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战地红花七月开》——初创篇(三--2)

发布日期:2019-03-21 13:4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战地红花七月开》编
由牺盟工作队到战斗剧社
    1938年2月,由冯全英、田金荣、程平、李克、李守宇、韩明达、万一、张波、姚守和、冯松、白世禄、晏治华、程步远、史富喜、李冰等组成了孝义牺盟工作队。前后由冯金英、田全荣、程平、李克等当队长和指导员。年龄最大未超过20岁,最小者仅8岁,多数为15岁左右的少年。亦驻兑九峪,由县长傅立民直接领导。
    冯全英(1919—1943),山西孝义市石像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带头参加了牺盟会,并在石像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村妇救会。1938年5月加入共产党,1940年反顽斗争胜利后,转移到晋西北,后在晋绥分局城工委工作。1943年5月由于劳累过度,致使胃病复发,医治无效于同年7月7日逝世。
    他(她)们在街头讲演,表演街头话剧、话报剧、唱歌、跳舞;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工作活跃。为了提高艺术水平,傅立民送工作队到一一五师政治部“战士剧社”去受训,工作队也就 改名为“战斗剧社”。战士剧社是红军时代一方面军的老剧社,既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又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受训期间,由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及宣传部长肖向荣讲政治课,民运部长潘振武讲如何宣传发动群众的经验:艺术业务课,都由战士剧社社员讲文艺理论,同时又教授排练话剧、跳舞、唱歌等节目。一一五师司今部及政治部的领导每礼拜六都要和受训的队员们会一次餐,罗荣桓政委也要来,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围着一洗脸盆菜,手里拿着白面馒头,一面谈天说地开着玩笑,一面共餐。当时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穿的是国民政府发的军装。唯有战士剧社仍保留着红军时代的服装,傅立民县长也专门找了县里的裁缝,照样给战斗剧社定做了服装,一律用浅灰色斜纹布,头戴五角形帽子,上身穿列宁装,下身为短裤,小腿打着深灰色绑带,背上背顶黄色大草帽,腰里扎一条皮带,斜背着一条灰布挂包,上面绣“抗战”二字。列宁装上面小口袋里还装着两件宝贝:一支写字的钢笔,一把吃饭的勺子。这套服装穿在那些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少年身上,是多么潇洒漂亮,又多么英姿飒爽。
1938年3月,第115师在晋西隰县午城镇和蒲县井沟村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汽车。
    孝义战斗剧社走到那里,群众便围起来,欣赏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这位老大爷拍拍小伙子的肩膀,那位老大娘握着小姑娘的手儿,亲热得不得了,年轻人更是羡慕得往肚里直咽口水。
    受训3月,1938年“八一”建军节到了,孝义战斗剧社与吕粱、黄河等兄弟剧社联合向师首长及战士剧社讲行了学习成绩的汇报演出。8月4日,傅立民骑着他那匹紫红色的大马,亲自到一一五师政治部向师首长表示了孝义人民的感谢;同时率领着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战斗剧社回县工作。全体社员穿着美丽的列宁装;脑子里装着学到的本领,心里怀着爱国的激情,脸上放着得意的光彩,跟着这位面如红枣的战斗剧社创建者,昂首阔步,反回重镇兑九峪。傅立民县长还决定由115师政治部介绍到具武装部队工作的沈以同志任剧社指导员。从此,流传出一个顺口溜:“孝义人有三宝贝,剧社、报社、游击队。”
1938年8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青年队在晋西演出时留影。剧社的任务是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主要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苏北等广大地区活动。苏静摄
    在“八一三”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兑九峪召开了庆祝大会,整个峪沟里人山人海。剧社首次挂起紫红色的,上面绣有“战斗剧社”四字的幕布,台上左右挂着两盏透亮的汽灯,演出了描写日本妇女反对侵华战争的话剧《还我的孩子》和反映东北义勇军袭击日军的故事《林中口哨》,还有反映北平学生不堪日寇统治,集体投奔革命的《兄弟们拉起手来》以及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三河口》。这几个戏,有独幕三幕不等,但都短小精干,内容新颖,与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紧密结合,因此效果很好。每幕话剧之间,还穿插唱歌及舞蹈节目。经常演出的有《空军舞》、《船花舞》等十几个舞蹈及《工农商学兵一齐救亡》、《义勇军进行曲》等二十多首歌曲。
    剧社是真正的战斗集体。侵占孝义城的敌人频繁出动扫荡兑九峪,因此随时要准备战斗。早晨正喊红嗓子,忽然会听到枪声,就马上集合向西撤退;或者正高挂汽灯演出,突然接到日寇出动的情报,便立即卸掉幕布的转移。常常是剧社刚走出兑九峪西口,日寇己进了东口,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地情,一转弯就溜之乎也。
    他们不但是“敌来我走”,还主动进行“敌驻我拢”的游击演出。他们背着简单的道具、服装,抬着汽灯,深入到日寇据点附近山上的村庄演出,离敌人只有三、五里路,由游击队和民兵警戒放哨,发现敌人的动静,观众立即散去,剧社马上转移。有时故意抬着汽灯,明晃晃的,在山上转悠转悠,敌人发现山上有光亮,但一时也搞不清情况,又不敢冒然出来,只得盲目射击,机枪、步枪一阵响,像过年放鞭炮一样。剧社同志,则一阵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大家高兴地说:这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具体运用。
    战斗剧社青少年的神出鬼没的惊险活动,得到军队和人民的赞誉,都说剧社年轻人了不起,傅立民县长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牵动着多少父母悬念儿女的心,他(她)们每天在提心吊胆地生活。忽然会传来剧社被日本鬼子包围活捉了的消息,或者说某某女社员被日寇刺刀挑出了肠子,某某社员被俘虏到孝义城了等等,免不了他们的老妈妈要喊天呼地的恸哭一阵,免不了老爸爸要四处奔走打听消息。甚至老人家们在绝望之中,对他们的儿女已烧纸祭奠了亡灵不几日,一个身着列宁装的儿子或女儿又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图为隰县黄土镇上庄村晋西南(山西)省委驻地遗址。
    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山东抗日,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隰县,日寇已侵占兑九峪,阎军十九军趁机开来孝义。孝义情况大变,环境越来越艰险。11月,日寇从孝义城出发,分三路向下堡川、柱濮川、兑镇川“扫荡”,战斗剧社随县游击大队转移到中阳县关上一带。敌人发现游击队带着一群无战斗能力的青少年时,穷追不舍,步步紧逼,企图俘虏他们。剧社转移到高庙山上,敌人又包围了高庙山。高庙山周围数十里,地形复杂,人烟稀少,虽然对游击隐蔽有利,但食物水的供应相当困难;山上又特别冷,不时刮着带雪花的刺骨寒风。剧社就在这冰天雪地里同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找不到突围的机会。他们和游击队的指战员们,饿了吃一口炒面,渴了吃一把雪,困了睡在背风处的雪地上。裤子、绑带和腿部冻得粘在一起,成了冰制甲冑,用木棒都打不开。有一次游击队想掩护剧社突围,那天,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剧社同志一个紧跟一个从山沟里往下走,准备趁黑冲过公路,突围出去。刚下山沟接近公路,就听见远处有得!得!!得!!!的马啼声。指挥员低声传令:“靠沟边卧倒,不要出声!”大家迅速靠在沟一边,卧倒隐蔽,屏住呼吸,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一队日寇骑兵急驰而过,马蹄踏起的土和雪,都溅到隐蔽者们的身上,敌人也没有发现他们。
    游击队为了掩护剧社,也失去主动出击敌人的能力,若再拖下去,粮尽弹绝,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迷惑和避开日寇的追击,减少目标,经县领导决定,剧社成员要“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当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宣布决定时,大家互相拥抱,失声痛哭了,有的小鬼在雪地上打滚,要求跟游击队共同战斗,宁可牺牲,也不离开集体。经过领导上反复说服,大家才烧掉随身带的文字资料,找山上老乡作向导,分散成两三个人一起,从高庙山几十里的各条小路分散走出去。李守宇、万一、晏治华是同路,经过几天周折,走到柱濮村时,不巧,迎头遇上日本鬼子的骑兵。因为他们已在路上将军装、被子等和老乡 换成破烂的便衣,敌人以为他们是农民,就抓去喂马。他们干了两天,才寻机逃出回了自己老家。同时,游击队轻装打游击,也很快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日寇一无所得。
    “化整为零”之后,战斗剧社成员并没有停止活动,大家通过鸡毛信互通情况。游击队突围后,有些年龄较大的社员,又逐渐归队,随同游击队打游击,有些社员则回到家乡协助区政府工作,如李守宇、韩明达等人。程平、李宇、韩明达等人。程平、李克、冯松、张波等,又在四区一带组成临时敌后游击宣传队。他们由区游击队和民兵掩护,在距敌人三、五里处宣传演出小型戏剧、唱歌等节目,有时演出一半,发现敌情,关掉汽灯就跑。他们土生土长,与当地群众骨肉相连,且熟悉地形,敌伪军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但是老百姓却互相传播着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咱们剧社没有垮,孩儿们还在下堡镇附近演出呢!”
    2014年6月基金会采访冯松夫妇时拍摄。冯松,山西孝义县人。晋绥“七月剧社”编导。夫人吕光:山西汾阳县人。晋绥“七月剧社”演员、编导。
    阎锡山的部队第十九军,当时也在孝义扩充队伍,他们知道战斗剧社“化整为零”的消息后,就派人在四处招人,想拉拢剧社的人才。他们贴布告,声称要建立宣传队,队员薪水有20块白洋。当时白面是两块钱一袋,20块就是10袋面粉呀!在抗战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数目还是不小的。但是剧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去上当的。年仅十五岁的社员冯松,出生于孝义县石像村冯氏家族,本家祖父是清末18省第一才子的举人,曾与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门生亲友中有不少国民党中的达官权势。但是在抗战一开始,他们同族兄弟姊妹120余人都分别参加了八路军或新军决死队,在决死三团中,就有一个冯家连,因此被抗日县政府,授于“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十九军政工处曾派两个人,拿着一方印,要冯松帮他们组建宣传队,月薪是50元。冯气得脸色紫红,励声喝道:“我决不参加顽固军。”那两个军官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两三个月后,战斗剧社又集中起来,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资料来源:《战地红花七月开》  成都出版社出版
    本站编辑:杜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