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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运动纠偏中的四次互动

发布日期：2016-07-07 14:45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肖建平
    围绕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纠偏，习仲勋与毛泽东有过四次历史性互动，这四次互动是土改工作得以从1947年10月的全面“左”倾向1948年初全面纠“左”转变的关键因素。习仲勋不顾阻力果断向毛泽东上报地方土改实情，及时地弥补了中央认识上的盲点，使得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能够借助晋绥地区一线的经验教训来得心应手、细致周到地指导老区、半老区、新区的土改工作。
    194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局，由习仲勋负责后方工作。11月，西北局在绥德召开会议，尽管习仲勋在会上试图把土改工作引回到正确方向，但由于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的干扰，不但未能有力阻止在党员干部中抬头的“左”倾情绪，反而提出“农民要咋办就咋办”的无纪律无组织作风，这直接导致了绥德分区出现骇人听闻的“左”倾行为。12月，刚参加完杨家沟“十二月会议”的习仲勋，就马不停蹄地再次回到绥德召开地委、县委及干部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纠“左”的会议精神，并在会上作出两项重要指示：一是强烈要求进行纠偏，坚决扭转‘左’的倾向；二是改变康生提出的对农会组织放任自流的做法，要求加强党对土改工作的领导。同时，习仲勋为引起中央的重视，就土改实情和纠偏建议，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四次历史性互动。
    1.第一次互动：老区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完全同意所提各项意见
    布置好绥德地区的纠“左”工作后，习仲勋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陕甘边区老解放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信中鲜明地讲出了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老解放区的土改应有所不同，“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定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二是“左”倾现象十分严重，并且“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主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三是党员干部对群众运动走极端，要么采取无政府主义态度，要么包办一切，扭曲了土改的意义。
    几天后的1月9日，毛泽东作出批语：“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规进行，少犯错误。”并提议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对西北各县进行巡视。同时，毛泽东还将习仲勋的这份报告转发给华北各老区，告诫各老区土改要引以为戒。习仲勋的这一报告不但提醒了党中央要注意各类解放区的特殊性，而且直抒了康生负责的土改工作团的过错，为毛泽东不再偏听土改工作团的成绩汇报一方，而是询问各方意见，最终下定决心彻底纠“左”起到了关键作用。
    2.第二次互动：贫农团领导土改会造成严重“左”倾⇌完全同意，尽快纠正
    遵照毛泽东的“九月指示”，习仲勋到绥属各县进行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情况，习仲勋向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的核心内容是老区土改“左”倾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生产和救灾，准备努力克服。电报中还讲到农民都不愿当中农，因为新兴中农、劳动英雄、干部家庭都成了斗争对象；绥德地区的地主大多已参加劳动七年以上，应改变阶级成分；现在领导土改的贫雇农多因“偶然灾祸”或“好吃懒做”、“抽堵浪荡”而来，没有威信，由他们领导土改，发生了许多杀害地富中农、党员干部的事情。
    次日，毛泽东就回复道：“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还把习仲勋的这份电报转发给华北、华中各解放区，要求犯有同样情形者“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习仲勋的这一电报提到了由于土改过“左”，给农民造成了既想富又不敢富的矛盾心理，也提出党必须纠正放任自流的作风，掌握对土改的绝对领导权，而不是搞“农民要咋办就咋办”的大民主。
    3.第三次互动：土改分区，政策不同⇌非常赞同，党要掌握绝对领导权
    以往的互动都是习仲勋就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不同，是毛泽东发电报向习仲勋征询意见。
    1948年2月6日，毛泽东根据习仲勋的报告并多次询问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后，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向李井泉、习仲勋等人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将解放区分为老区、半老区与新区，指出针对不同地区，在实行土改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方面应有所不同。
    两天后，习仲勋给毛泽东复电，回复表示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做法。还根据西北老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点重要建议：其一，“老区贫农团，不能尽其领导一切的作用”、“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其二，“边区的老区，地主、富农可一般的不扫地出门”，并指出了不这样做的弊端；其三，除了要注意地方干部放任自流的作风，还要注意干部包办作风，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性地提出了“民主与土改生产结合”的建议。“在老区，群众不论贫、雇、中农，普遍要求的是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支部包办，负担不公平，故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习仲勋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央的借鉴。
    4.第四次互动：新区工作不宜过急，宜步步推进⇌印发各分局和前委
    习仲勋是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他不但为老区土改的纠偏作出了显著贡献，而且还为新解放区的工作出谋划策。1948年至1953年，中央实行了抽调老解放区干部建立新解放区政权的工作政策。1948年3月开始，中央从西北局等老解放区向新解放区和蒋管区抽调了上千名经验丰富的土改干部。
    习仲勋整理好派出去干部的回馈信息后，向毛泽东发了一封关于新解放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土改工作、民主选举工作、统战工作不宜过急，应步步推进，吸取经验防止再次出现老解放区的“左倾”错误，等等一些想法都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可，习仲勋的报告还被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此外，习仲勋在报告中提出的黄龙地区“已决定一两年内，仍实行减租减息”的要求历史性地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成为7月17日中央指示南方各游击区暂不实行土改，8月16日中央批准中原局对新解放区、晋绥分局对边缘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先导。
    党的1947年底的“十二月会议”仅是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纠“左”方针，但当时中央对具体怎么纠，各地区土改“左”到什么程度的认识还是较为模糊的。被毛泽东赞誉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习仲勋在关键时刻毅然挺身而出，于1948年初多次不顾阻力果断上报实情，这及时地弥补了中央认识上的盲点，使得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能够借助晋绥地区一线的经验教训来得心应手、细致周到地指导老区、半老区、新区的土改工作。
    由此，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左”与右的错误偏向，尤其是在《土地法大纲》颁布后，掀起了“三个浪花”，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在习仲勋的果敢上报和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纠偏的推动下，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刹车，从阶级属性（比如在性质上将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区分开来；区分军、干、烈属地主，保护对革命有贡献的地主及其家庭；中小地主达到一定条件后可以改变其阶级属性等），政治权利（禁止乱打乱杀，废除肉刑，保障地主人权；部分解放区给予地主选举权；实施巡回法庭制度，出力解决基层土改纠纷等），经济保障（要求分给地主一定土地和农具，维持其基本生活资料；救济鳏寡孤独等生活困难的地主；区分地主富农工商业和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前者等）着手全面彻底地扭转对地主的“左”倾行为。推动土改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评价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问题上往往这样一种倾向：抓住某个村在土改中的“左”倾激进行为来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来全面否定整个土改运动。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侵犯地主、富农、中农利益的“左”倾行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是，错误有原则性错误与一般性错误之分，土改出现的错误不是原则性错误，不能因为在土改浪潮中难免掀起的一些浪花，就否定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和毛泽东在土改的突出贡献。
    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贡献远远大于错误，他领导党及时纠偏，因势改变土地政策的行为为其一生丰功伟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史上的贡献是其一生卓著功勋中的一大亮点。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那种以局部地方土改出现了过激行为来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土改功绩的观点本身就是过激行为，是片面的，是为历史虚无主义鸣锣开道，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批评和反驳。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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