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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历历忆双亲
发布日期：2017-04-26 16:30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刘运勇
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陈列的刘骞像
一、考入黄埔军校 第二次东征九死一生
父亲生于1901年，名盛根，后改名刘骞，号克谦，祖籍新都县天元乡，先祖是客家人，在新都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入赖心辉主办的成都军官传习所，由著名学者、书法家颜楷讲授修身课。毕业后任川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参加川境战争。
1924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回忆说：“孙中山先生亲自主席，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要成立中国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地点就选定（广州附近的）黄埔小岛上面。大家都记得黄埔这个名词，在民国十三年以后，不但震惊了全国青年的热血，而且震惊了世界，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
周恩来由欧洲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父亲回忆：“当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又可以跨党，许多学生和教员是双重党员；马列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论国家起源》、《反杜林论》等书和《三民主义》一样，人人都可以自由公开看的。我们当时对以上的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很难看懂，有时在学习会上请教周恩来主任，他都很耐心的详为解释。上政治课时从三民主义贯串至共产主义，讲得精辟入微，通达明晰。”
父亲还回忆道：“有一次政治部放映军事教育片，周恩来主任亲自在坦克演习影片放映时对教职员和学生解说。他拿着长教鞭指着坦克车的履带说：‘为什么坦克能爬上三四十度的斜坡，又能超越障碍和相当宽的战壕，就是它这个带齿的履带的作用；打击这个怪物，主要是先击毁它的履带，它就成死乌龟了。’当同学们听到‘死乌龟’三字，大家都笑了。当时中国尚无坦克，这部影片是总理由欧洲带回来的。黄埔军校首次放映这部影片。”
“黄埔军校创办时没有武器，连步枪都没有。因广东兵工厂为杨希闵、刘震寰两军阀所霸据，忌恨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不发枪与黄埔，所以黄埔军校的枪和其他轻武器都是由苏联前后用海船陆续运来。运输船总是夜间到黄埔岛，就由学生搬运。有一次船又来了，在月光下，我们学生往返不知疲倦地将一船整箱整箱的武器搬运完了。其中除步枪外，还有机枪、山砲、追击炮、手榴弹等。在皆大欢喜中，要欢宴苏联代表和船员，每连选两个学生作为代表参加宴会。我当时是黄埔三期第一连学生，任第一班班长，陈赓（1903-1961，解放军大将），当时任我连副连长。连长是郜子举（保定军校毕业生），他就选我去当代表。
宴会俄国友人是用西餐，学生哪里玩过这一套。周恩来召集我们这些土包子学生代表在政治部亲自教我们吃西餐时的规矩，怎么用餐刀和叉子，吃东西不要吃出声来，要斯文些，刀子不要割着嘴唇，叉子不要戳伤舌头等等礼义。
“1928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877~1925）在广州被人刺杀。黄埔军校于1924年创立之时，孙中山大元帅任命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地位在蒋介石之上（当时廖任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廖党代表对学生讲话时，蒋戎装佩刀站立在旁边；而蒋介石讲话时，廖党代表照例坐在一张藤椅上。当时黄埔军校的一切费用都由廖党代表负责筹划，他爱学生有如慈母，学生对他都非常敬爱。因廖党代表坚决奉行孙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深为右派所忌恨。全校学生闻耗皆痛哭，誓为廖党代表报仇，事后将反对孙总理三大政策的右派刺廖嫌犯魏邦平、梁鸿楷（粤军师长）等一一逮捕。某日夜间10点钟，校部命我带一班人将梁鸿楷押赴黄埔大坡地炮台监押。经过大操场时，梁以为要枪毙他，颤声问道：‘到乜嘢地方去？’（广东话到什么地方去）。一个湖南同学答道：‘大坡地’。梁误听为‘打靶的’三个字，遂突然跪下不走了，哀声说道：‘打、打、打靶，就在这里打好了。’我在月光下看见他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心里又恨又好笑，大声说道：‘不打你，起来走，到大坡地炮台去。’”
1925年9月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残部。此时周恩来调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于黄埔三期学生中挑选三四十人，任连党代表，父亲在被选之列。
在父亲所撰《攻克惠州亲历记》中，他回忆道：“我军于10月9日抵达惠州，当即侦察地形，攻城部队遵照攻城部署分别进入阵地，10日作好攻城一切准备。惠州三面皆水，江湖环绕，只有北门一桥是通往城内的通道，城高而坚，加之城南又有飞鹅岭作屏障，易守不易攻，号称天险。《惠州县志》有一首诗，言此城之险：‘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自汉以来，围绕惠州的战争不断，著名的就有几十次，但从未有攻破此城的记载。周恩来当时于连党代表中挑选27人任攻城敢死队（每队一百人），并亲自教我们在冲锋攻城时喊口号：‘攻打惠城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
13日拂晓即开始攻城。因敌人居高临下，火炮猛烈，猛攻一日，牺牲甚大，在北门担任主攻的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营连长伤亡十余人，其他各部队伤亡总计达五六百人。
周恩来提议将大炮集中用“集束”弹道总轰北门城垛，摧毁敌人城墙上的机关枪和炮兵阵地。
14日，野炮兵以猛烈的火力集中攻击惠州城北门。敢死队在我强大火力掩护下，遂猛攻上城墙，打开城门，部队攻入城内，叛将杨坤如几被生擒。但用竹梯攻城时的战事是异常激烈的。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苏联顾问著名红军将领罗加觉夫、加伦将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在飞鹅岭上指挥。结果敢死队长27人牺牲21人。各部队总伤亡达千名以上。
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河婆镇俘虏敌人七八千人，缴获枪数千支，大炮3门，一直追击到汕头后，我看见了周恩来主任。他笑容满面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小伙子，你们这一仗打得太好了！来！’我跟着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一张他与邓颖超的合影4寸照片，提起毛笔写上‘刘骞同志存 邓颖超 周恩来赠’。当时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立正、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临走时，周恩来主任又亲切地说了些勉励的话。至今思之，如在目前，以后邓颖超代表东征军总部来潮州主持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和慰问前线官兵，我用手相机给她摄了十多张像片。”邓颖超当时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实际负责人身份，协助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广东省的妇女运动。
周恩来赠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妥善保存着，用相角贴在相册里，我们小时候亦经常翻看到。1949年冬，父亲在川北起义后调到重庆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父亲把周总理赠送的照片寄给总理和邓颖超，赓即收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回信，感谢父亲为他们保存了这些照片，说他们的这些照片，早在革命动荡奔波中损失了，并嘱好好学习，努力改造等勉励的话。
1962年，父亲寄给周恩来一份《对解放台湾的建议》并附上当年他给邓颖超摄的几张像片。不久接到总理的回信：“你寄来邓颖超的照片收到了，她谢谢你。关于解放台湾的建议已交有关机关参考。先生关心国是，热爱祖国，实堪钦佩……。”
1965年春天，父亲在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做胃部手术，他在病床上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随即寄来50元表示慰问。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万民悲痛，而“四人帮”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天怒人怨，全国各地爆发出赋诗悼念总理以示抗议的怒潮如洪波涌起。父亲含泪写了《痛悼周恩来总理》七绝八首：
（一）当年黄埔畅谈兵，桃李春风细柳营。北伐东征驱腐恶，卌年犹念故人情。（注：卌，音xì，卌年即四十年，从1925年到1965年，恰好为40年。“犹念故人情”指总理汇钱慰问之事。）（二）中华崛起一英雄，虎跃龙腾战恶风。马列剑光飞舞处，翻天地覆笑谈中。（三）艰难缔造新中国，锦绣神州草木春。万国通盟同奋斗，星辰无数纪功勋。（四）双轮相辅致清平，日月经天大地明。总理万机劳梦寐，鞠躬尽瘁为人民。（五）噩耗飞传动地哀，五洲共昔失英雄才。风云变色乾坤暗，唁电纷驰雪片来。（六）芙蓉万朵满天空，大地飞花分处红。遗受永垂充宇宙，旱为霖雨暑为风。（七）长空荡漾响悲歌，泪比长江水更多。千古完人功盖世，永留浩气壮山河。
这组诗当时在蓉城被广为传抄，其中6首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集《燃烧的泪》一书中。
二、“献身北伐建奇勋”的黄埔夫妻
母亲陈德芸与胡兰畦的合影（1980年）
“献身北伐建奇勋”是陈季让（陈毅元帅之弟）所写《克谦学长逝世纪念》中的诗句。北伐战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北洋军阀的三个集团（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旁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山西等地的大小军阀。父亲任北伐军第八军第三师政治部少校科长。
当时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与鄂军第一师组成中路军，唐生智亲兼指挥，担任涟水正面佯攻。7月9日，第八军第三师渡过涟水，10日晨占领湘潭。
7月11日，北伐军攻克长沙，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激战，武汉门户洞开；经过40天之久的浴血奋战，坚城武昌被攻下，顺利结束了攻克武汉三镇的战斗。国民政府从广州北迁，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新格局，第一次大革命进入轰轰烈烈的高潮中。
1926年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全国各地招生，经过初试和复试，政治部六期共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这批学员，不仅文化程度高（有许多人是在校大学生），而且政治素质好，多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及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的母亲陈德芸（1908-1985，四川涪陵人）在复试时在195名女生中夺冠，考上第一名（第二名是北京大学的在校女生邓明芳）。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母亲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游曦和赵一曼。
开学后不久，军校政治部队男生队和女生队各选出一些党员组成若干宣传组，分别在武昌、汉口作革命宣传，罗瑞卿和陈德芸编在一组，由陈德芸任组长，外出演讲，还一起在街头演出活报剧。
陈德芸在军校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同是四川人笔者父亲的注意。当时父亲任武汉军委会作战科中校副科长，他以同乡关系，特意在武昌黄鹤楼设宴招待四川籍女生，借此机会结识了这位“女状元”。陈德芸知道刘骞会作诗，在宴会席上拿出她的军装照片请他题诗。刘骞却诙谐地在照片的边框提上“丘八的德芸！”取笑母亲（“丘八”是旧时对士兵贬义的称呼）。女兵们笑个不停，纷纷嚷道：“该罚酒！罚酒！”，从此父亲便开始了对母亲挚着的追求。
1927年5月13日，南京政府发表了夏斗寅的反共通电，蒋介石唆使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夏斗寅联系第十五军刘佐龙部和驻四川的第二十军杨森部，乘武汉政府主力军都开赴前线作战的机会，进兵嘉鱼、咸宁、汀泗桥，直抵离武昌仅40里的纸坊，武汉革命政府危急。在这危急关头，叶挺率军队从河南北伐前线回师武汉。母亲和赵一曼、游曦、胡兰畦等女兵参加了由叶挺任西征军总指挥的反击叛军的战斗，击败了夏斗寅、杨森等叛军，冒着枪林弹雨出色完成了各种任务（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在她的回忆录中亦写到母亲，有关黄埔女兵的电视专题片中亦多处提到母亲。）
宁汉分裂，大革命失败，武汉分校遂告结束，军校学生纷纷离校，有些学生由校方资送回原地，党团员另有安排。
当时白色恐怖弥漫，反革命军警在车站码头设岗严厉盘查行人。军校女兵均剪短发。查出妇女剪短发者，多立即逮捕或就地处死。母亲得到父亲的掩护，乘轮船前往上海，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青年会（YMCA）结婚。当年4月，父亲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政治训练处官佐，中央军校政治部上校秘书。翌年，被任命为第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
三、冒险成功解决阮玄武事件
1929年10月10日，冯玉祥、孙良诚等发动反蒋战争，宋哲元以代理总司令名义率军向河南进攻，一举攻占洛阳，前锋到达孝义（今巩义市）一带，并占领黑石关。
蒋介石令唐生智部集结郑州，在黑石关阻击敌军，任命方鼎英（号伯雄，1888~1976）为第一路指挥官，率王均（1891~1936）第三军和阮玄武（1894~1986）第四十四军由漯河取道叶县等地阻击。
讵料方鼎英指挥的部队刚行至叶县，蒋介石即下令变更行军路线，改道由鲁山县北进，直趋洛阳。阮玄武为前锋，王均部继阮部跟进。
10月20日，阮部师次鲁山，王均部行至叶县、鲁山之间的张良店。阮玄武此时因方鼎英指挥官扣发阮军10万元之军费及对阮军补给留难，遂生变意，在鲁山屯兵，构筑工事，派萧之楚旅长对友军防御警戒，并割断电话线，第三军进入鲁山县城的前哨连亦失去联络，情势甚为紧张。
这时，唐生智部与冯军孙良诚部正在黑石关对峙中，前敌指挥官杨杰所指挥的部队正沿着登封挺进中。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在漯河车站，方鼎英指挥部已进驻叶县，第三军在张良店，须于28日到达鲁山县。其时，父亲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王均接阮玄武来信，阮阻其前进，知阮部已发生变化，而自己又非蒋嫡系，处境困难，进止莫定。
恰于此时，方鼎英传达命令，说阮玄武已叛变，命王均率领的第三军解决阮军，这一复杂情况，使王均一时难于处理。
第三军由津浦线经长江轮转运平汉线北进时，父亲曾代王均向蒋介石要求换发装备。途经南京时，父亲又陪同王均晋见蒋介石，蒋对王颇加笼络，慰勉有加，并留王均与父亲共进晚餐。因此王均对父亲甚有好感。因由漯河出发须徙步行军，特把他的两匹爱马之一的名“油团子”的良马送给父亲。父亲结合前方情报，知其时阮玄武变化及因“人”（不满方鼎英）而起，即使与敌人勾搭，其谋尚未定，决定乘犹豫不决之际，前往游说，晓以利害，大敌当前，我军必须避免内讧，方为有利。
厉式鼎参谋长认为阮玄武已叛变无疑，父亲此去定有危险。但父亲以为事机紧迫，事关此次此战役成败，遂说服王均，决定冒险去阮军一趟。
10月28日，父亲临行前发一电报告蒋介石：“特急，漯河，总司令蒋钧鉴：阮军师次鲁山，态度突变。职即前往晓以大义。后情继报。职刘骞。有。”
29日晨，父亲率三辆卡车，装100袋面粉，带领一排人，以慰问阮玄武军为名，由张良店出发，到达鲁山县城。进城前后，发现的确情势危急，满城戒备森严，充满了战争气氛，碰见黄埔四期生黄炳阳（当时阮军政治部秘书），惊惶报告，知阮军政治 部主任邓文仪（1905~1998）已被扣留，政治部人员被遣散。
父亲面见阮玄武，分析形势，晓以利害。阮终于表示服从总座，绝不勾结敌人，绝不妨碍友军，愿改归杨杰（1889~1949）指挥官指挥。父亲当即将此情况，当着阮的面拟一电稿，以“特急”电报告蒋介石。
阮玄武当即将此电稿交参谋长拍发，然后设宴招待父亲。饭后，父亲即亲自去救出被软禁的邓文仪（邓为黄埔一期生，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抗战期间曾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中将主任等职。1949年去台湾。1998年在美国去世），并带领第三军派往鲁山打前站的先遣连等一行人员全部离去。父亲临行前，还婉谢推辞了阮的馈赠。
父亲让车直开到漯河总部。路经张良店时与王均军长见面，详述晤阮情形。王遂放心。父亲随即上车，连夜赶往漯河总部，于30日到达。此时周佛海（时任政治部主任）得知阮玄武事件已被挽救，即引父亲到铁甲车相连的花车上晋见蒋介石。
父亲呈上阮致蒋的信，并面陈化解的详细经过。蒋连声说：“很好！很好！你的电报我看到了，你做得很好，很辛苦了！” 并当即与何应钦、周佛海商定，将阮玄武部和王均部改归杨杰指挥，补发阮部开拔费10万元，另给阮慰劳费3万元。父亲也获得慰劳费一笔。
蒋介石又亲笔给阮玄武写一信，说明同意改归杨杰指挥，“命令随发，并派刘骞主任面达一切”。蒋命父亲改任阮军政治部主任，意图对阮进行监视。还留父亲同进早餐。
四、南京十年
父亲29岁时，即获得少将军衔，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用奖赏的慰劳费在南京湖北路修建了有两幢洋房的花园住宅。其间被选派日本学习，于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33年底参加筹建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1934年正式成立时任校史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委会、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后任陆军步兵师政治部主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副处长等职。1936年任复兴社南京分社干事、黄埔同学会组织委员、训练总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
父亲工作之暇，尤醉心于与书画家交往，收藏书画。他曾专程去山东曲阜拜见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1920-2008）。当时孔德成还很年幼，袭封三十二代衍圣公，但书法已佳，赠父亲对联一副。又去北平拜会齐白石，请白石老人画了几幅尺寸很大的条幅，有《蝦》、《螃蟹》、《牵牛花》等。在北平，父亲还到恭王府萃锦园拜访了溥儒（1896-1963）。溥儒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为清皇室恭亲王奕忻之孙，曾留学德国，获天文和生物学双博士学位。工诗文书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溥儒赠父亲《秋林高士图》，其上题诗云：“枫叶萧萧雨，山崖瑟瑟秋。空林无过客，斜照满寒流。”
父亲在廖仲恺被刺身亡后，曾参与押解廖案涉嫌人；廖夫人何香凝闻讯从外地来广州时，父亲奉命率兵到车站码头迎接，并搀扶廖夫人下轮船；1935年9月1日，廖仲恺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时，父亲也参与其迁葬仪式（当时中央军校政治部摄有照片）。因此廖夫人何香凝对父亲颇有好感，极为礼遇，曾当面作了幅《梅菊图》，画上题字为：“先开虽具冲开志，后放犹存傲雪心。 刘骞同学惠存 香凝”。其后又赠送《何香凝画集》第一辑、第二辑。并在封面题写“刘骞同学纪念 香凝”。这两册画集乃“文革”浩劫幸存者，为我保存至今。
此外，父亲还收藏有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旂、陈树人、柳子谷、梁鼎铭、梁又铭、谢无量、李曾廉等人的书画。
父亲任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和参与黄埔军校史的编纂工作，因此常和当时的党国要人、国民党元老交往接触，书信往来，以了解历史情况。父亲着意保存了许多尺牍，并装裱成册页，署名“名贤书札”，其中有林森、戴季陶、于右任、汪精卫、周佛海、何香凝、李济深、张治中、陈诚、吴稚晖、张静江、贺衷寒、陈诚、胡汉民、桂永清、刘峙等人。
这些名人中，还有专门写赠父亲的条幅或对联。如张治中（1890~1969）写赠父亲的一条横幅，“文革”前还悬挂在红墙巷旧居的退堂中。
何香凝赠父亲的《何香凝画集》
五、和黄埔同学的交往
据《风云际会——黄埔军校第三期生研究》（陈予欢著，中山大学出版社），父亲在南京时任复兴社南京分社干事、黄埔同学会组织委员、中央军校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
贺衷寒（1900~1972）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书记长，他和父亲是日本明治大学的同学。贺是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另二位是蒋先云和陈赓。父亲在黄埔军校曾任第一连第一班班长，陈赓任第一连副连长），长期主掌国民党政府的情治系统。1926年被派往苏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年任西北慰劳团团长，途经延安，曾与毛泽东数度长谈。
父亲交往的黄埔同学多有一些共同经历。如桂永清（1900~1954），黄埔一期生，江西贵溪人。曾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1951年授海军二级上将。他曾邀请父亲一同去台湾任海军政治部职务。父亲未去。又，桂永清夫妇曾请父母亲把我的小妹妹运蓉（出生于1945年，现在美国）抱养给他们，亦被婉拒。
父亲最好的朋友是关麟征（1905~1980），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原名志道，字雨东，陕西鄠县（今改名户县）真花硙村人。此村现改名为振华威村，这是因为关麟征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屡立战功。时人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头”。蒋介石当时声称：“中国军队如都像五十二军（关任军长）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父亲书孙中山
关麟征生性傲岸，素有“陕西冷娃”之称。但父亲却和这位“陕西冷娃”有亲密的交往，且由来甚早，他俩曾共同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据父亲回忆：
“关麟征任第二十五师师长时，住在洛阳（杜聿明当时任关的副师长）。我当时任黄埔军校洛阳军分校政训处少将处长，关每星期天必来分校‘西宫’（过去吴佩孚的司令部）浴室洗澡，玩耍。都是我招待他，同度周末。关在古北口抗击日寇、腹部被日军炸弹破片削伤一大片，他都给我看过。古今中外，无话不谈。他学识渊博、豪放亢爽，对于史哲诗词，非常爱好，尤爱书法。
以后关麟征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校长，我在成都任四川保安司令部少将主任。老友重逢，关找我兼任军校少将高级教官，又续编军校校史（黄埔军校十周年时的校史，是我主编的）。他每逢星期日常同军校政治部主任王锡钧（黄埔一期生，湖南人）、教育长刘伯龙（黄埔三期同学，贵州人）来我家玩耍、下棋、玩纸牌、写字、做诗，饮酒、谈天，无不尽欢而散。各自的妻子儿女亦常相互来往。有时同游新都和成都附近的庙宇，青城、峨眉山等处亦同去玩过。
关麟征爱写字，擅狂草，书法雄劲飞舞，有类岳飞草书。他在武侯祠写有一副对联：‘此地江山犹大汉（指汉昭烈帝）；何年人物似先生（指诸葛亮武侯）。’此联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撰写的，由关补书，解放后没有看见了。关在新都县桂湖写的对联是：‘五千里秦栈蜀川我犹过客；三十顷荷花秋水想见伊人。’此联相传是清朝某宰相撰书，年久坏去，由关补书，悬挂在桂湖升庵堂，解放后不见了。其他在青城山黄帝祠石柱上刻的联语。我于1979年夏上青城还看见。在宝光寺大雄宝殿关写的金字大横扁，在灌县二王庙写的匾额，在文化大革命后才不见的……”
关麟征和父亲同游青城山在天师洞古黄帝祠写的对联是：“八百里青城玉垒依然山色秀；五千年华夏金瓯永固帝恩深。”联文为家父所撰。这副对联一直保留在古黄帝祠的正门处，可能是因为关将军用狂草书写，一般人难以辨认，而此祠又较偏僻，“文革”中才能幸免于销毁。
著名学者吴宓教授（1894~1978）的《日记》已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在1946年5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晴，凉，风，5:00起，约7:00乘吉普车至军校，见关公（即关麟征），面辞聘任教官，未毕而保安司部政治主任刘骞（克谦）至，同观关公为骞写《正气歌》屏幅。9:30毕，进牛乳饼干。”
吴宓和关麟征同为陕西人，过从甚密。尤其是抗战时期关率第九集团军驻防云南的时候，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日记》中多处记述他和关的交往。
1949年11月某日，关夫人徐孝仁率两名副官驾两部美军中型吉普车到成都市支机石街56号接我们全家去机场乘飞机去香港转赴台湾，恰逢父亲被委任为川北十四区专员，已经赴任去剑阁。关夫人又欲带走几个大的孩子，因父亲不在家，母亲不好擅自作主。关夫人只得顿脚叹息而去。以后传言，关麟征曾惋惜说：“克谦怎么这样糊涂，克谦怎么得了！”（见父亲在1979年写给省市委统战部的《简历》和《附关麟征过去与我交往情况》。）
关麟征在1949年秋，先回陕西接走父亲，把一家老小先送到香港。11月某日，他偕夫人从成都飞台湾，在香港机场停机小憩时，他借口去探望病中的父亲，遂留居香港，深居简出，整日以写字读书为乐，有“黄埔书家”之誉，其书法作品曾在香港大会堂展出。
1980年初，父亲被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据说最初是准备委任为省府参事，因当时市委书记熊宇忠（1910~1991）很看重父亲，要求改任市府参事。组织上正准备安排父母亲去香港小住，拜会关麟征，做统战工作，因为父亲在军校任教时的一些学生当时已在台湾任军政界要职。
岂料1980年7月30日，关麟征因心脏病猝发进医院抢救，于8月1日去世。徐向前元帅发唁电慰问其家属。父亲亦发唁电（由组织上代发，笔者犹保存着此电报的底稿）。
关麟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伯男，小儿子叫关伯偼，和我们兄弟差不多大，常和我们一起玩，现都在美国。关伯男大约是1938年出生。据关麟征的妹妹关梧枝说，关伯男几年前还来过西安（打倒“四个帮”后，关梧枝任陕西省政协委员，1979年曾去香港探亲）。
犹记1947年春天，关将军派车来接我们全家去灌县看都江堰开水典礼。大姐运慧带着我和运诚弟与关家大小姐同车。一路上，关小姐操着好听的北京话（其母徐孝仁为北京人）和大姐交谈，还从纱帕中取出雪白的面饼给我们吃。看完典礼又一同乘滑竿去二王庙，在走索桥时，运道弟的一只皮鞋脱落掉入桥下江滩上。关将军立即叫勤务兵绕道下河滩拾起来，给弟弟穿上。
六、在八年抗战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担任归国留日学生训练班少将副总队长。其后获程泽润举荐，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专员。1938年，“长沙大火”后，父亲任陪都重庆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议（司令为刘峙），兼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
为调查研究战时经济状况和日军在沦陷区对中国的工矿企业、矿产、粮食、纺织原材料、黄金白银，以及文物古迹等的破坏和掠夺情况，国民政府于1941年春在重庆设立“特种经济调查处”，由陈立夫主持，蒋介石指定陈介生（1903~1971）任该处处长。陈介生为四川南部县人，黄埔四期生，曾留学德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特种经济调查处设在重庆神仙洞郭勋祺公馆内，有电台，设秘书室和三个科。父亲因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国防经济，所以被委任为第三科科长，其工作是将第二科秘密派往敌占区的外勤人员所调查的资料，经分析研究后，分类统计归档、妥善保存，以备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根据。
其后，父亲调往成都，任四川省保安处政治部少将主任（后改为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兼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教育处高级教官以及军校训导处教务科聘任教官等职。
在赴成都途中，父亲赋诗云：“行行渐觉乡音近，草木山川若有情。仍是清风盈素袖，依然绿水绕官城。尚馀豪气吞湖海，无复闲心对酒觥。独上高楼凭怅望，神州版荡寇纵横。”
父亲曾为子女解释之所以要写“仍是清风盈素袖”，是因为自己为官清廉，无半亩田地，仅有南京一宅，回到成都，全家老小只有借住好友乔诚（1905~2005，曾任成都市长）在少城窄巷子48号的房子。而父亲在南京时的邻居程沛民(号泽润，四川隆昌县人，陆军中将，1894~1945)，在抗战期间任军政部兵役署长时，却因贪污腐败，休妻另娶生活奢侈、擅长敛财的上海舞女余慧芳为妻，被蒋介石以“办理兵役，贪污舞弊，虐待壮丁”的罪名，在其满50大寿的生日宴会上被逮捕，旋即被枪决。（父亲其时因兼任兵役署专员，深知其内幕，曾给全国政协文史办撰写《兵役署长程沛明之死》一文，收录在《民国高端群像》一书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48年父亲任川滇黔绥靖公署政治部代主任，据《黄埔三期生研究》一书，这是父亲“生前最高职务”。
父亲在南京时认识孙中山陵园警卫处处长马湘（精拳术，曾任孙大元帅侍卫长，经马湘介绍加入洪门会，从而结识“洪门大佬”司徒美堂（1868 ~1955年）。洪门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组织。司徒美堂是爱国华侨领袖，也是世界洪门昆仲景仰的洪门元老。1943年，父亲任四川保安处政治部主任时，便在成都开“虎字号泰华山忠义堂”，加入者有军政界、商界，以及僧道等，常在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和城北文殊院开展活动。因二仙庵的退院方丈王福阳和孙方丈、文殊院的方丈圆照也秘密加入了洪门；此外峨眉山报国寺方丈果玲，乃至南京灵谷寺方丈与善，都与父亲深相结纳，都是洪门中人。1946年上半年，父亲曾与司徒美堂商议组织洪门党，未结果。
父亲之所以要加入洪门，又在四川发展其组织，是因为“七•七”事变后，抗日军兴，马湘对他说：“现在日寇侵占中国大半个领土，祖国危机，甚于明末，你是四川人，应本洪门大汉族主义精神，开山立堂，团结志士，抗日救亡，兴华灭倭……”。
七、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5月，父亲任川北剑阁区辖十个县的行政督察专员，曾委派一批“洪门兄弟”担任川北剑阁区要职；一度还曾与逃往汉中的胡宗南联系，企图在西南与解放大军顽抗。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不识时务，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自己还在“作邯郸梦的幻想，走上剑门关时，诗兴大发，竟发狂吟，口占《剑阁吟》五律四首：
（一）剑阁雄天下，峰高夕照多。水流花送影，林静鸟传歌。世乱严金铎，时平走玉珂。雄关凭镇守，挥剑动山河！
（二）剑阁雄天下，千峰拜马前。举头搔北斗，俯目看秦川。栈道思飞将，残碑仰昔贤。由来征战地，遗垒尚依然，
（三）剑阁雄天下，益州第一关。马冲云影重，剑引月光寒。古柏英雄气，山花壮士颜。扬鞭驱楚粤，走马定幽燕。（剑阁沿途古柏，传说张飞种植，人俱呼为“张飞柏”。）
（四）剑阁雄天下，山川起壮图。虚怀光日月，侧目看江湖。艮震随心转，乾坤要手扶。苍生如可救，何必圣人徒。”
旋即川东、川南相继解放，情势日迫，父亲请朋友张秀熟代他与解放军联系，于1949年12月中旬在川北江油通电起义。1950年调重庆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军事研究班学习。按照当时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策，当局已拟议安排父亲任相应高级职务，不知何故，却于1951年12月误判五年劳动改造。（1980年，解放军成都军事法院发文撤销了当年西南军区军法处的不当判决，见成都军事法院[80]刑再字第046号，1980年4月2日。）
1957年春，父亲获释返家。当时我读成都七中高中一年级。全家人见父亲红光满面，体格壮实，甚为惊讶。父亲说，虽云“劳改”，却并未去劳改队，而是安排在重庆歌乐山战犯管理所学习，给中灶待遇，有时去重庆园林局苗圃莳花弄草，做盆景，因为当局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园艺技术。
父亲安排在成都西城区政协参加学习，并任管理图书等杂事。他订阅《文史哲》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关心史学界和哲学界的研究动向，学习马列著作，研究《易经》，撰写《易经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等论文，引起了著名学者“江陵才子”张圣奘先生（1904~1992）的注意，登门拜访父亲。张先生是湖北赤壁人，为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后人，精通9国语言，获得英国牛津、美国哈佛等名校的文学、医学、法学等5个博士学位；历任东北、复旦、震旦、交大、重大等大学教授，会教28门课程，曾为蒋介石讲授《易经》；解放后，受邓小平委托调查文物，发现了距今3.5万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曾任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等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名扬中外的学者，人称“万能教授”。
张先生与父亲意气相投，甚为契合，研讨学术，诗词唱酬往来。我至今仍保存着他赠父亲的诗：“尊酒吟酬慰岁寒，画里春风颜渥丹。高楼妙契经歌乐，野味频添鱼水欢（我陪父亲去桂王桥西街省图书馆宿舍拜访张先生，先生请人燉羊腿招待）。人物威仪辉锦里，文章奇氣老波澜。青山幽邃峨眉秀，万叠云岚订壮观。
人文锦里气峥嵘，腕底风雷妙笔耕。汉剑龙腾朝灿烂，唐琴引剑夜飞鸣（张先生藏有汉剑和唐琴，自署居所为“汉剑唐琴楼”）。红心爱士劳三顾，青眼论文邃七情。整理乾坤新活计（指父亲劝其整理平生学问），好从人海订欧盟。 谦翁至契弥盛知音并订青峨之游赋诗以券焉并祈教政 癸卯（1963年）冬 江陵张圣奘再拜。”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争放高产卫星，不仅粮食每亩产量可以“上万斤”，连歌颂大跃进的诗歌也要“放卫星”，学校和地方各单位都要比谁写的多。因此父亲又被黄瓦街办事处请去协助办诗歌壁报。
父亲常去红光路茶馆喝茶，在茶桌上摆了一个写字摊，代人写家信和诉状，所得的“润笔钱”用来作为茶资和请母亲吃小吃用。他喜欢制作盆景，在星期天常常带我们兄弟去杜甫草堂旁边的楠木林中挖掘野生虎刺，拿回家后，再配上云竹、金弹子、虎耳草和奇石，做出一些雅致精巧的盆景，摆放在红墙巷住宅的花园中，朝夕侍弄观赏，还引来一些人前来购买。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班上家住农村的同学说，家里不煮饭了，公社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大甑子蒸煮饭菜，连过路的人都能随便吃，共产主义生活开始了！又全民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农村“青壮炼铁去”，许多田地撂荒无人耕种。我就读的成都七中各班级也在工字食堂内外建起了各式各样的炼铁炉，有“猪嘴炉”、“朝天炉”等等，昼夜不熄火，学生轮流拉架架车去北门八里庄运废铁回来炼钢。很快，到了1959年就开始出现粮食、肉类、副食品短缺紧张，并实行城镇每人定量配给制，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我的一个弟弟很聪明，发明了手工做钥匙链的方法。他从收荒匠手里买来废旧铜丝，用尖嘴钳扭成铜链，配上挂钩和铜环，用硫酸液浸泡后，再用井水搓洗，就变成金光闪闪的钥匙链，拿到火车站候车室内外出售，一条两元或5元，很快卖完。因为那时候扒手开始多起来，人们为防止钱包被偷，就用钥匙链套住钱包的拉环，挂在腰间的皮带上。
父亲也学会了做钥匙链，也亲自去火车站卖。人们也许想不到，这位白发萧萧的长胡须的老翁，当年竟是威震敌军的敢死队长和驰骋沙场的将军！想不到这小小的营生，居然极大的改善了全家人的生活，丰衣足食地度过了三年困难饥荒时期。
八、在“文革”狂飙中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破四旧”抄家打人之风炽盛，当时红卫兵来我家时，看见家里有周恩来总理写给父亲的亲笔信，不再气势汹汹，很客气的对父亲说：“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改造！”之后连续3年都安然无恙，殊不知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后，动乱已渐趋去平静时，却因为我的一个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弟弟和厂里造反派发生冲突，而遭该厂造反派报复，将吾家赶出家门，父亲珍藏的许多书画文物惨遭洗劫，全家移居成都西门车站后面的金鱼村居住。吾家住九栋三楼2号和3号。门外长廊中间有公用的洗衣、淘菜台和自来水。父亲很满意，可免于住在红墙巷时那种竹竿钩桶，从井中汲水之劳。更为意想不到的事，在“文革”极左气氛弥漫的动乱岁月中，这里竟是一派和谐安稳的世俗生活！邻居们都很友善，没有“积极分子”的监视，也从不通知开会学习。住房后面便是溪流淙淙的农村，天气晴朗时还可以看到西岭雪山。父亲写了一幅对联“窗临旷野风来远；家近郊原客到稀。”黄稚荃先生在街上遇见父亲和母亲，两亲家互问动乱以来彼此遭遇及儿女情况。当她知道父母移居金鱼村后生活安稳，还有做诗写对联的雅兴，非常欣慰，还夸奖父亲写的这幅对联。不久，她即托人给父亲送来两瓶北京“一得阁”墨汁作为“奖励”。
父亲作《移居金鱼村茶馀戏笔四首》：
（一）世事茫茫难自料，无端移住锦城西。窗临旷野风来远，家近郊原客到稀。（二）人生难得老来闲，野叟村童时往返。一幅窗前无墨画，宜睛宜雨看西山。（三）南窗寄暖北窗凉，冷热寒温共一房。最好清和新桂酒，春花秋月改文章。（四）舜不孝亲尧不慈，赫然盗跖哲人师。从来末世多狂论，意辨钟声未足奇。（盗跖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大盗。父亲此诗意在讥讽当时“四人帮”推崇法家，歪曲历史的荒谬。）
九、打倒四人帮以后
“四人帮”垮台后，国家拨乱反正，柳暗花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政府还发了红墙巷的住宅，父亲和母亲又开始参加西城区政协组织的学习。被平反后，1980年被聘为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办又致函父亲，请他继续撰写提供文史资料。父亲陆续提供《赖心辉传略》、《范绍增几点侧写》、《周总理在黄埔军校的德教》、《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经过情形》、《兵役署长程沛民之死》、《参加洪门的亲身经历》等稿。母亲也与父亲合作，撰写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回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烈士》，分别发表在《广东文史资料》和《武汉文史资料》上。
接着，1979年初罗瑞卿的长女罗峪华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王振贤同志陪同下，来成都拜望母亲。一进门，罗峪华便拉着母亲的手亲切地说：“陈阿姨，我父亲去逝前，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去成都看望您，他老人家总是叨念着：唉陈德芸还活着！解放后她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呢？”原来罗瑞卿一直认为我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已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牺牲了。及至打倒“四人帮”后，他看到当年迫害他时，专案组的材料中有陈德芸不顾威胁提供实事求是的证词，方知她仍在人间，且为人处事的准则和刚直不阿的人格不减当年。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夏天，忽然有两位身材高大，从北京来的解放军军官来吾家，气势汹汹地要我母亲揭发罗瑞卿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表现和罪行。母亲不懼威胁，以当年宣传组长的身份，据实陈述罗瑞卿的优秀表现。
罗峪华和王振贤用小车接母亲和父亲去成都东郊一座军用别墅（今五福村望江宾馆）小住一周，请母亲和父亲详述罗瑞卿青年时代在汉六期的这一段往事和当年军校的具体情况，用笔记录，又录音；他们返京后，父母亲又陆续寄去补充材料，再综合其他被访者如任白戈等人的回忆叙述，钩稽档案文献，由王振贤执笔，写成《罗瑞卿青少年时代》一书，1982年3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11月28日，父亲参加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四川分会成立会。这是当时西南地区一项重要的历史研究工作，由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省区共同商议，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四川省政协主席任白戈、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秀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院院长陈文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历史学家、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擅长诗词书画的韦瑞林先生（1912~1998）即席赋诗《参加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有感》：“三一年前扰攘天，神州遍处尽烽烟。西南军阀频勾结，亿万哀鸿岂偶然。曩昔风云皆变幻，今朝会议揭腥羶。要凭史笔作公断，后世深知今胜前。”
笔者（后排中）与双亲的合影
大会组织者请父亲作奉和诗。父亲即席口占《参加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成立会即席感赋七古一章》：“血雨腥风三九年，人间何处望尧天。外患几被除球籍，内忧元元似倒悬。一朝大地风雷起，人民欢乐坐江山。风云际会春秋笔，简册留与后人看。”
父亲和韦瑞霖的诗当即由会议秘书处打印散发与会代表。四川代表60多人中有许多老先生、学者都会写诗，之所以要请父亲作奉和诗，是因为父亲的诗才诗名已经为组织所了解。父亲文史功底深厚，尤喜作诗，早年即有《岁寒诗集》印行于世，颇得诗家如谢无量先生（1884~1964）、黄稚荃先生的赏识。犹记父亲游灌县，得奇石，请砚工琢成砚台赠谢无量先生。谢先生答诗云：“片石凭君作砚田，浮生似磨费周旋。端溪割紫聊同滑，歙岭嵌星未比坚。道德存心期守黑，文章脱手任成烟。不修边幅存真璞，相对神游太古前。”
1979年4月初，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汉学泰斗”、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1904~1980）率日本汉学家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4月8日到成都杜甫草堂参观，父亲与四川大学缪钺教授（1904~1995）等陪同参观。吉川幸次郎作《游杜甫草堂诗》：“客人去后几朝移，诗里江山尚昔时。况值尧封新宪日，都无变幻大王旗。光风应逐游人转，博议皆为笺注资。万里桥西潭北宅，顾听春雨慰幽期。”父亲作《奉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步原韵》：“神州仙岛互推移，并驾齐驱正及时。异代相亲衣带水，同心共举友谊旗。文章大块无畛域，风雅草堂绝妙资。呤罢华章订后约，樱花重放晤钟期。”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荣誉中度过一生，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与社会》、《陶渊明传》、《杜甫笔记》、《中国诗史》等，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1974年，郭沫若率文化访问团到日本，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为日本文化使节代表团回访中国。
父母亲常和黄埔同学陈季让、胡兰畦、先大启、杨国才、胡秉章、任星炳、姚国俊，以及篆刻家高少儒、画家刘既明等老友交往。
陈季让（1905~1988）是陈毅元帅的胞弟。陈家以孟、仲、季排行。大哥陈孟熙，二哥陈仲弘（陈毅），陈季让是老三，他们和堂兄陈修和称为“陈家四杰”。陈家兄弟虽然各自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危难之际却倾全力保护和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的陈毅。
在一次聚会中，陈季让赠母亲诗一首：“曾忆同窗武汉时，江山壮丽共支持。工农革命荣昭代，贫雇翻身鄙旧规。只恨当年缘法浅，惟欣晚景时相宜。羡君夫妇新天里，相与亲逢大治期。”母亲步原韵奉和陈伯伯诗一首：“谈兵纵武忆当年，欲挽乾坤共护持。汉上风云祛旧习，胸中韬略焕新规。何期大浪淘沙后，喜颂春风化雨宜。如梦如烟成往事，桑榆晚景勉相期。”
我对陈伯伯的诗中“缘法浅”不解，他笑着说：“这是恨自己当年未加入共产党，未像二哥（陈毅）那样为革命干出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因此遗憾。”应我的请求，陈伯伯还把此诗用苍劲的书法题写在我的纪念册上。
十、江楼千古望江流
1980年为庚申年，当年中秋节前，父亲收到中共市委统战部、成都市政协，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出的请柬，邀请参加9月23日晚7时在望江楼公园的中秋赏月茶话会。附精美的坐席笺，编号为3。组织上事先安排父亲在茶话会上朗颂诗作，以摄入电视镜头。
父亲作《庚申中秋怀海外旧友》诗，用隶书写在一张六尺宣纸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交。今夕复何夕，同度此良宵。钟山松柏长，两鬓各已霜。春花秋月夜，游子应思乡。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胜似春光好，万里共婵娟。当年游钓处，今日百花妍。神州山河壮，千里响杜鹃。”
9月23日，傍晚时分，市参事室派车来接父亲，又驶到盐道街接黄稚荃先生。黄先生也事先写好一诗：“良宵佳宴桂兰丛，渺渺予怀秋又中。楼外江流通淡水，楼头明月照基隆。金瓯在手宁容缺，游子离家讵克终。遥想台澎庆佳节，天涯倦客此心同。”
椐当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凌锡无同志讲，这是打倒“四人帮”后，成都市第一次举办的中秋茶话会，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参加，还请来了歌唱家郎毓秀、川剧名演员周企何、北京著名相声演员赵振峰、赵世忠表演节目。
这是“拨乱反正”后一次盛大隆重的聚会。傍晚，园内张灯结彩，华灯齐明，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记者、摄影摄像师早已等候在园中。
据黄稚荃先生和凌锡元同志回忆，父亲步入园中时，市委书记熊宇忠迎上前去，紧握父亲的手说：“恭喜您，刘参事！”原先是省上准备聘任父亲为省府参事，经熊书记的建议和要求，改任市府参事。因父亲系黄埔三期生，长期在军校任高级教官，又曾留学日本，虽年届八十高龄，但身体健朗，头脑清晰，多才多艺，作相应的政治安排，有利于开展对台统战工作。
岂料父亲在茶话会开始前即中风倒于园中，被市电视台记者余构文发现扶起。此时父亲尚未完全丧失意识，他将准备在晚会上朗颂写在宣纸上的诗交给他；华西医科大学曹钟梁教授旋即跑来施救（曹教授也应邀出席晚会），市委统战部赵炳耀部长派人派车并亲自急送川医（今华西医院）抢救，稍后即病情恶化，于当晚零时逝世。
父亲灵堂设在红墙巷15号，生前好友纷纷前往悼唁。陈季让先生作挽诗《克谦学长逝世纪念》：“献身北伐建奇勋，黄埔同窗羡使君.总理垂青留巨影（指父亲参加第二次东征有功，周总理赠照片当面奖励之事），刘郎深感遇知音。兵机莫测苴缭业，友谊推重管鲍情。四世同堂皆建树，多年宦海共浮沉。诗成珠玉开前境，笔下龙蛇失旧型。同沐恩波兄早逝，哀哀老友恸哭声！”
任星炳先生（黄埔六期，军校教官，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的挽诗为：“（一）五十年来患难交，扬鞭跃马洛阳桥。连天烽火芦沟月，血雨腥风满战袍。（二）卌载生离两不知，归来白发又题诗。草堂旧地重回首，笑指梅花说成痴。（三）热泪纵横哭逝翁，望江楼上感恩隆。那知跨鹤先期去，遗恨台湾未大同！”
与父亲同时被任命为市参事，又是父亲在南京军校共事的胡秉璋先生的挽诗为：“紫金山顶欣聚首，芙蓉城里别音容。昔日玄武同欢乐，今朝望江与人愁。身世茫茫难自料，空花朵朵付东流。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能到土丘！”
罗瑞卿长女罗峪华与解放军总政治部通信部王振贤（《罗瑞卿青年时代》的作者）给市政府参事室刘骞先生治丧小组发来唁电。罗峪华又专函慰问母亲：“德芸阿姨：惊悉刘骞叔叔不幸逝世，十分悲痛，请阿姨节哀，不要过于悲痛。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还要打起精神来，多给后代写点历史回忆录，以给后人留下精神食粮。自然的发展规律是无情的，人老了总归有这一天。因此望你多保重身体。妈妈重病在身（肺癌），不能前往参与刘叔叔的葬礼，同时她也不在北京。我一定写信告诉她这件事情。我现在正赶翻译一篇稿子，因为《译丛》杂志要的，时间有限，也不能前往。对刘叔叔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阿姨表示亲切的慰问。 祝秋安 罗峪华80.9.29”。
10月3日，市政府参事室和市委统战部举行追悼会。市参事室刘益民主任致悼词，肯定父亲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特别指出父亲“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赞成拥护……积极参加省、市、区政协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吟诗题词，颂扬大好形势，并不辞辛苦，收集情况，撰写四川、广州等地有关文史资料……虽年逾古稀，仍念念不忘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经常撰写对台稿件，直到临终前夕，还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宣传活动，为党和人民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父亲突然谢世，对母亲打击很大。但她仍振作精神，强忍失去50多年伴侣的悲痛，积极参加省、市、区政协和省、市妇联组织的活动。1981年8月18日，东北烈士纪念馆致函母亲，请母亲为该馆正在编撰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传记提供详细的回忆资料。母亲口述，由我整理的《回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烈士》一文发表在《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6辑。
1981年10月6日，母亲参加四川省妇联和省政协妇女组联合召开的各界妇女座谈会，母亲在会上发言（见《四川日报》1981年10月7日第一版）。
大革命时期，茅盾（沈雁冰）先生（1896-1981）曾在武汉任《国民日报》总编辑，兼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指导员，他常常带领女兵上街作种种宣传，在其早期著作《动摇》中有“不带男兵带女兵”的诗句即指此。1980年10月，我给茅盾先生寄去母亲应广州博物馆纪念馆所写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游曦烈士》，当年11月26日和12月21日，茅盾先生的儿媳妇陈小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给我覆信，说沈老已看了母亲所写的回忆录，他十分感谢。
1982年元月19日，母亲应邀请参加省、市妇联、省、市政协妇女组联合举办的各界妇女迎春茶话会，并有会上赋诗发言。鉴于当时城市的主要燃料蜂窝煤含硫量太高，污染环境，母亲在西城区政协提出第62号提案，得到西城区第一商业局的重视，1982年3月12日复函：“决定调整现有蜂窝煤生产车间，扩大低硫煤的生产，保证质量，以减少城市污染。”
杨尚昆的亲戚杨尚植住在红墙巷，是吾家的邻居，他和母亲相互关照，常一起去西城区政协（当时在西玉龙街）参加学习或开会。我也曾陪母亲去看望亲家（我大姐运慧的干妈）黄稚荃先生……。
1985年9月14日，母亲去世。罗峪华从北京发来唁电：“惊悉德芸姨娘逝世，十分悲痛！愿她老人家安息。望你们全家节哀！”双亲挚友，在抗战期间把窄巷子48号住宅借给吾家居住8年的乔诚先生前来悼唁题词：“佐夫教子育才，爱国堪称楷模。”黄埔同学任星炳（1904~？），挽诗云：“难忘革命忆萍踪，女将如云意气雄。黄埔精神忧国泪，相夫教子满门忠。 德芸同学贤嫂千古。”
双亲合葬于成都凤凰山公墓，当地人呼为“将军墓”，墓碑两侧照壁镌刻着父亲在1978年所写的两首《金婚感赋》诗：
五十韶华付等闲，分明非梦亦非烟。
悲欢离合闲滋味，辛苦艰难失旧颜。
红袖添香虚夜月，画眉韵事愧当年。
金戈铁马空回首，鹤发童颜仔细看。
汉上欣逢金石交，状元春色上眉梢。
高歌不用空回首，凤翥龙翔处处娇。
双亲合影（1980年）
参考资料
1、《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2、《黄埔军校第三期生研究•刘骞传》，陈予欢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3、《罗瑞卿青少年时代》，王振贤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4、《新都县志•刘骞传》，1994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5、《涪陵市志•陈德芸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父亲给省、市政协统战部所写有关材料及双亲撰写的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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