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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

发布日期:2016-07-21 15:00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几篇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第六篇:历史不会忘记——怀念英雄的红二十八军和伟大的高敬亭将军
    一、“红旗不倒”大别山!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是一处风景秀丽的山脉。如果没有战争,此处肯定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山秀水媚的旅游好去处。
    而战争,尤其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又使大别山成为英雄的山,成为人民解放军前身——红军的最主要来源之一。人们不妨看一下这样几个简单的数字:在八路军改编初期的三个师、六个旅中,有一个师、四个旅主要来自于鄂豫皖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新四军初期10000余人中,有3100人、即近三分之一的是原鄂豫皖苏区的红军。
    在十年内战时期,大别山革命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红四方面军时期”。即从1927年黄麻暴动起,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这个阶段约5年时间。
    第二阶段:“红二十五军时期”。即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留下红二十五军部分部队坚持鄂豫皖起,到1934年11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为止。这个阶段比较短,约2年时间。
    第三阶段:“红二十八军时期”。即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起,到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为止,约3年多一点。这一阶段,又称“三年敌后游击战争时期”。
    这三段历史,昭示出一个事实:无论红军撤离鄂豫皖多少次,大别山的红旗始终都没有倒下,一代又一代的红军,把红旗一直打了下去。而使“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最后一支部队,就是本红二十八军。
    论规模,红二十八军比起它之前的两支老大哥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有些微不足道:红四方面军组建时有2万余人,在鄂豫皖苏区最高峰时达两个军(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3万余人;红二十五军组建时有7000余人,在鄂豫皖鼎盛时期有两个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1万余兵力;而红二十八军组建时,仅有两个团外加一个特务营不足2000人,最多时亦不过2500余人。然而,红二十八军所承受的压力,却一点也不比她的两支老大哥部队小:红四方面军处于第四次“围剿”时,敌我兵力比例是10:3(10万对3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约5000人,国民党围剿部队为80多个团,敌我兵力对比约为16:1;而红二十八军组建时,只有2000余人,国民党军则常保持着50个团兵力对其进行“围剿”,敌我军兵力对比约为25:1。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到红二十八军时期,已经没有固定的苏区,只有一些“白皮红心”的游击根据地,坚持战斗的环境条件几乎到了最低限。
    但是,这支部队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而且,最后成为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部队中最大的一支。她之所以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是因为这支部队,是一支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优良传统的部队;是因为这支部队所紧密依靠的,是大别山心向革命的千百万劳苦大众;还因为这支部队里,有一位特殊的领导人、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壮人物----高敬亭。
    二、壮哉悲哉高敬亭!
    如果有兴趣使用一下眼下各门户网站的搜索器,大家不难发现:“高敬亭”这个名字,如今已是一个“热词”。
    可是,如果退回去40年,高敬亭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不仅一般人知之甚少,就是军史界中亦知之不多,就连部队系统中来自一、二方面军的许多人,对其也不甚了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却让这个名字渐渐进入了军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目光。这件事,就是毛泽东在其逝世的前一年(1975年),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要求为高敬亭平反昭雪,而那时高已死去36年。
    随着人们对高敬亭这个历史人物关注得越来越多,人们才越来越发现,他实在是一个既可言其“壮哉”、又可言其“悲哉”的人物。
    言其“壮哉”,是因为在高敬亭的领导下:
    ——鄂豫皖成为南方各省中最大的游击根据地,跨3省45个县,保留了一支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便衣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不断进行作战,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平均约50个团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他红军部队的压力。
    ——在未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单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而且在谈判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使部队在改编时实力丝毫未受损折。
    ——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时,编成了3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总兵力达3100人,是新四军中编制和规模都最大、而且装备最好的一个支队。
    ——由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四支队,进行了新四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蒋家河口伏击战。在此以后直到其被分编为四、五两个支队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四支队成为整个新四军部队中抗日战绩最为辉煌的一支部队。
    ……
    当然,可以说其“壮”者,还远不只这些。这里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高敬亭在脱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逐步自觉地纠正了鄂豫皖苏区某些“左”的错误,从错误中总结出许多教训。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老大哥部队没有能坚持的大别山,他所带的部队却坚持了下来。
    而言其“悲哉”,则是因为蹊跷的“高敬亭事件”。这是一个经历了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沟沟坎坎”的事件:
    ——作为抗战初期地位与陈毅、谭震林等并列的新四军旅级干部高敬亭,其人之被杀,所受之命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甚至没有经过当时直接领导的中原局,而是由一位党外人士的竭力主张,由另几位新四军高、中级干部擅自决定,上报给高的死敌---蒋介石“照准”的。所以,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都叫人不可思议,显然属于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高敬亭被杀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就过问了此事,并认为当时以不杀为好。有此缘由,按理说此事早就该平反,但蹊跷的是,党内经过了那么多次的“甄别“运动,此事依然长期无人问津。即便是权重威高的毛泽东1975年再次过问后,两年内亦未有为之平反的举动。结果,一直拖到了1977年,才给以正式平反,而此已时离高死去已经38年之久。
    ——尽管高敬亭被正式平反,但对其人其事到底该怎么看,一直明里暗里有许多争论,至今仍有一些论者对高仍有种种异议。
    ……
    红二十八军和高敬亭,确实给历史留下了许多的疑问、悬念和扑朔迷离。于是,“红二十八军和高敬亭”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三、历史不会忘记!
    50年前,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军旅作家谢雪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旗手倒下,红旗前进》,纪念红二十八军老战士、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东野战军师长殷绍礼。该文获得了1951年“华东军区政治部优秀文学创作奖”,属于谢的“成名之作”。在那篇文章里面,高敬亭被描绘成一个“迫害革命同志”的“反角”,“连一床被子”也不给被疑为“反革命”的殷绍礼。而在数十年过去后,殷绍礼当然没有改变其英勇烈士的形象,而“迫害”过他的高敬亭,却从“反角”变成了“正角”。历史如此之沧海桑田,难免给后人有一种“好人”与“坏人”之间的“边界”实在模糊的感受,不可谓不意味深长。
    历史不会忘记!
    在1982年编印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史(征求意见稿)》时,高敬亭业已平反,书中最后谈到该部的“主要教训”时,只总结了一条——“继续执行了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并指出,这一错误高“应负主要责任”。平心而论,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史学研究者,还是红二十八军的许多老战士,都是很能认同的,尤其是82师师长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等一批优秀干部的被“肃反”,使人们总难以消除对高的“肃反专家”形象的特殊反感。然而,当时谈及这些事的许多人,却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在红二十五军时期曾因“肃反”而被罚做“苦工”的林维先、梁从学、丁少卿等一批红军高级(师级)将领,却都在高手里被重用了。就拿上面提到的烈士殷绍礼来说,他1936年曾被国民党军俘虏关押了一年之久,而抗战被解救出狱后,还被继续任职,并未被戴上那时的被俘者很容易被戴上的“叛徒”帽子。还有更多局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1936年,曾有几名红军干部叛变投敌,但其中一些后来又“反水”归队,这些归队者,居然又被高继续使用,这在那个年代更是极其罕见的。这些不属个别的现象,与“肃反专家高敬亭”这一形象之间,似乎又形成了一种反差,确实使史学研究者感到困惑。
    历史不会忘记!
    在1939年的“反高斗争”中,高敬亭被说成一个已经脱离了党的领导、独裁专断的“山大王”式人物,特别是高所重用的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抗战初期的叛变,更使这一说法看似站住了脚。的确,在红二十五军走后的鄂豫皖,基本形成了由高敬亭“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他也没有建立起整个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所有“地级”党组织,只归高敬亭一人直接管辖,这与其他游击根据地都有地区党组织(例如省委、边区特委等)领导很不相同。加之其间高敬亭又不断对党组织实行看似随意的“改组”,其中尤为甚者,是高于1937年5月对鄂东北道委和独立团的“调整”(其实是“肃反”),造成那里的工作被动,受敌军围剿时遭遇巨大损失,数百人牺牲、失散,仅剩八、九十人,不足一连的兵力。这些,都似乎说明高敬亭此人,实在缺乏“组织观点”,缺乏党的“民主集中制精神”。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红二十五军离开时,吴焕先任书记的鄂豫皖省委亦随之而去,所以,原省委既没有、也不必要向只是一名省委常委的高敬亭,交代重新建立党组织的事;反之,如果高真的去建立“省委”之类的新的党组织,岂不是有“另起炉灶”之嫌?既然不能重建组织,高作为当地唯一的原省委领导成员,个人负责又何怪之有?再之,在环境恶劣斗争残酷的时期,不同地方之间的党组织成员连见面都很困难,若是事事都来个“民主集中”,姑且不讲这样做是否有效,最起码,是否显得有点勉为其难呢?还需要看到的是,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到红二十五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地级”党组织,就基本上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个覆盖了全苏区的道委组成,进入红二十八军时期后,高敬亭逐渐意识到,在游击战争时期,党组织只能局部覆盖、重点把握的新特点,于是重新组建了鄂东北道委、皖鄂特委、赤城中心县委、黄冈中心县委几个大小有别的“地级”组织,在局部区域内有效地领导了地方武装,组织了群众支持了战争。这可否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呢?更何况,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红二十八军队伍靠着良好的纪律及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实现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部队的生存之道。如此等等,又实在难以与一个“山大王”之所做所为联系在一起。
    历史不会忘记!
    新四军军长在动了对高的杀机之后,于1939年5月13日去立煌县(今金寨),见了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呈报此事;廖知其意后,喜出望外,速给蒋介石去电,诬言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列以“七大罪状”,由五战区上报蒋介石;而蒋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一名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更是大喜过望,马上批以“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然而,在这样一系列极不合情理的过程中,许多位重权高的“自己人”,却出于种种原因,对蒋、廖等旨意给予了“配合”与“支持”……这些“自己人”都决不是什么坏人,尽管他们这次做的事情实在难以言其“好”。最可悲者,当时不支持杀高的,一是党中央,二是四支队的多数干部战士,但是,前者远在天边而鞭长莫及,后者虽近在咫尺却又无能为力。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费解的事件。
    历史不会忘记!
    人们都熟知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论断:“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是,在红军主力长征、多数地方大部队又逐一失败后,面对日趋恶化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态”,南方各省游击部队,基本无力再更多地“消灭敌人”,其第一要务,也就转为“保存自己”。这本身并不为过,能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在当时也算是一种高明的选择了,否则,共产党在南方恐怕就会连这点看家本钱都没有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配合逐鹿中原、威胁国民党统治区腹地的南方军事力量了。然而,红二十八军,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南方游击队不尽相同的路子:没有拘泥于以“保存自己”为第一要务的做法,而是坚持实行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并重的方针。在高敬亭领导下,红二十八军组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便衣队三结合的基本作战组织结构,实施各类部队相互策应、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结合的方针,摸索出“四打四不打”的战术原则,创造了与敌作战的好战绩:三年中歼灭敌军15个营、数十个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军以有力之一小部(林维先率领的200余人的加强连)实行大范围、长距离的运动游击战,数度延伸到平汉路以西的平原地区,大出“围剿”国民党军队的意外,使其颇乱方寸,可谓三年敌后游击战中最可圈可点的精彩之笔。其实,主力红军离开后,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条件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为何一支同样未得到上级指导的部队,能创造如此之独特的战绩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发人深思的东西呢?
    历史不会忘记!
    历史,在其每一个重要时点上,都会无情地安排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既有壮剧人物,也有喜剧人物,同样也会安排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在某些情况下,最后一类人物,可能会给人以更多的深思。本来,作为南方游击区的一支不大的部队(红二十八军其约占改编时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的约百分之六),其战绩远不如她的两个老大哥部队,也无法与其他一些红军主力部队相媲美,似乎没有什么浓墨重彩去“大书特书”的必要。但是,正是有了高敬亭这样一个“一言难以尽之”的特殊人物,有了他领导的一支充满着威武、壮烈、神奇、悲哀、矛盾……的军队,才值得人们去更仔细地阅读、更深入地思考这段历史。
 
    (本站编辑: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