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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从“小麻雀”、女红军到女革命家

发布日期：2016-03-02 14:12    来源：中红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刘英红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合影。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7年王定国(前左二)与谢觉哉(前左四)、刘英（前左三）、徐梦秋（前左五）、彭加伦（前右二）、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9年刘英与张闻天的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新中国成立后，刘英与张闻天在一起。（中红网红色图库）

1976年7月1日，刘英与张闻天在无锡的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5年9月，出席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刘英（前排左二）、蹇先任（前排左一）、蹇先佛（后排左一）、彭儒（前排右一）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人物简介：刘英，原名郑杰，湖南省长沙县人，1905年10月出生于书香门第。1924年考入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受到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协助滕代远组织长沙近郊农民暴动。1929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2年冬回国，先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长征途中任红军第二纵队巡视员、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纵队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共合江省委委员、辽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参加了党的七大、八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小麻雀”毅然参加革命，第一个丈夫牺牲在斗争前线
　　刘英个头极小，被称为“小麻雀”，可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那时，她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大革命高潮中，刘英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
　　白色恐怖中，刘英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即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当1928年3月她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严酷斗争前线牺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
　　1929年春，党中央送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1932年底，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刚到中央苏区的时候，博古兴奋地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可是刘英却认为，自己“生性爱说好动，喜欢做群众工作”，于是就到少共中央任巡视员。不久被派往福建，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后来又回到少共中央局工作，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
　　事迹突出的“扩红”突击队长，面对重重困难依然前行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突击扩大红军。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原定三个月的任务，她用一个半月就扩红2200人，超额150%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还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来宣传她的事迹。
　　刘英不仅工作能干，而且也以美食家著称。她爱吃酿豆腐、红烧肉，也同样吃得下干粥烂饭和用硝盐煮的面条。于是很多苏区里的“大人物”，都会喜欢招呼刘英去“改善伙食”。刘英刚到苏区的时候，张闻天就打电话要打她的“土豪”，让她请客。于是刘英就请大伙到县城去大吃了一顿客家大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刘英惊讶地发现，张闻天消灭猪肉皮的本领比自己还大。
　　谁知正高兴期间，1934年9月2日，中央又发出了动员令，要求9月27日之前，再动员3万青壮年参加红军。给刘英的任务是，再到于都县去招4500人。这下她可发愁了。要强的她很希望完成任务，可又不想难为老乡了。要知道，于都这个时候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人国”了，仅剩下的一点男人，也被家人藏到了山里。于是她找到了好友毛泽东问计。平时，刘英最喜欢和毛泽东说话了，一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二来因为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学，三来因为毛泽东说话非常幽默。
　　当时，打摆子即患疟疾病刚好的毛泽东，垫着棉被听刘英诉苦，却轻松地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可是来不及了，离规定期限只有10天了，我怕是搞不圆啦！”
　　“不，一定要开会，群众思想通了，就搞得赢！”
　　“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了，七里八里的，通知也来不及！”
　　“那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通知，放势去搞啰！”
　　“如果开了会，大家的思想还是不进油盐，那怎么办啊？”
　　“要说服，要教育！”
　　扩红大会圆满进行了，毛泽东和刘英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又动员了不到1000人参军，离4500人的任务还差得很远。可见为了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苏区人民已经付出了多少儿女。
　　在长征途中为了完成重任，一口拒绝了张闻天的婚姻要求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刘英担任了“红章”纵队三梯队的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不久，她又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刘英身材瘦小却身肩重任，具有钢筋般坚韧的革命精神，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
　　1935年初，红军到了遵义，刘英被组织上调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一起工作。1929年她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了张闻天。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不久，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张闻天）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过去是师生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
　　那天，刘英接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条子，调她到中央纵队代替邓小平的工作，立即报到。刘英感到这一切有点突然，就骑马赶到总政治部找李富春，她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李富春笑眯眯地说。感情细腻的刘英自然觉察出，李富春说的那个“会帮助自己的人”，指的就是张闻天。
　　于是刘英拿着李富春的条子到中央队报到，毛泽东和王稼祥正好也在。
　　“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
　　“李富春呗！”刘英说。
　　“是我提议你来的，小平上前方了，这里有个女同志就行。”
　　“小平同志能文能武。可我搞得成搞不成，心里没有一点底咧！”
　　“搞得成！”
　　正谈话间，张闻天回来了，他也忙不迭地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做个记录。”
　　于是，刘英就这样做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她最经常做的两件事情，一是料理大家的生活，再一个就是记录文件。到时候，张闻天就会把自己的钢笔给她。每当那稀有的好钢笔带着张闻天的体温递到刘英手上时，刘英都会感到一丝暖意。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张闻天还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
　　张闻天和刘英是在莫斯科劳动大学认识的。当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马列理论水平深为刘英敬佩。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那天，张闻天遇到刘英，盛情邀请她到他的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她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截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战友们也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
　　可生性好强、不甘平庸的刘英，心里抱定了不结婚的念头，对此谁也无可奈何。行军中两人常走在一起，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张闻天保持着距离。然而，她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她对张闻天也渐渐地由敬生爱。师生之情和部属之谊，使她与张闻天两个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只是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因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
　　红军有了“家”，刘英和张闻天也成了家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两颗相爱多时的心，终于在瓦窑堡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是年张闻天35岁，刘英30岁。说是结婚，其实只是把两个人的行李合在同一孔窑洞就算完事。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
　　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只是憨笑。刘英口齿伶俐：“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说：“那就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是“泥菩萨”。可张闻天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从总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刘英衷心拥护党的决定
　　1938年10月，召开发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与毛泽东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
　　此时，担任了中央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了，她毫无怨言，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张闻天不再在中央负总责，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刘英一直跟随着他，帮着抄录数据和整理材料。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刘英一直与张闻天同甘共苦。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张闻天坚持了正确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刘英同张闻天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彻骨严寒坐马拉爬犁深入基层。没有热炕，他们裹着皮大衣睡觉。一次，凤翔县城遭五百多土匪袭击，而主力部队正在山区追剿土匪。张闻天立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往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当天中午，丢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新中国成立后，刘英一直陪伴着张闻天到最后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推动和组织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系统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言。然而，张闻天却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遭到错误打击。
　　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的回答是平静的，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刘英明白，事实上张闻天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着他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先后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
　　“文革”中，张闻天受到隔离审讯。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因个小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只能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在长达五百二十三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为张闻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刘英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本站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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