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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军垦人的回忆节选(续三)

发布日期:2016-05-26 11:39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口述/贺荣洲 整理/文
    长期接受组织考验 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注:此照片第二排右边第八位是本文口述者:贺荣洲同志
     注:这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自治区党委老书记王恩茂将军在1991年八一节,为江西永新学生队参军进疆40周年的题词。
     记得,早在我参军进疆后,就写过入党申请。后来,又申请过多次,次次申请都是石沉大海。但是我从未灰心,决心要:长期接受组织考验,红心向党永远不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从三年自然灾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这里面的故事可真不少呢!但我这里就不详述了。我只讲些与本人有直接关系的故事。
    一、我被视为“控制使用人员”的故事
    1959年时,农七师的《跃进之声》报社,把我列入了优秀通讯员中的头面人物。每逢重大节日或生产季节刚开始时,如“三.八”、“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等和春播、夏收、田间管理、秋收、冬季备耕等农时季节,都写信或来电话向我约稿。而我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报社的要求。有时来不及写在稿纸上,就用电话口述稿件。几天后,我的口述稿件也见报了。宣教股长出身的政委冯化礼,特别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他只要在近期的《跃进之声》报上没有看到本团的报道文章,就马上打电话对我说:“老贺呀,这两期报纸怎么没有我团的消息,没有稿件反映我团的报道了?”他还告诉我哪个单位有好人好事可以写,并提供采访线索,让我快去采访办理。这也许是我稿子写得多、刊登率高(利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因之一吧。
    由于我的稿件,在新疆的一些报纸、刊物上刊发的多了,知名度也高了。《生产战线》报社看我年轻、有干劲、热爱党报的新闻事业,想培养我走上专业道路,做专业记者。曾向21团党委政治处发函,商调我到《生产战线》报社去当记者或搞编辑工作,发函来争求意见,看是否同意放人。21团政治处回函说:“贺荣洲同志由于一些原因,是控制使用人员,不宜培养重用。我们只同意他当个报社的编外通讯员,写写稿件,而不同意他调到贵报去当记者或编辑。”既是这种情况,那以后上级新闻单位就没有再来函“打我的主意”。我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提拔重用的机会,而一直在团里当新闻干事。
    “控制使用人员”这句话,在公开的报刊、电台上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那是当时党的政治机关内部掌握的一项用人的原则,也是纯洁党的机体的重要举措之一。控制使用有没有时间限制?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是没有时间限期的。那就是遥遥无期、长期使用“人”的政策。控制(即压制的意思)一生到死为止。与刑法上讲的“无期徒刑”有点相似。谁头上套上了这个“紧箍咒”,谁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机密、内部掌握的情况,作为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一情况的呢?当然事出有因了。纯属是偶然之间所得知的。那时,上级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杂志社写信退稿,都是用统一印制好的信封。也许是上级报社的疏忽。他们把21团政治处的说我是“控制使用人员”的便函,又装入信内退寄回了21团政治处。而21团收发室工作人员,凡写有新闻单位,如报社、电台的信函,即使写21团政治处,也统统送到宣教股。我在宣教股是专职搞新闻报道的,所以宣教股的领导,也总是交给我拆开先看,再作处理。结果,我拆开一看,就知道了组织上已将我列入了“控制使用人员”。当时,我真有“天打五雷轰”的感觉。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就是全身都长翅膀,也别想能飞起来了。但这件事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连妻子我也未敢告诉。这就是几十年前,我一直是一个“控制使用人员”的情况。如果,我的回忆录中删去了这一段,不写进去,那么我的回忆录就是残缺不全。对极“左”路线就缺少一点有力的证据。我觉得现在如实地写出来,对任何人都不会有所伤害,反而能教育下一代人。那种极“左”路线,不能让它重演了!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充满着矛盾。而矛盾着的人和事,又互相转化,创造了推动事物发展和人进步的条件。例如因祸得福、失财免灾。一个组织对一个人的使用,特别是有争议的那类人,若大胆地使用吧,又明知棘手,怕连累自己,反落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自己乌纱帽也有保不住的危险。若把他一脚踢开吧,又舍不得,因那人确实有一技之长,身上有潜力可挖、有油水可捞。离开了他,工作就展不开、做不好,或者说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就会带来损失和危害。于是就采取既不重用、也不放弃的态度。运动来了,就当活靶子,放下去,名曰:干部下放,人人有份。运动过后,再把他提上来,充分利用,又名曰:工作需要嘛。我是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就是铁的纪律。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哪里需要,去哪里。既不敢发牢骚,又不敢讲怪话,千言万语都吞进自己的肚子,当作营养品。每次下放,都给了我接近群众、联系实际、多流汗水、多吃些苦的机会,锻炼身体和意志,成了名符其实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好干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行。那毕竟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我被下放连队的故事
    1969年,团里来了一些现役军官当头头。王爱国任团长、梅引任副政委等。21团也改为:农七师121团。那时,我原在十八连下放劳动。长期下放劳动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于是团党委就决定把我调到良种连去当统计,把我妻子调到良种连学校当教师。当时良种连的连长蔡化光,是我以前培养起来的党报通讯员之一。他写的很多搞子,都是经我修改后才见报的。从感情上讲:我原在团机关当宣传干事时,他对我很尊敬,把我当作他的老师。由于有这么一段私交关系。“文革”后期,他同意把我调来,做他的下级——连队统计。从各方面,还给了我很多方便,从没有批评过我。讲什么,都是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讲话,使我很感动。指导员李玉连,是1964年转业进疆的复员军人,文化虽只有高小程度,年龄比我要小十几岁,但人很聪明,也很开朗,并能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我的到来持欢迎态度,并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做些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我呢,觉得连长、指导员,他俩对我看德为重,很有眼力,不说慧眼识珠,也可说是知人善任吧。心想:我一定要支持连长、指导员的工作。我就向连领导提出:“文教、统计,两个人的工作,我可以一个人全部担负起来(因当时连里也缺文教),而且保证做好两项工作,两不耽误”。这样,蔡连长、李指导员为我有这样的思想和实际行动,都感到很满意和高兴。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自报奋勇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业务工作。这不是出什么风头,也不是傻得出奇、自找苦吃,而是能挑一百斤,就决不挑99。那时,一个人干双份工作,既不拿双份工资,也没有分文奖金。然而,我是心甘情愿,想多做点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晚上,连队开大会,我就要早半小时去点燃煤气灯,等人到齐后,我就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召开班、排长会议,我就做记录,黑板报一星期必出两期,反映连队新貌、表扬好人好事,田管、秋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竞赛。晚上,我又认真填写生产报表,向团里上报我连的生产进度,战报准确及时。季度、年度的有关统计报表,我也准时按时上报。那时,进行过一次全团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检查评比,我曾代替李指导员做全面汇报,良种连的思想政治工作,排在炮台区(又称东区)的榜首,在全团也属上游单位。团政委多次表扬了良种连,其中也指出我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良种连的广大军垦战士对我也很尊敬。班、排长还经常主动向我汇报好人好事。希望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在大、小会上、黑板上、广播上,表扬他们。说句实话,我那时在连里的威信,大大超过了副指导员倪尔必,经常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研究工作,像召开核心“常委会”似的。在良种连的几年里,我虽说辛苦繁忙,但很有效益。我的心情是很舒畅愉快的。
    到1971年底或1972年初,良种连领导看我身兼两职太辛苦,于心不忍、过意不去。同时,也考虑到像我这样的“老机关”能写善讲,又踏实肯干,长期下放在连队,也实在可惜。是人才,连队这个“小庙”是留不住的。一旦上面来个调令回机关,连里既无文教、也没有统计,好些业务就无法运转。于是党支部研究决定:由保管员李启明担任统计,和会计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而我一个人在文教办公室办公。工作量减少了一半,我也轻松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看报,特别是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日益提高,对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合格的党员,象一把干柴被火点燃在胸中,熊熊燃烧重新而起,我想:党组织是不会把我这个“控制使用人员”,老拒之党的门外吧!于是我还是向良种连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考验我,给我开门,让我进去,以实现我终生的心愿。
    连里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党支部书记——李玉连指导员,对我的申请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我已经具备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当时,基层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先要将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名单,事先向团党委的组织部门报告,经党委审查批准,同意了方可发展入党;若不同意,则不能列入发展对象。李指导员将我要求入党、连党支部基本同意的情况,向团里上报了。但很长时间没有批下来,李指导员就专门到团部询问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原政治处主任)张地。李指导员说:“老贺申请入党的心情很迫切,工作表现很积极,党支部多次讨论都认为可以。不足之处就是控制使用人员。那是属于历史问题嘛。团党委的意见怎么样?”张地副团长原是文革期间的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在文革期间从基层连队指导员、教导员,一跃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场职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张哈哈。张地说:“再考验考验吧”。就这样,我在良种连要求入党的事,就又一次“泡汤”了。像这样被左倾思想干扰而使我入党“泡汤”的次数,也有四、五次吧,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三、我在团五七干校做理论教员的故事
    1973年上半年,我由良种连调出,调到团“五.七”干校当理论教员,又给了我出头的好机会。刚开始,在“五.七”干校里,魏善标是行政负责人。上课辅导,则由我一人承包。因为我是“老宣教”,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了不少,作辅导性的报告,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太难。由于我能认真备课,理论联系实际。讲课时,还能做到深入浅出,尽量因材施教,很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授课。我这样做的结果是:团场的营、连干部和党、团骨干都说我讲课听得懂、记得住、有风趣、不枯燥。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说:“学有所获,学与不学、学习前、后大不一样。”有的还说:“我们是‘空’而来,满载而归”。总之,对我的讲课评价很高。我为什么对讲课那样认真细致呢?有时备课弄到深更半夜。我还经常到兵团宣传部、农七师宣传科和有关党校、干校去索取参考资料。还写信到湖北华中理工学院——我小学同学李秀玉的丈夫——黄健教授求援。黄教授热情地给我邮寄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和资料,弥补了我知识方面的不足之处。叫我当“五.七”干校的理论教员,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很害怕。高兴的是,天生我的才,又要使用了。我能为提高全团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出力作贡献,我感到光荣和自豪。害怕的是,万一备课不周、举例不当,就要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即写材料,装入档案袋)的,叫我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要重新“回炉”、再次下放。幸亏我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出任何问题。平平安安地完成团党委交给我的讲课任务。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有高兴的事,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在给干部党员讲课时,我自己也在受教育。理论水平、政策策水平、文化水平,也都在水涨船高。温故而知新,学员们每人只听一次,而我可能要讲八次、十次。有的还讲得滚瓜烂熟。如讲《共产党宣言》,从开始讲:“一个幽灵……徘徊,”到最后的两个“决裂”,像背“老三篇”一样,能熟练背颂。特别是在准备讲《哥达纲领批判》时,当时的团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徐学成,他也到“五.七”干校,和我一起备课,他起草的讲稿,让我重抄一遍,还让我提出意见。他理论水平比我高,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五.七”干校的每期学习班,开学和结业典礼时,团里的领导、政委或团长、政治处主任、宣传部门的科室领导,都要来参加动员,听总结报告,了解学习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拍板解决。
    从1973年7月开始,到1975年11月底,在“五.七”干校共举办各级、各类干部和党团骨干读书理论学习班共办了26期,有1230人次参加,连以上干部占百分之七十、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妇女干部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参加过学习。读书学习的内容:马列、毛主席著作居多,中央的红头文件的学习和传达等等。在学习时间上,有长有短。在参加人员上,有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组织、宣传、保卫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财会人员(包括会计、统计、事务长、出纳人员)。还举办过理论骨干学习班、民兵队长训练班、妇女主任学习班、工宣队队员培训班等。我的学生,还真不少呢,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可以说学生满121团吧,这一点使我感到高兴。
    在“五.七”干校我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当我给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课时,我还是个群众,怎么能给他们上课呢?讲《共产党宣言》、讲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时,我就心跳脸红,觉得不好意思。心想:自己连个党员都不是,还有什么资格当政治教员呢?因此,在每次政治辅导课结束时,我总要讲上几句:“大家一定要以原著为主,我的辅导,只作参考。讲得对的、正确的,那是领袖的思想;讲得不对的,我当然要负责,就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就是批判也是应该的”。
    四、在五七干校,我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五.七”干校时,我和党支部书记常宝风一个办公室,我和常书记经常交谈。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国家大事、家庭小事,有共同语言,什么都谈,无话不说。可以说:我俩是坦诚相见。
    常书记,这人也是贫苦人家出身,但他没有“自来红”思想,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同志(群众)平易近人,不居高临下,从不摆官架子,而且能互相帮助、相互学习。通过接触和交谈,就能知道别人的思想、脉搏,针对思想实际,启发诱导,属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他就鼎力相助,以组织或个人名义,尽力帮助解决。他,可谓善解人意、与人为善的好干部、好党员、好领导 。加之,他年长我7、8岁,我对他很尊敬。他对我也很欣赏。他见我在团场宣传战线上和“五.七”干部的理论班上做出的成绩是肯定和赞扬的。他说:“白纸写黑字,文章登在报刊杂志上,还在人民广播电台上播放,向全疆各族人民介绍兵团人的先进经验,表扬好人好事,若说你没有成绩,那就是只有一种人,即是聋子、又是瞎子的残疾人。”我和他相处在一起,可以说发展到了知人知面,也知心的程度。当他知道,我是控制使用人员,要求入党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表示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强劲东风在中国大地上席卷而来。常书记就亲自对我诚恳地讲,他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让我尽快入党,他会尽力而为的。我说:“你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要担风险的。一旦来一个什么运动,我受打击,把你也牵连进来,我于心不忍呀。”可他笑着说:“我不怕。周总理讲过: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你政治表现很好,迫切要求入党,要求进步,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灰心,真可谓:长期接受组织考验,红心向党永远不变。这样的好同志,为什么要拒之党的门外?我相信,自己的眼力不会错的。你入党以后,还能为党做更大更多的成绩,这样的好事,我支部书记不干谁干呢?”简短的肺腑之言,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事后,常玉风书记在“五.七”干校的党支部会上,也同党员同志们谈过,并把我要求入党的事列入议事日程。并亲自向团党委有关领导汇报。他想吸收我入党的事,向张福堂副政委请示汇报,张副政委当即表态:“老贺的入党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就该解决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共事过多年。他的情况,我了解。你不必汇报了,回去就说:团党委同意发展贺荣洲同志入党就是了。”
    常宝风心想:原来团党委早有此意。他高兴的是,吸收老贺入党有了“尚方宝剑”,工作就好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支部成员、党小组长们,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979年5月间,发给我一份“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让我填写,在讨论通过我入党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党员都给我讲了不少好话,也提希望。最后两个入党介绍人都填写了意见。
    常玉风书记签字意见是:我同意该同志(即贺荣洲)入党。有三点:1、对党忠诚,事业心强,工作认真,积极肯干,能顺利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2、爱学习,有钻研业务,干一行爱一行。3、历次的大小政治运动,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希望今后,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群众,参加体力劳动。
    毛智远(职工党员)介绍人的签字意见是:1、该同志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一贯工作表现积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较好。2、他的家庭历史是基本清楚的。在长期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他能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具备了入党条件,我同意介绍他入党。今后,希望他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在那次党支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入党志愿书。全文如下:
    入党志愿书
    我自1951年由江西永新参军进疆以来,就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学习和生活的,也是党的不断地教育下使我在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成长的。我对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我之所以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在世界上党派很多,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先进、最正确。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坚决拥护党的纲领,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奋斗。我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深刻地懂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无产阶级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实现。我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我也最喜欢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了使自己能够改造成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才,我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不断申请入党的思想动机。
    参加共产党、永远干革命。这是我政治上的唯一志愿和思想上的迫切要求。我始终坚信:周恩来总理的“出生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话是对的。我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部热血来证明: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曾多年连续向党组织申请入党,历经长期的组织考验,但我从未灰心,不气馁,风吹不动摇,雨打不回头,争取入党这个目标始终如一。
    总而言之,我决心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听从党的分配,安心边疆工作,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批评监督,虚心向群众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观的同时,也继续努力地改造主观世界。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员而努力奋斗。
    我的入党志愿书全文念完后,对我入党的问题,党员们就进行了举手表决(当时我就不在场了)。据说:只有三个人不同意,没举手。半数以上的党员同志都同意我入党。按照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的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支部做出决议后,上报团党委审批。五月下旬上报,六月十六日党委就批准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我又顺利转正,成为了中共正式党员。
    30多年前的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时时刻刻永远记在心里。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我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要知道入党后,我的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如何?请看续篇。(待续)
 
    (本站编辑: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