,授世袭百户,治食四川苍溪邑。明洪武23年,陕西略阳等地发生叛乱,上令陶景初领兵助讨,陶公屡出奇兵获胜,功封昭毅将军,属正三品。民人誉之为真武将军,并为其建有真武将军祠。从此,陶氏家族世代名声显赫,明清两代更是出了不少三、四品大员。肃亲王豪格曾为陶家题写“什世百户”的匾额,悬于苍溪陶家巷,又称什世百户巷,只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也许是祖宗庇佑,民国时期,陶家又走出了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良禽择木千寻直”的陶泽源,挥刀怒斩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陶泽焜,被张国煮称之为“将门虎女”的陶淑良。
    陶淑良,字效瑾,1910年生于川北苍溪县什世百户巷。明崇祯年河南王府护卫指挥司护卫、昭毅将军陶怡公第八代孙,其父陶鸿熙,清末武解元,銮仪卫治仪正。陶淑良生性聪明、知书达礼,善武技、能歌舞,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奇女子。
    1927年初,陶淑良怀抱救国之志,来到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淑行女塾,创办者是东渡日本考察归来的前清举人陆绎之。陶淑良思想激进,常以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四川老乡杨锐、刘光第为傲。在校期间,这个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29年初,陶淑良毅然登报与家人断绝关系、投身革命。至今,在苍溪《陶氏源流》中,仍然保留着陶淑良“1929底年投红”的记载。
    1929年夏,陶淑良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派遣,随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前往涪陵、丰都、石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任宣传干事。后又转战于通江,苍溪,广元一带。陶淑良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妇女解放,为杨克明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地群众说:“陶干事一点儿也不像官宦人家的小姐,倒像是穷苦百姓家的姐妹。”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南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陶淑良回到川北木门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次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妇女积极分子300多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陶淑良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陶淑良对待女战士如同亲姐妹,与她们同甘共苦,一起学文化,一起练射击,使全营官兵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
    “娘子军”首战就打了个大胜仗。5月中旬一天夜里,陶淑良率部往前线送粮草经过通江鹰龙山,与田颂尧部一个营遭遇。当时,独立营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陶淑良与曾广澜商量后决定智取,她命令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隐蔽,听到信号一齐杀出来。
    敌人上山后迷夫了方向,又累又困,鸦片瘾也发了,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拿出烟枪开始吞云吐雾。忽然,枪声大作,陶淑良率全营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一跃而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一时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这帮“双枪兵”魂飞魄散,尤如惊弓之鸟,以为遇到了红军大部队,纷纷扔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一仗,独立营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战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独立营。从此,“500农妇歼敌一个营”的故事,传遍了川陕苏区。
    据陶氏后裔陶嘉陵讲,陶淑良和杨克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假扮夫妻,在革命斗争相互蒙生了爱意,加之杨克明误以为结发妻子魏俊淑已被敌人杀害,遂经组织批准与陶淑良结为夫妻,并生有一子。红军北上时,夫妻俩把儿子寄养在懋功一个叫徐广才的医生家里,徐将其改名徐涛。徐涛病故于八十年代中期。徐涛有子名徐家根,现在四川小金县务农。1949年8月,苍溪县张王乡回乡红军邹楚也证实陶淑良与杨克明有子名懋,于红军北上时由亚克夏山老乡收养。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杨克明参加革命后,敌人曾派一个连将其住宅包围。杨克明在乡亲们掩护下,逃脱险境。凶残的敌人对其妻施以酷刑,打断了魏俊淑的手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后,杨克明出任军政治委员。长征中,杨克明率部队3次越过茫茫数百里的草地,1936年10月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与军长董振堂指挥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983年,组织上把烈士证书送到家里,魏俊淑才知道丈夫早已牺牲。50年来,魏俊淑一直坚信杨克明还活着,苦苦守候着丈夫唯一的一张照片和生前用过的红木书箱。
    “克明那,50年,我等了你50年啊!”1985年8月17日,满头银发的魏俊淑带着儿孙从贵州千里迢迢地、来到高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亲人,长跪不起,泪如雨下。并写下一首哀诗:“青丝白发思君还,血战高台死如归。浩气长存红五军,振兴华夏竖丰碑”。
    (二)智勇双全的将门虎女
    1935年2月,四川旺苍县王庙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正式宣告成立,张琴秋、曾广澜出任师长和政委。全师达2800多人,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副团长刘伯新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团团长曾广澜,副团长陶淑良,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物资、救护伤兵等。
    1935年3月下旬,妇女团奉命将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送到苍溪永宁铺兵站。起程那天,总政委陈昌浩嘱咐道:“你们这次要送的这些同志,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许丢掉一个”!曾广澜和长陶淑良当场表示:“请政委放心,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
    旺苍坝、庙儿湾至永宁铺路程百里,抬担架过河要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坡时抬前面的战士要跪在地上,手指抓住路面往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泥土。有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地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将全部伤员转移到了永宁铺。
    反“六路围剿”中,陶淑良所在团奉命在普子岭一带阻击敌人。普子岭山势险峻、奇峰耸峙。白匪军挨过一阵枪子后,方得知红军尽是女人,于是敌团长为士兵打气:“兄弟们怕个球。山上的婆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冲上去,哪个逮到就让哪个领回家做老婆!”面对蜂拥而上的白匪兵,女战士们沉着应战,将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这时有枪的瞄准了猛烈开火,持刀矛的趁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顺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表彰该团的大无畏精神,红四方面军总部特授该团锦旗一幅。
    西征开始后,陶淑良改任妇女独立师一团团长,全团随主力红军相继转至松潘、理番、杂谷脑(今理县)等地。杂谷脑是汉、藏杂居地区。离镇郊数里的大山中有座喇嘛寺,汉、藏劳苦群众都要按时送粮、缴税、出乌拉(无偿劳役),并且3里以外就得下跪,他们背上驮着盐和粮食,跪着抓行在黄土碎石路上,年老体弱者常累死在途中。庙里有一股500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主动开始寻衅,时常躲在庙里打冷枪射杀采野菜的妇女团战士,总部命令陶淑良率领第一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武装。
    当陶淑良率领千余名女兵出发时,张国焘的侍卫官何福圣还开玩笑地对曾广澜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封建残余,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张琴秋鼓起眼睛吼道:“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陶淑良轻蔑一笑,扬了扬手里握着的枪。意思是别小看小她的娘子军。
    陶淑良根据敌情和喇嘛庙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半夜,敌人突然从大门冲出来。妇女团用机枪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天亮后,敌人企图凭险据守,等待主力来援。妇女团一部隐蔽在路旁山坡上打援,另一部分迅速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经受不住红军的猛攻,龟缩寺内。战士们趁敌人慌乱之机,一鼓作气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突围,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娘子军大获全胜,缴了600多支枪,粮食10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300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用了。妇女团把从火里抢运出来的粮食、盐巴、布匹,分给穷苦老百姓。少数藏兵还参加了红军。在听了曾广澜的汇报后,张国焘对娘子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场表扬了陶淑良,说她不愧是“将门虎女”。
    (三)魂断高台的巾帼英雄
    1935年3月28日晚,陶淑良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总部命妇女独立师一团随红30军及9军一部配合进击,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城。红30军88师立即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攻打剑门关;妇女一团随89师驻守剑阁,阻敌援兵。两天之内,妇女团击溃了田颂尧一个旅的侵犯。
    战斗打响前,陶淑良派人抓了个“舌头”,从人员部署、火力配备到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敌军原来是一支“双枪”胡子兵,身上带了两杆“枪”,一是荷枪实弹的枪,另一支则是装满大烟的烟枪。他们打一阵子仗,就要抽抽烟,过过瘾,因而火力难以持续。
    第2天黄昏,敌官兵正在吞吐云吐雾过烟瘾,连哨兵、警卫兵也发了烟瘾,哈欠不断。妇女团趁机发起猛攻,只听得一阵阵手榴弹爆炸,浓烟迷雾中,女战士一个个象小老虎,在机枪掩护下冲向敌人阵地。烟鬼们那有还手之力,大多跪地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立即丧命,一个旅全被击溃,敌旅长和他的小老婆也被红军活捉。
    1936年10下旬,红军2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后,张国焘把妇女独立师部分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仍直属西路军总部。陶淑良调任红5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
    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5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民团接受改编。不久,敌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共20000余人围困高台。红5军主力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被迫全部退守城内。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1月20日,敌以炮火猛攻,城内多处起火,城墙被打开好几处缺口。陶淑良和红5军全体指战员,包括随红5军行动的全部妇女抗日先锋团战士、炊事兵,以及机关后勤人员,全部上到城头。为节省弹药,女战士象过去在川陕苏区战斗那样,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象冰雹似地向抓城墙缺口的敌人砸去。夜里,女战士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水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但在敌人重炮锰轰下,缺口愈来愈大,敌人趁机登城,双方白刃搏斗,女战士十分勇猛、顽强。刺刀、大刀卷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击、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关键时刻,收编的民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进了城,陶淑良率众与敌人展开争夺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红5军除极少数幸免外,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全部遇难。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为千里祁连山,悠远的河西走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让人叹息的悲壮故事……
    第四篇: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
    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上,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2500余名年轻的女战士成为红军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不仅和男同志一样经历了残酷战火和恶劣环境的考验,而且经受了一般女同志难以忍受的女性生理极限的考验,她们以坚定顽强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和巾帼不让须眉的奋斗精神,参与并塑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人生壮歌,显示出女中豪杰的英雄本色,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罕建的奇迹。
    一、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组建的经过及时代背景
    1932年12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指挥下,挥师进入川北。苦难深重的巴山妇女们,个个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奔走相告,喜上眉梢。不少妇女逃出家门,跑去找红军,主动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传消息,积极要求参军作战。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参加红军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县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该营下辖4个连,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直接领导妇女独立营的工作。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诞生了。1934年2月,长赤县(现旺苍、南江部分地区)、万源县、广元县(今旺苍)分别成立了妇女独立营。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紧张斗争中,根据地广大妇女积极要求参加保卫苏区战斗的要求,中共川陕省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川陕省第三次党代会决议,在巴中将通江成立的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同年冬天,在反“六路围攻”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将广元县、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2团。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相继迁驻旺苍坝,旺苍成了川陕苏区首府,两万多名红军集结旺苍坝,进行为期3个月的整训。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500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妇女独立师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该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第二团曾广澜任团长,刘伯新任副团长,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该团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转送伤员等,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由此,红军第一支人数众多的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宣告正式成立。妇女独立师一成立,就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白天练投弹、射击,晚上进行夜行军、进攻防御、夜间偷袭等科目练习。初步掌握一些战术之后,便担负了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物资、救护转运伤兵等繁重任务。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936年4月,由于战斗艰苦、环境险恶、人员减少,妇女独立师改为团的建制。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一年多时间里,妇女独立师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和二方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参加“西路军”,艰苦奋战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最终折戟祁连山。少数女战士后随红军主力到达了陕北延安,转战全国各大战场。
    二、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对长征胜利作出的历史贡献
    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将士是近代追求男女平等最为激进的先锋,她们是永恒的英雄。妇女独立师人数之多、坚持时间之长,经历战斗之多,走过道路之曲折,在妇女运动史上是罕见的。抗战前夕,党中央决定不再建立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建制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互助、勇往直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1.冲锋陷阵,英勇杀敌。1935年4月初,在攻打剑门关战役中,妇女独立师第1团随第30军89师驻守剑阁,阻敌援兵。敌兵一个旅妄图夺回剑阁城,师长兼团长张琴秋胆大心细,派出侦察队抓“舌头”,经审问掌握了敌人的布防情况、火力配备和思想动态,遂决定佯装撤退,使敌人麻痹上当。第二天黄昏,敌官兵正在吞云吐雾过鸦片烟瘾时,女战士们趁机发起猛攻。敌人猝不及防,纷纷举手投降,一个旅全被击溃。这一仗以少胜多,缴获大量武器弹药。5月初,为了打通北川峡谷掩护红四方面军西进,妇女独立师第1团同男红军一起攻打伏泉山,女战士们在阵地左翼发起猛攻,一气攻上山顶,打开了突破口。11日,妇女独立师同第30军、9军共同战斗,攻下了千佛山、西大垭口。后来攻打土门时,妇女独立师打头阵,将敌人的马队赶跑,主力部队乘势而上,打开了土门封锁线。妇女独立师占领伏泉山、千佛山全线2个多月,掩护了红四方面军大队人马顺利西进,为与中央红军早日会师作出了卓越贡献。 6月21日,杂谷脑镇郊数里处喇嘛寺内的匪徒与刘湘等军阀相勾结,企图阻止红军北上,妇女独立师第2团请战歼敌。根据敌情和喇嘛寺地形,第2团决定采取三路夹击战术。三路女红军战士把寺庙围困三天三夜,最后撞开寺门,战斗获得全胜。这次战斗,是独立师第2团独立进行的一次激烈的攻坚战,获得了重大战果,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嘉奖。1936年8月9日,妇女独立师奉命配合第1纵队先头部队第30军88师攻占天堑腊子口。敌人在30米宽的山口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又有100多藏族土司骑兵尾追。独立师的女兵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担任断后的一个排女兵由副连长谭怀明率领,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战场上寒光闪烁,到处鲜血喷涌。经过血战,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而女战士则牺牲了70多人,大部分人连姓名也没留下。在攻下腊子口后,妇女独立师将士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继续向北疾进,配合第二纵队第4军第10师,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今临潭)进攻。8月20日攻克洮州城,歼守敌鲁大昌新编14师一个营,随即遭到敌新编第2军马步芳警备第一骑兵旅的猛烈反攻,激战一周才将敌击退。攻腊子口、克洮州城,打破了敌人妄图阻止红四方面军北进的计划,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共同北上抗日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2.护送伤病,关爱同志。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她们一边照顾老同志、救护伤员,一边抢抬担架,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多少艰险挫折,她们始终“红心”如初、满腔热忱,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关爱着每一个生命。1935年3月下旬,妇女独立师担架队战士奉命将1000余名伤员从旺苍坝转移到120多公里外的永宁铺,中间要翻越一座陡峭的高山。为了保证伤员安全并减轻其痛苦,上坡时抬前面的女战士跪在地上,手指像钩子一样抓住路面向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了泥土。不少战士因出血过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4月,妇女独立师第2团从江油中坝向崇化(今小金安宁)运送伤病员途中,敌机扔下炸弹,战士苟贵英立即扑在伤员身上,以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爆炸的弹片,她却英勇地牺牲了,被她救活的指导员,早已泣不成声。一个女战士的手下肘被敌机摔下的炸弹炸掉了,鲜血染红了衣裤,她还不知道,仍抬着担架赶路。连长刘照林发现后,噙着热泪紧紧握住她的半截手,这个坚强的战士才昏了过去。运送途中,刘照林这个连有好几个女战士为了保护伤病员而负伤或壮烈牺牲。女战士蒲秀英从藏民马粪中把未消化的青稞粒一点点地收集起来,用水淘洗后煮成粥拿来喂处于饥饿线上的伤病员,她自己却被饥饿夺去了生命。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时,妇女独立师战士蒲文清已经害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且不停地流泪,仍然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抬着担架。个子矮小的蒲文清和其他女红军抬的是宋益民营长,看到冷风越来越强,几个小姑娘都争着脱掉毛衣给宋营长盖。当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突然风吼雪飘,一阵冰雹从天上砸下来。蒲文清她们几个,扑盖在宋营长身上,用瘦弱的身板挡住桔子大的冰雹。多年后,张国焘对妇女独立师女战士都不得不赞叹说:“她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在救护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3.长途运输,修路架桥。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将士日夜奔忙在长征的千里运输线上。她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排除千难万险,历尽千辛万苦,保障主力部队翻越一个个高山峡谷,飞渡一个个急流险滩,冲破敌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哪里最需要弹药粮食,哪里就有她们匆忙的脚步;哪里需要开路架桥,哪里就有她们高大的身影。她们中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也不过23岁,却向组织争取每人背三四支枪,大家都争着背枪,互相帮助,不曾丢失一支枪,翻峻山越险岭,圆满完成任务,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多时间内,就有1200多名女红军壮烈牺牲,长眠于长征途中。1935年4月,妇女独立师第2团将江油中坝筹到的粮食运到200多里的北川前线,她们每人背两根粮袋,穿越悬崖深涧,避开土匪、地方团防的袭击,不辞辛劳、日夜兼程,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地把粮食送到了千佛山阵地附近。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海拔高达5000多米的党岭雪山,面对如此高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抽调妇女独立师第2团工兵营随前卫部队疏通道路,积雪刺眼、空气稀薄,她们在雪山上开凿了“天梯”。 妇女独立师还有300余战士背着五、六十斤粮食过山,上山之后,冰雹就开始肆虐,姑娘们有的被砸出了大包、有的得了雪盲症。于是,大家一手拿棍,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篓,成一路纵队艰难前行。“尽管任务极其艰难,她们还是按时完成了开路任务。”翻越党岭雪山后,部队从马尔康向大藏寺行进,沿途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湍急而寒冷,妇女独立师第2团王学荣连长率全连女战士经过几个昼夜的辛劳,战胜激流,在深山峡谷中架起几座木桥。然而木桥却被土匪连夜破坏,大部人马被阻隔在桥边,上空出现敌人的飞机,情况紧急,负责修桥的王学荣连长高喊一声:“跟我来!”带领一排女战士,每人扛块木板,毅然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部队顺利通过。几个女战士由于过度劳累,上岸后竟昏过去了。
    4.筹集衣粮,提供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长征途中,衣服和粮食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发挥自身优势,克服重重困难,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马不停蹄去完成筹衣集粮这一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她们不但要多走许多的路,还少了许多休息。在遇到衣服、粮食极难筹集的情况下,女战士们历尽千辛万苦,忍饥挨冻,宁肯自己穿单衣,吃野菜、草根、树皮,也要把筹集到的衣服、粮食如数交给组织统一分配。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前后,妇女独立师工兵营的战士就加班加点制作了大批衣物,源源不断运到前方指战员们手中。渡过嘉陵江不久,妇女独立师将士在广元、苍溪一带走遍千家万户,筹集了14万斤粮食,保证了部队的供应。1935年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派李先念率领先头部队去夹金山方向接应中央红军的同时,还组织妇女独立师参加筹粮队伍,她们带着一袋袋江油筹集的中坝大米,一包包南部的井盐、四川资阳的豆瓣、豆鼓以及女战士们制作的绑腿、米袋、毛衣、毛袜、手套、草鞋去懋功。翻越红桥雪山到达懋功后,妇女独立师将士磨糍粑、做干粮、编草鞋、熬盐巴,布置警戒、打扫房子,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她们积极筹集慰问品,每人一双草鞋、一双袜子、一斤干粮。〔20〕9月,到了马尔康,按总供给部的意图,妇女独立师派出2个连负责筹粮。当时山上有少量土司和头人没有来得及收割的青稞,女战士在营长吴朝祥的带领下接受了抢割青稞的任务,她们天刚麻麻亮就上山,到了晚上还要把收割的青稞颗粒搓下来用锅炒干,揉掉外壳,装入袋子。几天下来,战士们的手都被青稞秸磨出了血,为了完成任务,手破了就用嘴咬,用被子、衣服包起来搓。就这样,一粒粒一把把完成了任务。有一次,第2团的一个连和土匪打完了仗,发现割过的蚕豆地里还有一些蚕豆,女战士们就蹲下来一颗颗地拾。这时突然下起了拳头大的冰雹,蚕斗被冰雹盖了起来,她们就用手挖,很多人手指都挖出了血,有一个班长叫杨秀英,头被冰雹打了,加上连日疲劳,竟晕倒在地,抬到医院就口吐鲜血,微微地喊了几声“革命成功”就牺牲了。
    5.宣传鼓舞,激励士气。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虽然人数少,但是她们个个都是红军中的宣传骨干。一是激励战士士气。她们结合自身优势,根据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每个战斗和任务,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使红军更理解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明确革命的前途,从而提高了红军的战斗热情与乐观精神。妇女独立师将士坚韧的精神伴随着清脆的歌声穿越了寒风嗖嗖的草原、翻过了鸟也飞不过的大雪山,趟过了危险的烂泥滩,共同支持着走过了这二万五千里!1936年2月,登党岭山时,妇女独立师运输连连长王泽南发动战士们采用各种形式的宣传,鼓起大家的登山信心,幽默的语言驱走了战士的疲劳,很快就越过了这座大雪山。独立师里年龄最小的女战士王新兰,当时年仅11岁。行军途中,王新兰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友们一起穿山越岭。爬雪山,她拉着马尾巴;过草地,她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从不掉队。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立在风口、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二是宣传发动群众。妇女独立师将士总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群众宣传工作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种”,扩大了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她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筹粮款,平时走村串户做宣传鼓动,逢场赶集,见哪里人多就将演讲台设在哪里,一个个以自身的苦难经历现身说法。部队每到一地她们就分头搞调查,然后召集群众开大会,将没收土豪的浮财摆在会场上,一方面将没收的土豪财产分给群众,一方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动员青年参军,动员群众帮助红军搞运输。女战士们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使红军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妇女独立师将士总是一路笑声一路歌,以山歌当“点心”,以山歌为重要的宣传武器。战士史群英和女伙伴们兴奋地敲着大锣,走乡串镇去做宣传工作。她说起了顺口溜《问老五》,“王老五,苦不苦?黄连加上苦瓜煮。今天你上哪里去?投奔红军打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倒官府干什么?夺得江山人民坐。”因为宣传颇有成绩,她得到了很多奖品,比如衣服,毛巾、铅笔、缸子、本子。三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广大妇女独立师将士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她们沿途积极向少数民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们在经过汉、藏、回等民族杂居区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妇女独立师将士出色的民族工作,为部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广泛播撒革命火种,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藏族革命政权格列德萨苏维埃政府成立,数百名藏族同胞报名参加了红军,其中有不少藏族妇女。群众积极为红军筹办给养,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
    6.抵制分裂,促进北上。对于一切分裂力量,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也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事件中,她们坚定地站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一边,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巧妙地对付。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曾经坚决地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她挫败了张国焘企图拆散、兼并他极不信任的红32军的阴谋,使该军2600多人完整保存下来,在后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继续为中国革命做贡献。张国焘在自己回忆时写道:张琴秋向我申诉她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她们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相符合。1936年的春天,快到甘孜的一天夜里,张国焘的贴身交通队有几个人伙同伤员,竟闯进妇女工兵营驻地耍流氓。营长林月琴得悉后立即下令缴了他们的枪。张国焘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不分青红皂白,便下令撤销了林月琴营长职务,被调到运输连做连长。林月琴对张国焘的飞扬跋扈和另立“中央”感到困惑,在康克清的帮助下,她勇敢地与张国焘作斗争。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郭天民等人传播了红一方面军北上告捷的消息。张国焘在左路军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准备对他们进行“帮助”。素有“小钢炮”之称的妇女独立师妇女部长刘坚在会上仗义执言,使郭天民等人免于遭受残酷的打击。1936年秋,在洮州召开的“西进”动员会上,又是这门“小钢炮”出面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她说:“从军心看,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共同北上抗日,同意‘西进计划’的只是少数人,如果一意孤行,必然会导致部队的思想混乱,影响军心稳定。从物质条件讲,现在御寒品和粮食都少得可怜,即使不被敌人消灭,自己也会冻死、饿死,我们应该北上才对。”在广大指战员的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他的西进计划。敢在会上当面顶撞刚愎自用的张国焘,确实需要过人的胆识。
    三、弘扬妇女独立师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
    1.要始终保持矢志不渝、坚贞无比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长征是对每一个妇女独立师女战士信仰、意志、品质乃至体质的严峻考验,她们矢志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把自己的身家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靠的是坚定无比的理想信念。同时,崇高的理想和坚贞的信念,也是她们在长征中力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正如邓小平所言:“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继承和弘扬红军妇女独立师的长征精神,就要求我们用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要始终保持勇往直前、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始终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敢于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她们翻雪山、过草地、抢险飞渡,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饥饿病痛、枪林弹雨,终于冲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最后胜利完成了长征。究其原因,重要一点就是勇往直前、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女战士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迈进。但前进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想象得出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国内外的风云变化的形势将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勇往直前的革命干劲,用生命去践行为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奉献的誓言。
    3.要始终保持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妇女解放精神。毛泽东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数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广大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束缚和摧残。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把几千年民族传统积淀的妇女问题与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把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作为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红军到达川陕边区后,觉醒了的妇女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加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她们解放了思想,毅然而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汇入到妇女解放的洪流中。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将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妇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承和弘扬红军妇女独立师女战士长征精神,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自身优势,她们势必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4.要始终保持万众一心、团结互助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靠着一股团结战斗的力量、团结协作的阶级友爱精神,你帮我、我帮你,翻过一座座雪山、趟过一片片沼泽、走完了长征与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继承弘扬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长征精神,维护团结、珍惜团结,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和克服内外部环境给我们挑战和压力,才能凝心聚力地谋发展、创局面。
    5.要始终保持战天斗地、乐在其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险象环生的漫漫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在爬雪山过草地那段最艰苦的日子,每天宿营时都能听到她们的歌声、笑声,大家背靠背取暖讲故事、回忆参加红军的经历,憧憬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生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其乐观和淡定感染了每一个战士。草地里虽然没有硝烟、弹坑,但其中的雨雾、沼泽却比枪林弹雨还可怕。深不可测的泥潭、散发着毒气的浊水和饥饿寒冷,时刻威胁着每个红军战士的生命,但妇女独立师将士却把寒风当劲歌,坚定地说:“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有人还风趣地说:“别看草地行路难,其实也有着优点,路平不爬山,宿营很方便,不捆铺草上门板”。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多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将士毅然走出了人迹罕见的荒滩草地。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是独立师将士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源泉。在小康社会建设征程中,我们要有勇敢地面对困难、不被艰难困苦吓倒的勇气,要有积极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切实措施,永远保持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生活态度,继往开来、迎接挑战,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
    6.要始终保持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全心全意为民精神。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长征的胜利是与全体女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分不开的,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妇女独立师将士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畏艰难险阻,不惜一切牺牲,保护群众利益。她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卫生,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她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严格遵守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些女战士还纷纷把自己的衣物、毛巾等送给贫苦的各族人民。女战士们的模范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深深爱戴。沿途群众把独立师女战士视为自己的军队、穷人的队伍,帮她们筹款筹粮、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提供兵源。妇女独立师将士心系民众,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生死相依,紧紧依靠群众,这是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法宝。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永恒课题。”〕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继承和弘扬红军妇女独立师长征精神,就是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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