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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永远的“大姐” 永远的长征

发布日期：2016-03-02 12:27    来源：中红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蔡畅红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1925年，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在广州。（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6年，蔡畅给美国记者斯诺做饭。（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6年10月，蔡畅（左二）与一方面军的刘英（左一），二方面军的陈琮英（右二）、夏明（右一）在一起。（中红网红色图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镜头中的蔡畅。（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7年，蔡畅在甘肃与回族女干部高桂英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7年，蔡畅抱着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在延安凤凰山。（中红网红色图库）

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在一起。（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1年，蔡畅（右）和邓颖超在交谈。（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0年5月14日，蔡畅80寿辰时在家中。左起邓小平、卓琳、蔡畅、
康克清、邓颖超。（中红网红色图库）
　　湖南双峰山下的一个“毛妹子”
　　湖南省双峰县以两座相对的山峰而闻名于世。1952年建县时，县名有多种选择，有人征求在北京工作的蔡畅的意见，她说还是“双峰”好，故名双峰县。原来，这位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1900年5月14日），就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光甲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复姓蔡林，名咸熙，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在故乡群山环绕的紫云峰下，蔡畅(毛妹子)随兄姊割草放牛，栽花种豆，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蔡畅兄妹后来成为共产党人，受母亲葛健豪影响极大。1913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母亲变卖金银首饰等妆奁，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一起进学校求学。母亲在高级小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办了一所学校并自任校长。为节约开支，蔡畅转到母亲办的学校读书，兼教音乐、体育课。
　　正当蔡畅潜心读书之际，父亲蔡蓉峰从上海回到家乡。他素来认为女孩子应擅守“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因而对蔡畅上学读书很看不惯。这年夏天，他擅自接受一家地主给的500元光洋的聘礼，将蔡畅许配给这家做小媳妇。一心想求学上进的蔡畅，得知这一消息，气愤填膺。
　　母亲对丈夫为了几个钱就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行为极为愤慨，更何况蔡畅又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她面对丈夫的疯狂举动，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下决心让女儿逃走。在母亲的支持下，蔡畅逃婚长沙，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改名蔡畅。1916年春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
　　哥哥蔡和森和毛泽东友谊深厚，他们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国内反响巨大。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启发帮助和耳提面命下，蔡畅懂得了许多道理，决定和他们走同样的道路。
　　1919年，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1月30日，蔡和森、蔡畅兄妹及母亲葛健豪、好朋友向警予，成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马赛。
　　留学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发放的生活费非常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大白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尼公园，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了。
　　1920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带着追寻真理、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也来到了法国。不久，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方便党的工作，蔡畅从里昂转到巴黎，白天做工谋生养家，晚上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母亲做刺绣并从头学习法文，最后也能读法文报纸。1938年，周恩来到长沙时，在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专门把蔡母接来。年过七旬的葛健豪却说不愿加重党的负担，还是回乡下，直至1943年病逝。
　　蔡畅从1915年到长沙求学，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把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苦涩都留在了故乡。可她并没有忘记生养她的荷叶这块神奇的土地。本文前面提到，就连设立双峰县，都是根据她的建议确定的。家乡人民也永远怀念她，在县城设立了“女杰广场”和“蔡畅图书馆”，在荷叶光甲堂设立了“蔡畅事迹陈列馆”，并在烈士陵园塑造了蔡畅雕像。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位“大姐”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妇女界有一位几乎人人都以“大姐”相称的英杰，那就是蔡畅。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其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
　　蔡畅的第一个爱人并不是李富春，而是另一个留法的湖南人欧阳玉生。欧阳自始至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欧阳与蔡畅是自由恋爱。欧阳身体不好，在法国期间患了肺结核。那时候，留法的学生生活境况非常差，时常会在饥饿线上挣扎。蔡畅总在欧阳租的房子里，侍候他，为他洗衣做饭。后来欧阳因为参与了“里大事件”，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从此俩人分手。
　　1920年底，李富春来到法国。李富春、蔡畅都是湖南人，他们同年同月生，蔡畅比李富春大一个多礼拜。他们认识之初，李富春便亲切地叫蔡畅“大姐”。因此，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和李富春一样，都称呼蔡畅为“大姐”，连身边的工作人员，同事也这样称谓。“大姐”成了蔡畅的代名字。
　　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蔡畅那青春焕发的神采吸引了他。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蔡畅和李富春在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相互了解和相爱。蔡畅喜欢李富春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维敏捷，办事果断，斗争勇敢而坚决，待人热情而有风趣。李富春爱慕蔡畅举止文雅，仪表端庄，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理想，有毅力，能吃苦，善思考。同时，李富春也爱蔡畅革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蔡畅的母亲、哥哥、嫂子也很喜欢李富春。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携手并肩踏上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全部心血。
　　婚后不久，蔡畅怀孕了。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选择“革命家”这一危险且神圣的职业。蔡畅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预留孩子的位置，不是她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考虑再三，蔡畅果断地作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连连找了几家医院，可当时法国的法律是禁止堕胎的，蔡畅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母亲葛健豪却极为高兴，因为她极力反对蔡畅去冒险流产，说是自己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1924年春，蔡畅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孩，葛健豪高兴地说：“很像她爸爸呢。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就给她起名特特吧。”蔡畅两口子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来到人世的，起名“特特”很有纪念意义，于是欣然同意。为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蔡畅在产床上便做了结扎手术。
　　蔡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底，接受组织安排，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8月，两人回国，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长征出发前的一条毛毯
　　1925年，蔡畅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同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北伐时期，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大力培养妇女干部，领导建立妇女解放协会。她在武汉三镇成功组织的万人妇女大会震动全国，有力地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她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厂，领导女工开展秘密斗争。
　　1931年冬，蔡畅来到中央苏区工作，继续从事妇女领导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两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等职。她很快与农村妇女打成一片，积极鼓励与组织妇女支援前线，参加站岗放哨、缝衣做鞋等活动。在动员男子参军上前线后，为了让妇女能成为生产主力，她虚心向老农学习犁耕，然后亲自下水田手把手地给妇女作示范。
　　蔡畅她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就是她如同碎玉般的牙齿，因为她那消瘦的脸上，总是荡漾出关切的微笑。她做事辣利，说话多且快。但她在沉默的时候，也兼具迷人的大家风度。
　　在苏区，蔡畅喜欢下乡巡视。她由衷地喜欢那首《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并常常带头歌唱：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走山路，
　　夜打灯笼访贫农。”
　　蔡畅巡视的时候，遇到问题就及时处理。好人好事她记在心里，随时准备表彰和上报。遇到坏人坏事，她的心里更是有本帐，有些问题她会直接发动群众，对那些落后乃至做错事的人进行批评和教育，而一些性质恶劣的，她就可以以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其进行法办。当时，农村有不少家庭仍然存在着歧视和殴打妇女的行为，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她都会看做是老百姓的内部矛盾，尽量调解矛盾，或者说服教育。但是蔡畅也有不能容忍之事，比如对溺弃女婴的行为，她一定是要依法制裁的。制裁的同时，她也尽力设法让政府的工作做得周到，以便使老百姓育儿的负担能够减轻，这样就控制了溺弃女婴行为的动机。她召开妇女干部开会，组织起各村的老婆婆，成立“带孩子组”，保证孩子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巡视除了发现问题，当然还有发现人才。兴国县委妇女部长李美群，是个著名的扩红模范，蔡畅注意了她很久，以后她们又一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晚上在一个床上睡觉。李美群的丈夫钟延章刚刚牺牲，她为此非常抑郁，沉浸在悲痛之中。蔡畅想方设法地安慰她的同时，也举出自己的例子，讲向警予和蔡和森烈士的惨死，她说：“这些暴行吓不倒我的，反动派这样做，只能使我锻炼得更加坚强！”李美群听了之后，深受鼓舞，不久就重新组建了家庭，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
　　很快，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以及干部群众们就发现了一个小规律——凡是和蔡畅因为感情以及爱情问题促膝谈过心的人，过不了很久就会收获一个爱人。在延安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蔡畅到中央党校，看到一个女生正在为失恋而抽泣着。她关切地对女生说道：“你这么年轻，工作、学习又好，他不爱你了，不要哭，会有人爱你的。”话虽是这么说，可在蔡畅的精心“运筹”下，姑娘不久就发现自己所眷恋的小伙子像被施了魔法，红着脸来重归于好了。的确，蔡畅点了太多太多的革命鸳鸯谱，因为每个人都信任她看人的眼光。
　　蔡畅赞赏中央苏区客家妇女的勤劳和勇敢，她常说：“当地的妇女干部，有惊人的记忆能力。开会布置工作，她们一个字也记不下来，回去全凭记忆传达，基本精神都能不丢不漏，请她们汇报工作，她们也靠记忆说，有条有理，有全面情况，有典型例子，连数目字也不会有差错，这样的妇女干部如果有了文化，就如虎添翼了。”
　　于是，蔡畅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妇女干部的文化水平，各省都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她常常亲自监督和帮助女干部们提高文化水平，态度是严格且一丝不苟的。她曾经亲自给危秀英和邓石香等订了学习计划，规定她们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学一个钟头的文化再干别的事，还手把手地教她们写字。
　　危秀英郁闷地说：“蔡大姐，我不学了，这支笔比锄头还要重。”
　　“学写字就像缠小脚一样，苦过一阵子就好了。”蔡畅毫不含糊。
　　蔡畅对于个人的私有完全毫无概念，凡是自己有的东西，她都要拿出来和同志们一同分享。每次一分伙食尾子，相熟的一些同志就要求他们请客。她有一条珍贵的毛毯，黑花格子，摸上去又厚又松，这还是蔡大姐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带回来的。蔡大姐可喜欢这条毛毯了，那时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敌情多变，就是这样，她也一直带着这条毛毯，又当铺的又当盖的，舍不得“精简”。
　　这一天，蔡畅大姐听说连里的女战士危秀英要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于是便叫危秀英晚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危秀英也正想跟大姐告别一下，于是就乐颠颠地跑去了。
　　蔡大姐一见她来了，二话没说，拿出了自己那条心爱的黑格子厚毛毯，打了个对折，让危秀英拉住另一头，举起了大剪刀稀里咔嚓地就从中间剪开了，几下子就将一条完整的毛毯裁成了两条。
　　当危秀英还在云雾里班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菜大姐好端端地把毛毯给剪了做什么时，蔡大姐已经将另外半条毛毯包好递到了她的手里，说：“拿着，一个人出去学习，事事要当心，要注意身体，小心别着凉。”
　　危秀英这才明白，原来蔡大姐是为了要把这半条毛毯送给她呀！危秀英说什么也不肯要，蔡大姐假装生气地说：“你这小鬼，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剪也剪开了，你不拿走，难道还要叫我重新缝上？”
　　没有办法，危秀英心里暖融融地收下了这半条毛毯，并且在后来背上这半条毛毯上了长征路。
　　长征路上的一首《马赛曲》
　　1934年10月，蔡畅参加了长征，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那时，她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蔡畅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有时还开玩笑。许多同志都知道蔡畅爱唱歌，见到她就纷纷要求：“大姐，来支歌吧。”她从不推辞，立刻引吭高唱《国际歌》、《马赛曲》，气氛顿时就活跃起来，热闹非凡。有时恰好遇到李富春和曾经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肖劲光等同志，大家来了兴致，一齐用法语歌唱，个个神采飞扬，豪气冲天。这激昂的歌声，具有神奇的力量，使大家受到鼓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
　　这段歌声来自马赛曲：“起来，祖国的男儿，光荣的日子已来临！专制的血旗已举起，前来反对我们。听见没有，在农村，这些兽兵的吼声？甚至跑到我们怀里，扼杀我们的孩子和亲人……”（来自里昂大学博士、蔡畅的学弟、法国文学翻译家沈宝基先生的译文。）
　　在这段作战频繁、行军艰难的日子里，蔡畅是女红军里最精神焕发的一个。她经常高唱《国际歌》和《马赛曲》等革命歌曲，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召唤他们奋起，鼓舞他们前进。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在中央红军30多个长征女红军中，蔡畅无疑具有天然的领袖风度。
　　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不顾行军疲劳，带领几位女同志，向战士们高呼口号，激励大家乘胜前进。部队快走完了，蔡畅等人还在那里振臂高呼口号。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了过来，动情地说道：“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则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
　　长征路上的一双“小号布鞋”
　　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夜间行军，人生地不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上山下山、过桥趟水，便会出现前面部队走不了、后面部队走不动的情况，有时一夜下来十里路都走不到。要是遇上大风大雨，队伍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将士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地在山顶或山腰露营。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蔡畅始终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每到一地，蔡畅总是精力充沛地听取同志们的工作汇报。每当汇报完了，蔡畅总还要细心地看看大家的脚，然后不厌其烦地敦促大家立即去烧水烫脚，挑破那些泡泡。
　　蔡畅的事务繁忙，因为她要负责地方群众工作。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就算进入了白区，苏区的钞票也就不能使用了。蔡畅的丈夫、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一个《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红军新占的县城，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都由进城部队的最高政治机关及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这样一来，蔡畅就更忙了，因为她还得经常参加没收工作。
　　行军途中，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骑，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则跟大伙儿一同步行。
　　有一次，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居然打着赤脚行军，惊讶不已，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是因为刘英的脚太小，找不到合脚的鞋。
　　恰好这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费了老半天劲，才找到一双小号布鞋。她立刻跑去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给刘英同志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望着妻子渴求的眼神，想着身体羸弱的妻子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时，便爽快地答应了。
　　正好这时，刘英安排完工作后，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鞋藏在身后，要刘英猜猜是什么。还没等刘英讲话，蔡畅就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小布鞋亮了出来，兴奋地说道：“这一双肯定合你的脚。”
　　李富春在一旁也说道：“穿上试试嘛！”
　　喜出望外的刘英当即就穿上了布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
　　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啦！”
　　刘英感动地对蔡畅说：“大姐，你真好！”
　　长征路上的一种“平等态度”
　　长征路上，蔡畅在红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组织上给她配备了一头骡子，派肖贤忠给她当马夫。遵义会议后，组织上又将一位16岁的“红小鬼”曹昌分配给她当勤务员。从此在漫长的长征路上，他们亲如家人，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
　　长征路上，除非遇到急行军，蔡畅才骑上骡子。否则，她总是将骡子让给伤病员骑，或者让骡子替病弱的同志驮行李，她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有时一天要走百多里路，十分劳累。一开始，肖贤忠看不过去，憋不住唠叨几句：“大姐，求你骑上牲口歇歇脚吧，你要是累垮了，我怎么向政委交待？”政委是老肖对李富春的习惯称呼。蔡畅深情地说：“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啊！他们要是掉队落到敌人手里，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为革命受伤的兄弟呢？再说我和同志们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更容易解除疲劳。”后来，肖贤忠看到许多首长平时也都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对他们非常关心爱护，深受教育，对蔡畅也就多了些理解。以后他看到伤病员，不待蔡畅开口，就主动扶他们骑上牲口。
　　漫漫长征路，敌军围追堵截，部队边战边走，经常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十多岁的曹昌究竟人小，体力不支，夜间行军容易犯困，蔡畅总是拉着他走。肖贤忠担心她的安全，总是劝道：“大姐，你放心走吧，小曹由我照顾。”小曹感到很难为情，心想领导派我来为首长服务，我怎能让首长为我操心呢。他鼓起精神，不好意思地说：“首长放心，我能行！”他们三人就这样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紧跟部队安全地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后来终于胜利强渡大渡河，到达四川懋功以南的夹金山。
　　这是一座人迹罕见、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山势巍峨。山峰连绵不断，常年笼罩在一片白茫茫寒雾中。上山前，部队稍事休息，指挥部专门作了动员，宣布注意事项，特别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在山顶停留，否则容易冻死。部队每人都分到一点牛肉干、几块糍粑、几个辣椒和两三块姜片，作为“御寒”食品。临行前，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喝了几口辣椒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人拄着一根棍子，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山路是千年积雪铺成的，又陡又滑，每攀登一步，都要付出好大力气。肖贤忠嘱咐小曹紧跟着蔡畅，小心照顾她，他自己则牵着牲口吃力地往前走。蔡畅不放心，常常走到他后面去，帮着推推骡子。肖贤忠就说“大姐，你别管我，你千万注意安全。”大家到达山顶后，仿佛力气都耗尽了，两条腿几乎挪不动了，多么想坐下来歇歇啊。但是高山上寒气逼人，空气稀薄，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宣传队的同志们在前面不断给大家鼓劲，蔡畅不顾疲劳，也和干部们加入宣传队伍，有的喊口号，有的打快板，有的高唱革命歌曲。队伍在阵阵热烈的鼓劲声中，奋勇前进。
　　1935年8月21日，部队从毛儿盖出发，浩浩荡荡开进大草地。一眼望去，前面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草地，到处是腐草沉积的黑泥潭，谁要是一不小心踩进去，顷刻间就被吞没。指挥部发下通报，警告大家务必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前进，又指出草坑里的水有毒，千万不能喝。蔡畅再三叮嘱肖贤忠、小曹要高度警惕，不能大意。一路上，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泥潭，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挪。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不是倾盆大雨，就是狂风大作，有时还降冰雹，晴好的时候很少，大家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晚上宿营时，连一块干燥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只好坐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打盹，凑合过夜。蔡畅他们三人，就常常这样背靠背坐着睡觉。夜间天气奇冷，他们衣着单薄，就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虽然身上还是湿乎乎的，但是大家心里却感到暖融融的。
　　走进草地三四天后，粮食吃光了，水也喝完了，大家面临着缺粮缺水缺盐的绝境，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这支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红军队伍。危难中，他们靠挖野菜、剥树皮为生，有的人甚至连皮带都解下来嚼着吃。有的同志因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中毒牺牲。这真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殊死斗争，惊天动地。蔡畅和干部们就组织肖贤忠和几位会识别野菜的同志，带领大家分头去采集野菜，教大家辨认哪种能吃哪种有毒，使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
　　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没有水，大家渴得嗓子眼都冒烟，有的嘴唇都干裂了，好难熬啊！后来有几次，肖贤忠和几位同志不辞辛苦，在远处的山坡下找到水潭，因为水浅，还要留给牲口喝，所以带回的水，每次每人只能喝上三两口。大家都这样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再一次战胜了天险，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粮食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资。但是行军途中征购得到的粮食，每次分到每人手里最多时也就是四五公斤，人人都把它视为宝贝，非常珍惜，连睡觉也抱紧它。蔡畅生性豪爽，为人慷慨大方，很多同志往往遇到困难，来向她求助，她就拿出来支援别人。
　　那时，部队领导人常常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挑出一烟酒、罐头、奶粉等食品，分送给首长们。蔡畅有时收到这类东西，她从没有独享过，经常把它们分送给病弱的同志及几位怀孕的战友，同志们都很尊重她。
　　过草地时，有一次，危秀英、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几位女同志，因在后面收容掉队的战士，完成任务时，她们带去的粮食吃完了，只好忍饥挨饿，拖着疲惫的身体寻找队伍。找到蔡畅时，她们连话都说不出来。蔡畅看到她们那副狼狈的样子，知道她们饿坏了，也顾不上和她们说话，赶快煮了一大盆青稞，端到她们面前。她们也不客气，把一盆青稞吃了个精光。小曹在收拾碗筷时，看到她们一点也没给蔡畅留下，就噘着嘴，心里很不痛快，蔡畅看出小曹的心事，就亲切地和他谈起这几位女同志的战斗故事，她意味深长地说：“小鬼，你明白吗？生命比粮食珍贵啊！”
　　一路上，肖贤忠虚心地服从蔡畅的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每次都认真去执行。稍有差错，一经指出，他很快就改正。他们之间的工作配合得很密切，但是肖贤忠偶尔也和蔡畅闹别扭。
　　有一次，他搞到一袋蚕豆，欢欢喜喜地把它驮在骡背上。因为他知道蔡畅患有胃病，老吃野菜伤胃。不料当时正遇到敌情，部队决定马上转移，指挥部命令所有人员一律轻装前进。蔡畅检查行李，清出一些东西，看到那袋蚕豆分量太重，也太占地方了，就和肖贤忠商量把它留下，没想到肖贤忠说什么也不同意。蔡畅急了，自己将蚕豆卸下，吩咐小曹赶快送到后勤部。老肖想不通，一时来了倔脾气，随手把手里拿的东西一扔，谁想到那是蔡畅的水壶，赶快捡起来一看，已经摔坏了，他顿时傻眼了。蔡畅为了赶路，什么也没说。到了驻地，她诚恳地对肖贤忠说“老肖，我们合作将近一年了，对你的工作我非常满意，我一向很尊重你。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一切行动都要服从指挥，部队急行军，要求轻装前进，是为了尽快甩掉敌人，这道理你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牲口还要给伤病员用，怎么能驮那么多东西呢？”最后还说了一句：“我还不明白吗？你是为了关心我，才舍不得扔那袋蚕豆，我很感谢你。”
　　蔡畅一席话，解开了肖贤忠的思想疙瘩，他激动地拍着自己脑袋，直说自己“犯浑了”。水壶的亭蔡畅根本不去计较，后来她从李富春同志那里要未了一只，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肖贤忠心里一直有愧，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给蔡畅的信中提到此事，再三向她道歉。
　　蔡畅本人在长征途中坚持着与大家平等。有一天，部队宿营一个叫分水岭的小山，看到又下大雨，老肖找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然后用绳子把蔡畅的雨布挂在小树枝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帐篷。搭完帐篷，他和曹昌一起戴着破斗笠，去找个地方睡觉。
　　可是蔡畅生气了，她把他们拉了回来，背靠背一起到小帐篷里挤。雨衣披在自己和曹昌的身上，斗笠放在老肖的腿上，虽然这样一来，三个人都不可能一点雨不淋到，可是心里却是温暖的。
　　自始至终怀有一颗“圣洁的心”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后来，蔡畅先后担任了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从1941年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算起，蔡畅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妇女工作最高职务连续四十年之久。
　　1937年，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对蔡畅有这样的外貌描写：“她身材瘦小，仪容优雅，而女性气味十足。说法语时口音柔和，略带咬舌音，这尤其使人感觉她具有女性的风度。她容貌出众，长着一副瓜子脸，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颏，脸上常带着动人的笑容，露出一排健康的牙齿；尽管因为久经风霜，脸上已有皱纹，但想来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举止温柔娴静，可是很容易觉察到她是位有个性和毅力的妇女；刚一见面，我就很喜欢她。”
　　1943年，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蔡畅提出妇女运动应以生产为中心，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确立了妇女运动的新方向，推动妇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解放战争时期，蔡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针对大批男青壮年上前线的状况，她广泛发动妇女投入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两大斗争，使妇女挑起了农业生产的重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障了军粮、民粮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辽沈战役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蔡畅连续担任全国妇联的第一至三届主席兼党组书记，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动员广大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她在推动和发展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的友谊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1949年至1966年，接待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及许多国际妇女界的知名人士，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国家给李富春和蔡畅的工资，完全用不着他们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一对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却一直省吃俭用。1975年李富春病逝后，蔡畅把老两口长期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拿出来，连同利息，一并交了特别党费。秘书犹豫地问她：“大姐 ，要不要给你的孙子们留下一点？”蔡畅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富春去世了，我们应当把它交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
　　蔡畅是深受党和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她品格高尚，堪为师表。1980年她响应党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又辞去党内一切职务，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蔡畅晚年在病中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朗诵毛泽东的《长征》诗和反映红军精神的《长征组歌》，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动情之时，潸然泪下。
　　1990年9月11日凌晨，蔡畅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历程，也以一颗“圣洁的心”，走过了她人生光辉的长征之路。（本站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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