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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妈妈:岳老太太

发布日期:2017-07-31 13:29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傅晓芳
    我的养母岳琴是位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女红军,她的经历和人品都受到大家的敬重。人们除了称呼她的职务之外,还常常亲切地叫她“岳老太太”,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慈祥地微笑点点头。容中流露的眼神和一排整齐的牙齿还能让人感到这个“川妹子”当年的美丽。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参加红军的故事: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路过妈妈的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动员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参军,那时的群众并不知道什么是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服穿,19岁的舅舅报名参加了红军。恰好红军要出发时,舅舅去赶集卖柴,没回来,乡里的干部就让妈妈“顶替一下”,妈妈说,那时她14岁,个子不到一米五,体重才七十多斤,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就跟着队伍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出了一百多里地。开始的时候妈妈边走边回头,老是盼着舅舅能赶上队伍换她回去,但是舅舅没能赶上队伍,妈妈就这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当上了“红小鬼”,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和所以经历长征的幸存者一样,妈妈说能活着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奇迹。妈妈回忆过雪山的经历,觉得很痛苦,因为有不少战友牺牲在那里。在海拔几千公尺的山上,常年积雪不化,寸草不生。寒冷叫人感到浑身骨头都被冻酥了,随时碎掉。严重的缺氧头要炸开一般的巨痛,气都喘不上来。妈妈说,战友们相互依偎,搀扶,一些大姐把她搂在怀里,帮她挡寒。因为坡陡路滑,有的战友滚下深渊,有的掉进雪坑被活埋,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倒下,只有流泪和心碎。说到过草地,最危险是烂泥潭,远看象一堆草,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亲眼看到战友陷到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没有了。妈妈总是忘不了她的同乡吴朝祥,“如果不是你吴妈妈背我,我早就没得啰!’’   
    我后来看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文学、影视作品,我相信妈妈说的这一切。我从内心感慨: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所有女红军,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作为个体的生命,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长征及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让妈妈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也锻造了她不畏牺牲,不惧艰险,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
    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妈妈开始在部队医疗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为培养她,多次送她上学习深造。一九五四年妈妈进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学习。妈妈从小家境贫苦,从未读过书,目不识丁。还是在延安参加文化补习班学习,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五十年代初虽然也参加过医校培训,但仍然底子很薄。妈妈形容这次学习是自己的“第二次长征’’。她说,刚开始就象读天书,很多东西听不懂也记不住。是啊,这些课程对妈妈来说,真是太难了。例如解剖学里错综复杂的血管、神经、肌肉、骨骼,几百上千个名称需要记忆;还有药剂学中复杂的化学公式和一堆曲里拐弯的拉丁文...…妈妈说,课堂上笔记记不下来,课后就向同学借笔记补抄。好在那时有几个学生兵的同学,文化程度高,也很乐意帮助这位红军大姐。妈妈明白除了同学帮助,很重要还要靠自己“强攻’’,就是用死记硬背的笨办法。妈妈回忆,那时重庆夏天又闷又热,蚊虫也多。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她就悄悄地拿上小板凳,到校园的一个宣传橱窗前背书,这里的灯是长明的。有时到了下半夜实在困了,她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干辣椒,咬一口嚼一嚼,辣得嘴巴和舌头火烧般的痛,眼泪鼻涕一起流。妈妈原来能吃辣椒,但这以后变得怕辣了。
    妈妈为了记住人体解剖的部位名称,独自一人一次次去尸体标本室,一边看书、一边摸着标本上的肌肉、血管进行记忆。时间长了,手指头被福尔马林药水染得僵硬和麻木。后来我在部队医院护士训练队学习,也有人体解剖学课。记得第一次走进尸体标本室,尸体标本给人视觉和心理带来的恐惧,福尔马林药水刺鼻的气味,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兵吓得眼睛都不敢睁,有的甚至吓得跑出去,就别说用手去摸那些肌肉、骨骼了。对比妈妈当年为了学知识是那么勇敢执着,真让我敬佩。妈妈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跟上了“大部队’’,在毕业考试中,有多门功课取得了五分的好成绩。(当年是五分制)妈妈的“第二次长征”以胜利告终,她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红军女战士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意志力!
    妈妈的长征精神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1988年,我以初中文化程度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从小到大我的印象中,妈妈很受大家尊重,威信很高,人们赞扬她用的最多的词“好人”、“好领导”。尽管岁月过去了几十年,妈妈的部下回忆和她一起工作的那段往事,依然那么记忆犹新那么动情。
    1963年春天,某部一名战士站岗时被蛇咬伤,送到急诊科时已经面如茶色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院没有抢救用的抗毒血清,求援的电话打遍了武汉当地各大医院竟然一无所获。情况万分紧急!妈妈火速向上级领导汇报提出建议:立即向广州军区部队医院求援!她得到支持。武汉一一广州两地部队一场生命救援大接力开始了!妈妈的办公室成了指挥部,她通过广州的战友紧急寻求救治蛇伤的专家和抗毒血清。那日,她和同志们守候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消息,顾不上吃饭和休息。终于广州传来好消息:蛇王专家请到了,抗毒血清也有了!卫生部联系了空军方面,派专机护送专家和药品直飞武汉。
 武汉王家墩军用机场,妈妈和两名医护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专家走下飞机,妈妈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的战士有救了!他们从机场火速赶往医院,下了车几乎是一路跑步冲进抢救室。
    专家立即指挥用上抗毒血清。这救命的药啊,随着液体一点一点输进战士的体内。一个小时过去了,战士脸上慢慢泛起晕。战士终于苏醒了,医护人员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一周后战士康复出院,部队为医院和门诊部送来感谢信和锦旗。那位战士在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喊了声“岳妈妈”然后站得笔直笔直地献上一个郑重的军礼。  
    妈妈多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铺张浪费,平时穿着也很简朴。不了解的人恐怕还以为她“小气”呢!但我了解妈妈自己很节俭,但对人很大方,特别是对有困难的人愿意倾囊相助。
    我上初中的那年夏天,在家曾目睹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伯伯在我们家哭得很伤心,妈妈一边安慰他,一边拿出钱塞给他,推让了半天,伯伯才收下钱。后来我听说这位伯伯是妈妈单位的职工,本来老家就很穷,不幸又遇上发洪水,房子、财物、庄稼被冲得一无所有。妈妈拿出了三百元钱帮助他。那时人们工资收入不高,这笔钱是不小的数字,是妈妈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啊!
    1991年3月2 1日,武汉的早春非常寒冷,妈妈在这一天走完了她的人生。那时还有四个月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妈妈没有等到这一天。妈妈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肺心病引起呼吸困难,让她无法平卧,只能终日半坐着。在妈妈弥留之际,从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中,我听到了她给我留下的最后嘱咐: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伤心极了,把满是泪水的脸紧紧贴在妈妈脸上,在她耳边说:妈妈,我记住了!
    武汉九峰山,我们把妈妈的骨灰安放在这里,立了个似纪念碑的墓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巴山蜀水养育巾帼英雄女,五十余载献共产主义英烈魂。
    2017年清明前夕,我再次来到九峰山给母亲扫墓。摆上水果,献上鲜花,点上几柱香,深深地鞠躬,心里说着:妈妈,女儿又来看您了!抬起头,看看墓碑周围的松柏早已经长得高大茁壮。二十多年了,它们替我们陪伴妈妈,也护卫这里的英灵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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