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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香港回归

发布日期：2017-08-01 15:32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刘炳峰
    据史料记载，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两次途经香港，后来便一直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但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像关注着祖国每一片国土那样，毛泽东始终关注香港、重视香港，很早就开始设想和谋划香港的未来蓝图了。他是香港现行体制的实际设计者，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维护者。他在香港问题上的许多战略性思考，为后来顺利实现香港回归奠定了政策、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基础。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在这一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特撰此文以纪念为香港回归作出卓越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开国元勋们！
    （一）早在解放战争国共鏖战正酣、我党执政地位尚未确定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设想
    香港问题是近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的产物。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又趁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称“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
    通过上述三个条约，英国殖民者在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时间里，先后侵占了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那时起，历届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从未明确承认过。期间，国民党政府曾经做过几次努力，企图收复失地，但也只是试图废除对九龙的租借，并未提出收回香港主权要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要求与努力，也终因“弱国无外交”和连年的军阀混战等原因而未果。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又提出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的要求，想趁机收复香港，但因英方提出了同样要求，美国站在英国一边，而使英国重新获得了对香港的统治权。不久，蒋介石挑起了国共内战，开始忙于“国内戡乱”，于是便无暇顾及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住在延安窑洞指挥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却将关注目光投向了香港，并提出了将来我党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看法。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与西方记者哈默、罗德里克等人的会谈中，专门谈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这是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发表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意见。看似寥寥数语，但却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尊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将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与设想。它是毛泽东在其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洞察力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缜密分析而作出的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不仅为我党其他领导人阐述党的对港政策确立了总基调，也为建国后我们党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脚跟，灵活机动。”这一指示，尽管并非直接谈的香港问题，但却为日后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它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这与毛泽东两年前表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有关思想的一个规范性表达。
    （二）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香港城下，毛泽东权衡利弊，最后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定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横扫广东大陆，兵锋直逼深圳界河畔。此时生活在对岸的香港人惶惶不安，先期逃到那里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和工商阶层也都纷纷开始作逃离准备，英国朝野上下更是大惊失色。然而，正当收复香港在军事上易如反掌之时，毛泽东思忖再三，最终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于是解放军的脚步停止了……
    毛泽东此时没有下令一鼓作气拿下香港，绝不是害怕港内驻扎的万余名英军，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早在1949年年初“国共胜败大局初定”时，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的谈话中就曾指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的原来地位，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可见，暂不收回香港并非是毛泽东的一时动议，而是事先经过了充分酝酿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有他更为深远的战略考虑。
    在毛泽东看来，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新生政权的全面封锁，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同时把香港留在英国手里，还可以分化瓦解西方反华势力集团，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跟得太紧。此后不久，周恩来的一次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这一决策的感悟与诠释。周恩来说：“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里的象征。在这个范围里，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英美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比收回好，也比落入美国人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的太紧，靠得太近。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
    同时，暂不收回香港还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在当时西方对我进行经济制裁与封锁的情况下，使香港成为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转运港。周恩来解释道：“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站和桥头堡。”“这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香港提出的“暂不收回，维持现状”政策，有着长远的战略利益考量，它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
    后来，国际上有些共产党组织，对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上述政策，感到不甚理解。有的甚至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批评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毛泽东作了明确的解释和回应，他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毛泽东又说：“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到了6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过去10年对港工作的经验教训时，又结合新的形势，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工作总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回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工作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多次发表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成熟时，经过谈判和平解决。
    应该说，我国当时奉行的香港政策总体是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并与新中国通过谈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因此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才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渠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应该说，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它本身也因背靠祖国而获得快速发展，并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三）文革期间，面对国内“收回香港”呼声和岛内激烈的反英活动，毛泽东下令禁止暴力行为，坚持对港物资供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进入50年代以后，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出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香港的新政策。1957年，毛泽东强调：“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
    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当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三项原则：第一，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长期不变的方针。第二，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保持其繁荣稳定的方针。第三，把香港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进行合作。这一原则，实际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本家在内的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这其实也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打下了基础。
    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再次提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同年，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再次强调：“我们不谈香港问题。”言外之意，还是要继续维持目前香港的地位不变。
    进入60年代，为切实落实毛泽东关于“维持香港现状不变、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精神，我党在一方面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现实外，另一方面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以十分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人民各种生活必需品等。即使到了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异常困难时，这种供应仍然没有间断。
    1962年，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我国外贸部和铁道部为适应供应港澳鲜活商品“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要求，开通了编号为751、753及755的三趟快车，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每日满载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香港。此前，内地输港鲜活商品靠零散货物列车运送，运载时间长，作业环节多，线路不固定，设施不配套，因此沿途活畜禽死亡率高，鲜果时蔬腐烂多。“三趟快车”开行后，铁路部门制订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一保（保车源）三优先（优先配车、优先装货、优先挂运）”，除了中途加水外沿途一律不停。因此，“三趟快车”的开行扩展了对港澳市场的供应范围。由此，内地除西藏、宁夏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同担负起对港澳鲜活冷冻商品的供应任务，标志着对港澳供应“举国体制”的最终形成。
    同时，从1962年秋至1963年夏，香港地区出现了严重缺水局面。为解决香港人的吃水问题，广东除允许香港派船只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外，还同意由深圳水库增加供水317万立方米，并决定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从东江引水供给香港。这项工程1965年完工后，基本上解决了香港人吃水用水难问题。
    另外，在此期间，随着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市民对生活日用消费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比如，过去每当鲜活商品供应不足时，一般市民多以干货和腊味作替代品，但后来却难以满足一般市民的需求了。而此时广东提供香港市场农副产品的珠三角地区，自然条件几乎与港澳一致。因此，每当香港自然灾害发生，珠三角的相关产品也同时因灾而减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对港澳市场的供应，便成为交通（特别是铁路）、商业（供销合作社）、粮食、气象、农林水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稳定的货源供应，事关每个普通香港民众的生活质量。这项工作做的好，有利于争取民心民意，增强港人对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日后港澳顺利回归准备了条件。
 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陆对港澳的日用品供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与冲击。196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除了有些严厉的措辞外，还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颤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于是，在8月21日北京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就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22日，一些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即使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问题上仍然是极其理智和冷静的。
    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革”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对于岛内的抗议活动，周恩来坚决予以限制。当时有人提出要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内地红卫兵，和港内红卫兵一起开展反英活动，也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是与毛泽东的此时态度完全一致的。
    但是，直到1967年9月初，毛泽东直接下令“禁止香港暴力斗争”后，香港左翼势力才接到国内指示，鸣金收兵，岛内反英活动开始明显减少。到年底时，香港事态基本恢复正常。但即使是在这种混乱形势下，由内地供应到香港的水、食物、原料等却未曾间断，并没受到任何影响。
    因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发表评论，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其实，更确切地说，当时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决策的结果。
    （四）七十年代，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谈到香港问题，达成了“1997年双方平稳交接”的意向，并将此重任交给了邓小平
    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建交，中英关系也日臻密切起来。不久，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之香港新界“租约”期满的日趋临近，我国在继续坚持对香港既定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开始明确提出“解决香港主权”的问题。也就在此前后，联合国曾一度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使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这意味着，港澳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或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1972年3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化’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同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港澳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英国保守党领袖、政府首相希思。在会谈中，毛泽东自然谈到香港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当时都在现场。据希思事后回忆：“……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 ”希思当即代表英国政府作出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下旁边的周恩来)就不在了。”接着，毛泽东又指了下身边已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吧! ”
    两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又同希思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当希思离开北京准备回国时，毛泽东见到他，半是幽默半是调侃地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 ”周恩来也微微一笑：“我们都要来! ”可事实上，希思却成了当时在场的双方领袖人物中经历“香港回归”的唯一见证人。
    （五）由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率先提出，后经周恩来归纳总结的“一纲四目”，为日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时，随着新界“租借期限”的越发临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更加迫切，时机也更为成熟了。于是，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希望双方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谈判。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也表示希望与中国商谈1997年后香港的安排问题。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在以后的谈判和协商中，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思想和思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构想。后来，按照中英双方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将“一国两制”固定了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有关解决港澳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解决台湾问题，针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设想和意见。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将这些思想意见加以归纳和总结，并称之为“一纲四目”。
    “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则是:(1)台湾统一于中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内容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一纲四目”主张是十分相似的，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借鉴和演进关系。
    就这样，随着香港回归及香港特区第一位行政长官的产生，以及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的成立，香港的民主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香港进入到“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
 
    本站编辑：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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