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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

发布日期：2016-06-29 11:47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陈龙狮
    陈昌同志（1907.1--1960.1）遗像，1926年参加革命、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1931年起开始长达18年的谍战生涯。1960年迫害致死，1965年平反昭雪1981年恢复党籍。（陈世英提供）
   何妨同志于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于1945年经董必武同志批准结婚，鉴于纪律不许拍婚纱照。此合影是为了二老合葬墓碑而PS的婚纱照。（中红网陈龙狮摄）
    陈昌和何妨二位忠诚的老党员的骨灰盒上双双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二老长眠在党的怀抱里继续她俩革命爱情。（中红网陈龙狮摄）
     2009年7月1日阴阳相隔50年的陈昌和何妨，这对患难革命伉俪终于团聚在九泉之下。（中红网陈龙狮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孙政委（右）得知《陈昌同志自传》，专程赶到乐山陈世英（左）家中请陈昌同志回家。（余磊拍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收藏《陈昌同志自传》的收藏证书。（中红网陈龙狮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证明南昌起义时确有“贺龙手枪队”的文件。（中红网陈龙狮摄）
     陈昌同志与重庆市公安局老战友合影留念，怀中的孩子为大女儿陈世英。（陈世英提供）
    在震惊中外的 “南昌起义”中，贺龙总指挥身边有一位年仅20岁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日夜警卫着起义指挥部，保卫着贺龙、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起义将领的安全。他就是我们已故的父亲陈昌同志。
    陈昌同志（1907.1-1960.1）四川仪陇人。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参加革命，任叶挺部补充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1927年底，在武昌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郑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从此，父亲把他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姐弟俩多次看过父亲的《自传》、《我的请求和志愿》、父亲与战友的通信和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后来看望许多伯伯、叔叔们听到了他们对父亲的高度评价，深深被父亲的对敌工作能力、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对敌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所倾倒！特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华诞之际，缅怀无数为党、为革命贡献、牺牲的革命前辈的同时，也缅怀我们的父亲陈昌同志！
    父亲是勇敢的革命军人：
    父亲1926年加入叶挺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起义指挥部和起义将领；无论在梅县任赤卫队总队长、红军连长、政委、还是在李济深“反蒋联共人民政府”的“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任上校副司令，每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父亲参加过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负伤两次。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抱着同仇敌忾的精神，就不怕死。战斗中不是我打死敌人，就是敌人打死我，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时，被炮弹炸死、被子弹打死、被刺刀戳死是最痛快的死。”我们为父亲是一名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而自豪。
    “枪杆子出政权”，父亲积极为党组织兵运：
    父亲除了参加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外，在1929年秋他和汤昭武一起成功地筹划了四川“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武装后；又在河南确山县动员了白军新二十军邵子举部的安仰哉全营起义；1932年，成功地策动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父亲加入中央特科，宣誓做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中卓有成效的开展“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屡建奇功：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父亲奉命加入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中央特科，并在党旗下宣誓做一名“无名英雄”，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重大转折。至此，开始了从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至重庆解放之后保卫重庆的特工生涯。父亲在王世英、冯雪峰、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单线领导下，他曾经先后在四川、上海、武汉、河南、福建、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以多种身份（国民党军官、政训员、参谋、副官、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试用副官、情报官、稽查大队长、青帮成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报社社长、教师、校长、老板、农场主等等）搜集、整编军政情报上达党中央。他根据上级的意图，独立开创、独立组织、独立承担完成各项任务。为党和军队获取大量的情报，对党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值得点赞的有三点：
    一、1933-1934年，党中央派他做十九路军的工作，他历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员、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上校副司令、江西德安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侦缉大队长。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军事计划》和《电码秘本》以及蒋介石与十九路军无线电《呼叫密件》，获取了蒋介石南昌行营通讯密码，还监听了蒋介石师级以上军官与蒋介石的通话；派项与年同志转送莫雄专员冒死获得的《铁桶计划》，使党中央完全掌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计划，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时突围重围撤出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毛主席在长征途中，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就是对在隐蔽战线中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同志的最中肯的评价。
    二、红军长征后，敌人的政治中心由南昌转移到重庆。1935年8月，父亲奉命打入重庆复兴社别动总队，获得大特务头子康泽同意办《新四川通讯社》任社长，陈养山任总编兼任重庆行营情报处义务情报员、陈克寒任编辑负责全部的文案。借《新四川通讯社》搜集情报；掩护并协助抗日文化名人陶敬之、温嗣翔、侯野君等搞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搜集西南各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利用伪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行挑拨，使其自相残杀；另外父亲利用敌人的“红旗路线”（伪装抗日，打入我们内部进行破坏的路线），以《新四川通讯社》的名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重庆市各界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大会”、“重庆各界人民援助绥远组成抗日后援会”等运动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选为常委；并根据我党的政策提出《宣言》：“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口号；组织两个大学、三四十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与纠察队，大肆进行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西安事变”声讨蒋介石的大游行中公开散发了10万份传单；此外还暗中掩护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还发现敌人用“质光灯”检查化学药水通讯的秘密，因而侦破了1934年我重庆地下组织30余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党中央才迅速通知各省中共地下组织，改变使用化学药水通讯方法，及时保护了我地下党的组织。
    三、1938年，父亲遵董必武（董老）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去。于是父亲通过关系获得“蒋介石侍从室”试用侍从副官的资格，受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父亲获取了蒋介石侍从室至武汉大学珞珈山的警卫人员布置全图、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情况、每日蒋介石的出入时间、汽车号码，蒋介石侍从室车辆号码以及与蒋介石接触的中外要员等等情报。可惜他是四川人，蒋介石怕其系刘湘派遣未能转为正式的侍从副官。
    共和国卫士的父亲：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本应该根据李克农同志“失去组织关系可以找党中央。”的指示到北京报到。但是鉴于重庆是蒋介石的军政老巢的特殊政治情况，国民党反动派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颠覆人民政权。镇反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的重中之重。因此，父亲毅然决定不到北京去，留在重庆继续他的政治保卫工作。为了党为了重庆人民政权的安危，父亲再次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了决定他个人荣辱的关键机会。他主动向入川部队首长刘明辉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经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周兴部长决定派往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分配在一处三科带领“精字20号”小组作侦查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为掩护，他带领“精字20号”小组，发现“特情”500余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50余名。破获特大匪情《中中案件》（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反动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巴县、武胜、岳池等地一举抓获反动组织匪首邓锦环（反共地下军总指挥）及其匪特组长、反共救国军地下司令等176人，摧毁了他们藏匿的窝点，缴获了电台、金条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炸药等反共武装物资。在1951年5月3日公审大会上将匪首邓锦环等匪特26人全部枪毙。将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彻底地粉碎了蒋家王朝在重庆复辟的阴谋。为捍卫新中国又立下了一大功。
    威武不能屈的父亲：
    父亲让人敬佩的地方不仅仅是他为党做出的功绩，而他对党的忠诚更是让人钦佩不已！
    父亲于1931年在参加“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中央特科”，在党旗下郑重宣誓做“无名英雄”时，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和牺牲的思想准备。“如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不做叛变组织的事情，把个人的生命和一切都献给党！” 父亲在白区工作的二十余年中，曾四次被敌人逮捕，尤其是第四次被捕所受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身遭“钉竹钎”（将竹签钉入指甲缝里）、“踩杠子”（头脚捆住，将棍子插入腰部下面，作为支点另一端命匪徒使劲踩）“电刑”等酷刑，让他死去活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抱定牺牲的决心，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用伏契克同志的话鞭策自己：“脑筋不下命令，屁股是不会说话的。”一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抓不到他的把柄，恼羞成怒再次用“老虎凳”和“猴儿搬砖”（把人捆住凳子或柱子上在脚下加砖头，痛得全身骨头都散了架似的。）等非人的酷刑逼供。在施刑中，他们还将被捕的同志押来看他受刑，并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老实交代，也照样给你们尝一尝“它”的滋味！”但是父亲抱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牢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打落牙齿也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和地址来”。将共产党人忠于革命忠于党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母亲何妨曾跟姐姐陈世英说过：“在解放前，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你爸爸怕我受不起酷刑而叛党。就跟我说：‘其实最怕的时候，就是敌人把刑具摆在你面前、威胁你的时候。还有就是见到别人受刑的惨状的时候，最容易叛变。这时候如果你想到，为革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挺过去了。真正受刑时，实在是很痛，痛得要命，但第一次忍受过以后，就痛得麻木了。这时候由疼痛而产生对敌人的仇恨，就使你越整越火，越整仇恨就越深，就不会害怕，只有恨只想报仇，就坚强了。人是受思想支配的，伏契克说：‘脑筋不命令，屁股不会说话。’只要头脑里有党，准备为党牺牲就一定不会叛党。”父亲就是以他的亲身体验，对我们的母亲何妨同志进行教育。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他对党的赤诚。威武不能屈，正是父亲在敌人淫威面前的写照！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父亲：
    “有的人很勇敢，但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面前就往往丧失了立场。”1933年，当党中央派我父亲前往福建做十九路军工作时，直接领导人刘仲华同志对我父亲说：“你到白区独立工作，不可能过组织生活了。经常与坏人在一起，经济收入又多些，再加上吃、喝、嫖、赌等腐朽生活环境的引诱，我们很担心你经不起这样的生活考验而蜕化变节。其它方面组织上是放心的。这个问题你不要马上答复，请你详加考虑后再回答。”父亲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向党提出保证：“今后在白区，独立地干地下保卫工作时，为了完成党交给我的工作任务，常与坏人相处，一定不为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所侵蚀，保持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作风，坚决做到同流不合污。自觉将自己每月的经济收入除维持个人及家庭最低的生活费外，多余的钱全部缴做党费，以作为党地下工作的经费，按月向组织报告。”二十年来，父亲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生活，始终与敌人同流而不合污，始终忠于对党的保证。
    父亲不仅在解放前将收入所得除维持基本生活外都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甚至解放后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期间也是如此。我们父亲在市公安局的两年多的时间中，带领“精字20号”小组，发现“特情”500余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50余名。成功地侦破国民党潜伏在重庆复辟的反动武装组织的《中中案件》。将国民党在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而重庆市公安局仅发给过我父亲办书店200万旧币的开办费、父亲只领了2个月的供给（150斤大米、16万旧币），不曾再发过一分钱活动经费，也不曾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费。“精字20号”小组六人的生活费和办案经费全靠父亲兼任两个会计学校的教员每月的工资100多万元（旧币）以及向私人借款1600余万元（旧币）来维持。我家最值钱的就是姐姐的一双小皮鞋。而父亲完全采用过去地下党时养成的工作作风，工作经费由他个人负责筹集。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重庆市公安局在为国家安危办案，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办案中所有的亏欠、借贷竟然成为指控父亲“贪污”的借口，将其逮捕劳改。这是对如此廉洁奉公的父亲是多么大的屈辱啊！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怨无悔：
    1951年在《中中案件》破获后不到半年，“精字20号”小组的四位干警立功受奖时，重庆市公安局以“大贪污犯”将父亲逮捕判刑劳改两年，母亲受株连也被重庆市公安局除名。所谓“贪污”事实就是因忙于破案，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亏欠借款1600余万元旧币。父亲对于这一“罪名”，一方面详细地向组织“交待”自己并未“贪污”的事实，另一方面认为：通过这一手段调查我的历史有无叛变行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父亲不但不气愤、抵触，反而十分珍惜这次能用“劳动改造”来消灭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认真参加“劳动改造”的同时，还不忘自己的“公安身份”，劳改中对其他罪犯进行监视、调查、汇报。这一切，也赢得了公安干警的尊敬。狱警曾同情地问父亲：“你1927年就是上尉了，如果不搞特工、不战死在沙场，你现在肯定可以当将军了。而你现在却身陷在共产党的牢房里，你后悔不后悔？”他当即答道：“不后悔，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父亲以“贪污罪”被捕后，重庆市公安局又无理地将我们的母亲何妨“除名”。母亲背着个“大贪污犯家属”的罪名，谁也不敢接济我们。当时，母亲已怀孕8个月、还拖着个6岁的女儿。一个好心的孕妇让我母亲给她当“保姆”在她家生产，出生不久的婴儿又不幸患“结核脑炎”不治死亡。母亲产后刚满月，就去帮人洗衣服，姐姐到街上检柑橘皮卖、共同维持母女的生活。姐姐记得有好些公安局的叔叔，悄悄给她几块钱来“买走”检来的柑橘皮。实际就是救济我们母女俩。可惜姐姐现在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之后，母亲以归侨的身份在侨联的帮助下，就读于重庆市工人医院“护理员培训班”重新参加了工作。父亲出狱后，对于我们母女的遭遇，父亲同样没有怨言，还安慰母亲：“要相信党，会搞清楚他的问题的。”
    1954年6月2日，父亲“刑满释放”了。尽管通过两年多的甄别调查、证明父亲政治历史没问题！而“贪污”罪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重庆市公安局竟然拒不安置父亲的工作。父亲只好在母亲所在的重庆市江北结核病院当一名临时的清洁工人。父亲和姐姐在医院附近的农村租一间小屋居住。时值党中央号召“扫盲运动”，父亲竟用其微薄的收入的一半去买黑板、书、本子、笔，在油灯下，教农民读书识字。那时姐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晚上也帮着父亲，一起辅导村民学习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给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老首长写信，“要求解决工作和恢复党籍。”通过董老的干预，1954年12月父亲被中共重庆市委安排在长寿县的狮子滩，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在总务科任雇员，工资28元。父亲没有一点不满，积极热情地工作。因为狮子滩水电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习慰问的人员络绎不绝，父亲被派往招待所任副所长。父亲除搞好接待工作之外，还教他们练气功治病强身。姐姐记得看过好多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看见父亲买的好多医学书籍，父亲将在国民党狱中所学的气功，毫不保留地发表在《新体育》杂志上，让全国更多的人学习、健身、治病。
    为恢复党籍，父亲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写了第四份《自传》：，父亲利用接待全国各地领导的机会，终于在1957年7月找齐了1926年至1949年各历史阶段的证明人，并收集到好多《证明材料》，将各阶段的证明人情况制成表格，完善了第四份《自传》（此自传在52年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作为不可多得的我军谍战史书之一）。父亲于1957年12月，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向毛主席述说了：他从1926年起，19岁参加革命、20岁入党的经历和感受，希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的迫切心情和对党无限热爱感激之情。“准备着兴高采烈地、迎接重新归队的生活。”希望党组织让他“去读党校，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希望党组织支持他“将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中的所见所闻之伟大斗争事迹、战友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暂定书名为《地下的火焰》。”父亲强调：“我是为革命而生活的，为党而生存的。我恳切地、坚决向党组织申请、要求恢复我的党籍，为党为人民做更多、更好地工作。”
    父亲含冤与世长辞：
    1958年3月，正当父亲怀着极其迫切、喜悦的心情等待恢复党籍的时候。突然被通知他参加一个会议，会上竟宣布我父亲为“右派”，立刻监督劳动改造，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这一晴天霹雳，几乎将父亲摧毁。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的重创，几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父亲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幸好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伯伯（他就是1931-1938年中央军委“特科”的老张同志）因公路过重庆，在重庆市委了解父亲“右派”原因后，将他招到重庆以战友的身份亲切地会见了他。王世英伯伯首先肯定了父亲“过去对敌斗争的成绩和对党的忠诚，”鼓励父亲“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父亲从王伯伯那里感受了党的温暖、同志的信任，党没有抛弃他！于是父亲又坚定了信心，自觉地投身于“劳动改造”之中，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由于党左倾路线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像我父亲这种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18斤粮食、还要强制“劳动改造”的人，就更难逃厄运了。1960年1月，一向红光满面、体格健壮的父亲，竟变成了面色苍白、全身浮肿、伴胸水、腹水，走路都困难的重度营养不良的“老人”（那是父亲才53岁）。医生给他开的病假条，竟被管教人员撕毁，而且每天还规定他必须挖多少土方，我父亲只好连轴转……父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但此时父亲想的不是自己含冤未雪的委屈，而是担心自己的死，会造成妻儿对党的不满。他对母亲说：“不要埋怨党、埋怨组织，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有一天会搞清我的问题。要教育孩子听党的话、跟党走。要相信党，要为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奋斗终身！”不想这些话竟成了他的遗言。1月26日凌晨两点，工友们发现父亲晕厥在电站大坝的工地上，身旁扔着钢钎、箩筐、扁担。医院诊断为“低血糖昏迷”，虽经抢救无奈为时已晚，父亲再也没有醒来，一缕忠魂就这样悄然地消逝了，享年53岁。就这样父亲含冤离开了他一心一意要回到的党；离开了始终不离不弃追随他革命才三十六岁妻子、丢下了十三岁的女儿、四岁、两岁的儿子；离开了那些还在为他牵肠挂肚的老领导、老战友；离开了他未完成的遗愿：写一本歌颂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特科”对敌斗争英雄事迹的《地下的火焰》！
    战友情深，为其平反昭雪：
    父亲的老战友汤昭武伯伯和老首长王世英伯伯得知陈昌同志含冤去世后，异常气愤，随即联名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父亲《申诉》：请求党中央给陈昌同志的政治历史作结论。196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中共西南局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责成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对“陈昌同志的政治历史进行甄别”。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历时四年，由3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的任务上报中央。196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父亲的组织结论：“陈昌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确系我党党员。西安事变后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周围从事革命工作和进步活动。他整个一生是革命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因为1952年判刑劳改是错案，所以1958年右派也是错案，按照法律手续予以撤销。恢复其革命干部名誉”，这是全国第一个右派平反的案例。我们孩子们在填写家庭出身时改为“革命干部”。父亲终于沉冤得雪：平反了两个冤假错案、承认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1927入党。整个一生是革命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周围从事革命工作和进步活动。”但是党籍没有恢复！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张际春、王世英等七位中央领导人冤假错案的平反，燃起了母亲为战友和我们为父亲彻底平反，让陈昌同志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希望。
    我们请教了父亲原专案组的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凡和中共四川水利勘测设计院党委原书记闵学文，他俩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时机也是合适的。但陈昌同志的案子是党中央抓的，我们作为下级不能推翻上级的结论。建议我们去找陈养山、陈克寒两位同志。他俩说：陈养山、陈克寒两位同志现在都出来工作了，都在北京。因此，我们将《再次请求为陈昌同志恢复党籍的请示报告》寄给了陈养山伯伯和陈克寒叔叔，他俩分别迅速地帮我们转呈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父亲的结论：“陈昌同志党龄从1927年算起”。并责成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员专程来乐山，给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父亲的政治生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获得的复活！
    父亲的遗愿在他含冤逝世后的21年实现了，父亲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党的怀抱！一直受父亲株连的母亲何妨同志的政治历史也作出了结论。1983年，中共四川乐山地委组织部结论：“何妨同志1937年9月3日参加革命”。母亲1937年9月，14岁就参加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19岁就追随父亲革命出生入死、倍受磨难。母亲的冤情也终于平反昭雪：由一个小护士、叛徒、特务、劳改犯、右派家属，一夜间成为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受人尊重的离休老干部；60岁的母亲才得以加入了对她来说已经“迟到了”40年的中国共产党，母亲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他所为之奋斗、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成功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他无比坚信的党、无限忠诚的党没有冤枉他，在他冤死后的第5年就给他进行了第一次平反：恢复了革命干部名誉；第21年之后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回到了党的怀抱，他的政治生命在党旗下获得了永生！同时，也恢复了妻子何妨同志的革命干部的名誉，并入了党。我们的妈妈何妨同志于2009年病故时，中共乐山市委老干局也在母亲的骨灰盒上，庄严地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1965年大女儿陈世英考大学时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通知：家庭成分填“革命干部”而没受到父亲株连，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小儿子陈龙狮也加入了父亲追随的中国共产党。
    安息吧，敬爱的爸爸！您的儿女和孙辈都正在继承着您的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您未竟的事业，都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着！大女儿陈世英、小儿子陈龙狮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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