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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5军的光荣历史和战斗故事精选
发布日期：2016-06-12 14:38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胡遵远
提起长征，人们往往注重的只是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长征队伍，那就是诞生于我们安徽金寨的红25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其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蒋介石闻讯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的“清乡”、“清剿”和“围剿”。对此，红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篇：红25军的光荣长征史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战略转移问题，最后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11月16日，红25军共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1935年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随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1935年8月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一、出师北上
1934年深秋，大别山地区。由于10多万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围剿红军，破坏人民政权，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因而很多地方成了庐舍成墟、田园荒芜的无人区。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的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虽然不断打击敌人，终因人少(只3000人)，武器弹药缺乏，供给困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苏区形势。入秋以后，敌人又根据蒋介石“限三个月内全部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实行碉堡封锁政策，在交通要道和重要隘口建立碉堡，派重兵把守，以防红军游击，并扣押一切运往苏区的军需民食物品。红军衣食无着，已下过几场大霜了，很多红军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粮更是困难，一日三餐，大部分靠野菜充饥!
党中央十分关心鄂豫皖苏区红军的艰难处境。8月的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特使来大别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指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难以补充，苏区红军主力必须离开根据地，建立新苏区，谋求新发展。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周副主席指示，决定立即率领红25军作战略转移、开创新的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鄂豫边区的桐柏山、伏牛山区进军，留下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28军(33军曾一度组建，后并入红25军)坚持武装斗争。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25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师北上，并发表了宣言。
二、 佯攻借道
蒋介石闻讯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北上，急令在鄂豫皖苏区围剿的115师和5支追剿队共20个团的兵力跟踪追击；令驻河南的庞炳勋40军、湖北省的肖之楚44师共18个团的兵力迎头堵击，企图趁红25军孤军远行之际，包围全歼。
红25军11月16日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飞速向北疾驰，一昼夜行程200余里，在信阳的柳林和双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和地方党组织——中共鄂豫陕边区特委接上了关系。
根据特委书记张星江介绍的情况，省委认为：这里离武汉很近，离大别山也不远，且回旋余地小，四周敌人密集，难以立足，更谈不上发展。省委考虑再三，决定继续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进。为了麻痹敌人，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由副军长徐海东率223团向枣阳县城佯攻，形成进攻武汉势态，以调动敌人。敌人果然中计，集40军大部、115师、44师和第3、4追剿队共20多个团向枣阳攻来，妾图在枣阳与红25军决战，歼红25军于枣阳。可正当敌人蜂拥而来之时，红25军已调头东进，进入驻马店西北山区。
三、生死攸关的独树镇血战
就在红25军通过豫西平原时，将介石又急令其第40军、116师、35骑兵师115旅及5个追剿队共3万多人，前堵后击、左右夹攻，向红25军扑来。11月25日，红25军到达距伏牛山50公里之遥的象河关，敌第2追剿队3个团及骑兵师一部已跟踪而至，向红25军后卫发起攻击。程子华军长命225团誓死阻击，激战近2小时，敌人虽未突破225团阵地，但225团却伤亡100多人。程子华命223团接替225团为后卫，由徐海东副军长指挥，掩护全军行动；224、225团为前梯队，开路前进。
前梯队224团未走出十里路，刚到进入伏牛山通道独树镇，敌116师3个团和骑兵团及3支追剿队已先期到达，占领了独树镇及周围村庄，组成堵击线，向红25军前梯队猛烈开火。走在前面的224团，由于雨雪交加，能见度极低，发现敌情较晚，敌人开火以后，又由于地势平坦，224团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加上寒流的袭击，绝大多数战士的手被冻得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根本不能有效的阻击敌人。224团一时手忙脚乱，难以招架，被迫后退。敌人见红军抵抗火力弱，立即发起冲锋，并从两翼向224团包围过来，企图一举消灭。在这形势十分危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率领225团第3营赶来。双方混战在一起，殊死搏斗。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生死攸关的一次血战。红军虽然人少，处于劣势，但红军不怕死，却是极大的优势；敌人虽然多，但他们没有红军不怕死的精神，又成了劣势。互相拼杀两个多小时，敌人终于被压了回去，这就是平时说的一人拼命、十人难挡。当时一个红军战士要对付几个敌人，但红军胜利了，就是因为红军不怕死才闯过了生死关。
四、正副军长负伤庾家河
红25军进入伏牛山后，很快发现这里不适宜建立根据地。一是人烟稀少，粮食、物资资源极为缺乏；二是统治内乡地区、号称“内乡王”的河南军阀别廷芳在这里经营10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发动群众难度大；三是国民党第40军和19路军60师及3支追剿队在周围虎视眈眈。因此，红25军很难在这里立足。省委和军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再向西北行动，到陕西南部山区游击。1934年12月1日，部队从伏牛山区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包围，越过了“七十二道水浴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翻越了1700多米高的蟒岭，历时一周，到达了陕南洛南县的庾家河。
12月10日，省委和军领导正在开会讨论通过拟定的创建陕南根据地方案，朱阳关堵击红军的敌60师和两个骑兵团向庾家河围攻过来。黄昏时分，凶恶的敌人终于被击退下去。是役，虽歼灭敌人800多人，可是由于短兵相接，红军损失也很大，军长程子华左手被打断，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眼底射入、后颈出来，重伤晕倒，营、团干部8人挂彩，全军牺牲190多人。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它是在与中共中央
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皖西人民的子弟兵，在长征过程中，创下了不朽的功绩，主要表现：
1、红25军是4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是长征先锋；
2、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增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抗击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到达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
3、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红25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4、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游击师、红7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新鲜血液。
当然，在长征过程中，红25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积劳病逝；
2、红25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
3、正副军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
第二篇：红25军长征途中的六大战役战况和四则战斗故事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其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
1934年11月16日，重建的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它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是长征先锋；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队伍，长征途中，红25军抗击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到达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的红军队伍，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红25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游击师、红74师的红军队伍，为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新鲜的血液。
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缘于此，本人特意搜集整理了红25军长征途中六次著名的六大战役战况和四则动人的战斗故事。
（一） 危险之战：独树镇战斗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7日，以突然行动，越过平汉线，直抵桐柏山区。蒋介石得知红25军西进，十分震惊，急忙调动豫鄂皖3省围剿总队的5个支队和3个师等大批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围歼红25军。红25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6日进抵方城县以东地区。这天寒风刺骨，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踏着泥泞，步履艰难地朝着独树镇七里岗急速行进，准备在此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
下午1时许，程子华、吴焕先率一梯队到达独树镇七里岗一带。七里岗是伏牛山东麓向南延伸的一条土岗，东面是河，地势陡峭，西南连着一片平原，许南公路与七里岗交叉处，岗顶与公路落差十几米，形成人工地堑，易守难攻。敌40军115旅和骑兵团已抢先两小时占领了马岗、七里岗、砚山铺一带。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当红25军第一梯队（224团）沿七里岗脊北进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敌炮火猛烈阻击。敌人开火后，224团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加上寒流袭击，红军战士穿着单薄，手冻僵了，一时连枪栓都拉不开，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处境十分被动。敌军趁此机会发起冲锋，从两翼包围上来。
危急时刻，从后面跑步赶到阵前的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225团冲到前面反击，一面高声呼喊：“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指战员们迅速趴在泥地里，利用地形地物进行反击。敌人仍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吴焕先手持大刀指挥红军从雪地上跃起，勇猛地冲上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连天杀声，震撼山冈。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二梯队（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把正面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
随后，敌军连续发起数次进攻，都被红军一次次打退。为了打开一道缺口，通过公路，军首长指挥223团向七里岗发起冲锋。正面之敌挡不住红军的凌厉进攻，纷纷向东西两边退去。红军冲过公路，占领了七里岗村北500米处的任岗村。敌人急忙组织火力封锁，并炮击公路南北两侧的红军阵地。红军不得已退到公路以南。
天黑后，风雪不止。红25军乘机撤到张庄附近。此时，敌骑兵5师和追剿纵队已分别由羊册象河关向独树镇一带逼近。红25军处在数万敌人前后夹击的危险境地。根据当地老乡提供的情况，军首长决定连夜绕道突围。当夜一更天，红25军指战员忍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和张庄农民王永合带路，冒着风雪，悄然出发。
独树镇战斗是关系红25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恶战。在敌强我弱、敌锐我疲、地形与天气都不利的情况下，指战员们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终于突出重围，转危为安。
（二） 生死之战：庾家河战斗
庾家河战斗是红25军长征入陕后与国民党追剿部队在今丹凤县庾家河的一次生死之战。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正在庾家河街春永茂中药铺进行之时，尾追而来的国民党第60师先头部队第360团很快抢占了庾家河街东七里荫山梁的有利地形。当哨兵发现时，敌军居高临下，即向军部驻地庾家河街发起进攻。午后1时接火，红25军手枪团迅速赶到前哨阵地，一面拼命阻击敌人，一面报告军部。情况紧急，会议中止。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首先带领第223团跑步出发，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各带一个团迅速跟了上去。第223团奋力夺回了七里荫山梁，第224、225团抢占了两侧高地，协同第223团将敌击退。这时，敌第60师的后继部队第355团、357团相继赶到，激烈的争夺战全线展开。激战中，徐海东、程子华先后身负重伤，红25军全体指战员在军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奋战，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追击，迫使敌军于黄昏时分撤出战，红军伤亡100多人。
庾家河战斗是红25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此战获胜，结束了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1800余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使红军暂时摆脱了困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石塔寺伏击战
1935年2月，正在进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以西的消息，结合中共鄂豫陕省委提出的“要扩大斗争区域”的要求，为配合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红25军由湖北郧西地区西进。
途中，连克陕西宁陕、佛坪2座县城。3月8日，进至陕西洋县华阳镇。这时，由郧西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陕军警备第2旅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红25军为解除后面的威胁，打开华阳地区局面，决心消灭该敌。3月10日拂晓前，红25军秘密开至华阳镇东南之石塔寺附近设伏。当日上午，陕军警备第2旅2个团进入红25军伏击区域。红25军突然出击、向敌猛冲，经激战，击溃陕军5个多营，毙伤敌人200余人，俘其团长以下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战后，红25军乘胜追击，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7个乡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创建了华阳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25军的回旋区域，为发展太白山以南、汉中以北山区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有条件。
（四） 袁家沟口的“布口袋”战役
袁家沟口战役是红25军在山阳袁家沟口一次成功的伏击战。l935年6月下旬，为打破敌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25军主动出击，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伏，准备消灭跟踪而来的敌陕军警备第1旅。中共鄂豫陕省委组织鄂陕第3、第4路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当地群众修筑工事，配合部队作战。
6月29日下午，陕军唐嗣桐警备第1旅返到黑山街附近。为诱敌深入，红25军稍梢与之接触后，立即向小河口撤退。经实地勘察，红25军发现小河口地形较开阔、不便设伏，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这一带也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群众基础很好。军首长当即决定以此为战场。30日，警备第1旅追到小河口，红25军为诱敌全部进入预设的“布袋”战场，遂向西北红岩寺转移。
7月1日，敌警备第1旅追到袁家沟口。红25军连夜返回桃园岭。军部立即命令：第223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高地；第225团的2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高地，另1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3、第4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两处高地控制沟口、沟脑，断敌退路，并且担任战场警戒。部队全部于第二天凌晨进入阵地。袁家沟是一条长几十里的山沟，沟两旁高山入云，杂草丛生，乔木、灌木茂密成林。沟心有一条小路，延着一条小溪蜿蜒而行。整个山沟像一条长长的口袋，摆在万山丛中。庙梁子是进入这个口袋的必经之路，100多余米高，地势险要，一条弯曲小路，只能单人匹马而行。
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敌警备第1旅，通过庙梁子进入伏击圈。7月的天气娇阳似火，空旷的河谷回响着聒噪的蝉鸣，四山则一片沉寂。敌警备第1旅在红25军实施运动战术后，被拖得疲惫不堪，他们倒扛着枪没精打采地跟着队伍向前走，不时停下来挤到树荫下乘凉，有的还解开纽扣不停的扇着衣服下摆，兜来一丝丝微风，有的则脱下上衣顶在头上档太阳，有的干脆赤裸着全身下河洗澡。早早进入阵地，埋伏在山沟两岸密林中的红25军将士和游击师勇士们让毒辣的日头晒得嗓子冒烟，一大早吃了点随身带来的干粮，这会肚子也叫唤起来了，但是，他们看着山脚下蠕动着的那队有气无力的队伍，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们潜伏在树木、草丛和山石的后面，杏目圆睁、严阵以待。11时许，敌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伏击圈，隐蔽在庙梁子的第三、第四路游击师按预先计划，悄悄移动，截断了敌军退路，扎紧了“布袋口”。这时，设在袁家沟口西北凤凰山的红25军指挥部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划破了寂静的山沟。各种武器突然朝敌人猛烈射击，数不清的红军战士带着杀声震天的怒吼冲出树林，直奔河沟。陕警1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吼声惊呆了、吓懵了！有的滚鞍下马，四处逃窜；有的拼命向山上爬，企图夺路逃跑。红25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们士气高昂、英勇冲杀，迅速把敌人分割包围在河沟之中，与其展开了白刃战。原中央委员、时任225团1营政委的刘震将军在回忆文章中记述：“11时，军部指挥所里响起了冲锋号，沟两旁的大山上，追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如同台风卷着海浪，一齐吼叫起来。大小山岭都响起了急促的军号，数不清的红旗，带着无数支喊着杀声的人流，冲出树林，直向山沟奔去。我和1连的战士冲到河沟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伙一律使用驳壳枪的家伙。战士们劈头盖顶就是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回到河里。忽然，我看到河沟里有1个军官摸样的家伙手持20响自动驳壳枪，身上背着几条子弹带，正在下河拼命地往对面山上跑，我便向他追去。这家伙发现我在追他，躲到河里一个大石头后面向我射击。我把匣枪里的3发子弹打光了，也没有打倒他。正在这时候，他枪里的子弹也打光了，我趁他向枪里压子弹的一刹那，一个箭步上去，一下子把他拿枪的那只手抓住，2个人便扭打在一起。当我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摔倒后，他向我开了一枪，子弹穿透了我的右臂。正在我感到全身无力、难以支撑的时候，我营掌旗兵从后面飞跑过来，他举起旗杆下的铁旗脚对准敌人的脑门，猛戳下去，敌人嚎叫了一声……”
河沟里枪声、刺刀碰撞声、喊杀声和敌人嚎叫声混成一片，在红25军将士猛烈的冲杀下，国民党陕警1旅士气全尽，士兵们纷纷把枪举过头顶，缴械投降。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红25军获得了全胜，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
战斗结束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加热爱红军。广大群众自觉组织起来救护和转运伤员。在几处红军后方医院的所在地，有不少被红军战士称为“干妈”的老大娘，她们主动地把红军伤员接到自己家里，精心照看、治疗。许多山村的群众敲锣打鼓地把猪羊送到军政治部，热情慰劳红军。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也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红军打了大胜仗。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25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拖垮、打击、消灭敌人的著名战斗，也是红25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继奇袭荆紫关战斗之后获得的第2个大胜利。战后，为了继续掌握主动，在商县杨家斜街，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25军再次转到外线行动，西出终南、威逼西安。
（五）四坡村战役
1935年8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甘肃平凉以东地域。这时，敌马鸿宾率领的第35师，在径川以西设防，阻止红军前进，8月21日上午，红军由平凉白水镇出发，到达径川县城以西的四坡村一带，发现马部已设防阻击，遂决定南渡纳河，摆脱敌军纠缠。可是，正当红军涉水渡河时，马部1个团向四坡村扑来，向正在渡河的红军发起猖狂攻击。这时，红25军一部已渡过纳河，后尾部队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此时，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已随先头部队过河。当他看到对岸兵力单薄、情势急危时，便率部分部队回渡油河以北，向敌阵地猛烈冲去，占领制高点，遏制住敌人的攻击。但吴焕先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光荣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听说政委受了重伤，急忙率领部队插向敌后，将敌人压在一个大沟洼里，全歼该敌，敌团长马开基也被打死。
（六）围城打援的劳山战役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红15军团在陕西省甘泉县劳山地区对国民党军展开的劳山伏击战，是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重要一战，也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前奏、红15军团献给即将胜利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见面礼。它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３次“围剿”的重要战役之一，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9月,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同红26、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此时,国民党军为了进一步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南线的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洛川地区北进,第107、117师进驻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地，第129师一部进驻甘泉；第67军军部则率第129师主力和第110师进至延安。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根据第67军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特点，决心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安排一部分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国民党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部队则进至山连绵起伏、树木茂密、便于设伏的大小劳山地区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的第67军。
9月下旬，红15军团从延川县永坪地区出发，经3天急行军，进至甘泉县王家坪地区集结。28日，红15军团第81师第243团围困甘泉县城守军。30日,红15军团主力进入大小劳山伏击地域,以红75师师部率第223、225团位于劳山东西两侧,红78师师部率第232团位于小劳山两侧,红81师师部率第241团位于甘泉县城以北白土坡地域；骑兵团位于卢家村、土黄沟地域。
10月1日晨，国民党军第110师主力从延安出发回援甘泉,进到三十里铺时，留1个团在该地守备；师部率第628、629团主力通过九燕山后，即分4路纵队前进。15时许，当该部进入伏击地域后，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全歼第110师师部和近2个团、俘敌2000余人。随后，红15军团挥师南下，于25日攻克甘泉以南榆林桥，再歼第107师4个营、俘敌1800余人。劳山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增强了陕甘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至今仍然传为佳话、流传人间。下面，就给大家再介绍四个战斗小故事。
（一）游击战术显神威
1934年11月16日，奉中共中央之命，红25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穿越中原，向北疾进，于1935年1月中旬，到达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成立了鄂陕、豫陕2个特委、5个红色县级政权，扩大红军800多人，建立了3支地方红军游击师和红７４师。
蒋介石对红２５军穿越中原，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游击师，十分不安。因为，这不仅对他“围剿”中央红军不利，而且也威胁到关中地区的安全。于是，蒋介石调动了东北军9个团，河南的国民党第４０军４４师9个团，陕军３８军及其警备第１、第２旅，湖北5个团，共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围剿”，限令3个月内剿清红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的葛碑镇举行会议。根据鄂豫陕边区山高、交通不便、敌人辎重运输困难等情况，制定了以营团为单位分散游击的作战方针，利用红军和游击师山熟、路熟、人熟、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大迂迴、绕圈子，去调动敌人、疲劳敌人。１个多月内，敌人不但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有时还被红军、游击师从背后“反咬一口”。石塔寺伏击战，就是一例。１９３５年3月6日，红２５军副军长徐海东率领２２３团在华阳河活动，敌陕军警备第２旅旅长张飞生获悉，立即率全旅向华阳河扑来。徐海东决定调动该敌，寻机歼灭，便率２２３团向镇安方向奔去。敌扑空后，又跟踪向镇安追来，徐海东又率２２３团折向华阳河。就这样，来回3次，拖得警２旅疲惫不堪，不得不于3月10日在石塔寺补充休息。徐海东则率２２３团连夜飞驰50里，于拂晓时发起猛攻，疲惫不堪的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红军会从天而降，有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仓促应战。这个３０００之众的一旅之敌，被不足千人的红军打得狼狈不堪。旅长张飞生中弹后，躲在死尸中装死，得以逃脱，其余大部分被歼。被俘的敌团长刘长生说：“我们追了你们三天三夜，没找到你们的影子，认为你们害怕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找着我们打，所以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你们红军打仗实在鬼得很！”
由于蒋介石限令“剿灭”红军的日期将近，敌人便在根据地内划分剿区，实行“驻剿”，又派一部分兵力专门追剿。省委命令红军和游击师主力转移外线，到敌人后方去活动，留小部分红军在根据地内游击，牵制敌人。敌人在根据地内剿来剿去，总是找不到红军主力。敌《陕南快报》哀叹：“匪徒流窜，东西无方，去来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令人防不胜防……”事实就是这样，3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3000余人的红军，应该是不难取胜的，可是他们老吃败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得人心，耳目闭塞；而红军处处得到人民的支持，对敌情了如指掌，真正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给养和枪支弹药，省委决定远程奔袭敌后方重要供应基地荆紫关。
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交界要地，属敌４０军防区，驻有守敌一个团。 6月15日，红２５军副军长徐海东率领２２３团和手枪团疾行一昼夜，行程65公里，来到距荆紫关10公里的刘庄。经过了解，荆紫关一团守敌，有一个连在关前警戒，其余驻关内。城墙高一丈，两面环山，两面都是开阔地，很难接近。徐海东命令手枪团化装成敌人智取。手枪团团长杜本润率部化装成敌５７军追剿队，来到荆紫关和警戒连通话后，警戒连连长很客气地迎接。当敌人要开城门时，敌军需处长说要有总部命令才行。这时，手枪团已被敌警戒连怀疑，便决定缴警戒连的械。杜团长大声骂道：“你们怀疑国军,延误追剿军机，八成是私通红军，全部缴械！”手枪团战士们一听杜团长发话，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了警戒连，敌人还在发呆时，即全部被红军缴械。这时，徐海东率２２３团已赶到关前，一齐向敌人开火。徐海东组织6挺机枪掩护，命手枪团一分队搭人梯登城。经过半小时激战，一分队登城成功，打开城门，红军一拥而进，敌人大部被歼，军需处长王均生被生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民用物资，红军给养和枪支弹药得到了补充。
红军飞奔石塔寺和攻打荆紫关的胜利，使“围剿”红军的敌人大为震惊，西安《民报》称之为“红军游击神威”，不得不调动大批敌人向后方回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敌人的“围剿”部署被打乱，蒋介石限令3个月剿清红军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二）全歼陕西“皇家军”
蒋介石限期3个月剿清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很快又重新部署了新的“围剿”计划。为了提高“西北王”杨虎城的地位，便任命杨虎城为“剿匪”总指挥，调动西北军大部、东北军２个军，河南、湖北各１个军，向鄂豫陕根据地的柞水、山阳、商县、镇安进攻。可是这些部队都非蒋介石嫡系，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蒋介石调动，但都又痛恨蒋介石用其非嫡系部队攻打红军、借以消灭异己，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荆紫关是西北“剿总”杨虎城的后方供应基地，其被红军缴获弹药后曾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补给，蒋介石不仅一毛不拔，还责怪其防范不力；河南的敌４４军被红军消灭１个旅，要求蒋介石补充兵员，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反而将该旅番号取消。因而，各进攻之敌都各怀鬼胎，一面想借消灭红军捞一把，提高自己的声望；一面又怕在作战中失败，伤了元气，被蒋介石改编或被取消番号。杨虎城虽然被蒋介石任命为总指挥，但他深怀民族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均被蒋介石训斥，因而对蒋介石极为不满，此次受命也是迫不得已。
省委得悉敌人新的部署后，决定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先拖后打”。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分别率２２３团、２２５团在根据地活动１周后，出陕南、上豫西、走鄂北，大踏步地运动，来回调动敌人。6月中旬，当大批敌人被调出陕南时，程子华、徐海东又率部回到了陕南的山阳县黑山街休整。这时，奉命在根据地监视红军的敌陕军警备第１旅闻讯，即向黑山街扑来。程子华对徐海东说：“警１旅是陕军当家部队，旅长唐嗣桐是杨虎城亲信，自认是陕西‘皇家军’，装备好、傲气十足，看不起其他部队。我们如果能狠揍他一下，对于震慑其它敌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程子华说罢，建议徐海东考虑作战方案。
徐海东根据警１旅孤军深入、邀功心切的情况，打算先在山阳南部山区调它一两天，再寻机歼灭。6月30日，程子华、徐海东分别率２２３团、２２５团牵着警１旅在山阳县南部山区转了两天后，7月1日，转到袁家沟。这里是一个两面高山、中间一条小路的大山沟。徐海东认为这是个歼敌的好地方，便和程子华商量，决定在这里设伏，歼灭警１旅。徐海东率２２３团隐蔽在袁家沟北面山坡丛林里，程子华率２２５团１、２营隐蔽在南面山坡丛林里，第３营在沟口堵击，调第３、４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入口处隐蔽，断敌退路。7月2日拂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上午10点钟，追寻红军作战的警１旅先头团大摇大摆地进入沟口，向两面山上打了一阵空炮后，未发现动静，便继续前进，其后续２个团分3路纵队跟进。当敌人全部进入沟里后，程子华军长一声令下：“打！”在3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的同时，各种火器一齐射杀，密集的敌人遭此突然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由于人马拥挤，敌人火力一时难以施展，自相践踏、狼狈不堪。红军战士乘势猛冲下山，机关枪、步枪、手榴弹，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敌旅长唐嗣桐率领其警卫营慌忙后退，也被游击师猛烈炮火堵回；向北口突围时，又遭２２５团第３营阻击，其警卫营被歼近半。唐嗣桐见进退无路，便指挥残部困兽犹斗。可是“兵败如山倒”，任凭唐嗣桐如何叫嚣，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残部也很难组织起有杀伤力的火力。战斗近２个小时，警１旅大部被歼，余部弃枪逃入山林。唐嗣桐率警卫营残部50多人，占据一农家大院，做垂死挣扎。由于这个农家院是建在一座5米高的石岸上，后面是数丈高的悬崖，敌人4挺机枪向外射击，红军难以接近，而且又没有远射程武器，２２３团攻击半小时也未奏效。徐海东命令全团机枪集中掩护，特务营带炸药包向院墙底部运动，后爆破成功，战士们顺着被炸塌的石岸，爬上院墙，连续扔下10多捆手榴弹，压住敌人火力，冲进院内。在“缴枪不杀”的呼喊声中，残敌30多人被迫放下武器。旅长唐嗣桐躲在锅灶后面被生俘。
敌警１旅被全歼，不但大挫了杨虎城和西北军的锐气，也使其他敌人也闻风丧胆，夹着尾巴不敢轻易出动了。
（三）重拳痛击“马家军”
红２５军歼灭了陕军“皇家军”警备第１旅，给西北“剿匪”总指挥杨虎城一个沉重打击。杨虎城正在心痛时，蒋介石又来电催逼其“清剿”红军。当杨虎城向蒋介石报告警１旅被红军吃掉，要求补充兵员和弹药时，蒋介石却打起官腔，说西北军剿匪不力，罪有应得！既然警１旅已被红军吃掉了，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番号取消！
这明摆着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削弱西北军势力。这使本来就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与红军作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杨虎城，更加痛恨蒋介石了，骂道：“这个老奸巨猾的流氓政客，真是比曹操还曹操！”其夫人谢葆真劝道：“有道则出，无道则隐，何必伤肝动肺呢？你不是说要解甲归田、栽花种竹吗？”
杨虎城说：“蒋介石这个民贼独夫，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会叫你安静的，现在他想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族马家军逼近西北，正想搞垮我呢！”
杨虎城正在和夫人谢葆真说心里话时，蒋介石又来电报说，红军有北上陕北，会师刘匪（指西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意图，要杨虎城派重兵堵截。杨虎城看着电报，正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又来电说：“查徐海东部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解决徐匪，再以全力截击朱、毛……”杨虎城骂道：“妈的，一会儿北上，一会儿西窜，到底向哪？”可就在这时，又接到蒋介石任命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命令。杨虎城心里明白：朱绍良这个蒋介石的亲信，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甘肃省主席，现在要统帅整个西北军队，自己也在他管辖之下。这分明是蒋介石不信任自己了，实有大权旁落之感。还是他夫人谢葆真开导得好：“你早就不想和红军打仗了，这会，去了帽子头轻省，就坡下驴，不是很好嘛！”杨虎城笑笑说：“真是知我者，夫人也！”
朱绍良新官上任三把火，主力军自然是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马家军纷纷向鄂豫陕根据地开来。当时，横向陕西、甘肃的西兰公路，是敌人的重要防线，马鸿宾第３５骑兵师就驻西兰公路要冲平凉城。师长马鸿宾听其侦察员报告说，红２５军都是一些娃娃兵，所以气焰极为嚣张，遂对其部下说：“这支从大别山里跑出来的小崽兵，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平凉城下”！
红２５军当时的情况是：歼灭了敌警１旅后，即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会师的消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省委决定率红２５军出陕南，攻打平凉县城，穿越西兰公路向北行动。7月16日留下指示信给鄂陕、豫陕２个特委和红７４师，命令他们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8月7日，红２５军在翻越六盘山时， 担任后卫的徐海东率领２２３团与敌马鸿宾骑兵３５师侦察连相遇，将其大部歼灭。经审问俘虏，才知有敌３５师重兵把守平凉城。根据敌情变化，徐海东毅然放弃原定计划，转向平凉以北的塬上前进。马鸿宾得知红军绕过平凉县城北行，便命１０３旅旅长马应图率领一个骑兵团追击红军。红２５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得知情报，决定教训一下骄横得不可一世的马家军，不然红军北上就不会轻松。他们商量由徐海东率领２２３团选择有利地势伏击。8月19日， 徐海东率领２２３团来到平凉东北30公里的马莲铺，这是个高低落差很大的塬区，如果在塬上设伏，敌骑兵在塬下难以上来，正是歼敌的好地方。徐海东便命２２３团、２营埋伏在马莲铺的西边高塬上，自己率领第３营正面吸引敌人。当日下午，敌１０３旅旅长马应图率领骑兵团攻来，徐海东率第３营且战且退。当敌人进入伏击阵地时，两面塬上红军多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杀，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红军战士趁敌混乱之际，勇猛冲向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激战半小时，敌一团骑兵除旅长马应图率少数警卫人员逃脱外，大部分被歼。
8月21日，红２５军到达陕、甘边界的泾川县，准备渡泾河向陕北推进。 刚到河边， 敌骑兵１０４旅２０６、２０８团跟踪而来，向正在渡河的省委和军部机关疯狂射击。这时，已经过河的军政委吴焕先又率领２２４团两个营和学兵连渡河回来，向敌指挥所杀去，攻打左翼的１营也掩杀过来，打得敌人阵脚大乱，被迫退到一条沟里抵抗。吴焕先又大声高喊：“同志们，冲啊，全歼马家军！”战士们冲向敌群，和敌人白刃格斗，杀得敌人自相践踏、各不相顾。这时，一个骑白马的敌人正夺路向塬口飞奔。吴焕先命通讯班长周世忠：“快追击，那家伙一定是个当官的，不要放他跑了！”周世忠跨上敌人的一匹战马，唰唰两鞭，向骑白马的敌人追去。
这个通讯班长周世忠是全军有名的骑手，骑马速度能追上汽车，在马上能做各式射击，百发百中。吴焕先看着飞驰而去的周世忠，对徐海东说：“那家伙今天算遇到骑兵老祖宗了！”话音刚落，只听“叭”的一声枪响，那个骑白马的家伙摔下马去。不一会，周世忠便将那个摔下马的家伙驮了回来，经敌人俘虏辨认：正是敌１０４旅１０８团团长马开基！
这时，敌人的２个团已大部被歼，还有少量流窜敌人在顽抗。吴焕先对徐海东说：“我们不能恋战了，赶快渡河吧！”可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流弹飞过来，军政委吴焕先，这位年仅28岁的红军将领，倒在了长征路上……
军政委的牺牲，全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徐海东这位子弹都打不出眼泪的钢铁汉子，也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四）两场胜仗迎会师
痛击马家军后，红２５军不顾疲劳，冒着连日大雨，继续向陕北方向疾进。9月3日，部队到达合水县板桥镇又和敌３５骑兵师１０５旅打了一仗。9月9日，进到保安县永宁山，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取得联系。陕甘特委立即派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前来迎接。在习仲勋、刘景范的带领下， 9月15日，部队到达了延川县永平镇，和刘志丹率领的红２６、２７军胜利会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召开联席会议，为统一红军领导，决定成立红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编７５、７８、８１三个师和1个手枪团，全军团7000余人。
9月18日，在永平镇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举行胜利会师和红１５军团成立大会。周围十几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欢迎大别山来的红军兄弟！”“团结起来，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祝贺信，称红２５军和陕北红军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大开展的导炮”！
会后，红１５军团决定打两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这时，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对西北地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除马家军外，还有西北军6个团和东北军5个师。徐海东问刘志丹：“这一带是你的大本营，地形熟悉，你看怎么打法？”刘志丹说：“我们现在虽然人数多了，但比起敌人来，还是少数，不能靠硬拼，要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引诱延安援敌，埋伏奇袭为好。”经过研究，决定在延安至甘泉中部的劳山设伏歼敌。刘志丹率７８师一部正面吸引敌人，徐海东指挥７５、８２师埋伏奇袭。9月28日，红军以3个团的兵力将甘泉城围住佯攻，主力则隐蔽在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的劳山两侧丛林里，准备歼灭从延安增援甘泉之敌。红军指战员硬是在这里埋伏等待两夜三天。10月1日下午4时，敌１１０师在刘志丹的火力牵引下，进入红军伏击圈，红７８、８１师实施猛烈炮火攻击，敌溃不成军，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参谋长范驭洲被生俘，歼敌1800多人，生俘37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大炮12门、轻重机枪186挺，其它枪支3000多支和大量弹药。接着，红军乘胜攻打榆林桥敌１０７师， 经半日激战， 歼敌2个团，俘敌６１９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多人。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深受张学良信任。被红军俘虏后，受红军抗日政策的感召，愿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做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的多次会见，就是由高福源引荐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给养，大大改善了红１５军团的装备和生活上的困难，对巩固西北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胜利会师后的两大奠基礼。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１５军团，接见了程子华、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给了红２５军、西北红军很高评价。至此，作为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红２５军，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篇：屡创奇迹、独具特色的红25长征
提起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 “三大主力”，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其实，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25军也进行了一次数以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率先到达陕北。毛泽东一再称赞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一）屡创奇迹
红25军长征的同时，沿途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的人数不减反增……创造了许多奇迹。
1、鄂豫皖根据地陷入危机，鲁迅帮助成仿吾去中央苏区
红25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年秋，蒋介石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至1933年秋，红25军人数由1万多减少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个小块，并因为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在上百名便衣队员的掩护下，几经转战，成仿吾才走出山区、化装到达武汉后，又乘船去上海。他按照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到了联络点。可是，这些地下机关均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与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终于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瑞金。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22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25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25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华背熟这些内容后，便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终于潜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至于转移方向则要当地领导根据实际而定（中央不了解情况）。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当地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25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2、军首长挥大刀 、带头冲杀脱险境
红25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红25军人数不足3000人。出发10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人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伏击，追兵2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25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3、占天水、逼西安，蒋介石将徐海东的悬赏与毛、朱并列
1834年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购建立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25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1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25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敌人阻截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25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26、27军会师。此时红25军还有3400人，加上在陕南留下的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4、悍将带出顽强队伍 ：政委牺牲、军长眼睛被打穿
自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便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28军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了保存。
按照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10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25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是在火线中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25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5、长征后军容齐整，每个连都有6挺轻机枪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着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25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队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全部银元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二）独具特色
红25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走出了97名共和国的将军；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却能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金寨县麻埠镇，旷继勋等同志先后任军长，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后，红军第25军第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大多数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有一些是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子弟。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游击队，后来组成以“儿童军”著称的红25军。这些年轻的红军将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1、红25军是一支“儿童军”
从当时的年龄结构看，说红25军是“儿童军”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如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红25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
《共产国际》的文章中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25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是从13岁到18岁。”这就是对红25军这支“儿童军”的真实写照，既表明了这支“儿童军”产生的背景，也反映出“儿童军”的政治本色和年龄特点。红25军长征中每到一地，老百姓都叫红25军“童子军”或“娃娃军”。
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对此，红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1个多月后，1934年11月，中央指示终于随着程子华的到来传到了红25军：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留下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28军(33军曾一度组建，后并入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后来抗日战争初期，红28军30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25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为出师北上发表宣言。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全军2980多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2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27军在永水镇胜利会师。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皖省委召开联系会议，为了统一作战，把三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树申任副主任，红25军改为75师，红26军改为78师，红27军改为81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25军成为长征时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第1支红军。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25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狗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1支红军；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长征中人数最少的1支队伍，走出了97名共和国将军。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并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2、红25军长征一直是孤军行动
“完全是孤军行动，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走着走着，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军领导带头，大家都不要命了。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从敌人虎口脱险……”曾任军部卫生员的老红军李天忠，忆及70多年前的往事仍感惊心动魄。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刀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中常见的现象，也正是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个重要原因。
军长程子华直到逝世前，仍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
副军长徐海东在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这位英雄的红军将领，此后是躺在担架上指挥全军到达陕北的；
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地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
红25军虽未经过雪山、草地，却是4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红军队伍。
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全面胜利，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在是悲壮，也实属罕见。
3、红25军万里征战，人数不减反增
红25军到达陕北，让当地军民耳目一新。指战员 们都戴着八角帽，上面缀着红五星，服装整齐，枪支弹药充足，每个连队都有6挺轻机枪，俨然是一支正规军，装备和战斗力都大大超出了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军。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20余万人，结束时仅剩5万多人。而红25军虽然是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却在国民党统治的中枢地带纵横驰骋、越打越强。
为何能创造这一奇迹？
“红25军的每个同志都是一副铁腿铜脚。” “因为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就连后勤保障单位都实现了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战斗力强，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
“进攻时突然、勇猛，防御时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转移时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指出，国民党军队虽然常常数倍乃至数十倍于红25军，却总是被各个击破，靠的就是这种成熟的战术素养！
“红25军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 “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宣传员，部队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一片群众。1934年底进至秦岭以南时，全军只剩下2500人，但照样派出大量干部到群众中做工作。”
此后的半年中，红25军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招收数千青年参加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仅此一例。
这支打不垮的红军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他先后调动驻河南、湖北、陕西的41个团，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结束，红25军增至3700人；第二次“围剿”，红25军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军整个旅1700余人……
“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标志着红25军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25军再度远征。沿陕甘边界行军时，整个部队断粮已经几天，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
“但没有一个人开小差。”“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小鬼们经常枕在军首长的腿上就睡着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情似手足的氛围……给了大家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
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这时全军共3400多人，加上留在陕南的2000多人,总共5400多人。
长征中，红25军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都经常说，歼敌2个师，不如缴获1部电台。
长征中，红25军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艰苦卓绝。
直到1935年7月，红25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7月15日接到交通员带来的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才确认了此消息。
“当晚吴焕先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第二天部队就迅速行动。”王远德说，红25军一度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
蒋介石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曾这样动员部队。
8月14日，红25军逼近静宁县城，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切断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25军。
“更可贵的是，红25军能自觉地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25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长征出发时，红25军即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徐焰指出，张学良正是因为最初与红25军的数度交手，得出了“和红军打仗没法打”的结论。
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银元拿出5000元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第四篇：红25军重要人物简介及“将军班”、“七仙女”的故事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不仅在长征途中冲锋在前、屡创奇迹，而且在整个革命进程中，都一直表现勇猛、战功赫赫，不仅被称为＂长征先锋＂，而且享有＂百将之师＂的美誉。
一、重要人物
1.徐海东：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红25军主要领导人。
1900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夏店区徐家桥村（现属大悟县）。1925年4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先后参加攻克汀泗桥、武昌、南昌、洛阳等战役，功勋卓著。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黄陂领导农民自卫军，发动静山庙暴动和夏区年关暴动，随后率领黄陂县赤卫队加入红军。历任鄂东警卫2团团长、红4军12师38团团长、红9军27师师长、红27军79师师长、红25军74师师长、红25军副军长、红28军军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在保卫鄂豫皖苏区、开辟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的斗争中屡建奇功。尤其是率领红25军孤军北上，率先完成长征，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周家岗歼灭战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和“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70年3月，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冤离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2.吴焕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鄂豫陕苏区和红25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1907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箭河乡四角曹门村（今河南省新县境内）。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身农民运动，大力创建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为开辟鄂豫皖苏区、建立红25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历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红25军73师政委，红25军政委，红4军政治部主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重建后的红25军军长、军政委，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在保卫鄂豫皖苏区、开创鄂豫陕苏区和率领红25军长征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主动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陕甘地区，力争与陕甘红军会师，配合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体现出了服从大局的坚强党性、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1935年8月21日率红25军长征到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时，身先士卒率部队反击敌军偷袭，在激战中英勇牺牲。
3.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３５军第３师７团团长，独立第３师师长，红５军第４０师师长、第４１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１４师师长，第２２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同年6月，任红２５军军长，11月，率部进行长征。1935年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２５军政治委员，红１５军团政治委员。西安事变后，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39年1月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10月，任东北军区第２兵团司令员。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4月后，任第四野战军第１３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关押。1975年以后，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1978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8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程子华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4.刘华清：1916年10月生于湖北大悟。1929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队长、指导员、科长、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等职，随红25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秘书主任、冀南军区组织部长、军分区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4年赴前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8年后，历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1987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9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刘华清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97位开国将军
雄踞于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是红２５军的诞生之地，从红２５军这个血与火的红色摇篮里，一共走出了９７名的钢铁硬汉、军旅战将。
１、９７位将军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的10年间（1955年——1965年），总共授予开国将帅1631名，其中，出自1932年重建的红２５军的将军就有97名（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6名、少将88名）。
大 将：徐海东
上 将：刘 震 韩先楚
中 将：李 耀 张天云 张池明 陈先瑞 林维先 梁从学
少 将：王诚汉 王奎先 王德贵 方升普 方明胜等。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总共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１７名，其中出自红２５军的２名，他们是：刘华清上将（1955年少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王诚汉上将（1955年少将），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２、９７位少将的有关情况：
97位将军的籍贯分布：除钱信忠少将系上海宝山县人之外，其余全部出自鄂豫皖三省。其中，湖北大悟、红安、麻城、孝感等县41名；安徽金寨、六安、霍邱、霍山等县34名；河南商城、新县、故始、光山等县21名；
97位将军的年龄结构：生于1900——1910年的，共18名；生于1911——1920年的，共79名；年龄最小的是毛和发少将(1919年)和肖选进少将(1920年)。
97位将军的身世学历：他们大都出身于工农，以农为主，在其自传和履历表中，不是填写着“农民”就是“牧童”，也有少数“学徒”或“工匠”。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有的仅读过几年私塾，或上过几天“列宁小学”，根本就没有入过正规军校，未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窑工出身的徐海东，自称毕业于“青山大学”，其他人则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才有可能进入军事院校，加以深造。钱信忠1951年起赴苏联第一医学科学院学习五年；刘华清1954年起在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四年。
97位将军中，有79名参加了红２５军的长征，有18名虽没有参加长征，但都被编入红２８军，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97位将军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的共35名。
除９７位将军之外，还有数十名出自红２５军、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其实也能够跻身于将军之列，但却失去了获得将军军衔殊荣的机遇。
至于那些在各个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少说也有百名之多。他们的卓著功勋，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三、红25军的“将军班”
红25军中3位赫赫有名的老将军——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均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 “将军班”。3个将军的结合，不是“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和硝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的一个战斗班。
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立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往来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安徽金寨人，那时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单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部队向豫陕边区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将其留下，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3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25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要大模大样、虚张声势啊! 于是他们精心地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一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3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2人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危急时刻好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地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军长吴焕先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由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和影响都非常大。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3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其后，陈先瑞随红25军转战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时，被一颗流弹击伤左腿。进入陕南后，尚未痊愈的他，再次错过长征机会，留在鄂豫陕根据区担任游击总司令、红74师师长，独立坚持了近2年的陕南游击战争。
1946年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后，时为15旅旅长的陈先瑞，再次担负起在陕南重建并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任。毛泽东对他多次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陕南游击王”。
四、红25军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了大别山区的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开始了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里，有7名女战士显得格外惹眼，她们就是被称为“七仙女”的红军医院女看护：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
当时，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的率领下，为了迅速实施战略转移，部队一出发就是急行军。11月17日，在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后，部队已接近平汉铁路。这时，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怕7名女同志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苏涣清来动员她们留在根据地，并给她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她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情十分沉重，有人急得都哭了。她们不愿离开部队啊!
年龄稍大的曾纪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要随部队走。”
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把大洋往地上一甩，跟下达这一命令的军参谋长戴季英吵开了：“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
见周东屏带头，其他几个人的胆子也大了，一个个都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上前和戴季英讲理。
她们不管戴季英讲多少理由，就是原地一坐，谁也不动。
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着马过来了。他见这边吵吵闹闹的，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就问戴季英：“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要跟队伍走。”
“就她们几个？”
“对，就她们7人！”
“不多，不多。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
听徐海东这么一说，女兵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
看到她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呵，革命性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
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时50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她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
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7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她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待形势好转后，再接她们回部队。但有了上次没离队的经验，她们不怕了。在部队领导找她们谈话时，她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她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她们得以继续随部队前进。
1，一口面条、一片深情，“七仙女”精心照料着红军伤员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在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敌人占领了东北坳口。由于红25军的战士们近一个月来长途行军，转战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于是，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名，但红25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出。他这次负伤比以往哪次都重，失血很多……
徐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直到第五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屏一直守护在他身旁。
徐海东醒来后便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怎么样了？”
周东屏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
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
周东屏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她知道徐海东已四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地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痛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屏问这问那。
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很重，便对周东屏说：“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看程军长。”
经过近一个月的转战，部队消耗很大。特别是独树镇、庾家河两次殊死恶战后，7名女战士看到一些伤病员因没有药品医治而结束生命，内心极为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她们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同医院的战友们一起收集缴获的药品，想办法买药品，乘空隙找偏方、采草药。在庾家河战斗中，许多指战员身负重伤，7名女战士日夜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料。她们细心观察伤病员的病情，耐心帮助伤员解除伤痛，热心料理伤病员的膳食等。重伤员吞咽困难，她们就亲自煮面条，一口一口地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周东屏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天天给他们消毒；有时边行军，边用采来的药用树枝、树根熬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她们通过这些办法，补充了药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
2，编新歌、演新戏，长征路上“七仙女”医护、宣传一肩挑
红25军进入陕南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从1935年1月起，连续两次派重兵对鄂豫陕地区进行疯狂“围剿”，企图把红25军消灭在这里。红25军奋力反击，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战皆捷，以战斗的胜利，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派遣部分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
医院随部队行动，7名女战士的任务相当繁重，她们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在庆祝解放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军政治部根据这些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唱歌、跳舞、演新戏，她们并不擅长，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特别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也激励着她们自己。
她们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快便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造谣欺骗。在红军没有到达之前，地主们时常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要杀所有的人，掠夺一切财产，并且强迫所有的人跟着他们逃跑。因此，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非常稀少，但经过三四天的宣传之后，大批的群众就回来了。
1935年8月15日，红25军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为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部队在进入兴隆镇之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25军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族同胞的拥护，回族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尤其是这几位女战士，更受到了回、汉族妇女的特殊优待。她们怀着无比羡慕和敬仰的心情，热情地将女战士们拉到家里去，请她们吃饭，像对待亲姐妹一样。
女战士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深入到群众家里，热心为病人治病。她们的实际行动，使当地回族人民深受感动，连声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兴隆镇时，男女老幼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点心油果，为红军送行。
3，“二女”长眠长征路，“五女”远征到陕北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楷倒下了。她们默默地长眠在漫漫征途上，像大别山一样朴实无华，山风吹拂着她们，绿水环绕着她们，草木和四季陪伴着她们。曾纪兰、曹宗楷的倒下，没有吓倒其他5人，她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道路坎坷，征途漫漫。红25军转战到陕甘边境的黄土高原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没有粮食，战士们经常挨饿，只得向当地群众购买一些土豆和作马料用的黑豆来充饥。当地缺水，土豆就连皮带泥蒸熟吃。部队翻山越岭走了几天，许多战士饿得甚至昏倒在路上。5名女战士，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艰难困苦，于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
第五篇：红25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1934年11月16日，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与其他三方面军的长征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间和行程较短，历时10个月，行程9000余里，且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也被称为“小长征”。
一、红25军长征，作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25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下旬，当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强盘踞围寨，且配有大量武器，不时地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针对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红25军召开紧急会议，政委吴焕先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食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组织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他还将当时党的规定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公买公卖等有关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口号。正是红25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出色地做好了宣传工作，因此，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地方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上述的传单、布告，实际上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时的施政纲领。它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根据地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后，省委书记即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担任。吴焕先牺牲后，省委书记又由军政委程子华担任。在红25军长征途中，省委对军队实行了直接领导，在军事斗争为主的长征途中，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减少了领导层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而且又从政治上、组织上把红25军紧紧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对红25军及早取得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红25军长征中，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25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西征甘肃，有利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中旬，当红25军从《大公报》上获悉“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进”的消息以及敌人云集于川西边、甘南边、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企图堵截主力红军北上情况后，立即按照省委的既定政策，挥师挺进甘肃境内，攻天水、占秦安，进而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坚持18天之久。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发出五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至西安的碉堡封锁，防止红25军向甘肃进发；继而督饬陕西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这样，红25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起到了吸引敌军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切断西兰公路后，又迫使但担负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军不得不一再调兵向东北线回援，从而进一步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
在红25军长征的同时，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形式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敌人虽协调部分兵力西去追缴红25军，但是，集中在根据地的各类敌人，仍有11万之众，他们对根据地实行“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鄂豫皖省委以留在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了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他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转战千里大别山、运动在平汉铁路东西和江淮之间，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对坚持在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及后来南方地区新四军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时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红25军先后实行的2次战略转移，都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仅在最初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后来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又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了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继续发展鄂豫陕边的有机战争，使革命旗帜不倒、烈火不熄，有力的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三、红25军最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准备了可靠的落脚地点，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在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合，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1支队伍，红25军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会师后，召开了红25军和陕北红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了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合并组成的陕甘晋省委决定，将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5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的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和壮大，既加强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扫清了道路。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即同红25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资匮乏、非常困难。红25军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地进行支援，首次送去边币一万元，接着又发动全体战士给中央红军送礼物，从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部分枪支、弹药，从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送给中央红军，还将芬山、榆林桥战役中新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中央红军。随后，红25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与兄弟红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红25军长征的“两个唯一”，极大地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25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4次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都未能实现。最后才决定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试图3次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未能成功。张国焘在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曾经提出建立川西根据地的计划，由于刘立湘纠集四川军阀全力反扑，亦没能成功。只有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了成功。红25军进入陕南后，充分利用将军与陕军之间的矛盾，着手创建根据地。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陕西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入陕几个月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并把鄂豫皖省委改名为鄂豫陕省委。经过半年斗争，“成立了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为红25军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保障，促进了红25军的发展壮大。
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不仅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之久，穿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部队由最初的八万下降到七千二百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十一个月，途径6个省，行程两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近一万七千余人减少到一万一千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转战三省，行程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十万之众减少到四万四千余人。”唯独红25军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发展壮大，部队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上升到临末时4000余人。这些固然与红25军长征之中行程最短，没有经过险恶的雪山、草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红25军的长征是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转移。
红25的一系列特殊胜利，使正处在革命高潮暂时低落期的中国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及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和苏区人民在红25军的鼓舞与影响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25军的长征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25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支仅有两千多人的队伍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红25军虽为配角，但在红军长征途中，它作为唯一一支没有减员且发展壮大了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且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并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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