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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发布日期：2015-05-06 11:41 来源：《晋绥风云人物》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06年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6年在省立第六中学读书，翌年由团转为中共党员。 1930年2月参加共青团赣西南代表大会后赴上海领导永安纺纱厂和同济大学共青团工作。曾任共青团北平、唐山市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5年多。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原总队部总队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在工厂、学校中发展民先队员与中共党员，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组建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太原失守时受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省委、区委)书记，相继建立了行(县)岚(县)保(德)、临县、静乐中心县委和岢岚、文(水)交(城)地委及晋绥边工委(特委)，与八路军120师地方工作团协同进行党的建设工作，把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平津等地赴晋抗日的大学生康世恩、王季青等20余人安排到地方工作。至1938年春，晋西北地区均建县委，共发展党员700余名。他以省委名义主持召开有罗贵波、刘俊秀、马林、饶斌、赵仲池等十几位县委以上领导者参加的晋西北党的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强调大力发展党组织，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统一战线和政权工作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与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久为挺进绥远开辟游击根据地，会同120师和战动总会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工作，派出大青山特委以指导绥远敌占区动委会的工作，并指示晋绥边特委想绥东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及武装，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有力配合了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成功开辟了晋西北内地通往大青山的交通走廊。1939年中共晋西北区委设立了组织、宣传、民运、统战、社会5个部，所辖8个地委及各县委，计有党员万余名，成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1940年1月反顽斗争胜利后，任中共晋西区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部长、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久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45年夏出席中共七大，任分局常委兼城工部部长。1947年9月兼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和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以农会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布《告农民书》，在《土改通讯》发表《后木兰岗调查报告》，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之一予以肯定，加之全国土地会议强调反右却未注意防“左”，客观上也助长了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在中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晋绥分局于1948年1月连续发出《关于纠正“左”的危险的指示》、《关于纠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制止“左”的行动并着力纠偏。4月初，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去西柏坡路居兴县时，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充分肯定晋绥解放区土改和整党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严肃批评了一度所犯的“左”倾错误，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由此使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纠偏中走上扎实、健康的发展轨道。1949年，他任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监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代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5月在济南逝世，享年97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组建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太原失守时受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省委、区委)书记，相继建立了行(县)岚(县)保(德)、临县、静乐中心县委和岢岚、文(水)交(城)地委及晋绥边工委(特委)，与八路军120师地方工作团协同进行党的建设工作，把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平津等地赴晋抗日的大学生康世恩、王季青等20余人安排到地方工作。至1938年春，晋西北地区均建县委，共发展党员700余名。他以省委名义主持召开有罗贵波、刘俊秀、马林、饶斌、赵仲池等十几位县委以上领导者参加的晋西北党的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强调大力发展党组织，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统一战线和政权工作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与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久为挺进绥远开辟游击根据地，会同120师和战动总会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工作，派出大青山特委以指导绥远敌占区动委会的工作，并指示晋绥边特委想绥东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及武装，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有力配合了周边地区的抗日斗争，成功开辟了晋西北内地通往大青山的交通走廊。1939年中共晋西北区委设立了组织、宣传、民运、统战、社会5个部，所辖8个地委及各县委，计有党员万余名，成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1940年1月反顽斗争胜利后，任中共晋西区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部长、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久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45年夏出席中共七大，任分局常委兼城工部部长。1947年9月兼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和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以农会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布《告农民书》，在《土改通讯》发表《后木兰岗调查报告》，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之一予以肯定，加之全国土地会议强调反右却未注意防“左”，客观上也助长了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在中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晋绥分局于1948年1月连续发出《关于纠正“左”的危险的指示》、《关于纠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制止“左”的行动并着力纠偏。4月初，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去西柏坡路居兴县时，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充分肯定晋绥解放区土改和整党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严肃批评了一度所犯的“左”倾错误，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由此使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纠偏中走上扎实、健康的发展轨道。1949年，他任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监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代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5月在济南逝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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