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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少将：论朱德在“茂芝会议”前后的历史贡献

发布日期：2017-07-20 12:00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刘建 管严
    “茂芝会议”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南昌起义军面临着严峻考验，朱德等领导同志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撑危局、凝心正向，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感染部队；以丰富扎实的革命实践科学决策、正确判断；以勇于担当的开拓精神整饬部队、重塑体系，给人心涣散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带来了新希望，为新生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北伐部队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而，在反革命势力联合围攻下，南昌起义部队受挫。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行动中，朱德先是担任南下先遣司令，成为开路先锋，接着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和第九军教导团配合其他主力在瑞金、会昌与国民党军激战，打垮了敌军两个师。随后，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其中由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等率部镇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转战潮汕。三河坝一役，起义部队余部在朱德指挥下血战三天三夜，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的任务。后来，为保存实力与南下主力会合，朱德命令部队有序撤退，到达饶平得知主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当即在饶平的茂芝村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起义军南下部队军事决策会议，史称“茂芝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后，朱德以令人钦佩的革命坚定性和对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及正确主张，冲破千难万险,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对保存、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作出了不朽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
    一、朱德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凝聚人心、感染部队，给人心涣散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带来新希望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经受住各种考验、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正是凭借着铁一般坚定的革命信念，朱德带领着人心涣散的起义军余部走出困境，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
    立场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南昌起义之后，反革命势力对起义部队进行联合围攻。随后，起义军向南下广东，计划依靠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基础及出海口得到外援占领广州，重整旗鼓再行北伐。然而，当朱德带领的从三河坝撤出的起义部队余部按计划进入广东饶平时，却得到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已经失败的消息。一时间，部队官兵心情沉重，思想混乱，很多人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粟裕同志曾回忆到：“这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从内部看，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下，不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相当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作为这支孤军的统帅，关键时刻肩负起了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在“茂芝会议”上，他掷地有声地说：“主力失败了，我们也吃了败仗，但是，革命没有完，革命仍然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我们一定要保留下来。”在天心圩，他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讲：“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后来陈毅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正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
    紧抓关键，克服悲观防溃散。一支部队的指挥员是部队行动的中坚力量, 肩负着把方向、聚力量的重要责任。1927年10月6日早晨，当起义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赶到茂芝，带来了十一军、二十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时，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一些指挥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甚至出现了“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的窘状。紧急关头，朱德当机立断，召集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等几位主要领导参加的碰头会，对形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分析。朱德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急需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我们不怕暂时的失败，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受到锻炼，以利今后再战。因此，我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政治动员，扭转士气，重新把官兵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碰头会的几位领导听了朱德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后，表示马上去做思想教育工作，把军心安定下来。当天晚上，党团会、骨干会、班务会相继召开，部队出现了正气上升的新局面，大多数人愿意听从朱军长指挥，跟党走，一些失败主义者的悲观论被压下去了。茂芝会议之后，针对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共产党员仅有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的具体情况。为更好团结力量、凝聚人心，巩固基层，“朱德还重新对党、团员进行了登记，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经过调整，党、团员被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基层的领导。”可以说，正是由于朱德在危险时刻、危难关头的挺身而出，才让这支队伍尤其是指挥员看到了光明，焕发了斗志，也正是抓住了干部、骨干、党员这几个关键环节，义无反顾的继续革命才成了这支队伍的精神依靠和内心自觉。
    保留火种，明确目标固军心。革命目标能否取得成功，与革命目标能否被认同密切相关。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还包括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第25 师、第9 军教导团以及从潮汕退下来的第20军教导团等部队。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军事干部会议，在听取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的情况后，会议围绕要不要继续举起革命旗帜，保留南昌起义革命火种展开了激烈争论。朱德不同意有人提出的主力部队都失败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坚持的错误主张。指出，主力部队虽然在潮汕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还在，革命武装仍在继续，我们这支从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完整队伍，仍有一个整师两千多人，一定要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转兵的途中，他还指出：“要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在上堡，朱德针对少数人以募款、缴获为借口中饱私囊的问题，明确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募款和缴获的权利。在部队在转战至江西信丰的过程中，发生了少数战士抢当铺的情况，朱德则果断处决了3名带头违反群众纪律的士兵。在天心圩，部队由于失败情绪蔓延，有人甚至提出“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主张。为避免消极思想和行为对部队产生不利影响，朱德清醒地认识到，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帮助这部分人实现思想转化难度很大，他决定采取自愿原则，对部队官兵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当时有300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军官和士兵选择离开，剩下了七八百人。”就这样，一些意志不坚定的离队了。而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都是自觉奋斗的中坚力量。这其中的许多人如肖克、杨志成、赵镕等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朱德以丰富扎实的革命实践科学决策、正确判断，确保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朝胜利方向不断前进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朱德同志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茂芝会议”前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引下，部队精神面貌才焕然一新，战略选择才科学准确、斗争方式才更符合实际。
    战略方向选择正确。方向是指引道路的关键因素，方向正确，则前途光明；方向出错，则南辕北辙，甚至陷入穷途末路。在“茂芝会议”上，朱德依据情况发展变化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这个科学决策，为部队走出困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何“隐蔽北上”，粟裕曾经回忆说：“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即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为何“穿山西进”，正如朱德同志在“茂芝会议”上分析的：韩江以西已全部被敌人占领，不能去；东边临近大海，没有发展的余地；主力已在潮汕失败，也不能往南；部队只能从敌人的空隙中前进，即从茂芝东北“穿山西进”。而关于为何“直奔湘南”，朱德则认为“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群众基础好。而且在军阀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湘南地区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地方，也是建立“立足点”的最好去处。”“部队还可以从饶平西部穿过福建平和绕往湘南，可以甩开从潮汕、大埔包剿而来的国民党四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险境。”正因为朱德对部队所处的大环境了如指掌，对各方向敌情胸有成竹，才在“茂芝会议”上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
    战法转变适应形势。朱德率领的起义军指挥员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在黄埔军校学习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正规战，起义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的打法。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在三河坝阻敌时，就面临着敌五个师近四万多人的合击，到达饶平茂芝后，更面临着近五万敌军的追击和“围剿”，起义军余部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起义部队只能避强击弱向山区转移寻找出路，也只有改“正规战”为“游击战”才能更好的保存自身、消灭敌人。作为饱经战火洗礼的带兵人和指挥员，朱德很早就开始注意游击战争，并且认为游击战争是最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早年在川、滇军同北洋军阀作战时，朱德就积累了游击战丰富的作战经验。犁铺头练兵时，他还亲自给部队上课，依据亲身战争经历以及在德国、苏联所学的军事知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给部队传授游击战心得体会。上堡整训时，他不仅向部队传授游击战争的经验与知识,而且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模拟训练，通过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起来展开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创造新战术,使部队适应客观要求。通过一系列学习和实践，朱德部队的广大官兵提高了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初步熟悉了各种游击战术要求，逐渐适应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思想和打法的转变。之后的坪石大捷、山庙伏击战、大铺桥战斗等胜利，更显示出游击战术原则的威力和正确性。后来，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由于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做好统战工作是我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更是朱德带领起义军余部走出绝境的重要武器。朱德与时任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旧交，早年，两人一同进入云南讲武堂，并肩参加了辛亥革命，还曾经同为滇军将领，共同生活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来，范石生居国民党军要职，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所以蒋对范早有戒心和恶意。正因如此，早在南昌起义前，我党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统一战线关系。朱德还在南昌起义前与范石生联系要求他带部队参加起义，由于范当时持观望态度，既未能参加起义部队也未出卖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受挫后，起义军余部进至上堡，朱德便写信给范石生讲明当前革命形势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希望得到帮助。范即答应“愿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后来，起义军余部得以“冒用”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并使起义部队解除了困境，部队不仅得到了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品，而且也得到了休养生息。在保证在原建制不变、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达到了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的目的。后来，蒋介石电饬范石生要求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范石生却第一时间通知朱德撤离，并给朱德部送去银圆和枪弹，以示友好和诚意，尔后才有了起义部队在湘南的扩大和发展。正如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所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
    三、朱德以勇于担当的开拓精神整饬部队、重塑体系，为新生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朱德既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注重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这是朱德带领部队突出重围、夺取胜利的重要原因和致胜法宝。
    注重思想建军。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是我军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和重要保证。八一南昌起义军是我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起义军原都是国民革命军，虽在北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实际领导权还掌握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国共合作时期，我党的干部已分布到各部队，运用我党的政治工作方法，鼓动部队东征北伐，但毕竟我党当时尚未处于独立领导部队的地位，其思想建军作用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饶平茂芝后，当得知我主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不少人都出现了低迷情绪，有的甚至产生了“路向何方”“解甲归田”的消极思想。为此，茂芝会议前后几天，朱德、陈毅、李硕勋等党的领导，尤其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充分运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的方法，讲共产党的理想，讲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运用卓越的政治工作本领，深入战士中做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了我党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在后来的“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过程中，朱德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用革命的道理教育官兵，使大家认清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正如他后来所说：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重要的是靠红军的政治觉悟、政治影响。
    注重秩序整饬。茂芝会议虽然确立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正确路线。然而，一连串失利引起的悲观情绪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革命火种随时有熄灭的可能。为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在后来向湘南进军途经赣南的过程中，朱德适时地对部队进行了整饬，通过“赣南三整”才使起义军余部从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真正得到了稳固。在天心圩，朱德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用共产主义来教育官兵，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革命前途，坚定了革命信心。在大庾，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朱德对部队的党团组织加以整顿，不但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还成立了党支部。同时，对这支不成建制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以便于指挥、作战。在上堡，朱德主持整顿部队纪律，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设立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再者，他还认真地抓了军事训练，为部队由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转变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是在起义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团结同志，巩固部队的作用。其作法是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朱德曾谈到：“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这一系列对部队的整饬，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后通过“三湾整编”建立新型人民军队一样，其意义是深远的。
    注重经验总结。善于总结是夺取胜利的重要条件，在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找立足地的同时，朱德就对以往战斗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在茂芝会议上他指出：“南昌起义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南昌起义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在天心圩召开的部队全体人员大会上他还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针对部队在战斗中建制被打散、人员变化大的具体实际，在大庾整编中，朱德取消了已被打散的“军、师、团”建制，把军级编制的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共编成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关枪连，编余的军官集中组成干部队，实行统一管理。针对起义军在阵地战、正规战中屡屡受挫的实际情况，他在组织部队进行游击训练之余，号召部队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分散到各个农村中去，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收缴地主的武装、组织群众分掉地主的粮食和财物，从而逐步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打仗的方法，开始学会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为这支部队最终摆脱困境。后来，朱德不断把总结的经验教训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坪石大捷、决战大铺桥、攻克耒阳、智取宜章等战役战斗和“湘南暴动”的胜利，最终于1928 年4 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局面。
    每一阶段历史的发展和前进总会有支撑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茂芝会议及其前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在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关键历史节点发生的。而此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特别是我党我军实现重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更是对我党我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朱德同志在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和历史的转折点中，总能坚持革命到底的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成功的正确方向、坚决维护革命领袖的正确领导，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朱德同志在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刘建：朱德外孙、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某部少将；
    管严：朱德战争年代贴身警卫管开智之子，解放军某部大校。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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